毛泽东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1］275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短短7年时间里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繁荣的新国家，是因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协调社会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转变，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认真总结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对于当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凝心聚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重视理论教育，注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培养社会新人

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根本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理论教育关乎这个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关乎这个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因此，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理论教育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将变成一种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变成物质力量。”［2］理论教育是使马克思主义贴近群众，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精神武器到物质武器转换的中心环节。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全面转型时期。随着新政权的诞生及阶级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积极、健康、科学、进步的思想意识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消极、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仍影响着人们。在这个转型时期，用什么思想来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是这段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党中央明确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全党必须明确，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3］

党的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和教育全国人民。《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已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4］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5］。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我党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是要克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反动思想及买办思想对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的影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摧毁“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受苦”的旧世界和建设“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世界的行动指南，产生对新的国家政权的支持与认同意识。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任何的阶级它产生出一种思想，对国家、对社会它不是没有目的的，它要竭力地巩固新的基础，消灭旧的基础，它要竭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和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它既然领导中国人民，告诉中国人民一条出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它就不能停止在这种状况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种思想可以停止了，可以休息了……随着我们国家的继续前进，我们的思想也就一天比一天担任更多的新的任务。”［6］在过渡时期，虽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文件和会议都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但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是持续不断的。

建国初期，党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既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一贯做法的延续，也是出于执政的现实考虑。为满足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对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要求，中共中央在1951年2月至1955年7月间，先后4次发出通知，提出了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具体要求，并在1951年10月至1953年4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3卷，作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教材，极大地推动了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深入和发展。

当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

二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导向、服务和保证之能动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均属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一方面，党的中心工作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中心工作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二者的辩证关系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必须同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建国初期，党的中心工作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此，党在整风整党运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在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中加强对人们的阶级意识教育，借助抗美援朝的契机及时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充分发挥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工作的服务功能。

散会后，大家一起到二楼的餐厅聚餐。席间，齐眉给每人分发了一个红包。高潮拿到红包后，心里直痒痒，瞅个机会跑到卫生间，偷偷地打开红包，一看，壹仟圆，心里美滋滋的。高潮不想喝太多的酒，就赖在小隔间，坐在马桶盖上把玩手机耗时间，反正这里也很干净，一丝儿异味都闻不到。不大会儿，就听到外面两个小便的人在交谈。一个说，乖乖，好大方，红包就装了贰仟圆。另一个嚷嚷道，这狗日的梅董也太狗眼瞧人低了吧，只给了老子陆佰块。高潮听第一人说的时候，心中就诅咒了梅宏图几句，待第二个人的话一出口，高潮登时心平气和了。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中心工作的能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国初期党正确把握和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与各种思想多元共存的关系，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批判落后的小农思想，坚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残余做斗争，同时也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针对思想文化多元并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对不同阶级阶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比如，对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提出：“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会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8］74这就是说，党一方面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在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前提下，允许知识分子中唯心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党是尊重这种思想差异的。再比如，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可以对他们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但要整个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建国初期不能做到。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既然允许资产阶级存在，就必然要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但须有一个前提——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即私营工商业者中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当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存在，并不意味着让其泛滥。

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与教育对象的物质利益需求结合起来。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行为科学认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地满足某种需求和愿望，没有需求和愿望不可能形成人的主观动机，也就不可能产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行为。这些科学原理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充分重视教育客体合理的利益需求，从利益动因上去分析和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及其行为产生的根源，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与教育对象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科学性和实效性，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

建国初期，党正确处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从属于中心工作的位置，既克服了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倾向，又防止了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党的全盘工作的基础，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压倒一切，以至可以冲击一切，扭曲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的“左”倾现象发生。

任务型教学法是基于完成交际任务的一种语言教学方法，它通过师生共同完成语言教学任务，使外语学习者自然习得语言，促进外语学习的进步。基于这些理念，在大学英语零班的教学实践活动中，笔者对大学英语零班的教学活动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采用任务型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以布置任务为主，引导学生完成任务，主动构建语言知识，以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英语零班中的任务形式设计主要有如下几种：

