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共同作用，带来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农业转移人口的群体规模大、流动性强、涉及面广，对城市和农村，以及农民工个人的发展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备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的流动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流动，是反映农民工身份的重要属性和标志，也是理解、分析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农民工个人、家庭、子女生存、发展状况等问题，与其流动的不稳定状态密切关联；农民工的流动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变迁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无法规避的。那么结束农民工不稳定的流动状态，是否可以成为有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可行的途径，成为农民工流动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终结流动，终结流动的方向在哪里，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鲜有从农民工流动状态终结的角度做系统、深入地探索和研究。刘成斌教授的《农民工的终结》一书，在丰富、翔实的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终结流动的依据和方向，对农民工流动状态终结的操作方向与实施细节进行了系统研究*刘成斌：《农民工的终结》，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其研究结论不仅回应了中国走新型城镇化路线的改革方向，也为农民工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农民工的终结》一书分为三篇，上篇从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成本角度，探讨农民工终结流动状态的依据，中篇阐述了农民工回流而终结流动状态的路径及其问题，下篇讨论了农民工城镇化而终结流动状态的方向与可能性。

我一把把邓军搂进怀里，我欢喜地捶着他的背，眼泪都出来了，“你把我害苦了，邓军，你把我害苦了！”那一刻，一种久违的感觉回来了，不错，就是如释重负，我感到自己如同一片柔软的柳絮在空中悠然地飘呀飘呀。

该著作上篇，是对农民工终结流动状态的依据，即流动的社会成本的阐释。作者从劳动力群体与农民工子女群体两个主体方面，分析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成本。首先，对于劳动力群体而言，农民工流动中存在“提前外出辍学”和“应当回流而不回”的两种过度打工现象。提前外出导致辍学的过度打工，会造成农民工学业中断，个人发展和未来就业空间受到较大限制，增加了个人发展的成本。应当回流而不回的过度打工，会导致对经济利益追求而放弃子女教育、家庭需求，增加家庭发展成本。其次，农民工流动，会增加流动子女的教育与家庭成本。农民工外出打工会导致农民工家庭丧失通过子女教育途径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翻身”机会，也面临子女犯罪等下行风险。三是，农民工子女的留守经历，对其带来的成本风险。双亲外出的留守经历会导致较低的亲子关系质量进而产生较低的家庭归属感，导致较高的心理健康危机。特别是看似向上流动的农二代大学生，特殊的留守经历导致的心理健康危机成为一个“隐性的社会性”问题。最后，农民工的流动人口身份和居住不稳定性，使法院审判农民工犯罪的处罚理念、监狱交叉感染、社区矫正的操作障碍等一系列因素，构成了农民工再生犯罪的“社会逻辑”，增加再生犯罪的成本风险。

基于化解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成本与减少社会风险的考虑，作者在中篇和下篇提出农民工流动发展的两个改革方向：回流式终结与城镇化终结。

Among them,the linear velocity viof the centroid of each link Liinvolved in link Lprelative to the coordinate systemis

三是结论有创建，回应了客观现实。《农民工的终结》由农民工流动的成本、回流而终结流动的操作细则和路径、城镇化而终结流动的方向和可能性三个部分组成。作者基于合理、巧妙的研究设计，从农民工个人、家庭发展，子女教育、心理健康、犯罪以及农村、农业建设和发展诸多农民工城镇化中的具体问题，思考和分析农民工城镇化的趋势和农民工流动发展的改革方向。其研究不仅探索了流动状态终结的方向和路径，而且对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得到多有创建的结论。例如，依据农民工流动的半径和购房倾向，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应该以“回流、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三元结构替代“城乡二元”结构。基于减少社会阻力的角度考虑，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该大力推进就地城镇化。针对过度打工问题，认为应鼓励农村青年人群外出定向打工——即不以打工本身的赚钱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增长见识、增加阅历、积累经验技术和最终返乡创业为目的手段性务工。对增加市民化认同感，倡导“夫妻在外出打工的同时将其子女、老人共同随迁”的家庭化流动。对再生犯罪的矫正，提出既不增加城镇社区的财政压力，又可以培养犯罪农民工的自强、自立精神，实行“社区+企业”的矫正模式。这些具有创建性和启发性的结论，著作中很多，不一一列举。该著作的研究结论对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回应，对流动状态终结趋势、途径的探索和思考，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农民工的长期关注和了解，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深度把握和深层次理解。

