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图式其核心是“文化”，是关于文化的图式，翻译乃语言转化，亦是一种“文化移植”过程，是文化图式的转换生成。翻译与文化图式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拟对其进行探析，以求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

一、关于文化图式

哲学家康德(Kant)在1781年首次提出图式的概念，而把图式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则是由心理学家巴特勒(Barlett)在1932年首次提出。现代图式理论的代表人物Rumelhart(1980)认为，文化图式是一种关于知识的表征方式及这种方式如何有利于知识应用的理论[1]；Bedir (1992)认为，文化图式是关于被学习语言的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2]；George Yule(2000)认为，文化图式是基于一定文化体验的已有的知识结构[3]。Malcolm & Sharifian(2002)则认为，文化图式是一种概念结构，帮助个体存贮其所处文化的概念性信息，并有助于其理解该种文化所涵盖的信息[4]。我国学者对文化图式也进行探究。潘卫民(2001)把图式分解为内容图式、形式图式和语法图式等三大类，同时认为文化图式包括文化心理图式和文化行为图式[5](P71)。刘明东(2004)认为，文化图式是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6](P50-52)。周笃宝(2002)、章放维(2006)等人也对其进行探讨，认为民族性决定了文化图式的框架，它包括民族习俗、传统等。纵观各位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文化图式是建立在特定文化体验基础上的已有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是动态的、复杂的、可变的。

二、关于翻译

翻译是一项古老的人类活动，是一门艺术。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其名著《正名篇》中曾有一段跟翻译很有关系的论述：“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7](P89)这段话表明翻译是可能的。我国翻译事业历史悠久，但早期的翻译几乎都是限于佛经的翻译。直至明清代才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严复等人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影响深远。

西方翻译史上以当代尤金·奈达和彼得·纽马克为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尤金·奈达20 世纪 60 年代首先提出翻译的“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理论，80 年代又提出“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概念。彼得·纽马克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语义翻译及交际翻译”( semantictranslation vs．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原则。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原则不但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扩大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范围。Holmes(1978)提出一个“二图”翻译模式，译者首先建立一个“源语语篇图”，然后构建一个“目的语语篇图”。他们的翻译理论至今无人能超越，各种理论只是他们理论的延续、扩充或变形。

第五，提高闽商个人素质，提升闽商团队的整体形象。关键在于提升闽商个人的素质和打造闽商团队的品牌，而核心则是要增加文化内涵，在商务活动中展现闽商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取得社会广泛认同。要使闽商都认识到个人素质与团队形象息息相关，而团队形象又与闽商长远利益息息相关，必需秉持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自我教育、自我规范中增强个人参与团队形象建设的主动性，在提高闽商文化质量的基础上，给全世界以崭新的闽商形象，以“强”、“大”的阵容逐浪商海，增强闽商团队的综合竞争力。要由注重产品行销向注重品牌的塑造转型，把经营重心由产品行销、资本运营，拓展到品牌运营，打造出21世纪具有闽商印记的驰名海内外的商帮品牌。

知庄章三组声母主要指《广韵》三十五声母系统中的知组(知彻澄)，庄组(庄初崇生)，章组(章昌船书禅)。[3]在中古时期知庄章三组声母在现代方言中的发展演变比较复杂，历来都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知庄章三组声母已经合流了成了、、，然而知庄章三组声母在关中片方言的读音类型呈现出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不同的特点，在音类和音值方面存在着共性和差异。重点考察关中硖石镇片知庄章三组声母的今读情况，有助于人们探求知庄章三组声母在关中硖石镇片的发展演变轨迹，研究语言演变的规律。

我被杀死了，我又一次被杀死了。这怎么会呢？一个灵魂怎么会被扭断脖子呢？我双手捧着耷拉下来的脑袋，陷入了沉思。

经常给学生讲述中外数学家的故事，我国数学家立志成材的故事，这样既增加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可以学生培养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举多得。这样的例子在数学中还很多很多，有待于去我们发现和挖掘。

