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可精神生活却极其令人担忧，有学者认为“无家可归”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特征。而今“低头族”随处可见、人际关系日渐疏离与淡漠、校园欺凌等暴力事件常有发生、自杀现象频繁出现、抑郁症患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等现象无不表明现代人存在亟须高度关注的人生问题。在物质纷繁复杂、信息瞬息万变的今天，我们如何安顿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如何解决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漠视和践踏生命的现实难题，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未来和中华民族希望的重大现实课题。解决生死困惑，参透生死之道，我们其实除了从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中去找寻答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检审中西方人生死观的基础上真正理解生命的伦理意蕴，找到精神的栖息地才是根本。追本溯源，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儒家和基督教关于生命的深层智慧。加之于全球化浪潮的激荡澎湃、科技资讯的迅猛发展，有时将人置于荒诞虚无和精神空虚的境地，而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生导航时，可以在中西文明互鉴中寻找到适当的助力器，这有利于加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解，在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为人们身心安顿和精神家园的构建提供有益的精神支撑。

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既要有时代土壤的培育，又要经受社会历史的检阅。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探索史已经表明，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中国人民深层的精神问题的应对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采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处理当今时代与历史传统、立足国情与面对世情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P41)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为基础，坚持立足中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下、借鉴国外与面向未来的思路和胸襟，积极扬弃中国传统儒家生命伦理精神，理性辩证地吸收西方基督教生命伦理文化。换言之，我们需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为体，儒家和基督教生命伦理为翼的构建模式。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是构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生命伦理关系及其观念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而形成的新的生命伦理价值体系，它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历史观的基础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做出的必然选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种先进的思想武器能够带领他们推翻三座大山。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在中国的整个发展演进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它是“以时代的‘意志’和‘本质’为转移，以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准则。”[2](P436)它具有实践性、革命性、辩证性和发展性等重要特征。

著名哲学家洛克说“儿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地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很重要，及时地更正学生的不良课堂习惯，习惯需要教师长期抓反复抓。例如：在足球教学热身部分的熟悉球性。很多学生会忽略这一部分，草草了事，只想着热身完了，早点踢比赛，殊不知好的热身活动对一节课的主要技术练习有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形成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正确认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18)。人不但具有自然属性，而且社会性是其根本属性，即人的产生、人的生产和人的生活都不能离开社会这个集体而独立存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辩证发展过程，生与死是辩证的、自然的相互统一过程。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抱持着一种要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息的人生观。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祉而献身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但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并长存于世，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将全人类的幸福视为自己的职责和幸福，把献身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最崇高的人生目标。关于人生价值，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认为，人生价值包括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两个方面，社会价值是个人为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而自我价值是社会给予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生价值这个矛盾统一体，但判断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取于个人社会价值的大小。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斗的非常时期，为无产阶级奋勇夺取政权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时期，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条件。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积极主张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提倡用中华民族本土之优秀文化浸润人民大众的心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P42)它精辟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而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我们学术研究中一种更为缜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种科学的方法，我们需要理性辩证地看待中西方的生命伦理思想。

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曾提出过“挑战与应战”的著名观点。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无数次的“挑战”和“应战”，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亦不例外。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尤其在近现代时期。儒学在中国文化艰难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也历经沉浮，后来许多新儒家在肯定儒家价值系统，融合会通西学的基础上积极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一条“返本开新”的新路子。从近代大约一个世纪孔子及其儒学的风雨变幻经历看来，在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精神深处，恐怕真有着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孔子情结”[6](P206)。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史，积极从中汲取有益于我们的丰富人生养料。

中国传统的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中有其博大深邃、亘古不息的思想精华，如儒家的天人观。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礼记·礼运》)人是天地之核心，万物之精华，是其他万物都无法比拟之物，是最高贵的生命体。天却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至上性，“与天齐一”是人生奋斗与超越的巅峰。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是要在德上达到统一的“天人合德”，这是一个人积极主动进行道德实践的过程。这种至圣人生道德境界的实现其关键在人，而不在天，这是儒家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后来这种思潮在思孟学派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尽人之本性则知天之本性的思想不但反映了儒家对上天至善德性的追求，而且彰显了儒家学派“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路径。同时，儒家承认天道与人道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人道必须尊重天道，并按照天道运行的规律行事，这样万物才能顺道而成永不停息，人与万物应该“并育而不相害”。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家伦理的“根本精神”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强调“人类生命之和谐”，它符合“人自身”和“整个宇宙”的“和谐”精神[9](P518)。儒家这种对自然尊重和赞颂的天人和谐观，给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业文明不断提高与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各种资源日益枯竭之间紧张矛盾的解决提出天、地、人和谐共处的良方，同时也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了重要方略。又如儒家主张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甚至高于生命的价值观。故发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生死感叹。人之死可以具有道德意义，每个人道德生命的主宰权在自己而不在天。儒家这种仁义至上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一直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在价值抉择时做出正确选择的精神支柱。再如，儒家恕道和仁道的处世观。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方法既能正其身也能协调人际关系，最终为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创造条件。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这不是利他主义，而是要发展自我时必须处理好与周围关系的人生法则。在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时，瑞士的神学家孔汉思先生在由科菲·安南所主持的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小组中主动将儒家的“恕道”和“仁道”原则提倡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10](P183)。这不仅是儒家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还是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精髓的极大彰显，需要在中华大地以至全世界进行大力的弘扬和传承。