三 从社会发展和人们政治思想状况的实际出发，坚持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

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人是有思想、能进行思维的生命体。人的思想是人的本质的重要表现，是人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反映，首先是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由于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个性爱好、对利益的追求也不同，因此，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历程。从经济上看，国营经济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个体小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被改造；从阶级结构来看，地主阶级正在被消灭，富农、民族工商业者逐渐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政治上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巨大而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变迁使人们的思想呈出现多元化倾向，主要表现为：

一是阶级阶层思想的多元性。建国初期，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因此反映这些阶级存在的思想必然同时存在。此外还有封建主义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等，多元共存的思想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哲学层面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时存在。

三是文学艺术风格的多元性。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方针，赞美新政权、歌颂共产党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延续自由主义的思想，固守“超阶级”“超政治”立场的文艺作品，如《武训传》等亦有存在。［7］这种多元的思想文化结构既包含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含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还有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与落后的、进步的与保守的杂存一起，是与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适应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既然在政策上允许资本主义、小农个体经济的存在，就必然承认反映这些经济的阶级及其阶级思想的合法存在。

二是政治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在这一历史阶段，人们对新的国家政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等的认识和态度不尽一致。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因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而认同其执政地位，赞同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向往社会主义。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等则对新政权、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抵制的态度，甚至有少数人因自己既得利益的丧失而持敌视态度。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完成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大党向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角色的转换，这一转换对党能否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执政党如何处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面对挑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以整风整党、“三反”运动的形式，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国家政权。

时代在不停的变化发展中，新的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中，公立医院需要积极的进行变革才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处在国家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的背景中，公立医院需要更加积极的改变自身，摒弃那些顽固旧疾，获得新的生命，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内部控制就是公立医院需要采取的主要变革措施。此外，医院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转型期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在转型期中明显增加，只有加强内部控制，对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经济活动流程进行重新梳理和规范，才能不断促进并提高医院实现现代化管理水平。

对于党员干部，根据不同层次的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和文化水平实施教育。比如在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时，把党员干部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党员干部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建国初期，党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就曾深刻指出：“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1］116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亦向全党发出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认为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必须从多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一方面节约了授课医师的课上时间，把可能需要大段时间讲解的内容省略掉，只讲解内容的重点难点。所需上课时间灵活机动，不需要挤出大段时间影响正常的医疗工作。而规培医师也可以通过提前的线上学习，在课堂授课学习时快速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部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福建改革开放那个时代，尤其是在我们从思想观念到我们的体制和机制当时存在的激烈的交锋、冲突等等问题。因为话剧最终还得写人，这部戏是不容易的，好多都是真实的，还要避讳，从真实事件转化为艺术形象，目前舞台上的形象基本上我觉得基本做到了，从这个角度讲这部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四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满足物质利益需求相结合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为促进党的中心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工作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要善于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去。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50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一化三改”成为国民经济恢复后的新的建设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党开展了土地改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等科学论断，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中心工作服务能动作用的理性认识。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们思想行为与利益的关系，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从事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因源于实现其利益的要求，利益是人的思想行为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表明，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除了要反对教条化的政治说教外，还要将这种教育与受教育者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教育的内容容易被他们接受。

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为了赢得各个阶级、阶层对新政权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切实关心和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充分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在思想上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就知识分子而言，为了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现从民族立场向人民立场再向工人阶级立场的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采取了“包下来”和团结、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政策，让广大知识分子以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业务的方式为国家建设服务，在经济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对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还安排相关的职务，竭诚欢迎在海外工作或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11］这个关心知识分子利益的方针政策，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以真诚的态度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我们当然不能用现代的管理水平去苛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就能够从制度上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在执政能力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通过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1950年夏秋冬三季进行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有力地克服了党内滋生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不求进步的情绪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1951年开展的以“普遍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与“三反”“五反”结合起来，清除了党内一些贪污蜕化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健全了党的肌体。“三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整风运动，它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和自身建设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那个时候的党风之所以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与当时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分不开的。

