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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列传》的史学品格与文学特征*

更新时间:2009-03-28

五体述史,这是司马迁的创造。其中,以纪传体写人,以人运史,这同样也是司马迁的创造。司马迁之写人,不惟量大,而且面广。帝王将相、百官吏士、儒林商贾、卜日倡优,几乎无所不包。由于史料的多寡不一,由于人物的轻重有别,也由于司马迁自身的裁制取舍,《史记》之中,每一篇史传文章的份量、旨趣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相比之下,《李斯列传》无疑是纪传体式中的精品,它不仅具有显著的史学品格,而且具有突出的文学特征,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反复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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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列传的史学品格

李斯列传的史学品格,主要有二,一是实录,二是厚重。先说第一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李斯列传》实际上是一篇“翻案”文章。翻什么案?翻的是对李斯盖棺论定式的俗议与俗评。

历史上,李斯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又对李斯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先看《萧相国世家》中刘邦的说法:“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从刘邦的听闻中可知,在人们的心目中,李斯是一个一心向主的忠臣。汉景帝时期,文士邹阳写了一篇《狱中上梁王书》,书称:“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这里,李斯也同样是一个忠臣的形象。到了汉武帝时期,也同样是“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可见,李斯之为忠臣,已成定评。人们为什么会以李斯为忠臣呢?察其原因,不外三点。一是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其功来源于其忠,这是一种推测。二是秦王朝“二世而亡”,名恶声朽,李斯在暴虐的王朝中极刑而死,自非同流合污所致,而是进忠贾祸,这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推理,三是在秦王朝倾覆的过程中,李斯也确实有过劝谏之言。言为心声,忠心可见。如此说来,李斯之为忠臣,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司马迁并不这样看。司马迁认为世俗的这种看法只是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察其末而未察其本。《李斯列传》中,司马迁是如何“察其本”的呢?司马迁的做法是:透视李斯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李斯的人生信条是:“诟莫大于贫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李斯可以因时立功,却不能以忠为性,与忠相守。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展开论述。司马迁的另一做法是把李斯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事件中,拷问其灵魂。这种拷问是残酷的,是无法回避而必须做出抉择的。明代茅坤在《史记钞》中讲:“《李斯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二三,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以十之七八的笔墨篇幅写李斯对废嫡立庶、谏劝督责等事的应对,这样的篇幅裁制,司马迁的用心是明显的,那就是让李斯临大节而自行表演。果然,李斯的表演是令人失望的。在权力富贵面前,他明知废嫡立庶、“督责”天下之大弊,却妥协了、退让了,同流合污了。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篇末指出:“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此外,司马迁的做法还有一点需要拈出:那就是大量地引用李斯本人与相关人物的文章。这一点,前贤有所论列。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讲:一篇文字,几及万言,中间包藏许多文字,如《逐客书》《焚书书》《赐扶苏书》《公子高从葬书》《责问李斯书》《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书》……乃一篇一样,又有一篇几样,读之不厌其多,反唯恐其尽,文章至此,可以无憾矣。”信乎其言,只是吴见思是从评赏文章出发,与我们的角度有别。在我们看来,司马迁大量地引用文章,主要的原因还不是激赏其文词之胜,他要据此创设一种氛围,创设一种言之凿凿、有案可稽的写实情境,让读者做出自己能够认可的真实的判断。即以《责问李斯书》与《督责书》两篇论,前者是秦二世的责问文书,后者是李斯的应对之文。李斯的《督责书》文词固然可观,但流走的辞气之下,我们确实能够清楚地看到李斯是如何曲意逢迎,“导二世行恶也”。二世之严刑峻法,肆意杀罚,李斯是难辞其咎的。

各地区要将乡村旅游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在规划中充分体现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组织开展乡村旅游资源普查和发展状况调查,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鼓励突破行政区域限制,跨区域整合旅游资源,制定区域性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要符合当地实际,强化乡土风情、乡居风貌和文化传承,尊重村民发展意愿,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有关要求,注重规划衔接与落地实施。严格保护耕地,落实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并实行特殊保护。独立编制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应符合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有关要求。

汉代杨雄、刘向等人评论《史记》,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掩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云云,这是泛论,具体到《李斯列传》,可谓当之无愧。因为司马迁以洋洋万言为李斯立传,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拨俗议之乱而反归于正,就是剥取李斯忠臣的面纱而还之以的“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斯列传》无疑具有“实录”的史学品格。