今后中级维修技师需掌握机械钳工、液压机电、电子通信等技术，高级维修技师需掌握一般诊断技术，技师需掌握高深诊断技术。今后国企与民企共存，4S店与综合汽修厂共存，大规模汽修厂与连锁保养店共存，由于技术资料公开、备件公开，综合汽修厂的实力将逐渐增强。汽车维修量的增长将由一线(北上广深)、二线(省城)，向三线(地级)、四线(所有)城市转移。汽车修理哪家强，就看诊断技术谁能担当，诊断技术能力强的维修企业客户资源必然多于诊断能力弱的维修企业。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伟大的毛泽东生命伦理思想。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死生亦大矣”，认为生死是件重要的大事，而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死思想，精辟地概括死亡的差异性和死亡的意义价值。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4](P1003)毛泽东同志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P1043-1045)毛泽东同志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提倡革命的乐观主义生活态度，主张甘愿为人民利益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同志认为，死亡虽无法避免且并不可怕，但人一定要死得其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 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4](P1004-1005)。质言之，个人需要将个体生命与人民利益、民族命运紧紧相连，才能彰显生命价值，突破死亡的限囿，达至永垂不朽的境界。而正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一心为党、全心为民的虽死犹生的生死观念符合了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最终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

二、不忘本来，积极汲取儒家的优秀人生智慧

在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大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积极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丰富了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解。他坚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事情，无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5](P142)邓小平同志立足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生命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的秉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用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开拓创新思维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1](P1)。习近平同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同时，习近平同志告诫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一定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合在一起，以个人梦想助推中国梦，并且劝诫年轻人要注意身体，不要老熬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起到关键性的引领作用。

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完全同步。因此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传统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糟粕性。如儒家以“家族本位主义”为价值原则的传统生命伦理思想，虽然强调了整体利益，高扬了道德义务的一面，陶冶了许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士仁人，但它却“拂人之性”，束缚了个性自由和压抑了个性发展[9](P510)。在家族本位的环境中，个人的人格尊严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现代法律上的人人平等难以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需要持有与时俱进的眼光。同理，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需要辩证审视西方基督教生命伦理文化。

(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容

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彰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的民族特质。在全球化潮流日益激荡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自我民族文化的基因，对传统文化有准确地认知和高度地认同，否则将要面临被他者文化消融的危险。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是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倘若自己的文化传统丧失，则文化认同亦将不复存在。这犹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将被开除球籍[7](P367)。张岱年先生曾说：“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文化的独立性，也就会丧失民族的独立性；丧失了民族的独立性，就沦为别的民族的附庸了。”[8](P424)我们可以在对儒家生命伦理文化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找到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为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增添了浓厚的民族色彩。

三、吸收外来，理性看待西方基督教生命伦理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吸取其他文明和文化的长处是保持和增强自身活力的重要途径。大力吸收外来，不但能够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的内涵，而且能够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和探究领域。世界当前多元化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你的科技力量有多么强大，你要想在21世纪乃至22世纪一枝独秀，从这个趋势看，出现的机会不大，一定是各种不同的文明要相互和平共处[10](P50)。因此，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我们需要采用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国际性的战略思维，既准确定位自己，又科学审视他者，用开放的情怀和理性的思维去建构具有独特民族特质和鲜明时代特性相统一的生命伦理文化。

依认知与实践过程论，一般组织内的知识，总是围绕其业务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不断交互，最终呈现螺旋上升的运动趋势。包括4个过程：

西方基督教生命伦理文化聚古希腊的理性思维、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和古犹太教的信仰文明于一体，我们可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吸收其优秀的生命智慧。比如，基督教大力提倡尊重和敬畏生命，而人的生命要高贵于其他任何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正因为高贵，所以需要加倍爱护和珍惜，不能浪费时间，要理性地对待时光老人。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践行基督教伦理的“信德、望德、爱德”。基督教主张信仰一定要高置于生命之上。耶稣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的使命，将一切都奉献给它，耶稣只为他的父和神圣使命活着，他深信自己注定要完成这使命[11](P304)。可见，“信德”是一种绝对的忠诚、完全的至诚和十足的信任。坚定的信仰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坚定的信仰收获了新的生命。基督徒在追求“信德”时所怀有的“忠诚、信任、敬畏”精神是当今社会发展和个人安身立命所需要具有的重要品质。而且基督教的“望德”在于培养基督徒忍受苦难的坚韧和刚毅，让人在困境和不幸中百折不挠，避免懦弱、颓废和绝望。莫尔特曼认为，望德要求信徒不仅要专注于来世，还要看到现实世界既非自我实现的天堂，也非自我异化的地狱，而是充满了无数可能性。因此，基督徒应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此世的改造中来，使人们从不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12](P200)。基督徒需要在现实境遇之中对生活保持一颗满怀希望之心。而面对复杂的社会如何处理纷繁的人际关系，基督教主张要保持一颗宽厚友爱之心，要爱自己的仇敌，要爱人如己，这是一种在团契范围内的至真至诚之博爱。张世英先生认为，儒家之“爱”可以有差等，但必须掌控在适当的度中，儒家之仁爱要灵活批判地吸收耶稣博爱的精神。不置可否，基督教生命伦理思想中蕴含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所吸收的优秀生死精神，但我们要认识到基督教的人性原罪论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我们绝不提倡基督教所信奉的超验上帝和彼岸世界。

由上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强调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和汲取营养，让人们在获得心灵慰藉的同时，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我们着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伦理文化，它在着眼全球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下，在继承民族性和富有时代性里展示着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融通中西文化中彰显着我们世界性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气魄。这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为中华儿女共筑精神家园，走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7]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6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9]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彭国翔，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1][法]欧内斯特·勒南.耶稣的一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靳凤林.领导干部伦理课十三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