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人口的总量和结构是人口科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人口结构是特定时点、特定人口属性和特定区域范围内人口群体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等人口生物属性形成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构成人口的自然结构；而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则是人口的生物属性之外形成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包括人口的婚姻、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和民族结构等。经历特定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对人口内部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产生影响，造成人口群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和相互关系紧张，比如少儿人口比例降低、男女比例关系失调，亲子代际关系失衡等。年龄结构是人口的最重要的结构之一，是人口变化的长期历史积累和缩影。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的历史，全国总人口从5.4亿增加到13.83亿，而过去六十多年决定人口结构变化的基础人口变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生人口规模的大小。从出生人口的状况来看， 1949年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从37.00‰下降到12.07‰。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从总和生育率6.0左右下降到远远低于人口更替的水平，同时，与之相对应的生育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047，这是2000年以来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尽管对1990年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有很多争论[1][2][3]，但对生育水平处于低水平以及生育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特征是没有异议的。另一方面是死亡水平的高低。从人口的死亡状况来看，1949年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粗死亡率从17.00‰下降到7.11‰，其结果是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较快的增长。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1981年到2015年，中国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6.21岁提高到73.64岁，女性从69.12岁增长到79.43岁，分别增加了7.43和10.31岁。从增长的幅度来看，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男性。

随着生育水平持续、快速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由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发展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再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阶段。中国人口出生和死亡特征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格局和未来变动的内在潜力。除了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促使人口转变历程的加速完成，人口流动加快、城镇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等也是改变人口区域内部结构的重要动力。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政策，时隔一年后，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普遍实行二孩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政策，特别是“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学者认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效果大大低于预期[4]，也有学者认为符合预期[5]，还有学者认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应该审慎， 不能再次贸然调整政策[6]。然而，判断上述问题不仅仅是依据对中国实际人口过程的观察，还必须有一个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考察人口变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就需要首先明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什么？中国生育控制的“度”在哪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的理论依据和长期后果是什么？[7]这些问题都是人口科学研究者需要迫切研究和回答的。本文试图从稳定人口理论的角度，对中国的长期人口结构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人口的生育控制目标进行最基本的历史检验，对未来的变化方向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二、稳定人口理论与人口年龄结构

(一)稳定人口与基准出生人口规模

人口变动的长周期和不可逆的特点决定了人口变化的单向稳定性。出生或死亡人口的骤增或骤减直接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内部比例关系的均衡状态是稳定人口状态的要求。洛特卡[8]最早在数理人口学上证明了：一个具有固定不变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封闭人口，最终将成为一个增长率不变的稳定人口。稳定人口基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分析在稳定人口假设前提下的非稳定人口发展潜力与发展趋势，尤其是为人口预测数理模型的建立与人口预测开辟了一条新途径[9]。

稳定人口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人口在其规定的总量发展范畴，生育水平在一定的死亡水平下稳定下来、保持不变，并最终将会形成生育水平、死亡水平与年龄性别结构基本不变的稳定人口状态[9]。

泄水建筑物消能的工程措施较多，但水闸一般采用底流式消能。底流式（水跃）消能的消能结构措施常有：挖深式消力池、消力坎式消力池、混合式消力池及辅助消能工。由于水闸是低水头水工建筑物，对于单一形式的消力池消能效果往往较差，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消能措施来提高消能率。主要从合理确定消力池设计工况和增加辅助消能工方面来提高水闸的消能率。

根据稳定人口理论，人口实现稳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出生率和死亡率恒定，第二个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变，第三个条件是封闭人口。其结果是增长型人口保持稳定增长，减少型人口保持稳定减少。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保持不变，人口群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保持稳定，因此该人口的长期变化是具有稳定、可预期和确定性的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的比例关系处于均衡状态。当年龄结构不变且出生率等于死亡率的条件下，该人口处于静止状态，即为静止人口，总人口将保持稳定的零增长，人口不会出现骤增或剧减的情况。因此，为了判断人口变化是否属于骤增或锐减，可以把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的标准。

