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文化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句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对于这句话，笔者认为应该这样来解读：第一，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精神活动是不同的活动过程，前者与后者并非同一过程中的原因和结果，所以根本不存在物质生产对后者的严格决定论，只是作为外因条件具有制约作用而已；第二，后者反过来也作用于物质生产，至于哪一方的作用力大，占据主导地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当物质生产对后者的作用力大于它们的反作用力，就是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第四，当物质生产对后者的作用力小于它们的反作用力，物质生产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之所以不占据主导地位，却是由物质生产的状况导致的。经济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也是这样，即便经济因素不占据主导地位，也是经济自己造成的。当然除此之外，二人还有其他一些文化思想，我们会在下文中展开，本文的任务是探讨二人文化思想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一、“哥白尼式”革命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这样评价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评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这个赞誉实际上并不过分，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仅就二人的文化思想而言也称得上是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在此我们略加分析。

1.提出物质的关系本体论。二人接续了费尔巴哈对德国唯心论的反动，使得唯物主义重登哲学王位，在《神圣家族》中表达得很清晰：“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独创，或者说物质本体论早已有之；提出关系本体论才是马克思的独创，在他看来，定在之间必然存在关联，或者说定在是对象性存在物，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存在无现象的本体，如上帝、灵魂等，对于这类本体是可思而不可知的；马克思通过这个论断就把此类本体消解掉了，不与人作用发生关系产生现象的本体实际上是非存在物，不必担心人类的感官会遗漏掉一些本体。之所以提出这个判断，还是为了解决认识论，是为可知论提供形而上学前提，所以马克思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也是纠缠在一起，这一点与黑格尔一样。将物质本体论推进到关系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上争论不休，对关系本体论所谈甚少，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后面才能谈什么可知论等问题，所以对这方面的探讨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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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通过对象性活动自我生成，这既是对神创论、自然决定论的颠覆，也是对黑格尔所谓精神自我生成的否定，当然也是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批评。如此一来，“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这里的“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不是时间(现象)意义上的，而是本体意义上的，就像羊、狗在时间上有历史，但这个历史不是它们自己掌控、造成的。所以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而且从效力上来看，“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由这两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就确认，根本在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由“思”回到“做”，通过实践把属人的世界“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行动是第一要义，这与以往的“解释哲学”有天壤之别。也正是这种实践哲学，为阐释人类的文化创造奠定了根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内涵。这种对象化就是实践对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能动建构，文化因此才是“生产”性的，用后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话说就是“方成”的，而非“已成”的。此前的文化定义，多囿于文化的预成方面，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却体现了预成与生成、继承与创造的有机统一，从而超越了前人。

1.对后世批判理论的影响。可以说，从青年期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在理论批判中度过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P7)二人对此领域的贡献可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来看。第一，赋予“异化”以新内涵，将理论批判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异化”一词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其内涵在历史上不断变动，“在神学话语中，它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在社会契约论中，它指的是个体最初自由的丧失；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它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转换。第一个关于异化的系统哲学阐释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采用了术语‘Entäusserung’和‘Entfremdung’以表示精神在客观现实的领域中变成了它自身以外的事物。在黑格尔主义左派的著作以及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的宗教异化理论中，这个问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人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在虚构的神之上——对于这一概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异化”一词意味着让渡、造成，相当于黑格尔的那个“外化”，而马克思将其改造成“由主体而来却反过来控制了主体”，这就有了质的改变。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1932年才面世，但“异化”思想在其他著作如《资本论》中也体现出来，这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那里没有异化这个词，也不赞同唯物史观，但他所说的目的理性对人的控制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如出一辙，类似于卢卡奇从《资本论》中总结出“物化”概念。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就是马克斯·韦伯曾对自己的学生这样说过：“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做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3](P274)这就是与迪尔凯姆和韦伯并列，马克思也被视为现代社会学之父的原因。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思想家，在批判人的异化状态时，都立足于马克思已经达到的层次、境界上，承袭他已取得的成果并继续前进，如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非本真存在(沉沦)。第二，开辟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全新的领域。对于“意识形态”一词，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里的观念学被二人转义为虚假意识，如果说对“异化”内涵的改造是别开生面，那意识形态批判则是独创一家，正是他们首先揭示出所谓普遍的价值观对于不同的阶层效果各异，“就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表述出来的是，如果你接受了像人权或国家利益这样的普遍观念，以及每一类政治家乐于表达的所有措辞，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些观念实际上有助于让社会中某一严格限定的特定人群受惠——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权力和福利的不均等分配。一般而论，如果说这些福利并没有完全把大众排斥在外，那也是被高度等级、级差化地分配的”。意识形态如何产生，它如何将上述的差异性隐藏起来，如何渗透进大众思维中，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探讨的问题，二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研究重心，该主题又渗入文艺、美学、甚至更远的领域(如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讨论电视传播)，当然在地域上也有扩展，“从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神学，到过去几十年对英语世界编史工作的几大经典贡献，再到某些文艺批评领域，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