就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党实行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双管齐下的策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政策使民族资本家在献出自己企业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解决了资本家的物质生活保障问题，铲除了他们剥削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其放弃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

总之，建国初期，党把物质利益原则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物质利益需求与奉献国家建设的辩证关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当下仍彰显着时代价值。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把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切实关心的利益问题和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又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发人民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而奉献的热情。

五 重视和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保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强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领导者、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广大党员干部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正人者先正己。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而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和人格魅力等诸方面表现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榜样作用，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因此，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搞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不意味着党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和领导。坚持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在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中不断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面对人们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想状况，只有统一思想才能激发人们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政治热情。

为了可以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的工匠精神，保证高职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模式，完善教育体系，建立健全的工匠精神培养平台，保证将现代学徒制有效结合在一起，进入保证高职院校可以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就农民阶级来说，在新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物质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举措。通过废除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打击地主经济，建立小农土地所有制度，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重视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强领导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领导。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领导就是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以此去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人们思想的侵蚀，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强调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即所谓的党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二是组织领导。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党的各级组织和所属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的。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领导，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8］396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1］226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的这一原则要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和合力，这样才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效果。

首先，生态补水补偿机制能够激励无法交易的剩余水量反哺环境。如民勤县井灌区节水，通过回注地下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产生地下漏斗，为环境和生态补水，政府应给予补偿。因此，在水权交易制度创新的同时，要考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民勤县在近几年探索建立“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三水’联合调度长效机制”[14]，特别是在“三水”配置和交易的价格由“以亩收费”向“按方(立方米)收费”，做出了大量的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詹克斯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说：“过去的建筑曾经由许多法则支配着建筑的语法[22]。”传统的建筑存在相对严谨的建筑语法，对建筑语言的形式和结构造型实现整体意义上的控制。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23.

2018年5月-6月，本研究在武进少体校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工作。共发放文化课教师问卷18份，教练员问卷10份，有效回收率均为100%；发放运动员问卷100份（其中小学生问卷56份，初中生问卷44份），有效问卷92份（其中小学生问卷51份，初中生问卷41份），有效回收率95.8%。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1.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3.

［6］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4.

［7］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10（3）：39-47.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三）病理剖检 颈下皮下出血性胶样浸润，食道黏膜充血、出血，食道有糠麸样物质被覆，剔除后其下有坏死灶，心包粘连，心包囊内充满淡黄色纤维素性渗出物；个别产蛋母鸭肝脏肿大，表面有一层淡黄色或乳黄色纤维素膜；气囊壁增厚、浑浊、表面有干酪性渗出物；有的种鸭腹腔有蛋黄样液体和干酪样渗出物，肠道有卡他性出血炎症。泄殖腔黏膜充血，出血或被覆坏死性假膜；部分母鸭有卵黄性腹膜炎症状，肝表面有大小不等的灰白色坏死灶，有的坏死灶中间有小点出血，或坏死灶被一出血环所包围。少数部分病鸭感染可见卵泡淤血、出血；有的腹腔内积液、破裂、畸形等。输卵管黏膜充血、出血，有大量胶冻样或干酪性渗出物。

政治学科的生命和灵魂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时政热点的讲解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原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明辨政治是非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而学会运用理论去分析国内外重大的政治、经济现象、国家的方针政策等。现在高考试题突出以时政热点为背景设置新材料和新情境，考查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2017年全国卷Ⅱ第38题考查了大背景“供给侧结构改革”下的玉米收储制度，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考查政府和公民的应对举措。如果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注意贯穿此热点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练习的话，这道题的6分应该是比较轻松就能拿到的。

［1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