（三）严格执行新《预算法》，加强项目资金预算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纳入预算管理，不仅是基本建设投资理性发展的需求，也是实施新《预算法》的要求。针对投资计划绑架预算，有限的财政资金常处于等投资计划、无法及时下达预算的现状，应当明确将基本建设投资纳入同级预算管理，按照“两上两下”编制流程，转变投资规模只增不减的路径依赖，按照“确有必要、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社会公众需要和预算收入统筹安排并编制部门预算或转移支付预算，报送人大审批。同时，应当明确财政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职责，对准备立项的项目进行投资风险分析、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保证项目立项后能得以顺利执行，不致发生财政风险。

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0岁人口基准比例可以分为以下四类(表2)。

对于不同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规模特征的静止人口，可以估计人口年龄结构保持静止的预期出生或死亡人口规模，并将此规模作为静止人口的更替水平或基准人口。对于相同规模的静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同，人口年平均更替水平不同，比如，平均预期寿命是40岁的静止人口年平均更替水平是2.5%，即出生率为平均预期寿命的倒数,而平均预期寿命是80岁的静止人口年平均更替水平是1.25%。与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年更替人口规模称做基准更替人口规模，即总人口除以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出生人口规模

确定出生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之间长期变化的数学关系需要研究两个必不可少的反馈方式。一方面是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相同的人口总量，不同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生育水平都会产生不同的出生规模。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规模对年龄结构的影响。相同的出生规模对于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其潜在的影响完全不同。研究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回答相同的人口总量下不同的年龄结构及其出生规模的数学规律，同时回答相同的出生规模对于相同总量和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含义是什么？

关于这类研究，以往是以人口惯性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率产生的影响。早在1982年学界在研究更替生育水平的性质时指出，对于一个长期增长的人口，即使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或更低，人口规模仍将保持一段时间继续增长，而对于一个长期缩减的人口，即使生育水平提高到更替水平或以上，人口规模仍将保持继续缩减一段时间[10]。

为了探讨出生规模或出生率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有研究者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系数及其对粗出生率变动影响的贡献率指标，分析了1946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推动我国人口增长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带来的惯性增长[11]。马瀛通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性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是一个有无蓄积增长惯性或缩减惯性及其强度的载体[12]。茅倬彦在研究中国人口的惯性时，计算连续若干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判断到目前为止，人口已积累了多长时间的人口惯性，正在积累的方向是正的还是负的[13]。刘铮等学者指出，通过稳定人口模型方法，人口内在增长率是在排除实际人口结构影响的抽象条件下来研究仅由实际年龄别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所决定的另一种自然增长率[14]。

 

三、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

 

表1 静止人口条件下基准出生人口规模估计

  

年份平均预期寿命/岁基准出生人口/万0岁人口/万0岁人口基准比例总人口/亿195348.001182.181898.181.615.6745196461.221134.572848.382.516.9458198267.671483.542080.931.4010.0391199068.551649.182322.091.4111.3051199570.801701.381678.340.9912.0458200071.401740.351379.380.7912.4261201074.831781.121378.640.7713.3281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1953、1964、1982、1990、2000、201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推算

目前人口年龄结构是一个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与不同程度地高于更替生育水平条件下，相对应历年出生人口的存活状况，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反映[12]。回顾1953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变化历史可以看到，如果将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那么与人口总量相对应的静止人口出生率和基准出生人口规模相比较为依据，可以看到人口过快增长或过快衰减的过程以及与目标人口结构的差距。通过计算基准人口与出生或0岁人口的比值，即基准出生人口比例，据此可以判断与人口总量相对应的人口增长特征(表1)。以1995年为界线，1995年以前基准人口比例大于1，1995年之后基准人口比例小于1。具体来看，人口过快增长或过快衰减的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的阶段。

