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政府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环境综合治理与保护，以期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福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因此，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对社会建设提出的最新要求，也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执政理念。2015年，“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对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意义重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高。然而，受到老年人口基数大、失能老人数量大和社会化养老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仍然有待提高。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调研数据，综合考察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为政府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参考依据。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最初对“幸福”的研究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伊壁鸡鲁(Eplikouros)，他们最早阐释了“幸福”思想，即人的天性使人们趋乐避苦，这样的天性使人们追求快乐和幸福[1]。随后，学者们分别从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对幸福进行了阐释。英国伦理学家边泌(Jeremy Bentham)和洛克(John Locke)对幸福的原则进行界定。经济学家杰文斯(jevons)最早将“幸福”一词引入到经济学中，侧重于解释人类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行为[2]。从认知层面上，幸福感即生活满意度，它是人们依据自己持有的准则、期望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从情感层面上，幸福感被定义为快乐感，即当个人体验的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时，便会感到幸福[3]。

(1)在模型汇总表中，R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R方是因变量的变异中被回归方程解释的比例，即数学成绩Y有84%是由逻辑思维X引起的.

[14] 黄永明，何凌云.城市化、环境污染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2013，(12):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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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文献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多以全体社会居民为研究对象，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系统研究。学者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多基于个体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鲜有学者探讨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此，从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角度论证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丰富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体系。

三、数据来源、变量界定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也是目前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价值观问题公认的权威数据，我们使用的是该项目2013年的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分层概率抽样方法，以全国(包括22个省、4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2798个区县人口为调查总体，实际完成样本量为11438个。研究对象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经筛选、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3112个。

在总体样本的特征中，男性老年人比例略高于女性(男性为51.48%，女性为48.52%)。年龄段主要集中在60～70岁(占比为61.89 %)，71～80岁的比例为28.08%，80岁以上的比例为10.03%。在受教育程度中，文盲比例为33.32%，小学文化比例为31.27%，初中及以上比例为35.41%。在健康状况中，不健康的比例为31.14%，健康状况一般的比例为26.83%，身体健康的比例为42.03%。在宗教信仰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信仰宗教(为87.15%)，无宗教信仰的比例为12.85%。在收入水平中，个人年收入少于5000元的比例为38.98%，5000～1万元的比例为6.65%，高于1万元的比例为54.37%。

(二)变量界定

1.因变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本文研究的因变量。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来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中的一项。为便于研究，本文把“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来幸福不幸福”定义为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定义为幸福。

2.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包括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并从主观感知的角度进行考察。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3]。因此，我们将社会治理具体分为“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互联网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和“市场秩序维护”七个指标。同样地，采用问卷中老年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与治理状况的评价作为衡量环境治理的主要变量，对各变量的评价包括“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五项中的一项。

鉴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二分变量，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呈非线性关系，故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Logit模型为概率型非线性模型，也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它考察的是分类结果与若干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如下：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描 述均值标准差因变量主观幸福感不幸福=0，幸福=107290444社会治理人口与户籍管理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5500762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28411003社会治安管理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2531006社会矛盾化解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1690867互联网治理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0750587社会组织治理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1790635市场秩序维护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2030714环境治理中央政府环境治理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31451096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29831129控制变量性别女性=0，男性=105150500年龄60～70岁=1，71～80岁=2，81岁及以上=314810671受教育程度文盲=1，小学=2，初中及以上=320210829健康状况不健康=1，一般=2，健康=321090849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0，无宗教信仰=108710335收入水平5000元及以下=1，5000～1万元=2，1万元及以上=321540954

注：“收入水平”采用问卷中被调查者对2012年个人年收入的回答；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

(三)模型选择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宗教信仰和收入水平作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控制变量。性别为男性和女性。年龄分为60～70岁(低龄老人)、71～80岁(中龄老人)和81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三类。受教育程度主要分为文盲、小学和初中及以上三类。身体健康状况主要分为不健康、一般和健康三类。宗教信仰分为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两类。收入水平分为5000元以下、5000～1万元和1万元以上三类。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所示。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社会治理变量后，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受教育水平的显著影响消失，而性别由模型1中的不显著变为具有显著影响。较之于女性，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低，这可能与男性的经济压力普遍高于女性有关。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组织治理都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人口与户籍管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高13.6%，这一比例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组织治理中分别为7.0%、2.1%、22.4%和27.6%，尤其是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组织治理的提高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社会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能有效化解家庭和邻里矛盾，从而有利于促进家庭及邻里和睦。

