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围绕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 1999)的政治关怀与伦理责任，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部分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的担当意识与批判力度不足。例如，保罗·里奇(Paul Rich)批评库切的“帝国景观”缺少“对塑造特定历史时期帝国架构的历史力量的理解”(Scanlon, 2000: 139)；而迈克·沃恩(Michael Vaughan)则认为库切没有在“现实的逻辑”上解释为何野蛮人受到压迫，也没有给出应对殖民主义的策略。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也批评库切的小说“没有历史或政治的救赎，只有内向的、安静的自我耕耘”(Matuz, 1991: 106)。与之对应，另一批评论家则从政治学、伦理学的维度来阐释库切的创作。大卫·艾特韦尔(David Attwell,1993:91)在《库切：南非与写作策略》一书中将库切的六部小说放置于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南非历史语境之下，思考其政治与伦理意义。美国学者拉塞尔·萨蒙斯基(Russell Samolsky,2011:125-126)认为，《等待野蛮人》具有无时间性，其政治、伦理批判不仅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当代乃至未来。

对于评论界的诸多看法，库切保持自己独立的观点。1978年，在接受史蒂芬·沃森(Stephen Watson)的访谈中，库切表达了身为南非作家的负担：书写南非一定要指涉重大主题，而这一要求束缚了作家写作的自由。比起针对某种具体的历史事件，他倾向于采取寓言的写作策略，指涉更为广泛、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生存处境。在文论集《双重视角：散文和访谈集》中，库切阐释了自己的创作主张：“正如您所认为的那样，我并不为特定的群体发声。我对自由有一种亲近感(正如任何受到枷锁束缚的囚徒一样)，我再现人们的身影——挣脱锁链，面朝光明。”(Coetzee, 1992: 341)这一观点在《等待野蛮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换言之，库切在小说中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与伦理关怀，对生命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思考着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源，试图去再现历史上发生的种种不幸，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寻求救赎的渴望。本文以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的救赎政治为切入点，以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政治哲学为理论线索，结合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思想，剖析小说中苦难的根源，讨论生命所遭受的苦难，并分析小说中表达的救赎策略。

二、苦难的生成机制

小说《等待野蛮人》出版于1980年，从一位老年行政长官的视角展开，以寓言的形式叙述了一个虚构的帝国在其边境上与传说中的野蛮人角逐的故事。在行政长官的治理之下，小镇的生活原本平淡无奇。帝国首都第三局委派乔尔上校进驻边境，调查野蛮人的行踪，动乱因此而起。无辜的平民被错认作野蛮人而遭到拘押、虐待，甚至行政长官本人也难于幸免。因护送一位蛮族女孩回家，行政长官被判为帝国的“叛徒”，遭到监禁、羞辱与拷打。与此同时，针对野蛮人的战争逐渐升级，变得“如火如荼”，最后却以帝国军队的溃退而不了了之。行政长官重获自由，小镇的生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一般认为，《等待野蛮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非“黑人觉醒运动”领袖人物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之死有关。比科思想激进，主张黑人应完全停止与白人的合作以求得独立，遭到南非白人政府拘禁，后被发现死于一间密室，头部遭到重击，全身赤裸，镣铐紧缚。然而，如果小说单纯是为纪念一个人物而作，便有违前文所述库切的创作宗旨，那么从深层次探讨，小说究竟有怎样的深意？是什么构成了小说经久不衰的意义与价值，以至于库切在2007年的新作《凶年纪事》中借助老年作家JC之口再次援引《等待野蛮人》来阐发观点？小说在当代政治景观之中的坐标又该如何安置？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入手。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七章《种族与官僚政治》中论述了种族主义与官僚政治的结盟，最原初、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南非布尔人针对黑人和有色人种施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在考察南非殖民史之后，阿伦特指出：“早在被帝国主义当成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之前，种族主义就已在白人和黑人的社会里充当统治工具了”(Arendt, 1973:271)。行政手段与种族主义结合起来，将人口划分为白人与非白人、高贵种族与低贱种族，最终走向种族隔离乃至屠戮。从这个角度看，《等待野蛮人》可谓南非种族隔离史的政治隐喻。帝国的意志旨在将野蛮人斩尽杀绝，从而开创一个光明的未来，其潜在的逻辑便是帝国/野蛮人、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如果这令人费解的世界历史的一章能够马上终结，如果这些丑陋的人们能够从地球表面消失掉，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新的开端，把帝国建立在一个不再有不公正、不再有痛苦的地方，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库切，2013：35)《等待野蛮人》具有无时间性，其政治与伦理批判意义已经溢出过去，走向当下乃至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线性时间观遭遇颠覆，昭示危机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可能重复。比如，阿伦特指出，南非大地上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种族主义对后世欧洲大陆逐渐滋生的纳粹主义提供了灵感的温床。“相比于纳粹而言，摧毁文明和建立一种新的政体的主要政治武器莫过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但是南非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一种无需置疑的事实和现状的自然结果。它们诞生，不必借助纳粹，但是却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了纳粹主义。”(Arendt, 1973:205-206)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纳粹种族主义的亲缘性令人进一步提出疑问：无论小说指涉何种政治与历史语境，其背后运行的机制究竟该如何理解？

