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以“异”为其名者甚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总其云：幼尝戏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今录其序云：

自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而魏文《列异传》继之，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考《太平御览》、《广记》及曾氏、陶氏诸编，有《述异记》二卷、《甄异录》三卷、《广异记》一卷、《旌异记》十五卷、《古异传》三卷、《近异录》二卷、《独异志》十卷、《簒异记》一卷、《灵异记》十卷、《乘异记》三卷、《祥异记》一卷、《续异记》一卷、《集异记》三卷、《博异志》三卷、《括异志》一卷、《纪异录》一卷、《祖异记》一卷、《采异记》一卷、《摭异记》一卷、《贤异录》一卷，此外如异苑、异闻、异述、异诫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异记》、陶穀《清异录》之类弗与焉。[1]364-365

这种对“异”超乎寻常的热衷，如果仅仅归因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志怪传统,是不具足够说服力的。中国古代小说的述“异”特质，在小说文本中表现为不实、诡谲、荒怪、幻奇等特征,这些都成为传统小说目录学的厘定标准和重要的界分考量依据。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标志，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异”的特质至清代达到巅峰，作者自称“异史氏”。此名别有意味，这不仅标识出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古代小说“异”的精神特质* 蔡九迪、高辛勇、莫宜佳等都有过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奇异”概念的探讨，参见(德)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韦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而“异史”的书写正是小说位处边缘的独有文类特征。

在中国传统语义学中，“异”字包含多种释义。“异”的古体字作“異”，(乙1493)“象一人捧头如鬼状，可惊異也。異之本谊当训怪”[2]218，这里的“異”作“怪”、“奇”解；许慎《说文解字》训“異”为“分”，“将欲与物，先分異之也；礼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3]54，以别贵贱；《礼记》中有“乐者为同，礼者为異”[4]473，以及《老子》中有“此两者同出而異名”[5]53，二者都作“界分”和“不同”解；《论衡》将其作“非常”解，指“无类而妄生”[6]584之物。要之，“异”的这些含义都指向那些不合常情的、甚至无法归类的荒怪离奇之物，从而划分出一种界限，“异”是不同于主流的边缘之物、事或人。中国古代语境中除了挑战儒家秩序的“异端”、“天之异象”之外，“异”较少带有贬义色彩。物因稀少才见得嘉珍，因此，“异”隐含着对“不寻常”的褒奖。

本文跳脱出现有的小说史研究框架，以同性欲望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问题。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述“异”的叙事传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怎样的小说世界，体现了中国古代什么样的小说观念，这种“异”的文本特质如何容纳不合流俗的人、事、物，为同性欲望叙事提供了怎样的言说空间。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述“异”特质，发见中国古代小说的“无名”特征，以期用这一边缘视角审视和反省近现代以来所建构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史观。

一、边缘性的叙事身份：异史性与语私性

相对当今的小说概念,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一直是模糊而充满歧义的。“小说”的概念起于汉代刘歆《七略》的《诸子略》中关于“小说家”的设置，原书已佚，据其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进行了重新阐述：

根据世界核新闻网站2018年10月9日报道，沃格特勒项目所需4台主泵中的首台已在3号机组安全壳内部吊装就位。3号机组安全壳外部四周的近半数屏蔽厂房嵌板已安装就位。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7]1745

我妈勒令我不许去看刘佳，打扰他静养。可是我在医院里一天都呆不住，静躺三个月，那简直没有人道。于是，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陪刘佳，我把收集的虫子标本给他看，在病房里甩陀螺给他看，还表演弹弓打鸟给他看，医院里的鸟格外笨，动也不动地站在树枝上，“啪”的一声就掉了下去。

