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化自然观的产生

生态哲学是依靠自然观来研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普遍规律的学说。生态哲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属于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但人对于客观外在环境的看法，尤其是西方自然观的发展已经经历长时间的历史变迁。其中，近代机械论观点长时间占据统治性地位。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自然观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它认为自然界客观实在的运动是一种完全符合牛顿力学规律的机械运动，同时提出二元论学说，将世界的本原割裂为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并主张发扬“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来探索、控制和支配外在环境。

黑格尔主张唯心主义辩证自然观，认为精神是自然的本质，而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通过自然哲学，精神能够扬弃其与自然的异化，从而认清自己的自然内在实质。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性；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他更注重于人的自然属性。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辩证性，但看待人与自然矛盾本质的视域仍然停留在表象维度，也并未从根本上撼动机械论的统治地位。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既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1](P46-53)。自然界的形成比人类早，虽然人类无法直接感性认识自然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整体全貌，但依靠理性的思辨可以确定外在于人类活动范围的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但是，这种“自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不发生联系，不是人类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而事实上，通过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自然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自在的客观物，而是人对象化劳动的产物，逐渐融入人的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即人化自然的观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维度考量，是对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的集中体现。

二、人化自然的媒介——实践

实践在哲学的维度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实现形式。传统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存在片面性，即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P209)马克思“人化自然”理论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剖析，实践作为中介，联系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自然的各个部分不断被人化，不再是抽象、孤立、无机的人的对立面，而是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对象，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性体现。另外，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和特征既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丰富，又受限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反对将“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对立。所以，实践视域下的人化自然具有明显的对象性和历史性。

实践活动不仅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是通过实践的渠道搭建起来的。实践活动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外部化显现，表现为通过科学发展和技术手段进步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也是西方生态哲学家阐释人与自然矛盾问题的主要着眼点。然而，应该认识到，实践活动也同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这层关系通过规定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框架，制约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

2.1 生物多样性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定义，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由此可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的今天，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

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界，即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劳动者从事创造活动的基础条件。劳动者从自然界中获取两种意义层面的生产资料：一种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劳动对象，另一种是更为狭义的、直接提供“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2](P45)。人通过与自然联系，从自然中获取生活必需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社会则通过个体力量的联合克服单个自然人在生产力和认知力上的局限性，提高生产力，从而加快对自然认知和开发的效率。应该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下，却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当代生态矛盾既是人与自然失调的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还是社会利益关系间抗争的牺牲品。

在卷积神经网络训练时，需要设置超参数、卷积核、卷积窗口等模型参数，在本文中，针对智能阅读文本的神经网络构建，经过多次实验对比，最终设置卷积核为128，卷积窗口为3，步长为1，池化窗口为3，激活函数为Tanh，优化函数为Rmsprop，损失函数为Binary_Crossentropy，drop设置为0.3。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大机器生产不仅不能减少工人的劳动负荷；相反的，大机器生产使得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加大，剥削了工人的劳动自由，使得工人沦为受压迫的奴隶和工具人。机器生产所提高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家累积了大量财富，却使真正的劳动主体——工人由于奴役而陷入贫困。机器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下变为一种压制工具，掠夺自然资源，榨干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认识到剩余劳动的自身隐患，他指出：“劳动促进资本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然而却使劳动者日益依附于资本家，加剧劳动者间的竞争，把劳动者拖到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去；而接着生产过剩而来的则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2](P11)

三、资本逻辑与自然异化

要想真正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无法在脱离自然界的意义上独立存在，这也就是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49)任何一个物质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它必然与其他系统发生联系。在生态系统中，一种客观存在与其所处环境也必然存在作用与反作用。这是生态哲学的本质规律，也是其实在论的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态世界观中也应该运用整体论的视域加以认知。人处在生态系统中，与环境构成一个相互反馈的有机整体，既是生态问题的元凶，又是生态问题的受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用经济手段弥补生态矛盾造成的损失。只有在整体论视域下，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看作人类命运自身关切，才能摒弃经济对于社会发展水平评定的单项评价模式，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这把尺子摆正、对齐，从而保证环境公平的长期稳定。

2339 设△ABC三边长、三内角、半周长、外接圆和内切圆半径分别为a,b,c,A,B,C,s,R,r,则有

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和新举措的落实，是切实把我国社会发展置于生态哲学角度加以考量的正确决定。

高压输电线路施工中应注重杆塔质量，施工初期结合项目周边气候特点，选择杆塔类型，以确保杆塔与区域自然环境相适应，最大程度规避因气候因素导致的设备故障及损失。依据土质情况优选杆塔底基方案。倘若土质比较松散，要用岩石嵌固杆塔底基，使其更加稳定，以免发生杆塔倾斜或断裂情况。反之，施工区域分布岩石，锚杆基础为最佳选择，借助固有岩石进行钻孔操作，并固定锚杆，增加杆塔底基坚固性，节约资源。依据实际工程情况，考量选择直线型结构杆塔或耐张型结构杆塔，确保铁路畅通及线路的科学分配[1]。