纵观二十世纪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战争动乱、种族冲突，都与主权权力划分敌我的机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是《等待野蛮人》所试图揭示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帝国是主权国家机器的隐喻，存在于时间的各个节点。帝国生存的前提是不断划分敌我、消灭异己，以期构建长治久安的纯洁共同体。没有野蛮人的存在，帝国就会失去存在下去的逻辑。为了让帝国长久地存在下去，野蛮人必须被不断地制造出来，进而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暴力与杀戮。“帝国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的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追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着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库切，2013：192)意大利思想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援引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有关主权权力的著名论断“主权决断例外状态”来阐释敌我划分机制的运行原理：在主权权力的运作之下，人口被分为纯净的与不纯净的、高贵的与低贱的、优秀的与劣等的；主权权力开辟一处神圣的空间，将被划定为不纯净的生命安置其内，予以隔离乃至灭绝，最终实现打造一个纯净的未来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主权权力对敌我的划分便构成了小说中生命的苦难的生成机制。

其次，在小说中，人与动物的界限是模糊的，库切借助明喻、暗喻的修辞策略将人与动物拉回到平等的地位。阿甘本指出：“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牺牲仪式，生命才能变得神圣，这些仪式的目的就在于将生命从其渎神的背景中分割出来”(Agamben, 1998: 66)。世界的原始状态被主权权力划分，制造神圣的空间，将赤裸生命安置其内予以屠戮。只有取消牺牲的仪式，将被划分为低贱等级的生命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救赎的目的。在库切笔下，人与动物的生命具有同等的生存意义。比如，老行政长官将被捕获的野蛮人比作动物；用“毛虫”的意象来形容蛮族女孩身体上的创伤，用“两条搁浅的鱼”来比喻女孩的双脚；甚至在遭受羞辱时，将自己比喻成“一只被夹住了翅膀悲鸣不已的大飞蛾”。

三、苦难的症候

本次研究，以南宁市地铁4#线洪运路站为背景开展研究，研究表明，车站渗漏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材料和施工方，需要严格选择材料供应商，加强对防水工程材料的检测以及混凝土施工、防水施工的技术交底，同时要求材料厂商全程进行技术指导、跟踪，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格要求对“三缝”浇筑前的清理工作，确保防水工程质量达到技术要求。

其次，除去肉体承受的摧残之外，生命在精神的维度也遭受创伤。在反思欧洲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上，阿伦特指出了关键三步：取消法律人格、道德人格，最终取消人的独特性。在失去法律与政治保护之后，赤裸生命的道德人格也随后遭到抹灭。个体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被否定、被磨平，最终成为阿甘本所谓的“活死人”(the living dead)，“标示着人与非人之间的门槛”(Agamben, 1999: 55)。在帝国主权权力的运作之下，生命的精神生活伴随着肉体一道蒙受苦难。当帝国军队疯狂地施加惩罚于所谓的野蛮人时，行政长官愤怒地指控帝国的不义之举，试图唤醒他们对生命的尊重，但是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甚至因此而遭到当众受刑的更为严厉的处罚，在精神上遭到彻底侮辱与践踏。“他料理着我的心灵：每天把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关进栏圈，又对人的心灵百般蹂躏。然而说实在的，人的心灵在他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人的心脏在手术台上给外科医生留下的印象来得深刻”(库切， 2013：171)。在帝国权力的运作之下，被划分为敌人的生命被取消生而为人的尊严，降格为如昆虫般卑贱的存在。在拷打之下，他对帝国仅存的幻想也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接下去我要说些什么已记不得了。造物的奇迹——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思想，而现在这思想已像一阵烟似的离我而去。这场面让人想到的是我们把造物的奇迹像昆虫一样在脚下践踏，就像碾死甲虫、蠕虫、蟑螂和蚊子一样。”(库切，2013:157)