班固对“小说家”所下的按语，成为“小说”概念的经典性阐释文献，从起源上就标识出它面目模糊、可有可无、难以界分的边缘地位。“小说家”为诸子十家之一，排在最末位，相对于史传的主流地位而言，“小说”在传统目录学中一直是被轻视的文类。据班固所言，“小说”出自“稗官”，“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7]1745，“稗官”，即小官，是古代未入流的士的一种，处于社会底层[8]6。在内容来源上，小说为“道听途说”来的“街谈巷语”，是对口耳相传的“传闻”的记录加工。据班固为小说十五家所加的按语，小说多为“其言浅薄”、“迂诞依托”的不经之谈[7]1744-1745。小说 “不实”的特质，使其无法企及正史的可信度，而中国传统文类等级的划分一直固守的是史传的真实性标准，故“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7]1746，将“小说家”排除在外，是君子不屑之事。

《汉书·艺文志》谈到诗歌时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7]1708，小说虽不属礼乐经史的治世“大道”，也不同于可通万方之略的“九家”，但作为“小道”，小说尚存“必有可观”之价值。班固之前，桓谭在其《新论》中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9]1，这是小说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小说的边缘地位，决定了这种“丛残小语”式的琐语短书对边缘人群和琐屑事件的关注，其言说范畴包罗万象，事无巨细，凡正史不录者都可被纳入其记述视野，包括地位卑微、不合规范以及被弃掷于社会边缘的人，如悍妇、罪犯、娼妓、优伶、男宠、难辨男女的间性人等，都可在文言小说中找到其身影。北宋陶穀《清异录》就记录了宋代男风之盛：“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10]18明清两代对男色、男风、男女互化等人事的记录更繁：明万历年间，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描绘了魏晋以来的男色兴盛，“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京师的小唱“鲜有佳者”，但“间一有之，则风流诸搢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矣”[11]133-1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了男子傅粉、小唱盛行、男色之靡、契兄弟等风俗，“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之若友昆”，他分析了男风兴盛的缘由，并指出此等风俗以江南为盛，渐染至中原[12]521-522；明代《国色天香》中的《金兰四友传》，记士人苏易道与李峤相契、相知之情史[13] 259-300；冯梦龙《情史》单列《情外类》为男风立传正名[14]647-664，他的谐谑类小说《笑府》中记录了十个关于男风的笑话，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好外之人”[15]；清代袁枚《子不语》中对男风的记载有鸭嬖、常熟程生、兔儿神、蔡京后身、双花庙等异闻怪事[16]。与同性欲望相关人和事的记录、描述与评价，广泛散布于明清的文言小说中，如明代的《耳谈》《童婉争奇》《痴婆子传》《敝帚轩余谈》，清代的《觚胜》《聊斋志异》《坚瓠集》《板桥杂记》《随园诗话》《阅微草堂笔记》《谐铎》《萤窗异草》《耳食录》《小豆棚》《两般秋雨盦随笔》《履园丛话》《夜雨秋灯录》《埋忧集》等不一而足。

与中国古代在人群上的良贱之分相类，经史与小说是良贱两种不同的文类层级系统，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小说的地位相当于社会底层的草根小民，只要不以贱犯良，比如以小说之语入诗、挑战文类等级，逾越文类规范，在自己的边缘位置上即使维持较低的道德水平，都在官方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出身于市井供人娱乐的白话小说，较之文言小说地位更为低贱，在明清两代朝廷颁布的禁令中，淫词小说往往与方术、巫人或优伶、娼妓等放在一起厉令禁止，如康熙十八年四月禁民会及方术巫人令中，将“淫词小说等书”和“扶鸾书符招摇夤缘之辈”一起“永行严禁”[17] 26-27。在严苛的古代文类等级制下，小说严禁出现在官方公文中，也不允许在任何正式的公共场合进行谈论。明万历三十年十二月颁布的一条禁令规定，朝廷奏议“用语必出经史,不得引用子书,及杂以小说俚语”，否则将会遭受严惩[17]15-16。雍正六年，官员郎坤因援引三国志小说陈奏“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句，被革职、枷号三个月并鞭一百[17]36。

