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台湾女作家曹丽娟的小说集《童女之舞》，所收四篇均为“女同志”①小说，有别于其他同志小说的“创伤”,这个集子是以较为“光明”的励志面来书写同志情爱的。在其初版自序中，曹丽娟说：“如果说写《童女之舞》的过程我致力于减法，那么《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便是在练习除法……四篇作品的写作过程都还在做“剥离”的努力，剥离矫饰，以及对写作的抗拒”(曹丽娟，2012：11)。数学四则运算的哲学意义是，加(+)是一维均合，减(-)是一维均分，乘(×)表示二维均合，除(÷)则是二维均分。其中，“分”与“合”是对立统一的，所有的“分”都可以由“合”推导，所有的“合”也都可以由“分”推导。如此说来，《童女之舞》是通过“剥离”达到“一维均合”的目的，《她的白发及其他》则以“剥离”完成“二维均分”。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这两篇小说，将探讨曹丽娟女同性恋书写的“剥离”问题。

二、“我不要像一个Tomboy”——剥离性别的矫饰

Tomboy，在小说中译为“汤包”，指女同性恋关系中偏男性化、行为主动的一方，简称为“T”，即“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其自我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性倾向也与生理性别不符……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李银河，2003:9)。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由于没有作为父权象征的男性生殖器，女人便一生处在菲勒斯②缺失的焦虑与空虚中，天生注定被阉割。而作为女同性恋关系中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Tomboy不得不承受着来自社会和来自女性自身的双重阉割。一方面，Tomboy在生理上是女性，不可避免地遭到社会性的集体阉割，这是男权掌控的大众文化对女性采取阴谋阉割的手段；另一方面，Tomboy又是他人眼中雄化的女性，由于社会性别、心理性别以及生理性别的混淆，使Tomboy 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迫，这就是性取向确立后，作为“T”那一方的女同性恋者对自我女性意识的阉割。这种阉割不是男性带给女性的，而是受到男权意识同化的女性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而且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性别压迫。

《她的白发及其他》中的费文就是这样的一个T。她的Tomboy养成过程完全仰仗天时地利人和，她母亲就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她快满六岁那年就跟一个“女人”跑了，费文“是她老爸还有三个哥哥带大的”，“除了月经以及撒尿的方式，其他十八般武艺师承父兄。即使每月总有若干片刻感到孤独，却也不难度过——三十岁前她从不经痛，量也少，两三天很快便混过去——她甚至怀疑她老爸老哥已彻底忘了她是女的，她自己也忘了”(曹丽娟，2012：125-127)。 按李银河的说法，费文是“境遇性同性恋者”(李银河，2002:52)也就是说，费文之所以成了“T”，是她的成长环境使然，与她童年时期性别意识的模糊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费文没有遭到作为“T”的第一重阉割，对月经的焦虑、对性的迷茫、对周围女性的身体发育等来自女性自身的生理问题的抗拒，让她不可避免地成为被社会意义阉割的女性。费文的生命体验经历了一个“无性(婴儿期)——男性(童年期)——女性(青春期)”的过程，由于对女性世界的迷惑，她不由得产生了认同男性文化的性倒错，加上来自女同性恋群体的影响，当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的认识发生矛盾时，这种对自身性别意识的焦虑与抗拒是她投身女同性恋群体并成为“T”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小说中，她有“费文”和“费丽文”两个名字，“费丽文”是作为主流社会所承认的女性角色所设定的名字，承载了她的社会性别，小说中涉及童年片段时都使用了费丽文这个名字。当她成为“T”进入女同性恋圈子时，“费文”这个中性又稍带男性色彩的名字就成了她在圈内的昵称，而且她实在是有绝佳的本钱穿长裤剪短发扮可人Tomboy，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T”，这就促成了费文的第二重女性意识的阉割。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她的挣扎和恐惧，对月经以及女性器官的认知使费文在这种意识阉割下继续遭受着来自性别角色混淆的折磨。但是，虽然“得天独厚”，费文却并不接受甚至排斥这个被“雄化”了的女性角色——“她一辈子都不要沾到的那种恨啊，她一点都不要像她老爸老娘她大哥二哥三哥，她谁都不要像。她甚至也不要‘像’一个Tomboy”(曹丽娟，2012：159)。

