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历史文献

明代较少有专门的南京方言研究，多为学者描写官话时提及，或传教士为传教而撰。如明代李登撰《书文音义便考私编》(1585)，为当时的官话韵书，但李登为上元(今南京江宁)人，撰写韵书或多或少地受南京方言影响，《私编》剔除其存古部分，可大致考察出韵图当时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 《韵法横图》*目前所见的《韵法横图》均附于清梅膺祚《字汇》之后。据卢红红(2009)，《字汇》主要有6个版本，一是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的影印本； 二是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灵隐寺刻本影印本； 三是清康熙己未(1679)杨鼐序本； 四是清雍正甲寅(1734)吴郡宝纶堂刊《宝纶字汇》后附本(邵荣芬，1998，即根据此版本，故文章所注年份为1734年)； 五是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务本堂本； 六是清嘉庆五年(1800)经纶堂本。 作者为上元人李世泽(李登之子)，成书年代应在1586-1612年之间(邵荣芬，1998)。邵荣芬(1998)参照《私编》，分析《韵法横图》中的具体列字和各图之末所附的注文，剔除其存古部分，考察出李登的实际方音系统，即明末南京方言的大致面貌。

明末西方传教士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全书分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第二编《列音韵谱》，第三编《列边正谱》。第一编为总论，第二编为拼音查汉字，第三编为汉字查拼音。关于《耳目资》的音系性质，前人讨论较多，主要有北京音说、山西音说、南京音说、洛阳音说等*北京音说：罗常培(1930)； 山西音说：陆志韦(1948)年、李新魁(1982)； 南京音说：鲁国尧(1985)、杨福绵(1989)、曾晓渝(1991，后补正非南京方言，而是南京官话)、张卫东(1992)、杨耐思(1992)、李保嘉(1992)。 。孙宜志(2010)认为，“《耳目资》 音系的主体应该很可能是南京型的江淮官话”，基本为学界所接受。

《耳目资》记音所用字母可分三类：

1. “自鸣”字母，即a、e、i、o、u五个元音。

2. “同鸣”字母，共20个，分别是：ç则、ç测、ch者、ch撦、k格、k克、p百、p魄、t德、t忒、j日、v物、f弗、ɡ额、l勒、m麦、n搦、s色、x石、h黑。

刘丹青著《南京方言词典》，出版于1998年，全面、详细地记录和解释南京方言词汇。书中的引论部分详细说明了南京方言的内部差别，尤其是年龄差异，通过与江淮官话中的其他方言对比，指出其共性和南京方言独有的特点，一些观点颇为精妙。

《南京话音档》为侯精一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中的一部，亦由刘丹青先生编著。该书有配套的音档，记录的是“活的”南京方言。作者邀请南京当地八十七岁高龄的一位老人作为发音人，记录了老派南京方言的珍贵材料。

1898年，德语版《南京字汇》(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ctes oder der Correcten Aussprache sammt Vocabular zum Studium der Hochchinesischen Umgangassprache)出版，作者是奥地利天文学家和汉学家弗朗茨·屈耐特(Frank Khünert)。该书以音汇字，自己设计了一套标音符号，记录南京方言元音、辅音、声调。赵元任评价屈耐特的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工作，不过有的地方太大胆了……所以关于音的分析上，他的书简直没有用处，但是关于音的分类……也有些查用它的地方”*赵元任：《南京音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第274页。。

书中通过这三类(25个)字母相互拼合，加上5个声调，将当时的官话语音记录下来。

二、清代历史文献简介

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瓦罗所著《华语官话语法》(1682年成书，1703年首版)，亦较早对南京方言进行描述。该书描写的是17世纪的南京话，认为南京话是当时的官话。所举例字均用拉丁字母记录，记录的是当时南京话的实际发音，在《弁言》中还援引法语的读音描写当时南京话的语音，有较高的语音学和音韵学价值。

清末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序文作于1866年，正文出版于1888年，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方音(南京方言)拼读古切语。《通例》归纳22个声母(见溪晓影端透来穰照穿审日精清心耶邦滂明微非喻)，15个韵部(根公冈甘坚官支基该家孑歌钩孤)，5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去、入)。列韵图15个，为每韵的音节表。《通例》音系与当时南京方言语音大体相合，但因为兼顾了其他地方的语音，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大精当。对于一些不符合当时金陵音的读音，均在“方音”条中注释出来，能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南京方言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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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马鹤鸣撰《正音新纂》，将语音分为官音和土音两种，认为自己描写的为南京官音。马氏总结出南京官话的307个子母相生音和1093个代表字，对南京“土音”也有描写和记录，可从中总结出当时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