从唐代小说开始，情欲的书写越来越受到重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录了一则人鬼交欢的男风奇事：住在枝江的张省躬与落第秀才张垂素昧平生，“大合八年，省躬昼寝，忽梦一人，自言姓张名垂，因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卒。”[26]130作者只述不评，在这则荒怪另类的情欲故事里并未申明自己的立场，“残丛小语”式的记述给读者以丰富遐想，因梦与接、欢狎、录诗、骤亡，这则“因梦而亡”的“情欲小史”在明代传奇《牡丹亭》中似乎可以寻到一些踪迹。

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发文以破除“旧小说”的迷信思想，“自古文人好奇，喜借荒唐之事，显幽怪之情，子虚乌有，概属寓言”，中国古代的志怪神仙等书“离奇怪诞，莫可究诘问”，但都是“言者凿凿，听着津津”。作者对这些迷信思想进行了祛魅性的科学再阐释：

基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慕史”情结，世情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等对欲望的书写是“情史”，是“艳史”，也是“私史”；明代的三部长篇男风小说《弁而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记述的也都是私情和私欲。无论是才子佳人小说还是男风叙事，这些私情多发生于隐秘的私人场所，幽深的闺房和花园，或是帘幕低垂的内闱，隐秘封闭的家庭内部空间等，营造出暧昧的情欲场景，这些都显示出世情小说空间上的“语私”特征。

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当时世界格局处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在明朝时期，一些地区则遭受欧洲国家的掠夺。这些独立的事件都和新航路开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学生要在个别学习的基础上，系统的看待每一个知识点，将其结合起来，兑入到一个时空之中，以在整体和个别学习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历史时空观念。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从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力。

微纳测头的材料属性和结构参数如表1和表2所示，其中，支撑梁选用铍青铜，测杆选用碳化钨，测球选用红宝石[18]。

目前，婴幼儿家政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服务市场供不应求，客户对于婴幼儿家政服务量和质的需求同步上升，对多功能、多样化、高品质的婴儿养育专业指导、代理服务的渴求增长；市场准入门槛低，管理不规范；婴幼儿家政服务市场满意度较低，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满足不了客户的期望等。北京某专业母婴家政服务公司曾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14年6-11月在北京市内5家三级甲等医院产科住院的产妇400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产妇对母婴护理师的需求。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36]53

二、陌生化的叙事策略：语魅言怪与征奇话异

本文之所以没有用“奇”而用“异”来概括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特点，是由于“异”与“奇”虽然都蕴含“不平常”“少见”和“特别”之义(比如现代小说中也有“奇情”“奇事”，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二者又有分别：较之“奇”，“异”还意味着小说文本中表现出的“语魅”性质，即对鬼神和荒怪另类之物“质明有信”的书写。许慎《说文解字》释“魅”为“老精物也，从鬼从彡”[3]186，故“魅”具有鬼的性质；据《古文字诂林》，“魅”指俗言中的“精怪”，“物老成精，其形为人，然究与人异”，所以“魅”是“妄生之物”，“原无实物，其形状全为世人幻想所构成，故其说各异。”[21]192-194不仅“魅”与鬼相关，“神”字古体作“”，据《说文》“从鬼申声”[3]186；“鬼”上半部为“甶”，与“異”字甲骨文的上半部相似，如鬼头状，“谓怪异。后引申为異同之異。”[21]184可见，在中国古代语境中，“魅”与鬼、神、异等概念之间在文化内涵上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