在《童女之舞》和《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这两篇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月经”。童素心因为来月经不能游泳，钟沅附和说：“所以我好烦当女生”(曹丽娟，2012:026)。而费文呢?健康教育课本里关于月经的说明,“已经够她冒冷汗,加上几个死党形迹鬼祟地频频交换着关于‘好朋友’的私语,她几乎悲愤难平认为她们已经秘密结盟摒除了她”(曹丽娟，2012:126)。曹丽娟或许是在有意无意间透过“月经”，来象征“同性恋少数”之所以被“异性恋多数”排挤,定义为异常、邪恶、肮脏的,那是因为长久以来多数掌控了少数,而被赋予不正常的评判。当然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应该是女女之间对经期前后痛苦经验的惺惺相惜。

从另一方面来说,面对月经,就必须面对自己是女生的事实,女女之间可以沉溺在恋爱中,可是当每个月的“好朋友”来访时,就不得不敲醒自己：我是女生,她也是女生。感情是盲目的快乐,但月经提醒了现实,男女之爱才是被认同的。所以，童素心才会无奈：“说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不如说我们是两个同样的人——同样是女人——这恐怕才是我真正不能摆平的吧！”(曹丽娟，2012：39)。这正如李银河(2002:337)所说“许多同性恋者过着封闭孤寂的生活……感到来自内心自我否定的痛苦和压力……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却无法向任何人表明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不得不过双重生活……他们的压力来自对社会规范的恐惧……其严重的压力感和心理不适感，根源在于因同性恋倾向导致的社会适应问题”。

何以连续四篇小说都写同志？也有朋友好意提醒：“小心这样会被‘定位’……”但比起同性恋者在主流社会的被“定位”，小说作者个人所被加诸的框架又算什么呢？……现在还有Rainbow，一位混过六〇年代的老友指点我。那儿，不是混九〇年代的人的地盘，而在八〇年代，台北最大一家Disco的霓虹曾烧亮那方夜空，仿佛红鹤神话曾挺立于寸草不生的拉斯维加斯。我未依指示去寻找那杯彩虹酒。长老们乘时间的马车踢踏而去，我站在这儿仰望，并且想象自己瞳孔内有光折射成七十七重虹影。他们的迁徙路线无迹可寻，无车辙蹄印，无七色石出土，后裔们持续用力凿挖地层。看到了……有没有？那是费文的一根白发自地底破土而出，其坚如钛金属，朝光的方向航行。(曹丽娟，2012:11-12)

三、“两个女生能做爱吗？”——剥离性爱的矫饰

但是，打破了沉睡的性意识、完成了自我拯救的仪式，终于要摆脱阴霾，开始尝试情欲勃勃的生活时，费文却长出了惨烈而尖锐的白发。这意味着费文们不但在生理和心理上完成了与男权中心的道德观及价值观的决裂，也完成了在这个多元化社会影响下的主体意识的异化——“这几年台湾的同性恋文化是愈来愈蓬勃了，各种组织刊物纷纷揭竿而起，这其中女同性恋的声音又比男同性恋大些，或许因为女性主义护航的关系吧。‘早晚要分家，’阿宝总结道：‘Lesbian 没办法在女性主义里面开花结果，这是两码事’”(曹丽娟，2012:121)。这段看似漫不经心说出的话，其实就是女同性恋者遭遇的困境，对于女同性恋，性别扮演的“规范”在几次女性运动后不再是矛盾的核心了，曹丽娟对于“Lesbian 没办法在女性主义里面开花结果”的痛心使得她不断去鞭策费文这个人物去进行对自我生命本质的认同和革命。费文不再排斥“T”的特定模式，也不再追究女女性爱的固定模式，白发的决绝和异化的完成在现实中实现后，费文得到的反而是轻松，不再是“赎罪”，从而趋向对自我生命个体的“救赎”。在小说结尾，费文对杰西说“我要跟你们每个人都做一次”(曹丽娟，2012:169)，就是费文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在她完成了追寻和求证自我的过程后，在文本中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精神救赎和个体生命的自由。

