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出生于清末，晚清名臣，处在中国法律文化第二次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争议颇大的人物。曾国藩以维护封建纲常礼教为己任，强调礼是国家统治的根本，这是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曾国藩认为在“乱世”中应适用“重典”。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接受的文化的影响。

一、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是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清王朝对外面临的境况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清王朝同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了从中国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也为了之后更好的侵占中国，西方列强要求清王朝开放通商口岸、割地赔款、逐步确立了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制度，这些都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事实上，西方侵略者的野心远远不止这些，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他们为进一步占领中国做好的铺垫而已。

(二)清王朝的内部危机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并于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清王朝的军队平时养尊处优，根本无法与太平军抗衡，节节败退。太平天国起义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飞速发展，前后持续14年时间，涉及17个省份，并在南京建立都城，严重的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清王朝需要支付高额赔款；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爆发，导致清王朝的军费开支的剧增，这些导致清王朝国库空虚。清王朝面临着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内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经济陷入困境。这是曾国藩所生活的时代，这些极大的激起了曾国藩的忧患意识。如何解救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以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了曾国藩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在曾国藩的法律思想和实践中也都体现了其对清王朝的统治以及对封建礼教的维护之态，当然也影响到曾国藩“乱世用重典思想”的形成。

二、礼是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

理学家认为，“礼”与“理”是想通的，是“天理”的体现。“天理”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秩序[1]。曾国藩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完全继承了程朱理学的这一思想，理学成为其思想的哲学基础。曾国藩反复宣扬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礼治，强调礼是治国的根本，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人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等级去遵守相应的礼，不得僭越。曾国藩提出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主张，以此一方面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束缚人们的思想，以避免其犯上作乱，也希翼以此来挽救封建统治。

是以曾国藩在《讨粤檄文》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企独我大清之便，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其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2]可见，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封建纲常礼教，并妄图颠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这恰是他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对其应予以镇压。这也是曾国藩不顾在家乡为母亲的守孝期，接受了皇帝的指派，在家乡举办帮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的进攻，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根本原因。

曾国藩统领湘军，历经数年作战，最终获取了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曾国藩因军功成为了清王朝中第一个被封侯的文人，其身份从一名儒者转变成了一名军事统帅，并先后被清王朝任命担任了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从曾国藩弃文从武、临危受命来看，其为清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体现的是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

如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统治造成的危机，认为当时的清王朝处于乱世，仅仅依靠礼的治理方法已经很难扼制国家秩序失控的局面，为了维护当前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秩序，就应该适用更为严厉的刑罚，以重法治国，既可以使违法者畏惧法律的惩处，又可以起到通过对违法者的惩戒，达到使民因畏惧而不敢再为此类行为的警戒作用。曾国藩据此提出：“平居造成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头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5]同治三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天京后，就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屠杀，“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6]。可见，曾国藩对于只要参与到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施以重刑，不分情节一律处以死刑。

三、经世致用是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的具体运用

(一)对湖湘文化的继承

(2)改变黏土性质。是指把分散性黏土通过外加物质改变成非分散性黏土，或完全用非分散性黏土替换，改性方式可根据分散性原理进行改性。国内外对于分散性土改性措施，有很多较为有效的方式，均有成功的先例。

法家的重刑思想对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论证采用酷刑峻罚法的必要性时明确指出：“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乂安。”[4]基于对当时清王朝所处态势的分析，曾国藩认为：当时的清政府正处于乱世。据此，曾国藩在治民、治军、治吏等方面都采用了重刑。

(二)重典治国的提出是经世致用的需要

（2）生物能源炼制的理论研究。提取与转化是生物能源炼制的主要环节。研究微藻细胞壁的结构和化学组成与细胞强度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寻找新型的提取方法。对生物质转化过程中的传热、传质以及化学动力学规律的掌握是提高转化效率和实现反应调控的基础。

湖湘文化也对曾国藩产生了重大影响，曾国藩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对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湖南多山，交通不便，开发又晚，为了生存，湖南人必须长期与自然抗争，也因此磨炼出了湖南人的彪悍、勇猛、坚韧而具有气节以及团结的性格特点。湖湘文化也因此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身体力行的价值取向，求新求变的开拓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等；形成了能融合众长、兼收并蓄，敢为天下先，具有独立奋斗与创新这些有典型湖湘特色的文化精神[3]。

曾国藩虽然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礼，但又根据当时的时势，糅合了如法家的“治乱必用重典”思想、道家的惜福和宁静不争思想、墨家的勤俭持家思想等等，对儒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成为经世致用派读书人的代表。

曾国藩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这些性格特点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明显的表现。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恰恰是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阶段，以曾国藩为首的大批有志地主阶层因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而忧虑，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继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特点。曾国藩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时会用其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也就形成了求实、务实的处事作风。这种经世精神，也使得曾国藩将拯救清政府的统治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并自觉的担负起关注时政、关注时势、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如作为文人的他却在湖南创办团练治军，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同时，曾国藩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用了其短暂的61年生命中的19年直接并参与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围剿捻军。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礼十分重视，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曾国藩极力维护清王朝的君臣、父子、上下、贵贱、尊卑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一秉乎礼”法律思想的本质所在。

曾国藩对于作乱者采用重刑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重刑警示百姓，以期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一昧的施以重刑，并且不区分犯罪动机和情节，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只能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并不会达到稳定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四、结语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时期，是封建统治的腐朽落后和外国侵略者入侵导致各种矛盾交织并迸发的时期，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致使他有极强的忧患意识。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世家，深受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影响，使得他成为维护儒家传统和清王朝统治的坚定拥护者。曾国藩主张一秉乎礼，礼法结合，治国则应在以礼为本的前提下，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显而易见，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历史的发展是相对立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对它进行研究，将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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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GB1介导的炎症通路在雷公藤致大鼠肝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 董捷鸣等（5）：633

参考文献：

[1]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通史[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917.

[2]温林.曾国藩全集·诗文[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214.

[3]朱汉民.湖湘学术与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9-10.

[4]李翰章,李鸿章.曾文正公全集·七[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431.

[5]李翰章,李鸿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86.

[6]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二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