(1)

以上的Logit回归模型经线性变换操作后为：

(2)

其中，P表示老年人主观感到幸福的概率；ai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xi表示自变量；α0为回归截距项，即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通过6个回归模型分析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社会治理变量，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治理变量，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变量，以综合考察各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模型5、6分别以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及控制变量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增加10.9%。这是因为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受到一定教育的老年人易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主观幸福感往往也较高。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表现为身体状况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增加47.8%，且这种显著性在加入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变量后依然存在。收入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水平每降低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降低5.0%。此外，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与Horley and Lavery(1995)、黄永明和何凌云(2013)的研究一致。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也不显著，这虽然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与张伟等(2014)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相一致。

在理解歌词以后，第二步就要熟记乐谱。演唱者进行再创造乐谱上音符和力度术语、速度术语、表情术语等。因此，要认真阅读乐谱，分析研究乐谱，全面理解乐谱内容，多花点时间来熟记乐谱，达到“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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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环境治理变量后，控制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增加20.0%；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高12.1%。综合来看，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对老年人的影响高于地方政府。这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的举措多以政府文件颁布，老年人可通过新闻、报纸和网站等媒体(渠道)获取和了解相关信息，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虽然更贴近生活，但宣传较少。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集中在岗位编制、薪酬核算、员工出勤等方面，缺乏科学理念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支撑，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效率低，显然不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信息化时代，人力资源转型升级已成大势所趋，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实施，不仅要改进管理方法，更多的是革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通过新技术的利用、新思维的转变，来共同关注企业的战略和员工的价值，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与企业的目标和长远战略规划，更加保持一致，从而使得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进步，与时代发展同步，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进步和合作共赢。

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变量后，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然呈现显著性。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组织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分别增加12.2%、3.7%、4.3%、21.5%和25.8%，而互联网治理与市场秩序维护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这可能与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率和市场参与度较低有关。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增加17.7%；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增加10.5%。综合来看，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都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产生显著影响，老年人对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的需求同样强烈。

(二)进一步的讨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区域差异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差异的影响，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是存在显著差异需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乳酸菌为河南省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提供，经过筛选驯化后，并加以辅料经冷冻干燥制成发酵剂（＞108CFU/g），冰箱5℃保存备用。仔猪配合饲料551H及552H由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其组成如表1所示；另外，葡萄糖等试剂均为分析纯，购自郑州新丰化验器材有限公司。

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社会治理变量中，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组织治理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互联网治理和市场秩序维护依然没有呈现显著性。在环境治理变量中，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了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虽然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来看，对比城乡老年人群体，虽然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对城乡老年人群体的影响呈现一致性，但同样存在差异。

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社会治理变量中，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社会组织治理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高于农村地区，而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矛盾化解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高于城市地区，这充分说明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上的差异。在环境治理变量中，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中央政府，这可能是受到长期城乡“二元结构”格局的影响。较之于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城市生活成本更高有关。较之于城市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更为显著，具体表现为男性的主观幸福感要低于女性，这是因为在农村地区，男性基本上是家里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生活压力高于女性。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声望往往更高，幸福感也更高。

