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寻求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打造全人类的理想社会。从内容和价值观角度来看，既是在科学总结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伟大创新，也是在批判和继承以往人类科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突破，更是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对过去区域主义的补充和合理扩展。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内涵出发，分析该思想的理论来源，并借此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建构理路。从微观层面来说，它的建构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

支承辊原始剥落状况如图1所示，辊子表面大面积与辊子本体分层剥落，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去除掉快部分，对剥落面进行解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内涵

(一)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的是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创造条件，使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生活方式，它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人类从自然界当中汲取必需的养分和资源，自然界在人类的合理改造中获得有序健康的发展。人与自然共生思想自古有之，但随着工业社会的深入，人逐渐把自己定位成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强化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从同一走向分裂。人与自然共生发展就是要求我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二)共存：人与人、国与国共同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日益密切、各国经济发展已然成为利益的共同体。只有是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共同发展，才能使世界经济得到整体性的提升和改善。因此共同生存与发展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任何一方发展的停顿、减缓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甚至连锁反应，愈来愈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在经济利益相互交织、融合的同时，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是文化的多元发展。保持文化的特殊性、多元化，其实质是保持人类思维的活力，保持人类生活方式的多种可能，赋予人类生存空间，彼此尊重，价值并存。

(三)共享：全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共享是指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物质资源与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民共同享有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共享是一种赋值，是各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前提条件和必然结果。深入分析共享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共享的价值目标，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包括人普遍追求满足基本需要的物质生活和人普遍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这两个方面的普遍性内容要求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从横向上实现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全球正义，从纵向上携手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纵、横两个方面搭建起共享的可能性平台。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全球治理和社会改革构建的社会共治机制，真正实现共享。共享性的发展不仅仅是商品的堆积和堆砌，它既包括人民物质财富的共同享有，也包括社会精神文明的共同建构，它致力于将人类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人民的素养、能力、自由个性和精神境界的普遍提升。

(四)共治：全球治理和社会改革

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争端和矛盾也与日俱增。如何有效地协商解决共同事务，如何改变过去旧世界格局下的“依赖—控制”关系，允许和鼓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管理公共事务，首先需要更新治理的观念，改变过去国际事务主要由大国决策的局面。长期以来，一些小国，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处于国际交往中的弱势地位，话语权微弱，参与权形同虚设。所以，有效地改变治理观念是建构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这种共同治理应该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充分尊重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同志关系，是同舟共济、利益与共的家人关系。

在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现代社会，“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趋势、一个社会交往的基本规则，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原则。这种原则要求各国之间包容互鉴、求同存异，在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元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在培育人们的共治理念基础上，构建一些多边机构来有效协商和处理国际事务，加强国际规范和国际条例的修订，根据协商事宜的不同特点来建立较科学的投票和决策机制，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探源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第一，越冬期和冬季的管理。在越冬时期和冬季之前，对于小麦的管理是呵护小麦苗，要确保小麦可以健康成长，安全过冬。依旧需要注意的，当小麦出苗后，应及时不中，控制小麦的数量，过密或者稀疏均不好。冬季温度高的年份，应实行控制方法，避免群体过大。在干旱年，通常冬季前分别少，应使用足够的措施，提高成穗率。灌溉、中耕和施肥是冬季的主要管理措施，需要灵活运用，让小麦能够稳定过冬，此时期也是病虫防害和化学除草的有效时期。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根植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适应时代发展的，也是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解决全球性危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由之路。从构建理路来看，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一定的构建基础，也需要构建的步骤。

(二)中国传统“和合”“大同”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传承了中国“和合文化”“大同文化”的精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它蕴含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宇宙观以及辩证法思维。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它折射出“家国天下”的“大同”情怀，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和反思。