下面谈第二点。阅读文本,我们注意到:司马迁在着力凸显李斯的个体性格之时,始终围绕着李斯的心理做文章,也一直未曾忽视李斯个性心理的复杂性。这一点司马迁是十分自觉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言:“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里说的为什么人立传,也就是列传收录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标准是明确的,司马迁把历史上那些凡庸之辈排除在外,收录的都是倜傥不群,有影响,有功业建树的人物。但是明确了写什么人,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写这些人,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淡化“时”与“史”,单纯地为历史人物“传神写照”呢?还是紧扣着“时”与“史”来述说人物生平呢?这是两种不同的笔墨蹊径。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无疑采取了后一种套路。要了解这一点,可以采用的方式有二。一是对比阅读,二是查阅《李斯列传》文本并参见后人的相关评说。对比阅读,我们可以看《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期在战国后期为相秦国十三年,是秦国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司马迁是怎样写吕不韦的呢?大略地说,司马迁写吕不韦是前详后略。前后的分界点是吕不韦做了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做丞相之前,是一个“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他遇到“为秦质子于赵”的子楚之后,立刻产生“此奇货可居”的念头。于是开始了“钓奇”之举。他先是西赴秦国,为子楚游说打点,“破家为子楚”然后又忍怒“献姬”于子楚。当秦兵围赵,“赵欲杀子楚”之际,吕不韦又通过“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使子楚脱险返秦。在如此这般的精心策划与努力之下,终于让子楚做了秦王,自己也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行文至此,吕不韦的形象写活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商人形象,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以政治家的眼光经商,以商人的眼光干政,这是他的特点。进入到政治中心、历史大潮中的吕不韦当有一些商人色彩的政治壮举了吧,然而不然。司马迁只写了吕不韦十三年为相生涯的两件事。一是网罗门客学者,撰写出一部《吕氏春秋》,另一件事就是因太后淫乱之事的牵连,先罢相,后自杀。也就是说在十三年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吕不韦与秦国东扩,成就一统天下之势的有丝毫的关联。写人没问题,但是就史传文学而言,它的历史感无疑被“冲淡”了,被“稀释”了。而《李斯列传》则不然,《李斯列传》中,司马迁把李斯其人的个人荣辱与一代王朝起灭盛衰紧紧地绾结在一起,秦始皇之一统天下,有李斯的献计献策,王朝的体制政纲,出于李斯之议,秦始皇死后,谁来继位接统,国家如何统治,李斯都与其事焉。由于李斯的利禄之心,终于把国家推上了险境、绝境。虽然不能把后来的亡国之责统统地归咎于李斯一人,但是“酿高之乱者斯”,这是十分明确的。显然,李斯的命运与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通的。李斯的功过关联着王朝的功过,李斯的荣辱关联着王朝的荣辱。正因为如此,明代陈仁锡说:“李斯传是秦外纪,凡秦之兴亡与皆具矣。”明代茅坤更是直截了当地讲:“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一篇《李斯列传》写出了秦王朝的盛衰之迹,写出了秦王朝的兴废之因,这样的传记,着言于史,它的份量与内涵无疑是一般传记所无法比拟的,它的历史品格是厚重的。

嘻嘻,叶霭玲咬着嘴唇浅浅地笑。哈哈哈哈,我肆意狂笑起来,直笑得眼睛里冒出了泪花。叶霭玲却不笑了,她不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如果是,她就悄悄转过脸去算了,让我独自出离愤怒一会儿。可是她望着我,脸上带着困惑不解的表情说,你怎么哭啦?我一甩头,泪水飞了出去,我瞪起眼睛说,谁说我哭啦,谁说我哭啦。我的眼睛迅速眨巴了几下,马上就变干了。

、《李斯列传的文学特征

《李斯列传》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它的史学品格上,它也文学上也同样特色鲜明,可圈可点。《李斯列传》的文学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追魂摄魄,紧紧地抓住李斯的性格特征加以叙写。二是充分地展现李斯心理及心理层面的复杂性,对人物不做扁平化处理。

先说前者。前面讲过《李斯列传》是一篇以“翻案”求“实录”的史传文学,正人视听是它的一个写作目的。那么“正说”之下的李斯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他的性格的基调又是什么呢?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贪求富贵与迷恋富贵,这就是李斯的个性,这就是李斯的灵魂。