三、文化图式视域下的翻译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耳穴埋籽、按摩、情感护理等中医护理干预方法，应用到脑梗死后遗症患者的护理中。有助于缓解病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

翻译在其两个阶段均与文化图式息息相关。在理解阶段，译者本身应具备与源语文本相关的文化图式并充分激活，确保对源语文本的正确解码，以求翻译的“信”度；在表达阶段，译者运用目的语对源语文本进行编码应有利于激活目的语文本读者的已有文化图式，帮助他们充实或者建立新的文化图式，以达到翻译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促进文化的融合、共生。文化图式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对应、冲突和缺省。下文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文化图式视域下翻译的剖析。

(一)文化图式对应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二)文化图式冲突

以“西风”为例。

1.2.2.2 生存质量 采用李鲁等人修订的SF-36健康调查量表[6,7]，采用五个Likert等级，正向计分方式，我们将其视为一个维度并加和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农村居民生存质量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86。

文化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确定了中西文化存在分歧是必然的。在思想方式上，西方人偏抽象，重分析，我们偏具体，重综合；体现在语言这种思维的外壳上，英语重形合，强调形式的完整，汉语重意合，强调意象，此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地理环境这些构成文化的因素中西方都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导致文化图式存在冲突。

历朝历代有很多诗词寓情于西风。

如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为了表现羁旅行人孤苦惆怅之情和悲秋之恨，选取十个最能体现秋季凄凉萧条意象入曲，以景托情，寓情于景，在情景交融中构成一种凄凉悲苦的意境，其中的西风属十意象之一。

对于翻译的研究，涵盖了翻译标准、翻译理论与方法。本文侧重于在翻译理论方法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在通常意义上，翻译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即解码与编码。理解即对源语信息的解码，表达是用目的语对源语信息进行编码。

如宋代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下篇：

虽然文化具有深深的民族烙印，不同语系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可能各不相同，但其认识的物质基础是同一的，因而不同语种的人会具有文化的重合也即对应性，换而言之，中西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核”，那么此时就会形成文化图式的对应。如以来自《圣经》的熟语为例，当看到“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时，译者头脑中“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文化图式便会被激活；All the rivers run into the sea；yet the sea is not full，“百川归海而海不盈”；Wash one’s hands of a thing，“洗手不干”，诸如此类的英语熟语无论是在意义、形象或者风格上都与汉语的习语相似或相近，这自然而言形成文化图式的对应。只要译者具备足够的背景知识，知识储备库里具有相应的文化图式，那么在解码这种源语文本时就会激活相应的文化图式，进而顺利地进行目的语文本的编码。在文化图式对应的情况下，采取“等值互借法”进行翻译是比较贴切的翻译方法。

此词表达了作者的暮秋怀人之情。该词中“昨夜西风凋碧树”一句，碧树在西风摧残之下尽凋，使上篇传递的凄迷气氛又添了几许萧瑟。

再如李清照的“帘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辛弃疾的“西风都是行人恨”、 苏轼 的“西风送落日，万窍含凄怆”等，皆凭西风道尽心中的惆怅、凄凉。

在西方，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浪漫主义民主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是耳熟能详有关西风的不朽名作。在这首五节十四行诗里，作者在前三节直接描写勇敢、迅猛的西风对天空、大地、海洋的影响；最后两节作者将生命与西风共鸣，借景寄情，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充满激情与豪迈。

以杜牧的名作《清明》诗篇名英译为例。

(三)文化图式缺省

具有同一文化图式的人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因为共享而省略了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其话语中因为缺省而留下的语义真空会被接受者认知图式中所存储的文化知识填充，从而保持这种言语交际的顺畅。但对处于异质文化背景中的读者，因为缺乏相关的文化，那么话语中因为缺省而留下的语义真空便会造成相应的文化图式缺省。