4.劳动群众才是文化创造的最终承担者。正因为物质生产逻辑在先，所以可以说归根结底是劳动创造文化，而普罗大众就成为文化创造的终极承载者。对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如是说：“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当然，劳动群众是文化创造的终极承载者，并非说一切文化都是劳动群众创造，并非文化只是从物质生产劳动而来，这样理解就庸俗化了，因为现实中存在分工，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但无论如何，劳动群众再也不能被看作群氓，并非需要被拯救的惰性因素，而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者；再也不能被随意凌辱，而要被当作人来对待，享有人的尊严，就像黑格尔说当今时代已承认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别人不给与，就自己去争取，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这样做恰恰是契合历史规律的，只要努力奋斗，一定会实现黑格尔所说的那个人人自由，这就提供了信心和鼓舞，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

3.物质生产并非从属因素而是具有独立的地位。按马克思的说法，之前的文化史视野中没有生产劳动的地位，“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以他们二人来看，通过物质生产、自身生命产生、他人生命生产这三类对象性活动人才自我生成，物质生产自始就与后两类活动并列，“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可以说，只要人还要生存，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生产劳动，所以相对其他活动，物质生产反而是逻辑在先的，是人类其他文化创造的基础，既然占据基础地位，它对其他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当然会起制约作用，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这个评价，远超过宗教改革对劳动的褒扬，可以说，历史上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将物质生产劳动提到如此高的地位。

二、后世影响

谈完二人对前人文化思想的变革后，接下来看二人文化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无论是赞同者还是批判者，谁也不否认其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展开来探讨。

In figure 5， we can notice that changing the length L from 2.5 mm by 0.1 mm in each steps will change the position of the resonant. So from this parameters， we can control the position of the band．

所以，可以说，有钱人其实并非“将利益最大化的专家”，反而是“将风险最小化的专家”。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某天一只股票损失了500元，有钱人不会在这个损失得到弥补之前再忍耐一下，而是尽早止损，然后重新寻找投资的机会。

可见，二人的文化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破有立，领域由小及大，将这些综合起来，以麦克莱伦的说法就是：“要是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活动不受惠于它。”除了上述这些理论的影响以外，对人类的现实感性生活世界也产生影响，可以说二人的文化思想参与其后社会生态的塑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断言像一个魔咒笼罩在资产阶级头顶之上，他们竭尽全力避免和延缓这个趋势，为此提高劳动收入，建立社会保险，使得劳动者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改善工作环境，立法限制工作时间，使得下层民众也可以像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政治上实施普选制，各阶层的诉求有了表达渠道，各级官吏甚至最高统治者可能出身于任何阶级，阶层固化被打破了，当然前提是遵循和拥护主流价值观，所以不再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直接统治，有了黑格尔所说“思想”统治世界的意味，政府随时可以垮台重组，民众失掉了直接的革命对象。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建立政府管控企业，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以说资本主义具有部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二人还在世时，这一点就开始体现出来。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十条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应采取的措施，到1872年再版时这些措施基本上都已经由资本主义实施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无约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干预资本主义”，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对这个转变是有贡献的。至于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创立新型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二人的文化思想具有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赘述。

