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在论及“建安七子”后又列举了另外七人:“自颖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扬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例。”[1]602陈寿字里行间似乎在公认的“建安七子”之外，又排出了一个“七子”，此七人虽然没有列入“建安七子”之列，但“亦有文采”，使得陈寿不能忽略不计，足可见此七人在建安文坛上的地位，今人评其为“建安又七子”[2]，在这七子中高居榜首的就是邯郸淳。实际上，邯郸淳在建安时代年辈最高、活动时间最长，其对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书学、游艺学确有独特的贡献。在文学方面，邯郸淳所著《笑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集；在书法方面，唐张怀瓘称其“志行清洁，才学通敏，初为临菑王傅，累迁给事中，书则八体悉工，师於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隶书”；[3]在游艺方面，其著《艺经》，载弹棋、投壶、藏钩、击壤、米夹、掷砖、马射等诸般游艺，是中国最早的游戏专著，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因此对邯郸淳的生平有必要进行一些探讨。

3.1.5 碾压 采用22 t凸块振动碾沿坝轴线方向进行碾压，碾压方式为进退错距法，错距宽度为0.27 cm。小区料即边角部位采用蛙夯进行夯实。碾压前先铺一层15 cm厚的找平层，采用小型振动碾进行碾压。

邯郸淳极为博学，颇为曹操父子赏识。《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1]603从“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可见，最初五官将曹丕想让邯郸淳为其文学官属，但后因曹植向曹操索求邯郸淳，时曹操宠植，故使邯郸淳投曹植麾下。曹植初见邯郸淳，不胜欣喜，延其入座后，先“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后与之“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足可见邯郸淳的博学多才与社会声望，即使是王侯也对他极其礼待，不敢疏忽，该注所记邯郸淳初见曹植情形，为文学史上著名故事。《太平广记》卷二零九引王僧虔《名书录》载“陈留邯郸淳为魏临菑侯文学”[4]，与《魏略》言“文学官属”合，因此《魏略》所引此事即邯郸淳初为临菑侯文学之事①。而关于邯郸淳初为临菑侯文学时间，学界又存在不同意见，今以邯郸淳后期所作《答赠诗》入手，根据现存史料对其初为临菑侯文学的时间详作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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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之依据

关于邯郸淳为临菑侯文学时间，学界主要存在如下三种说法。张可礼先生《三曹年谱》系此事于建安十九年，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系此事于建安二十一年，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系此事于建安二十二年。

曹道衡先生亦据《答赠诗》，但系此事于建安二十二年，他认为“淳之入曹植府，盖‘受上命’，与‘太祖命淳诣植’相合，此记事实亦自白；淳在曹植府为属官约四载；其时曹丕已受禅代汉，然为时未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二月，曹植及诸弟即离邺就国，曹之临菑；十月，曹丕代汉，改元黄初；十二月，自许昌迁都洛阳。其间揖让、改制、封官、迁都，自不暇顾及邯郸淳辈文士。且洛阳、临菑，相去千里，淳在临菑未及期年，应召入洛，当已在黄初二年初。由此上推四年，淳为临菑侯文学在建安二十二年。”[8]

陆氏则引邯郸淳所作《答赠诗》为证，诗见《艺文类聚》卷三一、《广文选》卷十、冯惟讷《诗纪》，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五、《文选》卷二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李善注引作“邯郸湛”(当作“淳”)《赠伍处玄诗》②，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三国诗》卷三载淳《答赠诗》，各本所录该诗内容相同，诗云：

俞先生依据的首先是曹植的《求祭先王表》，按该表所述，曹植于四月二十八日作此表，表示想在夏至日(时在五月初三或初四日)“欲祭先王(曹操)于北河之上”，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了曹丕的答诏，被婉言拒绝。在先唐典籍中黄河通称为河，表中所说的“河”，当指黄河。而其求祭之地既称在北河之上，则必不在临菑，而应是在离邺城不远、《水经·河水注》称之为北依黄河的“河上之邑”鄄城。这里才是曹植最初就国的地点。另一证据则是《上九尾狐表》，曹植在曹丕禅位以后曾向朝廷呈献九尾狐而作此表，“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树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鄄城出现的祥物九尾狐不但为曹植亲目所见，而且亲自上表启奏，如果认为曹植以临菑侯而就国临菑，临菑属青州，鄄城属兖州，在辖境之外的事情曹植不可能越俎代庖去涉及，更何况上表启奏，而从表中对九尾狐的数目、形状、毛色等所作的细致描述来看，也充分说明九尾狐为曹植于鄄城亲眼所见。俞先生举出来的这两个例证足以证明曹植初就国的地点不在临菑而在鄄城。又《三国志·魏志》卷二十《武王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曰：“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1]591亦证明“寄地”之实。故曹先生“且洛阳、临菑，相去千里，淳在临菑未及期年，应召入洛，当已在黄初二年初”一句值得推敲。笔者同意俞绍初先生的论证，依据俞先生所证，曹植时在鄄城，邯郸淳作为门下亦跟随，那么曹丕下诏令淳到达鄄城的时间可以不超出黄初元年，当邯郸淳收到诏令时，应该不久就会向曹植及同僚告别践行了，《答赠诗》当作于诏令到达后不久，不可能逾至黄初二年，故由黄初元年上溯四年，则至建安二十一年，又按《魏略》载“时天暑热”，邯郸淳初为临菑侯文学当于建安二十一年夏季。④