1902年，德国人赫美龄出版《南京官话》，所记的南京话是当时南京知识阶层所操方言，语音系统单一。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主要区别；第二部分为南京方言音节表；第三部分是“南京音节表”，实际上同音字汇，收字4000余个。由于其记录的是南京知识阶层所使用的方言，当时南京“土话”的面貌已经难考，但它仍是研究南京方言的重要文献。

据统计结果显示 (图6)，结构性制约因素出现次数最多，说明结构性制约因素是影响最普遍的制约因素。其次是个人内在制约因素，而人际间制约因素出现次数最少，主要包括缺乏同伴、忙于家庭责任以及一系列来自朋友/家人的制约因素。

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到公务员薪酬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笔者对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给出如下建议：

穿过小区花园，再往左走两百米就是小区物业。吕凌子站在物业办公室门边，门对面有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台十九英吋的电脑，吕凌子没看见人，只听见一阵雨打芭蕉般的键盘敲击声。吕凌子将两根纤长的手指屈起来敲了敲门，一张年轻的脸魔术般地从电脑上方露出来。

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南京方言的著作增多，《南京简志·方言志》《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方言志》《南京方言词典》《南京话音档》等著作相继出版，对南京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开展系统、全面的描写。

观察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及社会支持量表评分，前者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对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进行评价。后者使用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社会支持度的评价。生活质量评分使用SF-36评分进行评分，共包括36各项目，以精神健康及躯体健康为主分为8个维度，计算方法为（原始分时-最低可能分数）/可能分数范围×100，最终得分越低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1905年，劳乃宣编成《增订合声简字谱》，作为南京方言拼音简字课本，其调查对象是旧南京话，与胡垣的调查结果相近，许多论述颇为精当。书中“南音”泛指下江官话，不专指南京一地，因此记录的五十六个声母、十五个韵母不尽相合。

三、20世纪南京方言研究

20世纪初，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问世，法文原版在1915-1926年分四次出版，中文译本在1940年出版。第四部分《方言字汇》记录20多个汉语方言的2125个单字的读音，包括南京方言。在对汉语方言做历史上的研究时，也论及南京方言声韵的一些特点。除了自己调查以外，高本汉还参考德国人赫美龄的《南京官话》。赵元任(1929)认为，其是研究南京方言“书籍中最有价值的”，是国外学者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研究南京方言的重要著作。

1929年，赵元任发表《南京音系》一文，记录他1907-1927年在南京时的调查，记音采用严式音标，整理南京方言语音系统及声韵配合关系，深入细致地描写南京方言，是我国第一篇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南京方言的论文，标志着我国学者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调查南京方言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方言普查运动，南京方言的调查成果均收入《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由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纂，出版于1960年，详细描写南京方言音系，归纳南京方言语音特点和音韵特点，列出南京方言声韵配合关系，是考察当时南京方言语音系统的重要著作。

20世纪60和80年代，鲍明炜先生发表关于南京方言的一系列论文。《南京方音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方言与普通话集刊》1961年第8期)一文，从《南京音系》提出的南京方言的派别和特点出发，选取南京市三十八个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南京方言的读音分歧。《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是上文调查的继续，目的在于了解南京话的现状，以便与上次调查结果比较，观察南京话向普通话靠拢的情况。《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语言研究集刊》1986年第1辑)一文，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探讨南京方言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势。《六朝金陵吴语辨》(《吴语论丛》，1988年)一文，论证南京方言在六朝时期属吴语，有理有据，论述充分。这些论文注重考察南京方言的历史及演变，也是最早对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做出探讨的文章。

[1]许春晓，胡婷.组织支持感知对员工建言的影响:组织信任的中介效应[J].旅游论坛，2015，8(2)：61-67.