依据图6，即可获得当时，交点轴线T-Map的3维空间域(如图7)。图7中，Lv、Mv和P为3维空间的坐标轴，pF0为坐标系原点。图7所示的3维空间域表示所有满足的交点轴线映射点的集合，即交点轴线变动在Lv、Mv和P方向的线性组合；极限映射点pF1～pF8的空间位置可依据表1计算获得。

(4)各重金属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Pb 和Zn 之间相关系数为0.825，Cd和Ni之间相关系数为0.695，达到显著相关水平，可见Pb 和Zn 、Cd和Ni之间存在一定的伴生关系，可能属于同源污染物。

《等待野蛮人》勾勒了一幅生命在主权权力倾轧之下混乱凄凉的生存图景，但是库切总是不忘在黯淡的背景画面上点缀几笔亮色，无言地控诉充斥世间的暴力与荒谬，在夹缝中挣扎着寻求一线希望。库切通过一系列策略来试图达到打破敌我划分机制的目的：沉默、人与动物的平等以及非线性时间观念。

首先是身体的维度。库切细致入微地呈现主权权力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吸引读者走入文本的虚拟世界，去亲身体验帝国权力机构对所谓“敌人”施加的种种暴力：囚禁、拷打、烙印、羞辱等等。比如，审讯室在小说中经常出现，构成权力对身体施加暴力的空间意象。“我进入小屋把灯举高，我意识到自己擅自进入了一个存在国家机密的神圣或不神圣的地方(神圣不神圣又有什么分别)。……他的灰色胡须上沾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面，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库切，2013：9)。同时，乔尔上校仿佛卡夫卡的《在流刑营》中的长官，代表帝国行使主权权力，对任何被认定为威胁帝国权威的身体进行规训和处罚。 “上校走上前去。弯下身子审视每一个囚犯，抓起一把沙土搓向囚犯的背，用炭条在他们的背上写字。我从上往下念着那几个字母：‘敌人……敌人……敌人……敌人’写完又退回原处，抱起胳膊。”(库切，2013：154)

四、救赎的策略

最后，在遭受主权权力压迫的生命之中，裂变出一道“灰色的地带”(gray zone)——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叠加——给人类的伦理带来棘手的难题。施加伤害者同时也是遭受伤害的一方，如同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所描绘的由犹太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由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组成，他们负责处理被杀害的同胞，最终自己也难逃一劫。“这灰色的、持续的炼金术使得善与恶连带一切传统伦理价值统统到达了熔点。”(Agamben, 1999：21)这一伦理悖论构成了对生命的二次伤害，标示着一种特殊形式的恶，即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种不能够思考、盲目服从权威、丧失了独立判断能力的生存图景在《等待野蛮人》中由一张张帝国子民麻木不仁的面孔构成：他们是帝国权力机构的间接受害者，同时充当着加害人的角色，对此却毫无反思批判的意识。当年迈的行政长官被迫穿上女人的衣服，被吊在树上遭受羞辱时，围观的人群竟然毫无同情和廉耻地嘲笑他：“有人推我一下，我两脚悬空一前一后地摆动起来，像一只被夹住了翅膀悲鸣不已的大飞蛾。‘这是在召唤他的野蛮人朋友。’看热闹的人打趣说，‘诸位听到的是野蛮人的语言。’一阵大笑”。(库切，2013:176)对于这样的平庸之恶，库切在1987年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表达了同阿伦特一样批判的意识：“……众所周知，有一种平庸之恶，没有良知，没有想象力，也许也没有梦想，吃吃睡睡，浑浑噩噩”(Coetzee, 1992:96)。这种伦理上的悖论已经溢出特定的时空，困扰着各个时代、环境的人们，正如库切所指出的那样，“人际关系的扭曲与发育不良”很难令作家真正放弃对不公正现状的关注与抨击。

首先，在话语层面，帝国与野蛮人形成一对矛盾：前者表征权力与话语的共谋关系，而后者则借助另一种形式的话语来实现对前者的抵抗——沉默。福柯在《性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确，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结合在了一起”(Foucault, 1978: 100)。帝国话语与权力勾结，为权力摇旗呐喊，掩盖历史真相，抹去权力倾轧之下生命的哭喊声，将多元、动态、鲜活的历史事实凝固成铁板一块的官方叙事。帝国的代表人物——无论是乔尔上校还是老行政长官，都无法破译野蛮人的话语系统。比如，行政长官在挖掘古代野蛮人的遗迹时，发现了刻有难以破译的文字的木片。“端视着那些年代久远的陌生人刻下的字符，我甚至想不出该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念。我曾在长夜里对着这些藏品冥思苦想，算起来我藏有四百多种不同字符的文本，也许是四百五十种。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库切， 2013：161)而野蛮人遗留下来的神秘字符、令人费解的语言以及无边的沉默，则标示着不同于帝国叙事话语的异质声音。在这些令人困惑的诉说之下，那些被主权权力消灭的生命以独特的形式复活过来，无声地控诉着帝国的暴行，向着绵延不绝的时间彰显自身的存在。