(一)高于基准人口比例时期

第一类是低于0.55的地区。0岁人口基准比例为0.55意味着该类地区0岁人口规模不到静止出生人口规模的55%，或者说是低于静止人口对应的0岁人口规模的45%以上，属于出生人口锐减的地区或严重少子化地区。此类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和三个直辖市。具体来看，0岁人口基准比例北京为0.48、天津为0.51、辽宁为0.47、吉林为0.51、黑龙江为0.51、上海为0.46，六个省、直辖市总人口1.6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39%。

(二)基准人口比例快速下降期

1973年，国务院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团员和领导干部带头宣传，并模范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10.0391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67岁，0岁人口总量为2080.93万人，是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的出生规模1483.54万人的1.40倍，可见，与1953和1964年普查相比，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下降。而1990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11.3051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8.55岁，0岁人口为2322.09万人，是相应的静止人口的出生规模1649.18万人的1.41倍。与1953年和1964年过快增长不同，1982年、1990年虽然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但基准人口比例保持基本稳定。

(三)基准人口比例稳定期

1995年人口1%抽样调查表明，1995年中国人口总量12.0458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0.80岁，0岁人口1678.34万人，与静止人口出生规模1701.38万大体相当，基准人口比例为0.99。可见，1995年人口过快增长趋势发生根本转变，人口再生产实现了接近平衡的转变。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除了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外，中国人口首次实现出生规模与静止人口目标出生规模大体相当。

(四)基准人口比例加速减少期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为12.4261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1.40岁，0岁人口为1379.38万人，仅是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出生规模1740.35万人的79%。可见，出生人口规模远远小于基准出生人口数量，新增人口过快衰减。而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13.3281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0岁人口为1378.64万人，仅为相应的静止人口出生规模1781.12万人的77%。通过两次普查数据和1995年抽样调查可以推断，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快速衰减的过程，与静止人口目标相比减少的幅度在20%以上，而且处于加速减少的趋势之中。

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外贸业结构优化来实现驱动外贸转型升级与外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处于结构不平衡的状态在广州外贸也有体现。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外贸业结构优化来实现驱动外贸转型升级与外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其路径可行性体现在外贸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供给方面，通过供给端发力促进广州外贸的结构持续优化。具体可以通过3条路径实现：

客天下一日游、阴那山-灵光寺一日游、雁南飞-叶剑英故居一日游、平远五指石一日游、蕉岭百侯古镇一日游、客天下-雁南飞两日游、平远五指石-叶剑英故居两日游、阴那山-雁南飞两日游、蕉岭百侯古镇-平远五指石两日游、阴那山-叶剑英故居两日游、雁南飞-蕉岭百侯古镇-平远五指石三日游、阴那山-客天下-灵光寺三日游、阴那山-客天下-雁南飞三日游、阴那山-蕉岭百侯古镇-平远五指石三日游、雁南飞-叶剑英故居-客天下三日游、私人定制游等等。

4.事业单位提取职工福利基金比例超过非财政补助结余的40%。这样提取不符合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提取专用基金比例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究其原因，主要是会计人员不熟悉事业单位制度规定造成的。

总之，中国人口在实现向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目标的转变过程中，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而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是过快。

 

四、中国年龄结构问题的区域差异

 

表2 2010年全国分地区静止人口条件下基准人口比例估计

  

省份总人口/万0岁人口/万预期寿命估计/岁0岁基准人口/万0岁基准人口比例/(%)北京1961.2411.5981.6724.010.48天津1293.878.1981.2615.920.51河北7185.4288.0276.3594.110.94山西3571.2134.5876.8046.500.74内蒙古2470.6320.4278.1031.630.65辽宁4374.6326.4278.1855.960.47吉林2745.2817.7179.2934.620.51黑龙江3831.4024.8778.8748.580.51上海2301.9212.8282.2427.990.46江苏7866.0968.4079.1599.380.69浙江5442.6944.3379.4368.520.65安徽5950.0574.8377.6176.670.98福建3689.4240.0578.6146.930.85江西4456.7857.8877.1057.811.00山东9579.2798.0478.22122.470.80河南9402.99104.3977.88120.740.86湖北5723.7759.0878.3473.060.81湖南6570.0879.5578.3283.890.95广东10432.05108.1179.03132.000.82广西4602.3871.2978.2258.841.21海南867.1512.1081.0810.691.13重庆2884.6226.2678.2036.890.71四川8041.7574.0977.25104.100.71贵州3474.8647.5374.6646.541.02云南4596.6855.6973.5762.480.89西藏300.224.5372.214.161.09陕西3732.7433.4777.4548.200.69甘肃2557.5327.7076.0033.650.82青海562.677.1772.947.710.93宁夏630.147.5374.598.450.89新疆2181.5832.0477.4128.181.14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各省、市、区数据推算