“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讲求的就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和”与“不同”的哲学思想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同”指的是形式上的相似、相近，“和”指的是精神的默契和统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寓意就是君子的境界是指超越外在形式上的相似，追求精神层面的交流沟通，从而到达实质上的和谐同一。它也为我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一个“君子”标准，为我们设置一个安身立命的凭借，指明了任何一个个体要实现个人的理想必须与其他人、与社会的发展、实现紧密地结合，扩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寻求发展，一定要融入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溶解氧在酒类发酵和贮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检测的重要指标[18]，通过测定不同贮藏时间溶解氧的变化（见图1），探究溶解氧在陈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三)西方文化中的科学、进步、理性的价值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科学、进步、理性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中的科学、进步、理性思想可以简单表述为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福利权利。以自由、平等为基点的人道主义，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宗教神学思想，主张为知识、科学和理性服务，并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试图从“神性”中召唤“人性”，逐步形成“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初步构建起近代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雏形。

5.2 大连市内四区商品住宅价格在空间布局上的集聚现象明显。中山区、西岗区和沙河口区的住宅价格高高聚集为主；甘井子区的住宅价格低低聚集为主；中山区北部和甘井子区的住宅价格高低聚集为主。

西方文化中的人权思想在一定程度导致人人平等的价值取向，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实现了一定范围的平等和自由。在这种目标的引导下，培养“世界公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历史的必然。无论什么种族、民族、国家都拥有平等的人权，都共同向往和平、发展、稳定。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吸收包容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民主自由思想，同时摒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私有、逐利和剥削本质。用全人类的实质公平代替资产阶级的内部平等、用全人类的参与和共享代替资产阶级的专制和独裁，用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代替资产阶级的扩张和霸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理路

突然，他感觉一股深深的寒意从背后朝着自己席卷而来，顺着脊梁根朝心里渗，冻得心都打了个哆嗦。他猛地扭头，望向了唐玉烟。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不断在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转变是建立在人类普遍交往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吃、穿、住、行等社会活动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克服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自为战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彼此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并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彼此利益交织、情感融合，逐步构建起整体的社会关系网和国际合作网，从而使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开始凸显，形成世界各国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历史”。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雏形和基础。在“世界历史”的建构进程中，个体也在日益丰富的社会交往中缔结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断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形成全球视野和人文关怀，成为“世界公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P491)。具体来说，“从个体人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个体人能力的充分发展’‘个体人需要的和谐发展’‘个体人自由的真正发展’。从社会人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社会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人的利益的共同发展与实现’”[3](P91-92)。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和互助合作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人类全面解放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内在的个性、能力、本质力量不断地外化和投射出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基础

亲密是指加入共同体的各方超越一般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亲密程度，这种亲密建立在互动往来、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同时亲密更是一种价值融合、一种道德互信、一种彼此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各个层次的共生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营造的“亲密”是一种同时超越中国传统血缘、亲缘关系的亲密和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的契约亲密。它用一种道德责任感构建起“开明的自利”关系，这种关系即通过非对抗的合作、非独得的共赢、非自私的利他等一系列方式来达到利人利己、互惠利他的目标。以此为基础来促成国际合作的持久稳定，构建群体之间的信任底线，由此可见，这种基于“开明的自利”基础上的亲密将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原则及成功的现实路径。这种亲密有效地推动各方的交往互动，从而达成协同效应。

贡献是指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各方参与者能够为共同体创造各种有效价值，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减少重复和浪费，将各自的优势带入整个共同体，从而形成优势的积累和扩大，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当然，在计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方贡献时，不能完全按照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方法来统计各方的贡献，毕竟各国的自然禀赋、社会发展程度、历史累积的专长都有所差异。同时，这里的贡献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贡献，还应该有精神贡献、文化贡献等多种形式的贡献，尤其是精神贡献、文化贡献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综合评估各种贡献，挖掘各参与方的物质、精神文明的创造性成果，并通过协调整合，为人类未来的长远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

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以参与各方的贡献为基础，彼此达成亲密关系作为保障，树立共同远景作为导向，从而通过各自贡献、构筑亲密到设计远景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从而营造出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合作关系。

总体来看，贡献、亲密、远景等三个方面就相当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即各方面基于贡献，构建亲密、真诚的互惠关系，包容并蓄，共筑远景。

远景是对一个组织的前景和发展方向的高度概括。它由一个组织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核心理念)和对未来的展望(未来的远大目标和对目标的生动描述)构成。各参与方为共同体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和如何达到目标设计基本的价值维度和价值取向。共同的远景可以激发各参与方的热情和创造力，成为共同体的活力源泉。它是指路明灯、导向系统、牵引系统和动力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整合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勾画了未来世界的图景，表达了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期待。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景包括构建一个公正、和谐、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真正形成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从人与环境的环境正义、人与人(国与国)的社会变革两个层面来构建途径。