“小说”作为一种文类(genre)，该如何定义、怎么写，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中并无明确的规定，小说之所以包罗万象，驳杂万千，与小说无法依据自身特性来进行定义相关。以清代钱泳的笔记小说《履园丛话》为例，此书二十四卷，所列目录类别有旧闻、考索、景贤、嗜旧、鬼神、精怪、梦幻、笑柄、杂记等，尤其是阅古、水学、碑帖、收藏、书学、画学、艺能、科第、祥异等，内容之驳杂，实在与我们理解的现代小说概念相去甚远。不仅“小说”的概念如此，一些小的类别也难以界分，比如什么是“传奇”，应如何归类，什么样的归类的依据才更合理、更有力，尤其是单篇传奇的归类，历来争议不断，很难达到共识。程毅中先生认为：“一定要定出多少条标准来，恐怕是很难说得周全的，也很难取得共识的。中国古体小说‘文备众体’，很难一刀切；又是‘文无定体’” [8]84，每个时代或者不同的史官都依据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对其进行整理归类，即便在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和编撰者眼里，小说的归类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被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1]314的《山海经》，“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25]477。胡应麟认为此书“所记人物率禽兽其形以骇庸俗”不可征信，如记载西王母相貌奇特，“豹尾虎齿，当与人类殊别”，实在是无稽之谈[1]344。而刘秀却认为《山海经》“其事质明有信”[25]477；郭璞认为宇宙之大无所不生，对事物的认知并不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是因人的认知之有限，才无法穷尽天下万物，无法理解事物的荒怪神奇[25]478。

从图4可以看出，在载荷校准试验中，电桥①的响应随拉向和压向校准载荷都呈现出良好的线性相关性。从图5可以看出，电桥②在拉向载荷校准中，呈现较差的线性相关性；在压向载荷校准试验中，线性相关性较好。

与文言小说“必有可观”的功用不同，白话小说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娱乐的。据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的分集题名“雨窗”、“长灯”、“随航”、“欹窗”、“解闷”、“醒梦”[18]，可推测，这些话本小说主要是供客中及航船上的旅人解闷使用的。与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表现出的私人性特征更为明显：小说作为私下流传的趣味读物，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在传播方式上，明代江南私人印刻行业发达，小说除了手抄本外，在书坊、书肆中可租、可购，这大大促进了白话小说的传播与市场的繁荣；清代李渔开设私人书坊“芥子园”，自写、自印、自销；书肆的繁荣也给盗版大开方便之门，李渔对自己的著作常被盗版异常愤怒，他在《闲情偶寄》中声明：“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之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不告当事，即以此集为先声”[19]160，这则声明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私人翻印小说之盛。

《中国小说史略》云：“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24]73，虽之后给予更正[27]334-339*鲁迅在1935年发表的《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一文，对《中国小说史略》所提出的传奇出于志怪的判断做了更正。，但传奇对鬼怪妖异之人事的记述确与志怪相类。唐代传奇对“异”的表现不再外在于人，它不仅是对怪异形体和灵异事件的直陈，更注重对人的丰富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表现。从传奇开始，中国古代小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欲望世界，人欲的表现使传奇获得了诗的灵性，有了生命的色彩。传奇之“奇”来自于对不寻常之“情”与“事”的描写，情欲故事的女主角也多为日常生活中不常见、不可见、不寻常之女性，她们是龙女(《柳毅传》)、女鬼(《离魂记》)、狐女(《任氏传》)、妓女(《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侠女(《聂隐娘》《虬髯客传》)、皇妃(《长恨歌传》)等。唐传奇中“情”的言说范畴更为丰富，并不止于男女之情，还包括“主奴之情”(《昆仑奴》和《红线》)以及“侠义之情”(《聂隐娘》《无双传》《虬髯客传》)等。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传奇小说形成的基础是士大夫阶层闲暇之余的相互“征奇话异”，这些奇异的故事是传奇写作的原始材料[28]7-8。发生在这些边缘化人物身上的情欲故事，是对名教秩序的逾矩，对“奇异女子”形象的塑造，成为后世小说中对“异”的表现手段之一。