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在区域间也很不均衡。1990年出生性别比没有一个省份超过120，而到了2000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11个省份超过120，有5个省份在130以上，这是目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比例，而且这种不均衡将会使出生性别比问题更为突出[1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短表登记出生数据显示，2010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9个省份超过120，有1个省份超过130。从出生性别比的省际差异来看，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出生性别比118以上的省份主要集中在黄河以东以南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江西、安徽、湖北及河南都在127以上。2010年出生性别比省际差异的基本格局与2000年类似，只是由省际之间差异很大，发展为整体全面升高而省际差异又缩小的趋势，而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出生性别比相对较低省份的增加。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打破了人口自然规律所对应的男女比例，形成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还影响未来粗出生率水平或出生规模。

其中，Γ 为离子的吸附量(μg/g)，C0、Caq分别为矿物悬浊液的初始浓度和上清液浓度，V为初始溶液体积、m为每次称取的矿样质量。

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为5.6745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48.00岁，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出生规模为1182.18万人，而当年普查的0岁人口为1898.18万人，该人口规模是静止人口出生规模的1.61倍。同样，1964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6.9458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1.22岁，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的出生规模为1134.57万人，而当年普查的0岁人口为2848.38万人，是静止人口出生规模的2.51倍，不仅远远大于静止人口相对应的出生人口规模，而且远远大于1953年的基准人口比例。

第二类是大于0.55且小于0.8的地区。该类地区包括内蒙古(0.65)、浙江(0.65)、山西(0.74)、江苏(0.69)、重庆(0.71)、四川(0.71)、陕西(0.69)和山东(0.8)。该类地区总人口为4.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2.70%。

第三类是大于0.8且小于0.95的地区。该类地区包括湖北(0.81)、广东(0.82)、甘肃(0.82)、福建(0.85)、河南(0.86)、云南(0.89)、宁夏(0.89)、青海(0.93)、河北(0.94)和湖南(0.95)。该类地区总人口为5.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8.53%。

第四类是大于0.95的地区。该类地区包括安徽(0.98)、江西(1.0)、贵州(1.02)、西藏(1.09)、海南(1.13)、新疆(1.14)和广西(1.21)。该类地区总人口为2.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38%。

平均预期寿命影响出生基准人口的多少，如果预期寿命估计偏高，那么，基准人口比例下降，检验预期寿命参数的敏感性，可以分析预测寿命的估计偏高的影响。经检验，平均预期寿命相差一岁，基准人口比例相差0.01左右。

 

五、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年龄结构问题

 

表3 跨省流动人口渗透率 (单位：%)

  

省份2000年2010年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比例渗透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比例渗透率渗透率变化北京1.115.815.211.478.205.570.37天津0.821.732.120.973.483.591.46河北5.612.190.395.391.640.30-0.09山西2.701.570.582.681.080.40-0.18内蒙古1.921.290.671.851.680.910.23辽宁3.462.460.713.282.080.63-0.08吉林2.100.730.352.060.530.26-0.09黑龙江2.820.910.322.870.590.21-0.12上海1.347.395.511.7310.456.050.54江苏5.945.981.015.908.591.460.45浙江3.808.702.294.0813.773.371.08安徽4.790.540.114.460.840.190.07福建2.695.061.882.775.021.81-0.06江西2.970.600.203.340.700.210.01山东7.552.440.327.192.460.340.02河南7.591.120.157.060.690.10-0.05湖北4.381.440.334.291.180.27-0.05湖南4.870.820.174.930.840.170.00广东6.8235.515.217.8325.033.20-2.01广西3.521.010.293.450.980.280.00海南0.610.901.480.650.691.05-0.43重庆2.260.950.422.161.100.510.09四川6.351.260.206.031.310.220.02贵州2.880.960.332.610.890.340.01云南3.452.750.803.451.440.42-0.38西藏0.210.261.240.230.190.86-0.39陕西2.881.000.352.801.130.410.06甘肃2.070.540.261.920.500.260.00青海0.400.290.730.420.370.880.15宁夏0.460.450.980.470.430.91-0.08新疆1.633.332.051.642.091.27-0.77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人口流动掩盖了年龄结构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中国的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和北京，上述四省两市聚集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2000年四省两市聚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而到2010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聚集程度进一步提高，四省两市聚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71%(表3)。