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于1998年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当时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归纳了数十年来南京方言的发展变化，包括南京方言音节表、南京方言的音变现象和内部差异。当时，南京方言的内部差异明显，“一字多音”现象多而庞杂，《方言志》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南京方言语音的具体情况，是研究南京方言的重要文献。

《南京方言志》由费嘉、孙力编著，是继《江苏省志·方言志》之后更为详细描写南京方言的著作。根据南京方言语音的年龄差异，将南京方言分为新派和老派。《南京方言志》记录的语音以老派南京方言为主，为研究南京方言语音的变迁提供了全面的研究资料和基础。

由于项目区水源为小型水库或小型提水泵站直接从湖泊（引）提水，后直接进入斗渠，无干支渠，一级计量设置在灌溉泵站出水口和水库放水出水口（即斗渠进口），采用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箱，每座泵站出水口安装1台套室内型灌溉智能控制箱，每1座水库放水口安装1台套室外型灌溉智能控制箱，共计布置了81处。二级计量点在每条农渠的进口处设置末级渠系水量计量。在农渠进水口20～30m处，且以水流均匀为原则进行布设，采用长喉道量水槽，共设置了255处。

3. “不鸣”字母，即“他国用，中华不用”*见《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活图》第5页。 的辅音：b、d、r、z。

毛叶山桐子果实采收自2017年10月成都市金堂县，粒径平均为8.51 mm，将果实分离出果肉和种子2个部分，测定干燥特性。与魏明山等人[10]关于毛叶山桐子果实水分数据有一定的差异，这与品种、年份差异有关。

四、21世纪以后南京方言研究

近年来，研究南京方言的论文增多，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有涉及。

在语音方面，如卢偓《南京语音向普通话语音过渡的理论依据及阶段特征》(《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孙华先《南京方言的轻声和入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孙华先《南京方言声调的若干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黄进《南京方言儿化语音机理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柏莹《轻声性质探赜——以南京方言轻声为例》(《学术交流》2008年第10期)、马秋武《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宋益丹《南京方言中的入声喉塞尾实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马秋武《南京方言三字组连读变调的实验调查与分析》(《同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时秀娟和梁磊《南京话响音的鼻化度——兼论/ n、l /不分的实质》(《南京师大学报》2017年第2期)等。此类论文重点集中在入声、轻声、儿化和变调上，语音的基本面貌已经描写出来，但均未对南京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做深入探讨。

还有一些论文对某一语音现象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差异做出探讨，如顾黔、张志凌《南京方言知庄章三组历时演变与年龄差异研究》(《语言暨语言学》2014年专刊之五十三)、顾黔《南京方言宕江两摄入声韵的共时变异及历时演变研究》(《语言科学》2015年第4期)等。

在词汇方面，有蒋平、郎大地《南京话形容词重叠的声调与重音》(《汉语学报》2004年第2期)等。

在语法方面，如蒋明《南京话里的“A里AB”》(《中国语文》1957年第10期)、刘春卉《南京方言中的“V不起来”与“阿/还VP”——兼谈语法同中有异对学习普通话的影响》(《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刘顺和潘文《南京方言的VVR动补结构》(《方言》2008年第1期)、姚伟嘉《南京方言反复问句使用情况调查》(《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在社会语言学方面，如付义荣《南京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其思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王玲《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1期、徐大明和付义荣《南京“问路”调查》(《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年第2期)、王伟超和许晓颖《南京言语社区语言态度调查报告》(《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增刊)、徐大明和王玲《城市语言调查》(《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周薇《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丁存越《南京城市方言儿化音变异的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5年第3期)等。

五、结论

六朝以来，南京的人口结构曾发生多次变动。公元311年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族和平民举家南下，对南京方言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介绍了明清以来南京方言的主要研究文献，梳理不同时期南京方言研究特点，发现南京方言研究多以共时描写为主，历时演变文献较少，且少有人将南京方言与移民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探讨移民对南京方言的影响，这应当值得今后南京方言研究者们关注。

[参 考 文 献]

[1]金尼阁.西儒耳目资[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2]马鹤鸣.正音新纂[C]//光绪二十八刻本影印版.晚清四部丛刊：第9编[M].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1902/2013.

[3]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2014.

[4][西班牙]瓦罗.华语官话语法[M].姚小平，马又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703/2003.

[5]K. Hemeling, The Nanking Kuan Hua[M].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02.

[6]鲍明炜.江苏省志·方言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费嘉，孙力.南京方言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

[8]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9]劳乃宣.简字谱录[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

[10]刘丹青.南京话音档[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1]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12]南京师范学院方言调查组.南京人学习普通话手册[O].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3]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14]赵元任，著.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5]曾晓渝.《西儒耳目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补证[J].语言科学，2014(4):423-429.

[16]范金民.明代南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12(11):143-151.

[17]封传兵.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地位[J].中南大学学报，2014(4):254-258.

[18]忌浮.李登与明末南京方音——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C]//南大语言学：第3编.2008:15-38.

[19]林亦.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0]陆志韦.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C]//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9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