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萎靡和我国数量型而非质量型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与日俱增。我国学术界在以熊彼特(Schumpeter, 1939)创新理论研究转型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其潜在的前提基础——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推动技术革命，进而引致产业革命，经济社会转型的这一完整过程在库恩(Thomas S. Kuhn, 1962)科学范式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佩蕾丝(Carlota Perez, 2002)动力学理论中得到融合性体现。显然，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是转型的核心，因为它们都是社会非理性的非线性运动产物，而产业革命本质上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创新效应在社会生产组织实践中的扩散结果，因而侧重表现为社会理性的线性运动过程。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两者的相关研究瀚如烟海，但尚未找出现实可行的社会转型路径。

社会系统等级结构理论以结构分解与自由度缩并的反常运动为库恩式科学过程和熊彼特式创新过程提供了认知载体和行为载体，以常规运动为佩蕾丝式范式成熟过程提供了物质载体。其中，反常运动伴随着金融资本合目的性价值选择，而常规运动则伴随着生产资本合目的性社会实践。合目的性的选择与实践必然涉及到标准问题，标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认识上，而且主要体现在由认识导致的行动上。由此，经济社会转型的问题最终指向作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运行轴心的标准体系。

一、标准的概念范畴及其非理性结构

魏尔曼(C. Wermann, 1973)以理性认识的方式对“标准化”作出了宽泛的定义，指出其涵盖范围从社会的“制度”延伸到社会的“价值”[1]。作为人类认识标准概念的理论基础，国外学者的研究包括亚里士多德关于概念范畴的经典理论、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953)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罗施(E.H. Rosch, 1975)的原型理论、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 1987, 2000)等人为代表的图式观学派理论，以及戈茨(Gary Goertz, 2006)对概念范畴的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的分类研究都在本质上确认了概念在范畴上的系统性特征。我国学者包括杨玉洁和杨屹(2004)、麦绿波(2012)等人也从不同视角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标准概念在水平维度包括原型样本的连续谱形式，具体表现为制度、规范、纪律、惯例、风俗、习惯、意志、信仰等；在纵向维度表现为层次性原型样本，具体指向工业技术规范、经济运行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以及经济社会管理的原型样本(具体为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

对标准的概念范畴的相关研究实际上证明，标准体系构成了经济社会运行的轴心。所以，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关于标准体系的运行规律，社会转型本质上是标准体系的转型。

为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推进浙江省地质调查战略合作协议》（2015年），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2016年启动了《浙江省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行动计划（2016-2020）》。这是迄今为止投入力度最大的省级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计划。通过“计划”的实施，将完成全省耕地质量1∶5万精度的地质调查，建成较完善的土地质量监测网络和信息管理系统，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方法技术体系及制度体系，为浙江省的土地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努力实现土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管护的新格局。无疑，浙江在理念和行动上，在探索与实践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而言，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其中，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非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包括联想和想象、直觉灵感和顿悟，以及潜意识等。概念既有物理和化学科学的建构路径，也有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路径[2]。因此，包含魏尔曼、桑德斯(T.R.B. Sanders)在内的学者和包含ISO在内的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对标准概念的定义都是从非理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与升华。对具体标准的成熟定义显然是理性认识的结果，因为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在追求确定性，人们倾向于从确定性来理解不确定性(欧庭高和陈多闻，2004)。概念的推陈出新是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论路径。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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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个标准而言，非线性科学所揭示的科学事实表明，在一个系统中既有线性相互作用，又有非线性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前者代表了理性的运动规则，后者代表了非理性运动规则[4]。两者在标准构成中的比例关系决定了正式标准与非正式标准的分化及其发展趋势，正式标准中的理因素居于主导地位，非正式标准中的非理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后期时，因经历与北方异族作战，盟中人数骤然减少，风气也更为自由。盟主时常一年轮换一次，也不必特意召开比武大会。而是由现任盟主与选好的下任盟主对打一次，仪式性居多，其结果必定是现任盟主（或真或假的）落败，随后新任盟主上任。

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佩蕾丝长波阶段理论实际上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是非连续性突变与连续性渐变的有机统一，金融资本则为这两种过程提供了价值选择。

（二）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权限各省高度集中。定价权高度集中，全国各省的医疗服务定价权都在省一级，各省所属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级次及补助比例不同、设备的档次不同，使用频次不同，各地群众的支付能力不同、医保的支付标准不同，用统一标准定价，各地的适应差异较大。医疗服务价格扭曲导致了医疗服务行为的偏移，医疗服务市场的价值取向出现问题，导致医疗市场混乱。所以，适应新的卫生体制改革需要，价格必须及时调整，才能保证医疗服务成本的补偿机制健全，医疗服务行为的偏移得到纠正；