表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人口与户籍管理0136∗(165)0122∗(148)0198∗(166)0069(058)食品药品安全监管0007∗∗(011)0037∗∗(053)0230∗∗(231)0139(139)社会治安管理0021∗∗(027)0043∗∗(056)0193∗(171)0225∗∗(206)社会矛盾化解0224∗∗∗(258)0215∗∗(245)0221∗(168)0223∗(185)互联网治理0220(196)0188(166)0125(082)0216(121)社会组织治理0276∗∗(236)0258∗∗(219)0186∗(119)0032∗(176)市场秩序维护0039(037)0016(015)0026(018)0008(005)中央政府环境治理0200∗∗∗(402)0177∗∗(249)0302∗∗∗(290)0084∗(083)地方政府环境治理0121∗∗(250)0105∗∗(153)0041(040)0193∗∗(202)性别-0124(-144)-0301∗∗(245)-0134(-155)-0320∗∗(-258)-0185(-101)-0474∗∗∗(266)年龄0089(141)0030(034)0077(119)-0009(010)0252∗(176)-0142(-114)受教育程度0109∗∗(188)0107(130)0137∗∗(233)0129(155)0017(014)0273∗∗(211)健康状况0478∗∗∗(967)0483∗∗∗(707)0480∗∗∗(974)0499∗∗∗(729)0568∗∗∗(503)0527∗∗∗(211)宗教信仰-0065(-052)-0030(-017)-0056(-044)-0022(-012)-0114(-041)0004(019)收入水平0050∗∗(106)0021∗∗(033)0023∗∗(049)0026∗∗(038)0073∗∗(051)0048∗(051)＿cons-0136(0215)-0764∗∗(0360)-0862∗∗∗(0245)-1381∗∗∗(0388)-3193∗∗∗(-371)-3316∗∗(0360)N311231123112311214451667-2Loglikelihood352813837543093469227376758517822821924784PseudoR2002900450059007100880080

注：*p<0.1，** p<0.05，*** p<0.01。

(三)稳健性检验与研究不足

为增强研究的可信度，本文采用“替代变量”的方法对上述研究进行检验。根据Shin and Johnson(1978)的研究结论*如前所述，Shin and Johnson(1978)的研究表明认知层面上的幸福感即生活满意度，它是人们依据自己持有的准则、期望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采用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对您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作为衡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新变量，按照二项Logit模型回归方法，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并在此基础上对城乡老年人进行再次分析，结果发现并没有发生显著性的变化。经过上述检验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但限于数据质量或变量选择偏差，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例如，我国老年人宗教信仰的比例高达87%，作为农村老年人群体精神寄托的重要来源，宗教信仰并没有呈现显著性，这是今后开展研究的方向。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和社会化养老体系的逐步建立，满足我国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增进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CGSS)2013年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通过“替代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综合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宗教信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组织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显著性，而互联网治理与市场秩序维护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增加17.7%，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增加10.5%。另外，以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口与户籍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社会组织治理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高于农村地区，而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矛盾化解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高于城市；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中央政府。

因此，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的几点建议：

第一，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有效防范老年人的健康风险。本文的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十分显著，且这种显著性在加入各类变量后依然存在。因此，应加快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步伐，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营造一个和谐、公平、竞争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为老年人群体提供基础性的日常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

2.1.矿体特征。齐家沟金矿床主要形成于燕山期，与该时期该地区的大规模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同时，流体运动也引起了相关矿元素的迁移以及富集作用，该金矿的形成还受到了相关断裂构造系统的影响，同时与玲珑花岗岩和胶东群变质岩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关小美1986年6月出生于洛阳市某县，家境富裕。2008年从洛阳市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某企业做行政工作，单位还给她分了一间单身宿舍，工作轻松又体面。

截至2016年，我国已建成城市焚烧厂249座，焚烧处理量为2.02×105t/d，年焚烧量为7.37×107t，较2006年增长550%［1］。飞灰作为垃圾焚烧副产物，由于大量富集如Pb、Cd、Cr、Zn等多种重金属，国内现有的环境法规已将它归类为危险废物。一般地，焚烧飞灰产量约为垃圾焚烧量的3%～5%，GB 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规定，达到浸出标准的飞灰可以豁免进入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分区填埋。

第二，适度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充分发挥基础养老金的保障功能。2009年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为每月55元，而2014年合并之后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也仅为每月70元。养老金在保障老年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方面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增加7.3%，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增加4.8%。基于此，应在政府财政支出的前提上，建立基础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指数的联动增长机制，发挥养老保险有效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作用。

第三，提高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与户籍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矛盾化解都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呈现显著性，尤其是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提高基层社区的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各级政府应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为老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有效保障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平。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第四，协调城乡之间的发展规划，加强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受到基础设施落后、化肥农药滥用、城市污染转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应树立城乡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把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和布局，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蔓延。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制，加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把农村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中。加强农村环境监督和执法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不断健全环境监督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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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个体、自尊等主观因素和社会支持、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18][19]。张伟等(2014)以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都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20]。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不同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的不同影响。陈东和张郁杨(2015)研究不同养老模式对中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21]。聂建亮和钟涨宝(2017)的研究表明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越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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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种“道”义中，第一种意义的英译尤为困难。因为儒道是中国特有的哲学概念，在英语世界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述。