在明代书写男风的白话小说《宜春香质》中，志怪、传奇和艳情被奇妙地融为一炉。小说分风集、花集、雪集、月集四个叙事单元，每个叙事单元五回，讲述一个故事，全书共二十回，这种以五进位的四乘以五的叙事节奏，结构之精巧恰合于浦安迪“奇书文体”的典型范式。浦安迪认为，“四”这个数字在明末的运用，“也许会有某种特殊的隐义”，或意味着“一整套固定而成熟的文体惯例”，他从“奇书文体”看到了文人小说不同于市井说书艺人的高深奥妙的审美追求[29]23-24。《宜春香质》四集之中，叙事最奇异者为《月集》：写温陵才子钮俊长相丑陋，幸遇天尊为他改头换面，成为美男子的钮俊到了全是男人的“宜男国”，不仅中了状元，还做了男皇后；钮俊去“宜男池”求子时被虎啰那掳去所奸，弃于荒郊，差点送命；后逃至全是女子的“圣阴国”为后，因使女王、宫女皆有身孕，生三十余子，激起大臣讨伐；钮俊化妆后逃回“宜男国”，后遭虎啰那百般凌辱，被众天尊用火超度痛醒过来，才知恍然一梦，揽镜自照竟是梦中俊美模样。小说驰骋想象，其奇异之处在于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装与操纵自如的性别转换，钮俊由丑变美，辗转于“宜男国”和“圣阴国”，穿梭于男女两种性别之间，作者将美丑、命运和性别置于荒怪的氛围、神秘莫测的欲望表述之中，用性别和身体的另类叙事排演出一幕幕欲望的活春宫，彰显了欲望的狂欢和反道德力量。

明清世情小说因专注于日常生活叙事，“异”的言说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言说特点。李渔《闲情偶寄》有云：“人谓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尽，穷微极隐。纤芥无遗，非好奇也，求为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19]12，“人情”中自有奇情异事在。清末学者俞樾亦云：“盖志怪搜神，从古有之矣，然窃以为惊心动魄之事，即在男女饮食之间，非比侈谈灵怪，然后耳目一新也”[23]507。要之，“异”的叙事体现在日常琐屑叙事中所蕴含的情欲书写上，人的欲望本身就能敷演出一幕幕奇异的悲喜剧。“情奇”不但是述“异”，也蕴含着欲望的逾矩性和对现有道德秩序的破坏，无论是明清的世情小说如《金瓶梅》《林兰香》《红楼梦》，还是晚清的《品花宝鉴》和《凤双飞》，在对人的内在欲望和身体的书写上都蕴含着一种“不合时宜的(untimely)”差异性权力，也凸显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中潜藏的激进的生命野性。

为了吸引听众，弹词题材更讲究叙事上的标新立异，《凤双飞》中关于同性之间暧昧欲望的书写使其成为晚清弹词小说界的“奇书”，这不仅表现为题材之“新”，更在于视角之“异”。此前的女性弹词小说如《榴花梦》《笔生花》等，对于超能女子的塑造赋予小说述“异”上的逾矩色彩，但其局限也很明显，作者往往将自己移情为书中的女性形象，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闺阁想象，这使作者不得不避开“不洁的笔墨” [30]582，行文上不够洒脱开放；《凤双飞》则摆脱了单一的女性内在视角，男风题材的选择和书写，使作者颠覆了惯有的书写秩序，把男性置于“被鉴赏”的位置，对其笔下的男色和男风人物，或品鉴、或欣赏、或讽刺、或痛骂，使小说获得了一种具有僭越性的独特叙事风范。《古董琐记》赞此书云：“全书数十万言，结构遣词，远在《天雨花》《再生缘》之上”[31]93，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小说述“异”传统的逾矩特性。