回流而终结流动。农民工回流，是在回流时选择不准备再继续在外务工的行为，不包括因事务性原因短暂地返乡行为。作者以农民工的“主观意愿”与经济、社会特征为分析切入点，梳理了农民工回流的主体类型、比例与规模，进而着重探讨农民工回流的社会影响。依据回流的主动性和是否从事创业两个标准，农民工回流分为三种类型：创业型主动回流、生存型主动回流、生存型被动回流。三种类型中，主动回流型农民工的规模最大，以创业为目标的主动回流发展型，在回流的农民工人群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当下农民工是否回流，一方面是城乡经济体制导致的城乡收入差异和收入机会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观念和家庭观念的改变。城乡收入差异和收入机会的不平等，推动农民工的向回流动。农民工回流对家庭养老照顾、子女教育、日常社会交往半径的扩展、朋友网络的外向扩大，以及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正功能，则拉动着农民工返迁、回流。

《农民工的终结》一书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对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甚至是其他领域的经验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值得借鉴之处。

城镇化而终结流动。与回流的终结化路径相对，城镇化是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的另一选择，也是更为主体性的选择路径。作者认为，农民工的城镇化包括异地迁移的城镇化与就地转移的城镇化两种类型。这两种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城镇化与住房城镇化内容。农民工异地城镇化中的人口的城镇化表现为农民工子女随迁比例增加，城镇化方式趋于家庭化；就地城镇化中的人口的城镇化表现为农村留守子女就地教育转移，进入城镇私立学校。住房城镇化是对住房地域的选择，依据城镇化人口的区域选择路径，城镇化划分为返回家乡所在地的城镇购房的就地城镇化与在务工地购房落户的异地城镇化两种类型。对此，从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情况出发，作者提出新型城镇化的三元概念——“回流、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以替代“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概念。

二是概念明确，对可操作化的“理想类型”进行推进研究。在复杂、多维、纵横交错的社会现实之中，概念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对经验资料进行分析和组织的指导性框架。因而“社会学家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从界定其所研究的事物，以使自己和他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这是一切论证和检验最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法)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0页。。澄清、界定概念是进行理论建构和检验的基础与前提，而对抽象程度高的概念的操作化，建立指向经验的维度即理想类型，是观察和测量事物，更好地描述、理解实践经验，开展经验研究的基本要求。《农民工的终结》一书在研究设计部分，首先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为该研究的理论建构提供基本材料，为理论检验明确了内容和方向。基于概念的可操作化定义，作者进一步建立起指向经验观察的可测量的理想类型，例如，农民工回流操作化为“创业型主动回流”、“生存型主动回流”、“生存型被动回流”三种“理想类型”。依据主客观条件，农民工的城镇化类型操作化为“有意愿又有能力”、“有意愿无能力”、“有能力无意愿”、“无意愿又无能力”四类等。基于对概念的澄清、界定，作者对指向经验观察的可操作化“理想类型”的建立、划分和分析，使研究结果更符合现实，有效地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提升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这不仅体现了该研究的严谨性、规范性，也彰显出该著作的独特和创新之处。

一是资料翔实，以经验驱动研究。社会研究有两个逻辑过程：一是理论建构，从经验观察入手，对经验进行概括和归纳，得出理论；二是从现有的理论入手，演绎推理得出假设，通过经验观察检验最初的理论。两种研究逻辑，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经验观察是社会研究的基础，经验资料驱动着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一项成功的社会研究，一定是理论与经验资料之间的紧密结合，“没有理论，经验性的社会研究工具的使用就是经验主义。而缺少经验性的检验，关于社会的理论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轻率的意识形态。”*(德) 阿特斯兰德：《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正如默顿认为的“我们不欣赏那些只会空谈不会观察，或只会观察不会思想，或只会思想而不能使自己的思想经受系统经验检查的社会学家，不管他们是什么权威。”*(美) 罗伯特·默顿：《论理论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农民工的终结》一书的最大的亮点在于其经验资料的丰富、翔实性，研究过程的科学、规范性。作者历时两年，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四个阶段的调查，收集到丰富、翔实的一手数据和访谈资料。而作者并未陷入这些经验资料之中无法“抽离”，作者以尊重经验事实为原则，采取经验驱动研究的路线，在对经验资料的统计分析、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上，得出符合现实且令人信服的结论，实现了农民工流动终结的理论创新。《农民工的终结》以尊重经验本身的实践形态，充分体现实证研究的规范性、严谨性；以经验驱动研究，理论与经验紧密结合，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科学性。