2.后世对生产劳动的重视与二人对劳动的推崇密不可分。上面的批判可以称之为破，对生产劳动的赞誉就可称之为立。当今世界，劳动成为可尊敬之事，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世界与从前决定性的不同在于：给了劳动以尊严甚至是威严。”笔者认为，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厥功甚伟，尤其当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就将生产劳动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论断虽然有些偏颇，但简洁有力，给后世思想界以深刻影响，就以恩斯特·卡西尔下面这句话为例证明这一点：“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我们知道，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一贯持批判态度，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领军人物，莫能例外，但他对劳动的态度却又是如此地接近马克思恩格斯，也算侧面证明了二人在这一点上的巨大影响力。其实，海德格尔的那个上手状态也非常接近马克思，我们就不再深谈了。

三、当代价值

可见，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利器。而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毫不动摇地维护其指导地位，虽然要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的精华。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本体，那二人的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有何价值？或者说就当下的现实国情，按照二人的思路，我们该如何进行文化建设？

沧海桑田，苏联与东欧于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再次焕发活力。首先，我们说苏东解体，这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他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自己酿成的苦果。其次，资本主义虽然重新繁盛，但自由并没有降临，异化仍然存在，就像哈贝马斯说的那样：“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是必然地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以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史以来出现过的对资本主义最透彻、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也是唯一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批判。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淘汰了它的对手之后，才会自我淘汰”。按照这个逻辑，既然资本主义还未衰亡，马克思主义当然生命力依旧，就像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所以，雅克·德里达坚持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老陈居然不知道于魁智是谁。他痴迷京剧，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于魁智的《四郎探母》。《四郎探母》之后，是马连良的《借东风》。

1.肯定物质生产逻辑在先的这个基础地位。我们知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首要的观点，“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除了物质财富是一切文化的前提与基础以外，这一点对中国还有更特别的意义，因为就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导致向心力减弱，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的当今世界格局中处于下风，这对于我们的事业可能就是生死攸关的。

2.坚持“人是目的”，以此匡正商品经济的弊病。实践已证明，当下中国只能利用商品经济发展生产，或者说无法跳过商品经济这个阶段，这是吃过大苦头才得到的结论。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以牟利为目的，而将劳动者作为手段。它就像韦伯所说的那样目的理性至上，遵循效率优先，优胜劣汰，马太效应明显，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困者日益被边缘化。这就需要国家出面缓解矛盾，一方面限制商品经济不体恤手段(劳动者)的唯利是图，另一方面为贫困阶层提供基本社会保障，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已经做到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政权属性还是从人伦道德更应该做到的，人是目的，发展是为了人民。当然，商品经济还带来其他问题，如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对此甚至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才能解决，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需要注意，以人为目的，需要立足实际，量入制出，就是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二者之间的张力会长期存在，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可算得上任重而道远。

3.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再来回顾这个论断：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过程。注意，马克思说的是“制约”而非“决定”，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精神活动都有各自的规律，经济因素必须借由这些规律才能产生作用，作为外因只能是制约作用。当处于贫困状态时，丑恶的东西不可避免，宁肯饿死也不偷盗的只是少数，抢劫甚至人相食都会出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物质生产，这是消除丑恶的根本。但问题也在于仅仅是“制约”而非“决定”，不是物质生产发展了，其他领域就自动跟进；就像有人富而好礼，有人却为富不仁；贫穷时倒是和睦相处，富裕后因为争利人对人是狼。所以，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非经济领域也必须加强建设，促进各领域之间和谐，推动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当今中国，这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4.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这倒也验证了马克思那个思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关联的论断。这给文化领导权带来挑战，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话语主导权的丧失必导致灾难性后果，所以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强化，要主动适应形势的发展，采取一切新颖可行的方式方法，论证特色社会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民的道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揭示了世界观和价值观可以与出身背离，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就是要使得非公有制阶层也赞成拥护主流意识形态，保证社会长期繁荣稳定，不断进展。

三是重新定位规模。未来区县职业教育的中职在校生规模应该与普通高中的在校生规模大体相当，这是我国经过反复论证后提出并多次强调的重要国策，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对人才需求的规律性要求。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意]马塞罗·默斯托.论马克思异化概念[J].谢静，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6(00).

[3][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