邯郸淳作有《上受命述表》及《受命述》(见《艺文类聚》卷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六)，从《受上命述表》中“陛下以圣德应期，龙飞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无为而四海顺风……凡自能言之类，莫不讴叹于野，执笔之徒，咸竭文思，献诗上颂。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可以看出此文是为曹丕禅位歌功颂德之作，且并非他一人之举，在此之际，已有多人上表颂德。对于该《受命述》，曹丕作《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见《御览》八百十八)回之。而据现存史料记载，除了黄初三年曹丕对中山王衮所献《黄龙颂》有所答诏外(见《三国志·魏志·中山恭王衮传》)，曹丕仅对邯郸淳一人上颂德表答诏且赐赏，由此可见曹丕对邯郸淳的挂怀与敬重，当他在多人的歌功颂德之作中看到邯郸淳的《受命述》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答诏曰:“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朕何以堪之哉！其赐帛四十疋。”这一答诏是曹丕对邯郸淳挂怀的直接体现。

张先生认为邯郸淳诣曹植，当在植徙封临菑侯后，《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载“(建安)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1]557又植见淳在暑热时分，故系于建安十九年七月左右[5]。

曹丕召淳的动机缘由上文已论述，接着便是曹丕召淳入宫的程序了。论至此，本文便牵涉到当时曹植初就国地点的问题。按照曹道衡先生的观点，“且洛阳、临菑，相去千里，淳在临菑未及期年，应召入洛，当已在黄初二年初”，邯郸淳在曹丕下诏之前一直跟随曹植，而曹植初就国的地点为封号所在地临菑，根据临菑与洛阳之间的距离，曹丕下诏召丕的诏书到达花费的时间都会长达半月左右，因此曹先生认为推至黄初二年初较为妥当。可实际上，曹植初就国的地点并不是临菑，俞绍初先生在《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9]中详细考证了曹植初就国的时间地点，是曹植初次就国在延康元年四月十五日，就国于离邺城不远的鄄城。

上述三种说法中，张可礼先生是以曹植被封临菑侯时间为主要依据，虽然也参考淳之《答赠诗》，但只是根据诗中“我受上命，来随临菑”一句，认为邯郸淳随曹植，当在曹植获封临菑侯后不久，且亦是受曹操之命，故系于建安十九年。而陆侃如和曹道衡两位先生则主要依据《答赠诗》中的“圣主受命，千载一遇。攀龙附凤，必在初举”和“见养贤侯，於今四祀”，从考证邯郸淳离植见丕的时间上溯四年来推理淳初为曹植文学的时间，而据诗中的“饯我路隅，赠我嘉辞。既受德音，敢不答之”，邯郸淳当在受丕诏命后离植投丕，与往日同僚践行之时作此诗，“圣主受命，千载一遇”一句可知是在曹丕篡位后不久，故曹丕召淳的时间就在黄初元年和黄初二年这两年之间，因此只要梳理出曹丕召淳的时间，然后上溯四年就能得出邯郸淳为临菑侯文学的时间。根据上述分析，张先生的观点忽略了《答赠诗》中“圣主受命，千载一遇。攀龙附凤，必在初举”和“见养贤侯，於今四祀”这些关键句，因此无论曹丕召淳是在黄初元年还是黄初二年，上溯四年都不可能为建安十九年，故本文讨论的重点落在了曹丕召淳的时间上。

二、 曹丕召淳之缘由

从《答赠诗》中“见养贤侯，于今四祀”看，邯郸淳任曹植属下四年。这四年的时间，主臣之间一定颇为相得，一方面邯郸淳为长辈③，且“博学有才章”，深得曹植敬重，另一方面邯郸淳亦十分敬重曹植。据《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载，邯郸淳第一次见曹植后，“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又值时曹操尚未立太子，又颇有意于曹植，而邯郸淳“屡称植才”，故当时“五官将颇不悦”。[1]603按理邯郸淳曾帮助曹植影响自己竞争太子之位，曹丕掌权之后应该予以摒除，据《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1]561。其因就在于“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1]562，可是对邯郸淳，曹丕不仅不追究以前的过节，反而召淳入宫，“以淳为博士给事中”，这其间可以看出邯郸淳的才华以及社会影响力，也进一步反映了曹丕自邯郸淳为临菑侯文学后仍然对淳挂怀于心，即使邯郸淳曾是曹植的属下，但他对邯郸淳的需要仍多于对其忌恨。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实。