在白话小说的“日常”中，“语魅”叙事也无所不在。其一，“谪仙叙事”在构造情节、塑造人物、预示人物命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红楼梦》中的宝黛前世因缘，晚清男风小说《品花宝鉴》中，杜琴言前世是“杜仙女”，《绘芳录》中的慧珠也是天上神仙降世，《凤双飞》中的“双凤”郭凌云与张逸少，都是天上散仙下凡，武功高强且有飞升神功。其二，古代艳情小说中大量的“性交合”与身体描写都具有“语魅”的性质，如晚清艳情小说《欢喜缘》中，“性异能”的身体和性器官，极度夸张的“性交合”动作及场面，作用强大的春药、神奇的淫具等，这些都非写实，而是关于“艳情”的“语魅”言说。

白话小说的作者通常不署真实姓名，因是匿名所为，作者由此获得较大的言说自由度，尤其在对情欲的书写方面表现大胆而直露。翻开明代任何一部世情小说，在写情的同时都充斥着大量的身体欲望书写，包括对男风的书写。这种犯禁现象是白话小说对大众口味的迎合，也反映出小说在生产、传播、销售、言说上的私人性。“语私”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质之一，小说不是载道的工具，是供人们茶余饭后、瓜棚豆架之下闲谈消遣用的。小说是深受女性喜爱的文类，尤其是清代的弹词小说，这些长篇巨制不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女性的深闺之中，而且大多出自女性之手，如清初陶怀贞的《天雨花》。乾嘉年间陈端生和梁德绳的《再生缘》，晚清程蕙英的《凤双飞》等，作者都是女性。《天雨花》中的婉贞凡出门旅行必携带私藏的弹词小说一箱，用来解旅途之烦[20]1016，这一文本细节让我们间接了解到弹词当时在闺阁间流行的状况。

明明为天空之闪电也，而《酉阳杂俎》则以为介休王之旗旛十八叶，《述异记》则以为撞石鼓于八方之荒，而雷公电母之瞽谈无论矣。明明为环绕地球之卫星也，又必虚构一广寒宫，而姮娥窃药，吴刚折桂之说，则散见于各稗史矣。……呜呼！物理学之不明，生理学之不讲，心理学之不研究，乃长留此荒谬之思想于莽莽大地，膻膻群生间，其为进化之阻力也无疑。[32]

近代科学思想的译介和接受，使旧小说的祛魅成为晚清后期的新思潮之一。同样是对小说“不实”的批判，纪昀等古代文人从“史学”角度提出的批评，和以“科学”视角介入的“辟旧”隐含着巨大的观念差异。当我们试图以现代小说观念来解释古代小说的“虚构性”和“传奇性”的时候，应看到，在述“异”传统下，中国古代小说的“语魅”性质，不只是“怪奇”，而是以“魅”为史。

三、小说观念的辖域化与另类言说空间的丧失

在志怪小说中，《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最大，书中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神仙鬼怪及其奇异秉性和行为：如活了七百岁的彭祖(《彭祖七百岁》)；水居如鱼，滴泪成珠的鲛人(《南海鲛人》)等。书中还记录了不少异常的自然现象、罕见的地方风俗和耸人听闻的故事：如夫妇相食(《夫妇相食》)；生出两个头的儿子(《生男两头共身》)；男化女(《男子化女》)或女化男(《女子化为丈夫》)等[22]。关于《搜神记》的成书，有记载云：“宝以父婢复生，及兄病气绝复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23]17，可见，干宝是以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身份写这本书的。鲁迅评六朝志怪云：“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4]45