二、标准体系与科学技术革命

因此，当标准体系的理性结构居于主导地位时，就意味着社会利益对社会生产的标准化、模块化、规模化和同一化提出需求；当标准体系的非理性结构居于主导地位时，就意味着社会利益对模糊化、链条化、差异化和多样化提出需求。

经过治疗和护理,全部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没有出现中转开放手术的病例,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是55分钟,平均出血量是40ml,术后2天能够下床活动,3天左右拔引流管,1周拔尿管,平均住院时间6天。术后6至12个月随访,患者肾积水症状减轻或消失,输尿管通畅。

由此，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率先启动经济系统中创新的产生，它随后通过教育来教会消费者需要新事物，或者教会他们对使用不同的东西变得习惯[5]。可以确认的是，突破式创新来源于构成“供给侧”的技术领域和生产领域；也可以推知，渐进式创新来源于交换、消费与分配领域。再进一步，前述的标准体系中的非理性结构就是指技术领域和生产领域中的各类标准，它们的非线性运动为交换、消费与分配领域中的各类标准划定了渐进式改良的运动边界。

突破式创新的手段与表现形式则是熊彼特所阐述的“要素的新组合”与最终“建立新的生产函数”，而且这种“要素的新组合”的可能性一直相当明显地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5]。对此，钟学富(2002，2007)以合目的性的自由度缩并和结构分解的原理作了进一步阐述。反常科学的出现和技术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因而具有了理论依据。

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技术是认识的中介和手段，知识是认识活动的结果；在本质上，单项技术的系统性表现为某种可操作实践的知识及其结构，技术整体的系统性表现为各种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6]。科学领域的自由度是成熟知识与概念，技术领域的自由度则是技术的基本类型，包括客体型技术、活动型技术、知识型技术和意志型技术这四种表现形式[7]。低层次的自由度组合形成较高层次的新结构，新结构运行成熟之后又成为较高层次中的自由度。这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规律。在合目的性的价值选择与判断中，新结构实质上就是一种新标准。标准的形成过程本质上表现为毕勋磊(2012)所阐述的复合性嵌入。嵌入实质上是不同知识组合以形成新标准的过程。

单纯组:男10例,女9例;年龄21-67岁,均值(41.65±3.25)岁;病程最短1个月,最长5年,平均(3.12±0.52)年。

[5][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郭武军,吕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55-59;81;109;12.

不难得知，熊彼特所言的“要素”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度，“要素的新组合”则是经济中较高层次的一种新结构与新标准，而“新的生产函数”则是更高层次“生产组织方式”的新标准。新标准的出现属于突变，新标准的成熟过程属于渐变，标准体系的运动也遵循着自由度缩并的原理，标准体系也具有系统层次等级秩序，它包括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层次性，前者由要素与结构的相对独立性构成，后者由功能与活动过程的相对独立性造成[8]。但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9]。

中介是“度”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有机统一，度是系统保持自己结构的功能界限，也是结构与功能的差异协同。它阐明了“新组合”中“新”的内涵，由于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侧面，当要素组合的“度”向供给侧偏移时，“新”的程度越高，对应结构的非成熟性与非理性越多，突破式创新的意味逐渐浓厚；向需求侧偏移时，“新”的程度越低，对应结构的成熟性与理性越多，渐进式创新的意味逐渐浓厚，但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共同目标。至于对度的把握，SSK认为取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力量对比，因为一切知识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认识过程和结果都必定受到认识者内在各种非理性与理性要素的局限和影响[10]。

因此，社会标准体系的突变必定源于科学技术活动中非理性的非线性运动，后者在科学技术竞争的环境下通过突现演变为科学技术革命，并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

OSCE是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的简称，意思是客观结构式临床技能测验。早在20世纪70年代，Barrow教授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院即开始将标准化病人应用于临床实习教学。在现代医学教育潮流推动下，1975年英国Dundee大学Harden教授提出了OSCE的概念[1]。如今OSCE已成为全球医学院评估医学生或住院医师临床能力很好的工具之一。

三、民族文化与标准体系

尽管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但从广义上都认可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11]。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大体上都可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以“要素构成”确认文化，第二类以“结构功能”确定文化，第三类以“本质属性”界定文化。从社会系统等级结构理论看来，这三种分类思想体现了系统哲学的层次与中介理论，它们分别对应社会系统的不同层次中的自由度及其运动方式。“要素构成”强调低级层次的自由度，“结构功能”强调中介层次的自由度组合，“本质属性”强调高级层次中自由度组合的目的指向性。