从中西诗词来看，对西风的态度迥异。东方人看到“西风”，头脑中与之相关的文化图式是“冷冽”“萧瑟”“惆怅”，而西方尤其是英国人视西风为暖风，在其文化图式里“西风” 预示着新生命、新生活的到来。这就是文化图式的冲突。那么在中英互译的时候，必须进行一定的文化背景介绍，以便目的语文本读者能正确地理解源语文本，构建新的文化图式，避免出现文化交流的障碍。

许渊冲译版：the Mourning Day

蔡廷干译版：All Souls’ Day

孙大雨译版: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吴钧陶译版：the Pure Brightness Day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古时又叫踏青节、三月节、扫墓节等。清明节还源于我国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作为节气的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去春来，天气清朗，一片明净，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这个时期，及其恰当。在该节日期间，我国百姓祭祖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因为清明节乃我国特有的节日，对于缺乏该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存在文化图式的缺省，因而其英译值得商榷。许渊冲译版及蔡廷干译版把清明时节最重要的活动“哀悼先人”这个文化内涵体现出来，但是对于踏青之类的活动却无确切体现；孙大雨译版及吴钧陶译版均把清明时节的节气特点恰如其分地描述出来，是极其形象的，但“clear and bright”对于不具有该文化图式的西方读者而言，乃两个简单的形容词，再也没有任何文化蕴意，无法进行推理，得出任何与我国清明相关联的知识贮备，从而对该诗名将出现理解的茫然。孙大雨则在注释中对“The Clear-and-Bright Feast”进行阐述：The Clear-and-Bright Feast(清明)of spring has been a veligious festival in China from time immemorial. On this day in mid-spring, Aprl 5th or 6th , people visit the burying places of their ancestors to do obeisance or pay homage and sweep the tombs. It s th 105th or 106th day from the winter solstice(冬至) [8](P91)，由此一加注，想必译语文本的读者对这个节日会有确切了解，从而会构建新的文化图示，促进文化的交流。

哲学是对物质运化变易秩序的探索，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那么书法表现的应该是物质运化变易秩序的文化行为。书法的主体是人，它表现的必是人的东西。马正平先生讲“物质及其运动——生命力和生存状态与时空情绪本是一个东西。生命和生存只有在人的时空情绪上方能显现。”［2］464由此可以说，书法是书者当下生命和生存状态的一种显化和对象化，是其时空情绪——对时间的流动感、速度感，对空间的高远感、多维感、立体感的追求——的秩序化、笔墨化。对书法是一种秩序化行为或说是时空情绪的展露，前辈学者都有过类似的表述：

在文化图式缺省的情况下，译者一方面自身要充实文化知识，增加文化图式，以便对源语文本进行正确解码，另一方面，要多加考量，可采取文外明示或文外加注或异化等方法进行编码，以求目的语文本的信、达、雅。当然，文外加注会打断阅读的连贯性，而文内明示限于篇幅，又有一定局限，至于异化在某些程度上又会造成源语文本内核的丢失，导致源语文化亏损。译者需要在两种异质文化框架内进行再创造。

文化图式与翻译密不可分，要有效进行翻译，进行跨文化交流，必须不断充实译者的文化图式，在有效文化图式下进行源语文本的正确解码，进而用目的语进行正确编码，从而调动目的语文本读者的已有文化图式，帮助其建立新的文化图式，实现异质文化的融合、共生。

[参 考 文 献]

[1]Rumelhart, D.E.Schemata: 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M]. In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piro, R .J., Bruce, B.C. and Brewer, W.E., (ed.).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0.

[2]Bedir,Hans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ultural Schema[D]. Adana:Cukurova University, 1992.

[3]Yule,George. Pragmatic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4]Malcolm & Sharifian .Aspects of Aboriginal English oral discourse: an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J].Discourse Studies，May2002,Vol.4 Issue 2,p169.13p.

[5]潘卫民.翻译教学中的文化期待图式[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6]刘明东，刘宽平.图式翻译漫谈[J].外语教学，2004 (4) .

[7]郭著章.中国译学状况回顾与反思[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

[8]孙大雨.英译唐诗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