借助古希腊人对生命的理解，阿甘本区分了生命的不同形式：纯粹生物性存在(zoe)和政治性生物存在(bios)。前者指代具备天然生物属性的生命，而后者则指代参与政治活动的生命。阿甘本进一步指出上述两种生命交叉之处的另外一种生命存在形式——赤裸生命(bare life)：既被排斥又被吸纳入政治共同体。一方面，赤裸生命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祭祀”(Agamben, 1998:110);另一方面，这种生命存在形式又是被吸纳于政治共同体的，共同体依赖消耗赤裸生命来维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主权权力的运作之下，赤裸生命所面临的生存处境是极端不稳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其身上。《等待野蛮人》昭示着现代社会潜在的危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赤裸生命：被囚禁于谷仓并遭到虐待的父子；被误认为野蛮人的边境土著；遭到帝国军队拷打折磨的囚犯(包括行政长官本人)等等。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又如何再现生命所遭受的戕害呢？

在苦难面前，库切明确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批判政治权力对生命的戕害，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社会担当，为那些遭受压迫与不公的生命鸣冤呐喊。库切认可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肯定了小说应当具有的伦理价值。“对于我而言，责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施加于作家肩上的义务，寄托着社会的灵魂、希望与梦想；另一种则是作家自发的行为，可以称之为良知，但是我暂且称之为必要性，一种超越性的必要性。”(Coetzee, 1992: 340)艾特韦尔也赞同库切的作品饱含对伦理的拷问、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库切的小说与回忆录呈现了同样的议题，佐证了他对作家职责的理解的整体性与连贯性”(Coetzee, 2007: X)。《等待野蛮人》是印证库切文学责任观的最佳例证之一，库切从身体、精神和伦理三个维度来讨论遭受主权权力荼毒的生命所承受的苦难。

结合新闻报道、学术研究以及裁判文书网，笔者发现针对共享单车不法行为类型繁多，处罚方式各异。总结对共享单车的不法行为，笔者发现三种较为典型的不法行为：私藏共享单车、给共享单车上私锁以及毁坏共享单车。相较于传统犯罪，针对共享单车的犯罪属于“新生事物”，因而理论界和司法界对于针对共享单车的刑法规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以下，笔者将对这三种典型不法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探讨。

最后，在时间维度上，帝国和行政长官的叙事形成一种张力：一面是线性的时间观，遵循空洞、匀质的行进轨道；另一面是非线性的时间观，质疑乃至取消了前者的合法性。边境小镇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随着乔尔上校的来临而被打破，“危机的时刻”(kairos)取代了“常规的时刻”(chronos)，直到帝国军队溃退，行政长官恢复职位，小镇才复归于平静。小说情节遵循“由治而乱，由乱而治”的模式，揭露帝国以进步之名而行屠戮之实的虚伪，对其线性时间观构成反讽。行政长官用批判的口吻来评价帝国的所作所为：“帝国的那些新人总是崇尚新开端、新章节、新文本的人；我却总是用老的案例来维护自己的工作方式，只希望在事情结束之前能够让我明白为此大费周折也算值得。”(库切，2013：35-36)正如本雅明认为的那样，救世主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也不在永远不可企及的未来，而在于当下的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弥赛亚逾越的窄门”(Benjamin, 1968: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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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苦难的生成机制——帝国主权权力对生命的敌我划分，从身体、精神和伦理三个维度表现生命所遭受的苦难，以非线性时间、人与动物的平等地位和沉默的策略来寻找救赎的可能。

虽然小说采取寓言的形式，却承载着作家厚重的政治担当、伦理意识与历史关怀。小说不仅仅是对南非历史社会的折射，也是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反思，同时指涉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生存困局。小说出版至今已逾三十六年，虽历经国际政治版图的风云跌宕、波诡云谲，却始终不褪政治意蕴与伦理内涵。在恐怖主义活动肆虐猖獗、欧美世界右倾民粹主义抬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终结的当代，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等待野蛮人》的警钟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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