哲学长期以来都很难区分形式和自然语言方法之间的关系，罗素的“误导形式的观点”称自然语言遮掩了陈述的逻辑形式。相比之下，蒙太古(Montague)宣称形式和自然语言在设计原则和理论性质上是一致的。后来人们验证了关于语言程序的“蒙太古的观点”：形式化的设计是人和机器之间真正的交流，从范畴结构到内涵性悖论都和自然语言相关[7]。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人口学、经济和社会三类因素。Blanch flower(2008)认为平均而言，女性更加感性，从而比男性更能感受到幸福[4]。年龄与幸福感并不是线性的，简单将年龄与幸福感进行线性回归是不对的[5]。主观幸福感与身体和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而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幸福感较低[6]。Winkelmann (1998)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中富人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穷人[7]。Clark(2003)则认为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8]。Fischer(2009)考察OECD国家的社会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流动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9]。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通过财富再分配避免贫富差距，从而增加幸福感[10]。此外，环境问题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Mackerron等(2009)实证分析伦敦市环境污染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11]。Darcin(2014)利用欧洲数据系统分析不同空气污染物对人们幸福感的不同影响[12]。Andersson(2014)等基于瑞典数据分析后指出温室气体与居民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3]。黄永明和何凌云(2013)实证分析环境污染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4]。李梦洁(2015)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环境污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绝对剥夺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15]。郑君君等(2015)指出主观感知环境污染程度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16]。陈叶秀和宁艳杰(2015)则从社区管理的角度分析社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7]。

[15] 李梦洁.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08)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15，(5):59-68．

[16] 郑君君，刘璨，李诚志.环境污染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66-73．

(1) 合金钢板Q345。Q345即常说的16 Mn钢，一般其成本比普通Q235钢板高5%，耐磨性能比普通钢板略有提高，但抗砸性能较好。对于溜槽直接抗砸的部位，建议采用该衬板：如余吾煤业井底煤仓螺旋溜槽出口的耐磨格栅，五阳煤矿地面生产系统的矸石仓漏斗段的抗砸格栅等都使用该材料，在较低成本情况下取得了较好的抗砸效果。

[17] 陈叶秀，宁艳杰.社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城市问题，2015，(5):60-65．

在河套灌区播种期为4月5日时，红花花丝产量和籽实产量均最高，随着播种期推迟花丝和籽实产量降低。种植密度与红花花丝产量和籽实产量之间呈较好的二次抛物线相关关系，获得最高花丝产量和籽实产量的种植密度分别为9.13万株/hm2和9.28万株/hm2。从利润率来看，4月5日播种的利润最高，种植密度为9.20万株/hm2时的利润最高，为35 406元/hm2。可见，在河套灌区以4月5日种植，种植密度9.20万株/hm2为最佳。

[18] 刘仁刚，龚耀先.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2):73-78．

[19] 吴菁，黄慧敏.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24-26．

[20] 张伟，胡仲明，李红娟.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4，(6):71-75．

2.1.3 不同处理下各经济类群EE含量 夏河高寒草甸草原6月施肥和补播，对莎草科(4.54%和4.39%)和杂类草(4.18%和4.76%)EE含量的促进作用均显著高于CK(P<0.05)。7月份施肥和补播对豆科(5.32%和6.09%)和杂类草(5.23%和5.07%)EE含量的促进效果最佳，与CK差异显著(P<0.05)。8月施肥和补播对豆科(5.13%和5.52%)和莎草科(6.29%和6.72%)EE含量提升效果显著高于CK(P<0.05)。9月施肥和补播对牧草EE含量无显著促进作用(表3)。

[21] 陈东，张郁杨.不同养老模式对中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CHARLS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2015，(4):78-89．

[22] 聂建亮，钟涨宝.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0-68．

[23]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 社会学评论，2014，(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