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物质生活资料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却变成了商品，成为了人们的追求目的本身。马克思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对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由此揭露了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颠倒之真相，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拜物性质及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重温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表现的相关论述，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由此可见，管世铭诗歌描述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举行的千叟宴。诏书中的“仰惟皇祖圣祖仁皇帝……三代以上”，传递了乾隆承袭圣祖皇帝的德行举办千叟宴的信息。此时的清王朝四海承平，天下富足，又适逢乾隆喜添五世元孙，为了向天下昭告皇恩浩荡，乾隆选老人三千在乾清宫举行宴会。管氏以“自愧为郎贱，无文敢颂天”一句作结，表达了他对这一盛会的感激之情。《千叟宴恭纪六首》其一云：

一、人们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运动不是“词句的运动”，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的结果。但是，为了物质生产，人们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即必须能够生活。和几千年前一样，现在的人们为了能够生活仍然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1]。同时，马克思提醒人们要重视“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的生产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

马克思甚至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占当时人们的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是“为生活而工作的”。在“无产阶级”看来，劳动不仅不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劳动相反是牺牲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成了工人的“全部”。不要以为“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仅仅是工人的“全部”。换一种角度，“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全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资本家追逐的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主要秘密在于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换言之，资本家与工人交换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资本家得到的却是工人的劳动。其中，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工人每天维持个人生命体存在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质言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如何计算“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些生活资料价值的最低限度也成为资本家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物质生活资料及其生产尽管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不同的意义，然而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作用和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其中，不变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而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既生产和消费生产资料，也生产和消费生活资料。然而，事实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也是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大众的消费。产品与单纯的自然对象不同，它必须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例如，一件衣服只是因为穿的行为才成为现实的衣服。而且，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过程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同样一些阶段。同时，有一部分资本必须用来交换劳动力，而这部分资本最终也转化为再生产新的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换言之，工人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消费仍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

然而，物质生活资料及其生产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同时生产着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精神和文化。同时，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全过程。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表现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贫穷”对于工人“精神和道德”的摧残：来自爱尔兰的工人“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喝酒的嗜好。”“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2]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物可以有使用价值而不一定有价值。如，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并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就不是商品，其产品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同时，为别人生产的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商品。如，中世纪农民用来交代役租的粮食就不是商品，尽管它是为封建主生产的。因为交代役租的粮食没经过社会交换。因此，随着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也随着解体，物质生活资料也彻底转换为商品。换言之，工人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不能通过自身的劳动直接得到物质生活资料。当然，马克思也设想了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人们在这个“联合体”中共同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其产品归“联合体”共同所有，其中一部分用作“联合体”发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作“联合体”成员的生活资料。马克思也对这种“联合体”的所有制方式进行了科学探讨，那就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269

在马克思那里，仅仅从一般意义上把分工、交换、私有制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分工、交换和私有制就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存在着。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节揭开了这个秘密。马克思首先向人们描述了“温和的政治经济学”“反复叨念的儿童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4]260马克思批判“温和的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原始积累的方法”为“田园诗式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货币和商品抑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有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资本。即一方面，资本家必须通过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才能使自己的资本增值；另一方面，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脱离了生产资料而自由。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换言之，资本是关系范畴，它的前提是劳动者与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就会以扩大的规模不断再生产这种分离。所以，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一定是劳动者与他的现实劳动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之间不断分离的过程。其结果是“两个转化”：一是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二是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一言以蔽之，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是原始积累的真正秘密。

二、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转换为商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4]100据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题，而英国又是马克思研究的“标本”。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100之所以首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以下的论述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4]114-115质言之，商品是抽象的范畴。正如上一节所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物质生活资料也是商品，因而物质生活资料也就具有商品的一切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 ，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他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的一切商品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5]问题是，物质生活资料成为商品后为何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呢？又为何“用头倒立着”并生出了许多“狂想”呢？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生产，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000年9月，在联合国召开的千年峰会上，经世界各国领导人反复磋商，共同发出了《千年宣言》，确立了 “千年发展目标”，共包含8个方面的内容：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对抗；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解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8个方面的指标可知，解决包括“贫困和饥饿”“健康”“教育”“疾病”“环境”等“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问题仍是现时代的世界的重要任务和责任[3]。

其次，社区层面的治理结构要体现社会中介层面结构的组织化和结构化，即做好各治理主体的定位和主体间的互动，将治理的各要素放在一个统一的、结构式的视角中去运作，突破单纯纵向层次的权力分解和参与推动。因为这二者并未将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基层群众的参与放在一个结构式体系中推动。政府权力的下放带来基层自主权扩大，这就需要有强大的能够组织基层群众资源的力量存在，而这种力量不仅是居委会组织，还要有其它社会组织，以及组成这些组织的个体[9]。