在该理论盛行期间，支持者为地球膨胀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机制。一位学者提出了地球脉动说，认为地球正在进行周期性的膨胀和收缩，随之形成海洋和山脉。另一位学者称，宇宙碎片的积累导致地球的质量增加。还有一位学者将膨胀归因于发生在地球核心处的某种化学相变，类似于水变成冰时体积就会变大。但是，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认为地球正在膨胀是极为不合理的，这种观点跟物理学的基本定律难以相符。

1.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辩证关系。理论教学，是以课堂为场所，以教科书为媒体，以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通过听课、思考、练习来接受知识的教学环节或教学形式，是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主要来源。而实验教学，则主要是以实验室等为场所，以仪器、实验材料、实验教科书等为媒体，教师为指导，学生为主体并通过操作仪器、观察现象、记录数据、分析讨论实验结果等过程而实现教学目的的教学环节或教学形式，是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的主要途径。实验教学不仅涵盖了理论教学的相关内容，更比理论教学复杂、生动和深刻。

而在《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中，“性”已经不再讳莫如深，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显得大方和随性，然而这却正是费文所不能接受的。费文一再地抗拒女女性爱的事实，但在麻将桌下惊心动魄的调情就是性欲的厚积薄发，“脚伸进桌底，用脚趾尖轻滑过费文小腿，一下，一下，又一下……千百条小毒蛇在她腿上爬行，细细尖尖的毒牙戮来并不痛，而是痒；毒液迅速通过血管流抵心脏，费文简直怀疑每个人都听见她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响，像戏台上两军交战时的疾痘锣鼓点，千军万马攻来，人神共惊的一声声：‘杀啊……’”(曹丽娟，2012:107)，性的轻佻无处不在，汹涌的情欲足够让脆弱的神经魂飞魄散。费文那点私密的可怜的“柏拉图”坚持在这个淫乱的女同性恋圈子里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在做爱只有她没有，没有做爱的人，没有性的同性恋者，这就是她的罪”(曹丽娟，2012:159)。这正如李银河所说，“同性恋者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找不到理想的伴侣”(李银河，2002:337)，此时的费文坚持认为，“只有性而没有爱是不完美的同性恋，只是玩玩而已，发泄一下，性行为之后除了刺激冲动，没有爱的持久……性交与做爱应当是两个概念。性交在动物之间也能做，可不能叫做爱”。身处这个淫乱而又充满悲伤的圈子，费文以她的敏感发现这个快乐淫乱的女儿国正在狂欢式的枯萎，这种枯萎的饕餮从她自身的恐惧蔓延出来，在与洁西的爱抚中她才突然感到“枯掉萎掉的不只她费丽文一个人而已”(曹丽娟，2012：158)。女儿国白头偕老的神话一代接着一代的枯萎，这种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社会决绝分离的建构每次都迎来了枯萎，就是女儿国的真相。按周华山(1995:186)的说法，“女同志根本不是外在性爱行为的客观指标或定义,而是自觉自主站出来的情欲政治选择客观上爱女子的女子,不一定以女同志自居客观上从没性经验的女子,却可以是女同志社群内的中流砥柱”。如此说来，费文虽是“没有性的同性恋者”，却成了“女同志社群内的中流砥柱”。曹丽娟对于其笔下“畸形”人物的描写,除了通过其“变态”心理映射其性格, 主要也是利用人物哀伤与黑暗的悲剧色彩,反衬人性光明的可贵。

四、“Lesbian没办法在女性主义里面开花结果”——剥离同化的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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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费文终于开始了自发性的对自己的拯救行动。文本里选择的拯救工具，是“镜子”。在通常的女性文学文本中，女性往往通过镜子来完成对生命躯体的自恋，而在曹丽娟笔下，当费文站在镜子前第一次仔细审视自己的女性身体时，面对镜像中的自己，她却问“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该死的人”(曹丽娟，2012:149)，身负的罪恶感不仅仅是梦魇，还是对自身的嘲讽，充满了悲凉、无奈以及更深层的绝望。她赤裸地站在镜前，第一次抚摩自己的身体，审视自己嶙峋的骨骼和僵硬的女性线条。这是在求证自我的过程中不断蜕变的女性躯体，从童年时期被男性文化压制和阉割到青春期被男性文化驱逐及自我阉割，乃至她终于接受了自己的生命本质——她手拿镜子对着自己的下体，这种没有美感的动作和没有任何女性柔媚美感的身体就是最尖锐的爆发，她开始学习如何自慰——“自此费文分裂成好几个：男费文，女费文，又男又女，不男不女，女性化的男费文，男性化的女费文……每一个费文都跟自己做爱，一回结束再来一回，好像要把三十几年来未曾支用的欲力耗泄殆尽。她做得筋疲力竭，做到形容枯槁像个色痨鬼”(曹丽娟，2012:164-165)。