翠姨早就熟识她们的，有的叫表嫂子，有的叫四嫂子。而在我，她们就都是一样的，好像小孩子的时候，所玩的用花纸剪的纸人，这个和那个都是一样，完全没有分别。都是花缎的袍子，都是白白的脸，都是很红的嘴唇。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逐渐增多，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之间也随之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若是不进行有效控制，就会导致农业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从现阶段来看国内的农民工只需要在城镇保持六个月以上时间的居住，就可以划入到城市人口中，但其实这种数据是不全面的，农民工家属多数还是停留在农村，虽然现阶段城镇化已经超过50%，但是一旦将这部分数据去掉，城镇化实际水平可能仅为28%左右。

1.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指的是所有人不分国籍、种族、文化、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都平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性环境的权利，同时，所有人都相应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义务。具体来说，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从以下三个环节入手：首先，要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从目前来看，政府仍然是组织社会结构、实施社会职能的重要主体。特别是在处理环境问题上，环境正义表面上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因其背后牵涉到的是环境资源的分割和分配，究其实质，环境正义仍然是各方利益角逐的结果。所以，政府作为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公权力，必须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制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环境决策。与此同时，要加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推动环境立法、确保环境责任的划分和追责制度。其次，除了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协调功能以外，还要发挥多方参与决策的机制。从广义上来说，公民、社会团体等都属于利益相关者，都要受到环境问题的直接影响。所以，公民、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等对有关环境信息的公开、产业结构的布局、城市建设的规划等与环境利益相关的问题，都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以及监督权，真正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和人们发展观念的制约，难免会出现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或短期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的困境，甚至使得一部分人成为“最少受惠者”甚至环境难民。这就需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建立事后补救与补偿机制，尽可能地降低环境自身的破坏或缩小人们因为环境造成的损失。具体来说，可以完善生态补偿合约或法律规章、完善环境受害者的救济体系、设置环境补偿的专项基金以及环境污染方面的保险等措施，并严格贯彻落实。

综上所述，作为正义观在环境问题中的体现，它不只是单纯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本质上是面对环境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道德选择问题。所以，要真正实现环境正义，还必须伴随社会变革。

2.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指的是不同利益群体在不同的治理理念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处理相互关系、调整利益分配的社会过程。社会变革既包括观念上的转变，也包括治理手段上的重大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不仅需要我们从观念上转变发展思维，还要通过具体的变革行动和改革措施来达成。首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承认并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异性、特殊性、多样性，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才能打破过去“支配—依赖”型的旧世界格局。强调建构公平正义的新的国际秩序，强调要从竞争意识转向合作意识，从博弈意识转向协商意识，从各自为战意识转向合作共赢意识。它为新的国际环境下不同民族和国家如何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范式。其次，要打破零和、片面、对抗的旧安全观。秉持着共同治理的国际观，以对话、协商、统筹的思维，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安全等领域多管齐下、综合施策，通盘考虑各国的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当前与长远、地域的国内与国际、文化的传统与非传统等方面因素，促使每一个国家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协商处理，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通过坦诚和深入的多边对话来减少猜疑、增进沟通，实现互谅互信，争取双赢、多赢、共赢，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 最后，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方略，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认真务实地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设施共建、资金共融，民心互通。既输出我们的建设成就、价值自信，也引进各国的发展成果和先进文明。除此之外，我们组建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一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让周边国家“搭上中国这辆快车”；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真、实、亲、诚”的理念归纳，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用数字简括为“1+3+6”的合作新框架，铸就中拉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运筹大国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在观念上要从偏见转为互信、从封闭转向开放，在手段上要从管理转向治理、从分配转向分享，用一种共享、协商、互助、合作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处理和解决国际问题。

四、结语

通过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的建构理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和模式为全面认识当今的时代主题、建构全新的人类未来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在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乎人类的共同利益，合乎历史的潮流。只要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就能够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能够建构起和平、和谐、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3]席彩云.当代社会公德教育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