国内学者的第一类观点把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纳入文化范畴，偏重器物文化即物质文化定义；第二类观点突出了哲学思想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偏重精神文化定义；第三类强调社会习俗来定义文化，从而偏重制度文化定义。从社会系统视角而言，这三种分类思想也体现了比较明显的系统层次性，也都符合自由度的组合运行原理，精神文化也不例外，因为思想系统并不是脱离和独立于物质，而是以物质的概念为运行依托(钟学富，2007)。但作为各种价值观念总和的精神文化是内核，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在规则和秩序设置上的“投射”，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在器物设计与使用上的“投射”[12]。文化在本文中特指精神文化。

文化概念范畴的多维度指向使得其充斥社会系统的每一个层次与结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是有结构的或分层次的(吴海江，2008)。怀特(Leslie A. White)在《文化的科学》中对文化的三个亚系统分类，以及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对文化的四个层次划分，都与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即等级结构的实践运动对应相关。民族文化通过社会生产的实践活动而分布在社会大系统的各等级结构之中，因为“一个范畴的现象可以被‘还原为’低于它的一个或一组现象这个事实，却无损于这个范畴本身”，“文化现象不过是以特定方式组合起来的生物现象(人类)和非生物现象的一种显现。”[13]

从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方式来看，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以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社会生产实践的背景；文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机理在于影响微观的生产组织方式、中观的产业结构和宏观的制度变迁，其影响途径则表现为“文化无意识”[14]。所以，作为等级概念的文化是饱含着价值的(Zygmunt Bauman, 2001)。其中，作为文化核心内涵的精神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文动力与人文价值取向(郑永廷、张彦，2001)。文化的价值判断功能藉由个体决策与群体决策过程融入经济社会每个层次结构之中。根据弗洛伊德和海明威各自阐述的“冰山理论”，概念、逻辑等理性因素只是显露出来的小部分，而欲望、情感等潜藏在意识之下非理性的无意识成分在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中占据着多数的地位。因此，民族文化以无意识的方式浸透着人们的生产时间过程。这一过程在钟学富的社会系统等级结构理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在第五次经济长波中依赖产业转移和比较优势而形成了“世界工厂”的经济地位，但要看到，这种地位是数量型地位而非质量型地位。数量型经济增长不涉及价值判断，而质量型经济增长则与价值判断紧密相关(任保平、王蓉，2013)。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大力建设优秀民族文化。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文化无意识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自由度缩并和要素组合的每一个结构，最终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含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时，社会标准体系的突变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再生产发端，渐变则是价值体系的逐步成熟。标准体系既是民族文化的实践载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运行依托。

根据Lakoff（1987）、Lakoff&Turner（1989）、Radden&Kövecses（1999）等人的观点，ICM 是指我们组织百科知识所依托的结构，它是我们通过自然、社会和文化活动从其一个特定领域的各种体验中抽象出来的心理表征。Radden&Kövecses（1999：21）认为，一切事物经过概念化后都有ICM，从这个意义上说，ICM涉及现实、概念和语言这三个不同的维度；而且，只要有ICM就会出现转喻，因此，转喻可谓无处不在。

四、供给侧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

在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双重夹击下，我国当前的数量型产能过剩情况显得尤为严重(高峰，2014)。其直接原因在于渐进式创新和长期重复建设所导致的投资“潮涌现象”(张倩肖和董瀛飞，2014)，以及产业中核心企业的“强制竞争”(詹姆斯·克罗蒂，2013)；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以比较优势承接了第五次经济长波中的国际产业转移，“拿来主义”的西方标准充斥着经济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形成了单纯物质生产而非文化生产的特定标准结构。中国经济增长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就必须建构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体系[15]，民族文化的增值作用得以凸显。变革经济社会运行的标准体系势在必行，以拉动消费或需求侧改良为导向的渐进式创新显然就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因为它单纯追求利润率的本性助长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惰性(蔡晓月，2009)。从熊彼特视角而言，解决产能过剩是为新的组合腾出发展空间，因为新组合能否顺利实现要看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能否从原先的用途中腾出来[5]。

我国现有经济结构及其产能过剩问题都属于熊彼特所阐述的“既定环境下经济生活的循环之流”，“都是对已有数据适应的结果”。在他看来，新组合以及新生产函数的命运就取决于企业家与金融资本在短期信用价格上的讨价还价[5]。因此，不管是在传统生产方式的成熟和衰落过程中，还是在新生产方式诞生与形成过程中，金融资本的价值选择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行动标准。由于技术-经济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循环之流中的问题只能在其自身运行机制当中解决。