除了从跨省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分析中国流动人口聚集的不均衡性以外，还可以通过流动人口的渗透率来分析流动人口聚集的区域差距和变化趋势。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跨省流动人口呈现出进一步高度集聚的特征，从流动人口渗透率来看，2000年上海、北京和广东的流动人口渗透率最高，超过5.0，即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与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比值超过5.0，例如，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1.1%，而北京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却高达5.81%。2010年北京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2%，而北京的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不到1.5%。2000年至2010年，三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的跨省流动人口渗透率的变动大于0，在此过程中，广东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全国跨省流动人口高度聚集的特征进一步加剧。从年龄分布看，90%的流动人口年龄在15-44岁之间[15]，流动人口的区域聚集和年龄特征加剧了区域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

六、出生性别比与年龄结构问题

(一)出生人数相同，性别比不同，基准出生人口不同

从稳定人口的角度看，稳定人口就是总人数每年按固定比例增加或减少的人口。在一个不存在对外迁移的封闭人口中，如果各年龄死亡率长期不变，各年龄出生率固定不变，而且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固定，这三点是稳定人口的必要条件[10]。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稳定的关系指的是出生性别比正常情况下的出生规模。然而，如果出生性别比不正常，那么即使是相同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其对应的出生规模也是不同的。从演变进程来看，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我国出生性别比围绕106窄幅波动，处于正常值范围内；进入80 年代以后，全国出生性别比呈现总体偏高的态势且持续升高，1982 年为108.47，1990 年为111.92，2000年为116.86，2010年为117.94。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了10.12个百分点。

数据库包含两部分，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考虑数据存储规模以及软件系统性质，数据库采用微软公司的SQL Server2008。属性数据库从机井信息，配水情况信息，实时监控情况，历史记录情况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进行搭建。

从总体上看，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离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目标越来越远。如上所述，中国人口进入快速衰减时期，并且处于加速减少的趋势之中。表面上看，2010年人口普查0岁人口规模与静止人口目标相比减少的幅度在23%左右，然而，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差异巨大，区域间人口状况有很大不同，全国总体的平均状况很难推断区域间的差异，有可能掩盖年龄结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进一步反映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准人口比例进行推算，以此反映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异质性。

(二)不婚比例不同，生育能力转化不同

从婚姻家庭的稳定和家庭发展能力来看，相同人口总量条件下，性别构成不同，形成婚姻挤压或“光棍”问题的性质不同。由于三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不正常，预计未来30年内35～59岁男性人口由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形成的婚姻挤压将持续增强。未婚人口规模将由目前的1200万左右上升到2050年的2400～3600万，为目前的规模增加的2.6到3.3倍左右。

在渭北旱原，自然降水是农作物所需水分的重要来源。通过秸秆覆盖技术，在一些不平整的耕地上，可以有效的提升土壤需水量，同时当降雨量较大的时候，秸秆覆盖还可以延缓地表径流的产生，从而稳定的提升入渗率，减少水土流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降水量较小的时候，如果秸秆覆盖面积较大，则会吸附较多的水分，并在日照情况下挥发到空气中，所以秸秆覆盖面积要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免造成反效果。

Analyzed metabolic changes in patient groups are shown in Table 3.