短短几天之后，一百多个石头地雷就埋在了敌人进山的必经之路上，扫荡沂蒙山区的一支敌军刚踏进这片雷区，石头地雷就接连怒放，炸的鬼子人仰马翻，抱头鼠窜。很快这种石头地雷就在沂蒙山根据地流传推广，它不仅威力惊人，还让日军的地雷探测设备无计可施，成为鬼子“大扫荡”途中的梦魇。

一号煤矿厂务公开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丰富公开形式，充分发挥企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紧紧围绕企业发展目标，以厂务公开为契入点，为民主管理注入新的血液，“建”规范，“全”制度，不断深化企业民主管理，依法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企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实现了企业发展与职工利益的双赢。

四是“结构性”的反思与建议，体现时代价值。一项社会学研究是否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将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选择归因到社会结构力量上，寻求结构性的解释与预测。《农民工的终结》一书采用宏观-微观-宏观的逻辑研究框架，以农民工流动状态终结、农民工城镇化趋势等宏观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对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成本，流动终结为回流、城镇化的操作方向与实施细节等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回应研究的目的，再次回到宏观层面，对研究问题、结论了进行结构性的反思与归纳。例如，对终结流动状态，作者提出应该鼓励一部分农民工回流，一部分农民工进入城镇落户，通过这两种路径终结“农民工”这一“准身份”；对农民工市民化与回流两种终结路径进行了体制性改革的探讨。对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出国家对农民工的子女与老人等家庭人口随迁、居住方式供给方面应给予的支持性改革。该著作对农民工城镇化中的具体问题，以及回流、城镇化的操作方向与实施细节寻求结构性、制度性的解释与预测，准确回应了国家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就近城镇化“三个1亿人”的任务目标，充分体现了《农民工的终结》一书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农民工的终结》从结束农民工流动状态的角度，对农民工流动终结的方向，以及城镇化趋势进行了有价值、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和研究。然而，在研读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或商榷之处。一是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成本，是终结农民工流动状态的依据，也是该著作立论的基础。作者从劳动力群体与农民工子女群体两个主体方面，建立起论证农民工应该结束流动状态的基石，即从农民工自身和家庭两个主体的四个方面，解释为什么应该终结农民工流动。而农民工流动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建立起农民工终结的基石，需要寻求结构性的解释。该著作仅从两个主体方面解释终结流动的依据，其“说服力”似乎不强。二是，在该著作第二篇“回流而终结”部分，作者从回流对减少家庭风险的功能、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业发展的影响，解释农民工为什么应该回流，如何通过回流而终结流动。其分析逻辑，存在因果倒置，用结果或功能解释原因之嫌。三是针对农民工结束流动状态的方向，该著作提出“鼓励一部分农民工回流，一部分农民工进入城镇落户，通过这两种路径终结农民工”的建议。进城落户即城镇化是目前国家倡导、鼓励的改革方向，也是终结农民工结束流动状态的主要趋势，而回归农村，回流而终结流动的发展趋势如何？哪一部分或哪一类人应该回流，著作中尚未明确介绍，不失为一处遗憾。

总体而言，《农民工的终结》一书是从农民工的实践和问题出发，探讨了农民工流动的结构性特征、演变的规律、趋势等宏观问题，具有非常鲜明的本土特色与时代感。同时还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的子女心理健康与犯罪、家庭发展策略与教育、农业生产与农村建设等微观问题，体现出作为一名学者经世济用的学术抱负。该著作不仅对农民工相关政策的制定、完善具有较强的实践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它也是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参考书籍，值得各领域研究者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