开放依托平台，平台促进开放。近年来，贺州市积极打造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粤桂县域经济产业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合作平台，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在战略规划、政策衔接、产业协调、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合作，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规划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西园贺州分园，打造区域合作的战略规划衔接平台、产业合作试点平台、对外开放示范平台。粤桂县域经济产业合作示范区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总投资约2亿元的贺州理昂生物质发电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的广西北斗星云数据产业园项目等项目顺利落地。

三、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颠倒的抽象的社会关系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唯有产业兴旺，才能壮大乡村经济，为乡村生态、文化、社会、科技、教育及政治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和雄厚的物质基础，进而实现乡村全方位的振兴。

马克思认为，如果撇开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那么它们就只剩下“劳动产品”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抽去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无疑也就随之消失了。换言之，“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6]。同时，随着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有用性的消失，那些体现在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的有用性也随之消失，由此，各种劳动也就全都化为相同的抽象人类劳动，不再有任何差别。可见，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量是由没有劳动形式区别的劳动的量来计量的。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一个常人都会提出的问题：“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4]118事实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总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同时，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状况、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认为，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的统一。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有用性体现为使用价值，但是，如果离开了商品体，有用性就不存在。也就是说，有用性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同时，物质生活资料成为商品后，其交换价值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互进行交换时所体现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而商品的这种交换关系的显著特征，恰恰在于抽去了所有商品的一切使用价值。换言之，在所有商品的相互之间的交换关系中，任何一种使用价值的有用性与其他一切使用价值的有用性都完全失去意义，只要彼此之间的比例适当，它们就完全相等。因此，“情况总是这样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的质的差别，而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却“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只有量的差别。由此，物质生活资料成为商品后就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了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决定了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交换价值(价值)。

马克思认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意义在于，在英国，以前“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几乎不需要购买生存资料，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土地和公有地所获得的生活资料完全可以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但经过“圈地运动”后，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这部分农村居民转化为雇佣工人。由此，以前“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自身家庭生产的供自己消费的物质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换言之，“圈地运动”不仅为资本创造出了产业工人，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因此，也正是随着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物质生活资料转换为商品。从此，工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但这一切并不属于工人自身。工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由此，人间便上演一幕又一幕以“争夺物质生活资料”为主题的“悲喜剧”，我们的剧中人“资本家”总是昂首前行，雄心勃勃。而“他的工人”只能尾随于后，战战兢兢。

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或社会关系决定的。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它还有许多“狂想”，它要向人们展示它的“用头倒立”的“功夫”。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为小标题专门向人们展示了它的“用头倒立”的“功夫”：“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138-139

如上所述可知：第一，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在交换过程中物的关系体现为人的关系，只不过物被人格化了。因为商品是种物，这种静止的东西，不能自行到市场中去交换。商品通过劳动者之间进行交换而发生关系，而且只要符合交换者双方的意志，也就是双方达成共同的“契约”，才能交换自己的产品，占有别人的商品。但是，人只是作为商品这种静止的物的代表而存在。因此，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为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之间交换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第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即人格被物化。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之间的私人劳动的交换关系表现为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于是，在世人面前，商品形式总是把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的“劳动”的固有的社会性质反映成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天然的社会性质。换言之，商品形式把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三，物被人格化和人格被物化，体现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物的关系支配着人的关系。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个人生产的“人手的产物”和宗教世界的“人脑的产物”一样具有生命，并相互发生关系独立地对人类自身发生独立的作用。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反过来支配和统治生产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人。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的物质生活资料不仅生出了而且实现了自己的“狂想”，把反映自身的抽象的社会关系“颠倒了”[7]。

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生活资料极其丰富的社会。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不是追求剩余价值，不是使人成为物的奴隶，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目的的经典表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具有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将日益广泛[8]。当前，人民已经不仅对物质生活资料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还在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诉求。因此，我们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建立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夯实我国物质基础，实现精准脱贫，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一味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尤其不以牺牲人的长远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建设，以更好满足全体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需要，努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主体是商业银行，2013年末至2017年6月，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从5.20万亿元增至8.2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为1.69万亿元。我国经济发展对绿色金融资金的需求在逐年增加， 《绿化中国金融体系》综述报告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应投资需求约为每年2.9万亿元，总计17.4万亿元，年度投资平均规模占GDP的比重将超过3%。

参考文献：

[1]龙迎伟，谭培文.马克思恩格斯利益机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00.

[3]胡鞍钢.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4-2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88.

[6]谭培文.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9.

[7]龙迎伟.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社，2014：89.

[8]《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