女性争取自身生命价值权利的过程充满错误和磨难，长期压抑的尖锐与激进恰恰都是女性开拓本体意识与争取自身权利的最好武器。比如钟沅、费文，选择自己的性取向是她们的权利，她的身体包括性同样有自我支配的权利。而压抑女性的父权体制承载着占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他们只对自己或者是自己归属的利益集团负责。于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女同性恋人群只得自我欺骗，身披我行我素的外衣，有意将自我与社会隔离。令人欣慰的是，费文从未陷入自我欺骗的陷阱中，她一直在试图寻找真相：母亲故事的真相、女儿国枯萎的真相、女同性恋者所面对的社会真相和自身异化真相、女性身体的真相等等。无尽的白发梦魇所带来的对社会暴力和自身异化的恐惧都是寻找真相的关卡，意识形态深入在生活中如同费文梦中的白发将她捆绑成僵化的木乃伊或是被铁锁链紧紧禁锢，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潜移默化地束缚在循规蹈矩的幻觉中，费文的挣扎在解构中充满了隐喻，文本中她病中下身不断流血以及白发象征，都是这个小说体现出的超文本体验。

《童女之舞》中，小米是钟沅第三任女友,交往最久，但钟沅还是离开了她。她怀着自杀的念头找童素心，童愤怒地对她说:“钟沅那个人妳还不懂吗?要跟她在一起就要有她那种本事!就算跟她一直下去又怎样？妳想过没有?做一辈子Lesbian啊?妳不苦不累不怕?别傻了,钟沅的新欢可是个男的!”一口气说完后,素心惊觉自何时蕴积了这么多不平之词?小米抹去眼泪,恍然说：“我的天!童素心妳比我还惨！”(曹丽娟，2012：038)

凯瑟琳·R·斯廷普森认为，妇女间的性关系是女同性恋区别于异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标志：“必须有欲望，并且至少有具体表现……这种肉欲使其同同情同性恋的政治态度及妇女之间彼此喜欢、相互支持、分享知音感和幸福感的亲密友谊区别开来”(张岩冰，1998:168)。《童女之舞》中的钟沅极具中性，她高挑、野性，其思维、长相、举止及外形都别具个人风格，既非纯女性又非纯男性。在十六岁那年与清纯女孩童素心成了同学，从而展开了一场漫长私密而又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这段纠缠情感的难题及动人之处，正在于钟沅一心想保全童素心的“童女”之身，钟沅内心最大的挣扎在于收束自己对童素心的“同志”情欲，这不仅关乎两人的相处模式，更关乎社会道德。即使我行我素的钟沅可以不理会社会道德，但却不能不顾及心爱的童素心的处境和感受。她爱素心，而且爱到了“如果我是男生我就一定要跟妳做爱”的程度，可是，要突破“两个女生能不能做爱”的质问，就必须打破“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一样”的迷思(曹丽娟，2012:33)。为了证明自己和男人没什么不一样，她以身试道与男生做爱，结果发现，男生和女生、女生和女生果然不同，她付出的代价是怀孕、打胎，以及明白自己做不成男生，无法与素心长相厮守的残酷事实。“同性恋的性观念与异性恋的性观念有很大的区别，其中主要之点在于，前者必然是而且只能是以娱乐为其目的的；而后者却在娱乐的目的之外，还有生育目的。无论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性观念，还是中国的伦理观念，都曾或多或少地主张过，应当以生育为性的唯一合法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视娱乐动机为罪恶或堕落……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因为根本不可能具有生殖动机，就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人视为‘荒唐’行为。”(李银河，2002:160—161)因此，“两个女生可不可以做爱”，成了钟沅和素心同性情欲挣扎最后与最初的防线，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随着现代航空模型各方面性能以及拍摄技术计算机网络传输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在景观评价中会应用得更加广泛。在景观评价中，将航空模型和航空摄影技术相结合虽然只是刚刚起步，但是其取得的成绩是耀眼的，未来这种结合还有很长的一段创新发展之路，需要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共同努力，最终使航空模型在景观评价中创造更多的奇迹。