科技是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支柱之一。科学技术是人类对自然认识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受到一定社会制度的限制，脱离不了社会关系的框架。《手稿》指出，自然科学以工业为媒介，与人类之间产生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它进入并改造人的生活，并在社会生产制度的框架下不得不直接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从而，自然科学从抽象变为现实，成为人的生活基础，并为人的解放做好了准备[2](P81-82)。有些观点认为现代科技手段是控制并支配自然的真正原因，然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应用领域和应用水平脱离不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引导以及社会制度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本身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不是异己的外在统治性力量。只有服从资本逻辑的技术应用才是剥削劳动和自然的手段。

伴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从天命论、决定论、或然论到征服论的过程[3](P48-53)。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世界普遍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大机器生产使得人类生产效率有了质的提升，科技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以机械论为理论基础，将自然看作与人相对立的可支配的客体，同时受到资本逻辑的渗透，抬高人的价值贬低自然的价值，把自然的价值看作人类价值的附属品，产生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无节制无计划地将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生产的原料。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与动物在从事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生产。动物只是对客观存在物进行收集工作，而人则能从事生产，并通过生产制造出最广义的生活资料，也就制造出一个本质属人的异化的自然界。正因为如此，人类生存斗争的中心发生迁移，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产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4](P284)。而由哪个利益集体来占有并享受更多的生活资料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根源。所以，生态问题的真正成因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失调，是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对生态环境过度的掠夺和主宰。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中国的启示

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倾向带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几何式增长，随之带来的是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严重失衡，表现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来以来，全球公害事件频发，人类陷入自身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生存困境。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作品的陆续发表使生态问题更加直接地暴露在公众视野，成为困扰中西方学者的世界性难题。进入21世纪，人类逐渐从工业时代步入生态时代，提出一系列消解生态矛盾的创新型理念，思想观念也开始从狭隘的机械论观念转变为生态文明观。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环境与发展会议，针对持续恶化的环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久，我国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进国家战略。2002-2012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新举措。尤其是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度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

现代社会受到资本逻辑的裹挟，是一个财富压倒一切的畸形社会。资本的逻辑构成主流社会生产逻辑的根基，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剩余价值劳动体系，另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这种体系破除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观念，使自然进一步成为满足感性欲望的“物品”。物化的自然为商品生产提供低成本原料，这正好和资本的本性——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谋而合。为了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需要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两个方面尽可能地增加利润，资本所到之处自然资源被迅速商品化，同时将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再排放回自然界，大量生产和过度消费成为资本抽象支配下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与其自身本质异化，而成为辅助资本增值的工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货币的重要性凌驾于人的主体性之上，致使人的个性被压制，人与自身本质相异化，只能片面发展。《手稿》指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物，随着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剥夺，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劳动者的生存和活动的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里，而劳动者越来越成为自己劳动财产的对立面[2](P7-8)。工人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生产为商品，而商品为少数资本家所独占，工人则因为异化劳动而与自身劳动成果对立，其表现出的是资本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剥夺，是人与人利益之间的对抗。随着社会阶级划分逐渐明确，阶级问题的产生，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会加快掠夺自然的速度，在占有劳动成果的同时，将排放物交由劣势阶级承担，剥夺了他人的环境权利，产生严重的代内不公，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局面[5](P85-92)。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的主体，在质的层面上决定了自然对人的异化的必然性，理解了这一层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用社会—历史的视域看待生态哲学，分析了资本逻辑和人与自然关系，敏锐地指出生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即资本关系对自然界的抽象统治必然导致自然和人的异化与对立。

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解读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正确处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摒弃西方以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将人的本质属性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与劳动产品、人与自身劳动、人与其自身本质异化，最终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私有制下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即劳动产品，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劳动对立面[2](P44)。自然被资本家占有，工人越是通过劳动获取外部感性存在，就越是与自然对立。现阶段，我国还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资本的存在有其社会合理性，但同时也需要通过调控手段遏制资本的僭越，使其真正为解放社会生产力服务。只有扬弃资本逻辑，产品才可能是劳动自身个性体现，人不再是货币的奴隶，而是为社会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者；自然不再是人谋取利益的原料库，而是人与社会联结的纽带。

舟曲县城位于白龙江河谷上游区，属于滑坡、泥石流高风险地域。2010年8月7日23时许，舟曲县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按照国家防总的统一部署，结合“8·8”泥石流灾害，舟曲县启动了县城及周边地域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

五、结论

现代社会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仍没有跳脱出150前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他在进行资本批判的同时，对人与自然这一根本性命题表示出的重大关切，为新世纪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打开新的视域。

首先，自然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对象性产物，通过劳动等实践活动发生人化，这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显性维度，也是目前社会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着眼点，但在这一显性维度背后掩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失调，才是生态问题的真正原因。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劳动者对象性产物的无偿占有以及对科学技术的资本应用，加速资本扩张，剥夺工人阶级应有的环境权利，并将环境后果交由劣势阶级承担，激化了阶级间对立情绪，加剧了人与环境矛盾，使得生态问题日益严峻。

最后，在当前中国对生态问题高度关切的背景下，再次回顾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对建设美丽中国有着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它将长期指导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所做的决策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源泉。

如果诺亚方舟是对亚述文明继承性的叙述，而“巴别塔”(第四个故事)则是对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弑父性的叙事。在《创世纪》中描写的语言的故事“巴别塔”是这样说的：

[参 考 文 献]

[1]朱书刚.试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0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蔡运龙.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9(5).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周志山.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