白话小说则属于另一个系统，不在官方目录学之列。从源头上来看，白话小说与戏剧等说唱艺术有着深刻渊源：胡士莹认为“说话”艺术与宫中的“俳优侏儒”所演“谐戏”相关[33]12-16；唐代讲经的“变文”亦称“唱文”或“讲唱文”，“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 [30]163，其韵式后来保存在宝卷、弹词和鼓词里。宋代在瓦子勾栏里进行“说话”是一种表演伎艺，从“百戏”中逐渐独立出来的，最早的时候和戏剧一样[33]74-76。这些都说明白话小说是“说话艺术”也是“说唱艺术”，更不用说弹词小说了。范烟桥在他的《中国小说史》中云，“小说实包括戏曲弹词也”，二者只有有韵无韵之别，“犹之文言与白话”[34]引，在他看来，“有韵无韵”不足以成为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划分依据。总之，中国古代文类混杂的特点，使“小说”的定义更加困难，中国古代小说呈现出“杂语性”的特征；“小说”因其边缘地位，虽无法跻身于史、诗等出身高贵的文类之中，但也因此得以从“有名”* “有名”或“有名化”，在本文中指的是通过给事物以命名、定义、收编、规训的方式或过程，实现事物的“建域”或“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意味着事物在秩序之中的“辖域”状态。的话语权力的规约之地逃逸出去，逃脱文类规范的制约，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是“无名”*关于“无名”，在本文中指的是事物未被命名、未被“组织化”的状态，即事物的“解域(deterritorialisation)”状态。关于“解域”与“辖域”的定义和阐述，参见(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神经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的，是权力的不在场。

小说的“赋名”过程，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相关，其中小说观念的变革最早来自晚清的留洋群体，他们有感于小说戏曲(主要指俗文学)在中西两种文统中的悬殊境遇，开始意识到中国小说的价值，尤其是小说与民智之间的关系[35]，发现了小说低级身份的现实政治功用：

在4只300 mL烧杯中参加入2.1节中所述的化学镀镍溶液1 mL，以水稀释至80 mL。加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试液的pH至11.5后分别加30%的双氧水1、2、3和4 mL，再补加水至100 mL，此时试液中含镍67.01 mg/L。在10 °C下放置120 min后用定量滤纸过滤，测得各滤液中镍的质量浓度见表3。处理时试液中含柠檬酸、乳酸和次磷酸钠的总浓度为0.005 mol/L，而H2O2的浓度分别为0.088、0.176、0.265和0.353 mol/L。可见直接用双氧水处理柠檬酸的效率很低，在温度较低时更难有效去除柠檬酸。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的边缘地位及其“异史性”的言说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将位居底层的各色人等及边缘人群全部纳入言说范畴。小说为了掩盖自身的犯禁色彩，大多以劝惩为叙事结构和言说策略，即便如此，小说生产、传播上的私人性，以及白话小说在叙事写情上的“语私”特性，都赋予了这一文类更多的包容性，也蕴含着一定的逾矩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是生长于主流文化边缘的，且被主流特权文化所压抑的欲望的无意识表达，它是人的原欲在一定程度上的宣泄，这些都为同性欲望的书写提供了话语空间。

显效为患者的头痛、腹部不适等自觉症状完全消失，血压降至正常水平［收缩压小于14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小于90 mmHg］，尿蛋白检测阴性（＜100 mg/24 h）；有效为患者的头痛、腹部不适等自觉症状较治疗前显著改善，血压明显降低（下降20 mmHg以上），尿蛋白减轻；无效为临床症状、尿蛋白、血压等无显著变化或继续加重，被迫终止妊娠。

近现代小说观念以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进化论密切相关，它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逻辑：一是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代表的文学史观，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37]36，白话为文学正宗的倡导，彻底颠覆了旧有的文类等级，白话小说由此获得了文学史的话语权力；二是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史观，他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鲜明地表述了小说的进化论立场：

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慢，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38]311

陈辉[34]指出，碑与帖，书法风格面目不同，它们的功用也不同。碑刻是严肃的事情，所以书法多朴厚庄重，而帖书多为信札随笔，所以无拘无束，挥洒自然。具体说来，它们的区别有以下4个方面：①制作目的不同，②形制不同，③书体不同，④制作方法不同。

