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凝聚力不是无条件的越强越好

我们平时常说增强国家凝聚力，强大国家凝聚力，一般认为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当我们分析人类曾发生的战争时，我们就毫无疑问的得出结论：国家凝聚力并不是无条件的越强越好。二战时期的德国，毫无疑问国家凝聚力强大到了巅峰，希特勒恰恰是利用了德国的强大凝聚力，使得他有条件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统治者同样也是利用明治维新后日本形成的强大国家凝聚力，发动了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凝聚力的强大好与坏，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方向。如果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方向引导到错误的目标，可能凝聚力越强，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都会造成灾难。只有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方向同人类的和平进步目标相一致时，国家凝聚力越强大，才会产生有益国家、有益人民的发展正能量。

当代中国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奋斗目标，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方向同这一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当代中国的国家凝聚力越强，越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越有利于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越有利于中国人民彻底消除贫困，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二、对国家凝聚力定义中“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引力”分析

国家凝聚力是指一个国家不同民族、政党以及民众在理想、目标、利益共同的基础上，国家满足其物质、精神、政治文化、安全等需要，而产生的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引力。[1]这里所说的“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引力”，出现在国家凝聚力的定义中，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凝聚力首先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凝聚力量，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也会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凝聚力量。这样一来，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就有对内对外两种凝聚力量。这显然是两种性质和对象都不相同的凝聚力量。

用“内向聚合力”来表示国家凝聚力对本国人民的凝聚力量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内向聚合力”清楚的表达了内外有别的界限概念，即有中国人常说的“团结”之意，又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爱国而形成的向心力之意。其次，“内向聚合力”的大小，能清楚的表达国家凝聚力凝聚人民的程度。最后，“内向聚合力”能准确表示国家凝聚力凝聚人民的作用方向。

用“外向吸引力”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对其他国家人民产生的凝聚力量也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外向吸引力”的“外向”清楚的表明了是对自身以外对象的凝聚力量。其次，“外向吸引力”产生的凝聚力量，是对自身以外对象的吸引，而不是向心力，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凝聚力强大国家的认知、羡慕、向往。最后，“外向吸引力”通过定义前面的内容，表明了吸引与被吸引的因果关系。

三、国家凝聚力具有传承性

其次，任人唯贤，从严整顿吏治，减轻刑律，实行德政，形成了政通人和的盛世局面。主要措施有：一、用人唯贤，不问出身，不计恩怨，严格掌握用人的标准，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包括：健全科举取士制，从各地考生中选拔人才；召集臣下来议政、议经、议文，发现他们的才干，掂量他们的品德，量才录用；经常不断地要求大臣向他推荐人才，以便多方考察，随时选用。[2]二是改革吏治，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升调京外为官，锻炼其才智。同时，选取京外有识之士入京做官，训练其才能。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培养的大批精干官吏。三是提倡廉洁。唐玄宗规定三品以下大臣，以及内宫妃子以下者，不得佩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四是实行德政。“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3]唐律立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礼法合一”、“法令不可数变”“用法务在宽简”等，并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赋予了法律尊严，承认司法部门的权威性。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说:“贞观之治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盛世与法治的关系。作为封建法治的主要表征，是法律对于权力特别是对皇权的某种约束，它的出现既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也与皇帝个人的品格不无关系。”[4]

四、秦始皇国家凝聚力思想点滴

首先，我们需要把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放在更高的优先级上，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同情心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在人工智能上投入太多，而在开发人类头脑方面的工作太少，那么复杂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愚蠢，并培养我们最坏（但可能也是最强大）的冲动，其中包括贪婪和仇恨。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投资于改进人工智能的每一美元和每一分钟，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将其投资在探索和发展人类意识方面。

首先，大力发展农业，满足人民基本物质需求。增强国家物质凝聚力是国家发展初始阶段国家凝聚力的基础。唐太宗即位之初，经济凋敝，民户凋残。唐太宗即位后实行偃武修文，静民务农、恢复与发展经济。唐太宗发展农业，满足人民基本物质需求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劝课农桑，不违农时。为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古代的“藉田”之礼；唐太宗还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视察，劝课农桑，向使臣讲述劝农的意义；为落实劝课农桑，唐太宗强调“不违农时”，并制定了《唐律疏议·擅兴律》，以法律的手段来保证不违农时原则的落实。对在农忙季节擅自征发摇役、强夺民时的官员依法论处，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前所未见的事，它体现了唐太宗对劝课农桑与不违农时的重视。二是均田垦荒。唐太宗为了鼓励流亡农民返归故里，政府把掌握的无主荒地按均田制的规定办法分配给农民耕种。为了解决“狭乡”授田亩数不足的问题，唐太宗鼓励农民向地多人少的“宽乡”迁徙，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落实均田垦荒法令。三是大力发展人口。唐太宗从安民、重农的思想出发，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人口增殖。例如积极赎取人口、释放宫女、对法定婚龄进行改变，并鼓励鳄、寡者复婚。唐太宗还把婚姻和生育状况作为考察地方官吏的重要标准鼓励人口的大量繁衍。通过这些措施，唐初农业劳动力缺乏的状况基本得到解决，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年多前，女人认识了城南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杨剑，这个快五十岁的事业成功的男人用尽了浑身的解数才颇费周折的博得了女医生的欢心。时值女人跟与其相恋了五年的男友分手，拿女人的话讲，杨剑是在她爱情的冰川季中进入的。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因为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唐太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任人廉能，知人善用，重用魏征等诤臣，增强了君臣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向心力；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使得全国上下凝聚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社会出现了安定和谐的局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虽然秦朝不是盛世，历史上对秦始皇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嬴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为中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秦朝的建立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意义。正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个大帝国所实施的一系列制度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五、唐太宗李世民国家凝聚力思想点滴