陆先生据诗中“圣主受命，千载一遇”一句认为该诗当为黄初元年曹丕篡位后不久所作，又据“我受上命，来随临菑……见养贤侯，於今四祀”句，上溯当始于建安二十一年[7]。

另一方面，据《三国志·魏书·杨俊传》注引《魏略》载：“王象字羲伯。既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1]664裴松之言王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皇览》，此处的延康元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曹丕代汉，改元黄初，故延康元年即黄初元年，又据“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可见王象撰集《皇览》应早于曹丕称帝，具体时间虽难确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曹丕在称帝前后始终把文学看成一件大事，并一直付诸实行。又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88，可见编纂《皇考》需要大量文学才子，对于“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的邯郸淳，虽然时属曹植，但是曹丕未尝不曾想过收其入己彀。虽然现存史料无从可考邯郸淳是否参编《皇览》，但由此推测曹丕一直惦记着邯郸淳，且非常需要博学的邯郸淳之佐助，其于黄初元年就下诏召回邯郸淳并非不可能。由此曹道衡先生“十月，曹丕代汉，改元黄初；十二月，自许昌迁都洛阳。其间揖让、改制、封官、迁都，自不暇顾及邯郸淳辈文士”的说法在没有其他明确史料证明的情况下仍有待商榷。

2.2.2 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包封率测定 精密量取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0.5 mL，加入预先溶胀的葡聚糖凝胶G-25色谱柱中分离，顶部加纯化水洗脱，收集洗脱液，每管2 mL，分别加入无水乙醇定容至10 mL，按照“2.1.2”项色谱方法测定，计算包封率（包封率＝包封的药物量/投药量）。

三、曹丕召淳行程拟测

锁相放大器是微弱信号检测领域中是一种基于相关检测理论的对交变信号进行相敏检波的放大器,能对检测信号和参考信号进行相关运算,有效地抑制噪声,实现对信号的检测和跟踪[7-8]。基本原理如图2所示,主要由被测信号模块,参考信号模块,相敏检测和低通滤波器等几部分组成[1]。

2011年7月，银通收购纳斯达克上市企业美国奥钛，持股51%。按照魏银仓当时的说法，“这一举动改变了我国没有锂电池材料知识产权的局面。”

我受上命，来随临菑。与君子处，曾未盈期。见召本朝，驾言趣期。群子重离，首命于时。饯我路隅，赠我嘉辞。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见养贤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没齿。今也被命，义在不俟。瞻恋我侯，又慕君子。行道迟迟，体逝情止。岂无好爵，惧不我与。圣主受命，千载一遇。攀龙附凤，必在初举。行矣去矣，别易会难。自强不息，人谁获安。愿子大夫，勉篑成山。天休方至，万福尔臻。[6]

通过以上推论，我们可以对邯郸淳在涉及曹植与曹丕在内的那一段生平有一个大致的概观：时任五官中郎将曹丕曾欲邯郸淳为其文学官属，而时曹操宠植，故淳受操命投曹植麾下，邯郸淳初为时任临菑侯文学当于建安二十一年夏季，此后四年左右的时间邯郸淳都在曹植手下担任幕僚，一直到黄初元年曹丕代汉后下诏召淳，邯郸淳便离植投丕，任“博士给事中”一职。

注释：

通过标定得到烟支端部对应的编码器A向脉冲数值，可以将这些采集点对应到烟支的具体位置上。计算烟支总重量以及烟支重量分布情况，判断紧头位置和有无空松、结块烟支。

①故邯郸淳为临菑侯文学即为临菑侯文学官属义，下文不作赘述。

②《文选》仅录该诗“行矣去矣，别易会难”两句。

③《后汉书·孝女曹娥传》李贤注记载了邯郸淳作《孝女曹娥碑》的始末。文中有“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一句，据此可确定度尚为曹娥立碑一事在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邯郸淳“时甫弱冠”，刚满二十岁。由元嘉元年上推二十年，可以推断出邯郸淳的大致生年在东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前后，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故邯郸淳长曹植约一甲子。

④俞绍初先生考曹植、王粲、刘桢等人所作《大暑赋》当于建安二十一年六月，由邯郸淳见曹植于是年“时天暑热”反观，亦可作为俞说旁证。详见俞绍初：《建安七子集》附“建安七子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50页。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魏书[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米晓燕.论“建安又七子”[J].文艺评论,2012(12):106.

[3]张怀瓘.书断[M].历代书法论文选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83.

[4]李昉,扈蒙,李穆,等.太平广记：卷 209[M].北京：中华书局，1961：1598.

[5]张可礼.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134.

[6]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三国诗：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9.

[7]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02.

[8]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

[9]俞绍初.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