李斯的一生是贪求富贵、迷恋富贵的一生,一篇《李斯列传》正是以此为纲来聚合材料,写其生平的。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观鼠兴叹,已见其对富贵的欣羡追求之意。

辞师离楚,西入咸阳,为的是 “得时无怠”,求取富贵。他离开楚国之前,在荀子那里讲出了他的人生“格言”即“诟莫大于贫贱,而悲莫大于穷困。” 这是李斯求取富贵、热中富贵之心态的赤裸裸表白。

1.李斯“言赵高之短”并不是为国家分忧除患,他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因为李斯听说“验三川守与盗通状”的幕后策划人是赵高。

从仕途盛衰顺逆看,秦始皇在世之时,李斯仕途人生极为得意,始皇死后,李斯的仕途人生开始走下坡路,由盛而衰,最后被腰斩弃市,夷灭三族。这一过程也是李斯逐渐地受制约于赵高、受倾轧于赵高的过程。在这由盛而衰、而灭亡的过程中,司马迁主要写了李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赵高为了操持政权,力主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当此之时,以李斯的权力、威望是完全可以制止赵高的篡逆之行的,但是赵高一番利害之说、祸福之辩,使得李斯仰天而叹之余,不能不听命于赵高,因为如此废立,虽是“亡国之言”,“非人臣所当议也”,但是它直接关系到了李斯个人的富贵祸福。赵高讲:“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富贵利诱之下,李斯上了“贼船”,这是一件事。

第三件事是写李斯为赵高所陷害、所铲除。这件事中有三点要关注。

第二件事发生在秦二世登基之后,当时的情况是“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於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於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卻。”可谓国事日非,众叛亲离。这时,李斯准备请间而谏,但听到秦二世“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天下也”这样一番言论之后,联到自己位居宰辅,止盗不力,儿子李由身为郡守,抗敌无能,如果急言直谏,违逆二世,实恐爵禄尽失,富贵不再,于是不但不谏,反而力劝。他在上书中讲“皇帝应当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又讲“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又讲:“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如此等等。这种劝法,显然已经是毫无原则可言了。确如史公所言,实属阿意求容,结果 “书奏,二世悦”,在残虐享乐的道路上、在祸国殃民的道路上秦二世是越走越远。

(三)地产行业杠杆率只升不降,与去杠杆政策背道而驰。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显示,A股房地产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达到99%,即使剔除预收账款也接近75%,而且永续债、基金、信托等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地产公司的真实负债率可能比表面上高许多。港股房地产公司的负债率多在85%-90%。房地产行业的高杠杆率虽与行业自身的特点有关,但也与当前国内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等政策取向相背离。

入秦之后,其中虽然小有波折,但总体上是步步登高。由郎官而长史,由长史而客卿,由客卿而廷尉,由廷尉而丞相。并且“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凭借着个人的才能,终于富贵在握,心想事成。这种情况下,李斯又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物极则衰”,的确是人生之理、万物之则,理智上,李斯是明确地予以认同的,但是由于情感上对富贵的迷恋之深,所以富贵面前,自己已经不能抽身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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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狱之后,李斯的仰天而叹:“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於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李斯说秦二世是无道之君,很准确,说自己“吾以忠死”是妄言,是欺世盗名。

二是全力打造城市安全食品产业,促进垦区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全力打造城市安全食品产业,继续发展糖业、畜牧、粮油、乳业、果蔬等城市安全食品产业,优化提升糖粮油、肉菜果等食品板块生产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拓展营销渠道,在优化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结构,补齐产业链、价值链短板方面发力。总之,就是要把农垦的好产品卖出去,并且卖出好价钱。

3.李斯临死之时,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是对贪恋富贵的真诚追悔,当然,这是一份迟到的追悔。

以上我们对李斯的一生行事作了大致的考察,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看到李斯一生心理性格的基调是对富贵权势的贪求与迷恋。当然这种贪求与迷恋在李斯生平前后期的具体作用有所不同(李斯生平前后期以秦始皇之死为界),前期的作用就其主要方面讲是积极的,这种追求与他对国家的功业建树是同步的。但在后期,情况有所变化,作用主要是反面的。他置国家大局、社稷安危于不顾,违道失义以保富贵,虽然到头来富贵不但不保,反而身首异处,下场甚是可悲。过去讲韩信,民间有一说法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套用这种句法,相对李斯而言可谓成也富贵,败也富贵。