总之，人口发展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除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不断改善以外，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造成的婚姻挤压问题和全国人口流动过度聚集北京、上海的局面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七、全面二孩政策条件下年龄结构性问题展望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人口从过快增长向过快衰减过程转变，其结果是加剧了年龄结构的不平衡。这一方面意味着60岁及以上人口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少儿人口的迅速减少。这一转换特征加剧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均衡性以及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

 

表4 全面二孩政策条件下静止人口基准人口规模估计

  

年份平均预期寿命/岁基准出生人口/万0岁人口/万0岁人口基准比例总人口/亿201575.241786.521287.100.7213.4415201675.431792.431747.880.9913.5207201775.631795.531923.000.9513.5788201875.821797.671712.470.9513.6296201976.011799.541708.770.9513.6786202076.201799.951609.720.8913.7165202577.171792.271387.740.7713.8311203078.141765.231232.450.7013.7929

 

表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年份各年龄组人口比重/(%)0-1415-6465+老少比/(%)抚养比/(%)195336.2759.314.4112.1668.55196440.4155.354.2410.5080.73198233.5961.504.9114.6162.56199027.6966.745.5720.1349.80199526.9566.446.6124.5250.50200022.9070.007.1031.0242.87201016.6174.478.9253.7334.24201515.8073.4710.7267.8636.10202016.4370.5613.0079.1141.72202516.0469.2514.7091.6444.40203016.3265.9217.76108.7851.70

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不仅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使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吻合，避免低龄人口总量和比例的迅速减少以及老年人口比例的快速上升，而且可以促进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2004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控制目标为1.8，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要求。过去十多年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农业人口终身想生二孩的比例在80%左右，非农业人口终身想生二孩的比例在40%～60%。据此，全面二孩能否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平稳实现静止人口目标。

根据目前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变动趋势，通过人口预测模型可以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条件下人口规模和结构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表4)：第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使人口快速衰减的态势将得到一定抑制，预计从2016年底到2019年人口增长的规模幅度与对应的静止人口规模大体相当，人口基准比例由2015年的0.72将提高到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0.95。第二，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如果保持政策不变，那么从2020年开始，中国人口将再次进入快速衰减的进程中。预计到2030年人口基准比例将下降到0.70，中国进入人口快速衰减的新时期。第三，2025年后中国人口的老少比发生根本转折，预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0-14岁人口，老少比从2015年的67.86%上升到2030年的108.78%(表5)。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以后历史堆积人口释放、生育意愿不高和生育预期估计比较乐观的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仍然处于人口快速衰减的过程。因此，生育政策长期稳定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水平上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尽快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仍将成为历史的必然，本文建议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

总之，过去的三十多年不仅是人口结构巨变的三十年，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十年，还是社会变迁剧烈的三十年。中国人口的突出矛盾已经由数量问题转化为结构性问题，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以及区域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而年龄结构问题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基础研究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深入讨论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和发展战略问题。

参考文献：

[1]张青：《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4期。

[2]郭志刚：《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总和生育率的估计》，载《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5期。

[3]陈卫、杨胜慧：《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再估计》，载《人口研究》2014年第6期。

[4]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选择》，载《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2期。

[5]翟振武：《“单独二孩”申报符合预期》，载《经济日报》2015年1月20日第9版。

[6]宋健：《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载《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4期。

[7]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载《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8]Lotka，A.J.(1925).Elements of Physical Biology, Baltimore.

[9]马瀛通：《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2期。

[10]查瑞传：《静止人口和稳定人口》，载《人口研究》1981年第1期。

[11]袁小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载《西北人口》2014年第6期。

[12]马灜通：《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1期。

[13]茅倬彦：《人口惯性的测量方法》，载《南方人口》2011 年第3期。

[14]刘铮、邬沧萍、查瑞传：《人口统计学》，载《人口研究》1980年第2期。

[15]王广州：《当今我国的流动人口特点以及生存状况》，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4期。

[16]张丽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区域差异研究》，载《人口研究》200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