五、结语

曹丽娟的小说不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女性小说书写的主流路线——性别跨界的交混，女性身体与政治权力的交换、角力,怨怼与纵情的情色颓废,也并不强调或质疑异性恋体制下的两性差异的伤害，而是很单纯地为这个处于社会阴影中的弱势人群说话，其女同书写都呈现出“乐观”，看不出邪恶，也没有被污名的感觉。曹丽娟笔调冷静，没有愤世嫉俗,没有激烈的抗议，只是淡淡地交代经过，也不以社会的框架故作批判或检讨，甚至没有责难任何男人。在出版自序里，曹丽娟提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有句口号——“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J·韦克斯，1989:309)，然而，费文却通过对自我的追寻和求证，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反拨。曹丽娟笔下的女女之爱都是女性自我追寻的一部分,然而因为同性恋的社会压力,这些女女关系也充满了纷扰与纠缠——不论是纯粹柏拉图式的精神至上,或是所遁逃、掩藏的洪荒情欲。

《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描述了费文在生病期自我闭关,并写好遗书,但屋陋偏逢连夜雨——“感到胯下有异,低头发现月经来了，而且血崩一样染红整面床单。很好!真他妈太好了!不赌也输衰到这种地步,月经没这么准过!她下床关上窗户,搜集屋内所有大幅布块纸板将每个通光口一律堵住。斗室顿成洞穴,她垂首踱步,任经血沿腿间流淌滴在地板,一步一印,血迹斑斑。天旋地转,口干舌燥,她不禁怀疑自己已血水尽失成一具尸干了”(曹丽娟，2012:99)。这样的一段月经来潮的描写,更加体现出费文的孤绝,和前面女女相伴分担经痛形成对比。

这段文字更直接地表明了小说作者的意志，阐明了自己对女性个体生命在辨别自我、求证自我、认同自我的主体意识觉醒过程中，所接受的异化的看法。这种异化不单纯是个体的异化，而是属于费文、钟沅那一时代的异化。经历过数代人的革命，女性本体意识的觉醒无论是女同性恋还是女异性恋或者是具有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酷儿”，都有自我拯救的意义。

药剂处理前，采用倒置“W ”九点取样法[4]，调查各小区杂草的发生密度作为空白对照的株数。药后7、14 d采用绝对数调查法，在每个试验小区随机选取3个样点进行调查，每个样点取1 m2，调查各处理区存活杂草株数，并在药后14 d调查杂草鲜质量生物量。防效计算方法如下：

注释：

①用“同志”一词指代“同性恋”乃源于对语言及文化的翻译。1988年，迈克与林奕华筹备香港第一届同志电影节,正苦恼如何翻译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为中文时，某次两人对谈间，迈克建议‘挪用’同志一词。想不到这次决定竟奠定华人同志运动的另一个里程碑(周华山，1997：365)。林奕华等最初如此译就此词之因,在取“有志一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意。1992年台北金马奖国际影展沿用“同志”的说法，从此“同志”一词作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被大量引用。

②菲勒斯(phallus)，男性生殖器的图腾，是父权的隐喻和象征。

参考文献:

曹丽娟．2012．从离开的漫漫长路，转身[C]∥曹丽娟．童女之舞．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J·韦克斯．1989.性，不只是性爱[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银河．2002.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银河．2003.译者前言 关于酷儿理论[M]∥葛尔·罗宾．酷儿理论．李银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岩冰．1998.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周华山．1995．同志论[M]．香港：香港同志出版社.

周华山．1997. 后殖民同志[M]．香港：香港同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