其次，秦始皇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了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和分封制度。这一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基本上也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继承下来。

首先，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针对当时社会上“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采取了许多统一措施。一是书同文。在秦统一之前，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秦统一后，几经整理，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并沿用至今。这对推行法令、传播文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统一货币。战国时期各国自铸货币，价值不等，换算困难。秦灭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克服了过去货币不统一的混乱状态，便利并加强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三是统一度量。统一之前，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度混乱。秦统一后，把商鞅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实行度量衡定期检定制度，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统一度量消除了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促进了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四是车同轨。车同轨既有利于军事也有利于民间运输，非常有战略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些文字、车轨、度量单位上的统一，为国家凝聚力的增强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国家的发展历史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措施上是有相通性的。关于国家凝聚力系统的、理论性的学术研究时间并不长，但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实践伴随着国家产生就开始了。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凝聚力的推动。历代王朝的更替也都是凝聚力变化的结果。没有凝聚力，不能把人民群众凝聚在一起，就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国家；国家建立后，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物质、精神、政治、文化、安全方面的需求，不能形成国家凝聚力，国家就不能长久发展。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有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这些盛世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文化进步、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国家凝聚力空前强大的时期。这些盛世的治国理念有些是相通的，例如，都要重视农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都要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从严整顿吏治，打击腐败；都要重视教育，修书修典，推动文化传承等等。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盛世,也可以看作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实践。

再次，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修书修典推动文化的传承。一是在中央设立统管学校的国子监，在地方则设立府、州、县三种学校。学校教育以经学为中心，贞观九年颁布颜师古等编写的《五经正义》等书籍，作为学校统一课本。同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科的进身之阶，推动了唐前中期科举制的兴盛，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二是进行史馆的创新。唐太宗将历史上一直隶于秘书省的修史机构，移至宫禁之中，便于对修史工作的控制和领导。又将自北魏以来由大臣监修史书制度改由宰相监修，并赋予监修宰相诸多权力。这一举措标志着国家对修史工作的高度重视，促进了修史制度的日臻完善，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后世的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5]三是修史数量多。贞观年间由国家主持修撰的著作就有《梁书》、《北齐书》、《陈书》、《隋书》、《周书》、《晋书》6部，占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所修二十四史的1/4。此外，其他类型的史书文献，还有数十部。

大数据技术已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与政府治理创新的新手段，大数据技术对于政府审计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审计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还任重道远，应抓住大数据时代新的机遇，立足国情，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审计不断发展。

最近两年来，亚洲以及欧美市场都开始企稳，而且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品牌们更倾向于开设自营专卖店，和开展线上销售业务，这被认为是不再那么需要展会的直接原因之一。

印尼华语教学中断了30余年，实际上已不存在传统的华文教育。印尼华人的后代已被同化，融入印尼的主流社会。因此，我们必需更新对“华语”的认识，这样有利于解决印尼华语教学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印尼语是印尼的国家官方语言，而华语或汉语是外语，所以我们应着力解决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这样才能够使印尼华语教学在政治上确保正确，保证华语教学在实行单一语言政策的印尼可持续发展。

六、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国家凝聚力思想点滴

“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此期间，清王朝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社会稳定和谐，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使得国家的凝聚力又一次大积聚，一个泱泱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首先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清初承大乱之后，招徕流亡或散失的农民归农，开垦土地，是恢复经济的首要任务。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经济。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二是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内免税。康熙十二年改为新垦荒田十年内免税。免税政策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全国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三是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到康熙晚期，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1712年发布了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这对无地的农民是很有利的。到雍正、乾隆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摊丁入亩”，按地亩多少征收赋税，使地丁合一，取消了我国古代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这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赋税按照地亩征收，有利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6]有学者评价：“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当程度地浮在表面上的。’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行“轻徭薄赋”的朝代，它在长时间里实行低税率政策。”[7]

其次是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即崇孔尊朱，提倡理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崇儒重道首先表现为崇孔尊朱。清代帝王对朱熹的礼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但把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先贤之列变为十哲之次；还在科举考试中，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为标准。崇儒重道其次表现为提倡理学。清代帝王提倡理学，重用理学名臣。康熙帝重用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深通理学的大臣，并委以高官，给以重用，死后还入祀贤良祠。同时，清代帝王还提倡考据学，这也是清朝崇儒重道文化教育政策的表现之一。崇儒重道还表现为重视、招揽大量儒学人才。康熙十七年正月创设“博学鸿儒科”。广大士子积极踊跃参加科举考试，隐逸民间或山林之间的名儒则纷纷应征博学鸿儒。开博学鸿儒科，极尽笼络、推崇隐居而有大影响的名儒之意，连顾炎武、黄宗羲等曾激烈反清的抗节名士也放弃了对清朝的敌视与反抗。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正如乾隆时进士阮奎生盛赞“康熙己未，鸿博之征，一时人才搜罗殆尽。盖国家定鼎数十年，德意培养，文教昌明，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8]在全方位的推动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全面的普及，这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新疆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5):9.

[2] 童本清.论“贞观之治”[J].党风通讯,2001,(3):31.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12.

[4] 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9.

[5] 英卫峰.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1):69.

[6] 陈香.中国古代“盛世”的审视[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6):31.

[7] 刘佳.浅谈晚清财政[J].法制与社会,2007,(6):778-780.

[8]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