历史一定是进化的，那么小说也应该在其列，但让人感觉焦虑的是这一进化的规律与线索显得并不那么“纯粹”和“整洁”，鲁迅将其解释为进化过程中的“反复”与“羼杂”。为了建构起小说进化的线性时间逻辑，赋予其“有名”的历史，就要通过筛选、组接、归类、阐释、定义等手段，或贬抑、或称赞、或增删，按照进化的逻辑将其接缀成具有线性时间、因果关联的历史，从而形成小说史的权威叙事。温庆新指出，西方小说文体观念作为《史略》编撰所预设的理论依据，实质上包含了“三大演进规律”，即“由神到人”、“由无意为之到有意为之”、“由文言到白话”，小说由此实现了最终的进化；且《史略》所昭示的小说观念中，隐含着鲁迅一贯的历史批判、社会文明批判等启蒙现代性立场* 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历史局限性的探讨，参见温庆新：《如何客观评价〈中国小说史略〉》，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近代以来小说观念的变迁，建构起新的小说观念及“小说学”，对“小说”给予命名、祛魅和规训，使小说成为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话语的操演场域。

毋庸置疑的是，小麦田看麦娘对精唑禾草灵的抗药性问题已经比较严重，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在防除看麦娘的除草剂选择上至少须要避开相同作用机制的除草剂。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依据的一直是《七略》的《诸子略》中对小说家的模糊定义，虽然各代编修目录对“小说”的理解各有差异，但这些差异也都是基于对原典进行“重复”所生产出的“差异”，必须承认，原典阐释是历史不断回返的“祖训”。这些历史的“差异”并非小说观念的“进化”，而是“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式的重述；它也并非线性的历史叙事* 有论者通过对胡应麟小说观念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处于不断演化、嬗变之中，同时具有连续性和延续性，参见王炜、王晓辉：《论胡应麟的小说观念》，载《江汉论坛》2017年第7期。，而是在“轮回”中产生“差异”的过程；且在传统目录学中，“小说”一直位于子部，其文类等级一直是稳定的，从未被挑战和曁越。

高血压患者会增强外周血管组织，同时增加血容量，在一定程度上会致使心脏负担加重[1]。现阶段，临床常选择的诊断方法为心脏彩超，其具有诸多优点，如：操作便捷和较高的准确率。为此，本院对舒血宁注射液对脑梗死伴肺感染患者神经功能的改善作用进行分析（2017年5月—2018年5月之间），并总结分析结果，具体情况见下文描述。

就“小说”这一文类的包容性而言，中国古代的“小说”文类更像一个庞大的杂物柜，它以浩瀚的容量容纳了历史的喧嚣和“噪音”，它是杂沓和无序的；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都不具有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中心”，它们是生长于边缘的“野草”。德勒兹引用亨利·米勒说：

野草是人类的天敌。……在我们归属于植物、动物和星球的所有想象的存在中，只有野草过着最惬意的生活。的确，野草长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战舰，讲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终野草占了上风。……历史学家通常愿意把这种状况称作黑暗时代。草是惟一的出路。[39]151

“卑贱”之处自有“权力”，中国古代的小说如同野草，它的存在虽然为了填充某种荒芜的空间，但它可以肆意萌发，可以漫山遍野。

至《中国小说史略》，“小说”被赋予独立的文体意义与文学史价值，从芜杂变得“整洁”有序，这一系列为小说“赋名”的活动，意味着“小说”从位居边缘的、未被规训的“无名”状态，向秩序化的“有名”状态转化；历史的话语权力遮蔽了小说的“杂沓之声”，“小说”的观念事实上被“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40]10了。晚清小说界革命后，随着中国古代“述异”传统的式微，小说的言说范畴和空间都相对萎缩，无论是晚清后期的“新小说”，还是延续至民初的“写情小说”“哀情小说”，都不再将不合流俗的边缘另类的人和事作为描写对象；逾矩的欲望言说也被排除出小说文本；对旧小说的“祛魅”使小说更倾向写实与功利；同性欲望也渐趋丧失了原有的言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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