《李斯列传》中,我们看到,在李斯人生道路的每一阶段,司马迁都要对他的欲望、追求、精神面貌、情感状态等加以“点击”。“李斯五叹”就是对李斯内心世界的五次“点击”的直接记录。对于“李斯五叹”,清人牛运震在《史记评注》卷九中曾经有所分析。他说:《李斯传》凡有五叹,“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云云,此其未得志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此其志得意满而叹,其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云云,此为听高而叹,亦以遭乱世,不能舍富贵也。“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此为失势被囚而叹,而富贵不能长保矣。“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云云,此其临刑之叹也,而斯遂夷族矣。以上,牛运震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李斯“五叹”蕴涵的心理内容。有了这样的围绕着富贵得失而闪烁明灭于李斯生命线上的五次叹息,李斯的性格特征无疑得到了由表及里的立体化呈现。

汉朝多姿多彩的乐舞百戏,继承了夏朝以来的传统,又开启了汉朝之后各个朝代的表演艺术。直到今天,我们的歌舞、戏曲和杂技,都有汉朝乐舞百戏的影子。

《李斯列传》的又一史学品格是厚重。

清人李晚芳在《读史管见》卷三中讲:“太史公之传李斯,不惟传其事迹,并其结念之隐亦传之,盖斯乃热中富贵人也。” 结念之隐指的就是人物内在的心理以及心理活动,它是相对于人物的外在行为而言的。在这里,李晚芳十分准确地捕捉到了司马迁在李斯形象塑造上的独特之点。

司马迁就是这样理解、把握李斯其人的性格特征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解,所以贪求富贵、迷恋富贵才像乐曲的主旋律一样始终回荡在整个篇什之中。

当然,司马迁在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心理过程中,也有意识地避免人物刻画简单化问题。李斯是一代丞相,扁平式的艺术处理就不免有简单化嫌疑,所以司马迁在为李斯传神写照的过程中,也力争准确地写出人物精神世界与心理层面的复杂性。司马迁的这种努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落实。一是把李斯的心理过程化,既写心理活动之始,也写心理活动之终。二是把李斯的心理世界层面化,既写其心灵世界之表,也写其心灵世界之里。二者交织,李斯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就动态地立体地表现出来了。譬如在废嫡立庶一事上就是如此。

高乃谓丞相斯曰:“……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於心而诎於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於是斯乃听高。斋

可见,李斯并不是一下子就“听高邪说”的,他有拒绝,有抵制,有挣扎,有痛苦。人臣的职责与操守、对始皇帝擢拔封赏之下的感激回报之心以及做人的基本尺度与原则,所有的这些都被李斯一一拾取过来作为精神盾牌,来武装自己,无奈的是赵高举起的富贵得失这枝矛对于李斯来说太锋利了,几个回合下来,已经是无力招架,只好仰天而叹,败下阵来。显然这是一种过程化的动态呈现,它同时也是一种立体化的层面呈现。其表层是李斯于国于君于公的“大体”考虑,其内里则是他于家于己于私的利害权衡,最终当然是表不胜里。正是由于有了如此细致的心理过程、心理层面的展示,所以李斯没有被脸谱化。其实这样的人物心理处理,在二世责问李斯、祸国殃民前后,李斯也有同样的“表演”,其具体的心理展示也前后如一,毫无二致。

由于上述两种写人手法的成功运用,所以李斯的形象才十分鲜活,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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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若工作人员在检查传感器后发现其并未出现故障,可以对磁力启动器进行检查,观察磁力启动器是否存在任何故障,若其存在吸合现象,则可以以此判断出现故障的原因及部件。同时,若磁力启动器的开口控制回路存在故障,会直接表现为不吸合或直接停车情况,若此时显示器显示为故障信号,但状态却为吸合状态,则应进一步针对入口以及松闸位置的开关进行全面的检查,并做好相应的分析记录。除此之外,若经检查发现传感器和磁力启动器均未出现故障,应进入最终检查环节,即针对其进行全面的故障排查和全面分析,如胶带的低速打滑会导致机器无法正常运行,而此时通过调节皮带的方式即可使故障迅速得到解决。

[2]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邹文贵,李英霞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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