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2001)关于“域”的“嵌入”与“互补”组织理论在阐释熊彼特创新类型的同时，也为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产能过剩是一种经济状态，也代表着社会系统中较高级的一定结构，其化解过程也就意味着系统结构的分解。针对产能过剩中的不同结构，充分运用青木昌彦的原理来指导过剩要素按照熊彼特的五种方式的重新进行排列组合，以改变结构运行的标准。这一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的分解运动，其核心则是行政分权。“嵌入”与“互补”在本质上是熊彼特所言的经济组合。经济组合强调现存的需求及满足手段，而技术组合则偏重于生产方式[5]。由于化解产能过剩不创造新的资本信用，所以这一问题应以改变经济组合为主，即调整现有的相关经济社会制度，比如淘汰完全落后产能、施行混合所有制、债权与股权的相互转化、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互补与替代、要素的互补与替代等等，因为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不是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经济制度造成的，只能通过现有经济制度中的自由度的重新排列组合来化解。尽管这样的生产方式在技术上或许已经落后，但仍然是给定经济条件下最好的选择[5]。

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熊彼特从经济层面的要素新组合的视野提出了创新原理；青木昌彦从制度层面中域的嵌入、互补和捆绑三种方式揭示了制度的渐变与突变；包括钟学富在内的系统论学者从宏观的社会大系统高度阐明了经济社会转型与变迁的一般性运动机理。

就标准体系而言，理性的标准结构越多，人类对世界特定部分的改造程度越深，既定范围内的生产组织方式越成熟；反之，非理性结构越多，则越不成熟。这从青木昌彦关于“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理论可以得到印证。理性结构随着共有信念的影响范围的扩大而增加，反之，非理性结构则增加。导致社会转型变革的突破式创新是非连续性运动，因而也是非理性运动的结果；导致技术-经济范式稳定与成型的渐进式创新是连续运动，因而也是理性运动的结果。强化非理性结构是推动标准体系突变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而强化理性结构则是推动标准体系局部调整与社会改良的必要手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1.

我国公路管理部门高敦养护意识不足，缺乏对高墩的养护管理。管理部门对将养护工作落实到位，养护水平较低，导致高敦受破坏严重。必须加强高墩施工管理，增强公路建设的安全性。

基于网络化和智能化新技术的创新创业是核心，它以利润增长率为目标，也是引领生产领域中组织方式变革的基础，因而具有可持续性；没有新技术基础的创新创业活动往往以利润率为目标，以促进和拉动消费为导向，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小型科技公司而非大型公司是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因为它们没有包括巨额固定资产在内的沉没成本与包袱，不会产生生产组织的轨迹依赖与变革惰性。这符合技术跃迁的“机会窗口”理论，抓住“第一种机会窗口”，可实现跟随型发展；抓住“第二种机会窗口”，可实现赶超式发展。加强从创新创业的国际合作是重要条件，通过域的扩展和要素的优化实现组合方式的多样化。

由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佩蕾丝的长波阶段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终都指向社会的标准体系，因为这些理论都表现为知识的不同组合结果。

五、结论

创新的前提是科学繁荣与科学革命。为此，大力倡导科学异质化竞争，同时重新定义科学权威和科学共同体，破除科学资源垄断，大力提倡“双百方针”。为推动技术革命，须指引技术创新的供给侧导向与建构民族文化的价值判断体系，同时全面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并从传统的利益结构中解放和活跃金融资本。为推动上层建筑的制度变革，以行政分权为基础，以行政科层体系扁平化为辅助，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实现标准体系的范式更替。

[参　考　文　献]

[1][印]魏尔曼.标准化是一门新学科[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4:29-31.

[2][美]加里·戈茨.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M].尹继武，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23-33;43.

但应当看到，过剩产能化解和经济结构调整都是传统的循环之流的事物。经济社会要赶超发展则必须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总体突变，而非局部调整或改良。这对当前我国的创新创业活动提出了结构性要求。

[4]张浩.认识的另一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7.

静止变频电源使用类似通用变频器的逆变电源，经滤波后形成较纯净的正弦波后再输出。我厂重型试验站和18 000 kW试验站均采用这种试验电源，其中18 000 kW试验站由2台20 MW级变频器作为试验电源，其容量和试验能力均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6]李世闻.系统视野下的技术集聚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2-27.

[7]Karl Mitcham.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159.

[8]乌杰.系统哲学基本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12-213.

[9]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4.

[10][英]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译者前言)12-14.

[11]林坚.文化学研究引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9.

[12]邹文贵.文化学十四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4.

[13][美]怀特.文化的科学[M].沈原,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5-16.

[14]张佑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43-47.

[15]任保平,王蓉.经济增长质量价值判断体系的逻辑探究及其建构[J].学术月刊，2013(3)：88-94.

今年正是“两个3年”任务的收官之年。三年来，无论是办社会职能改革还是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交织，内部掣肘与外部矛盾叠加，改革前行的每一步都不似“轻轻松松、敲锣打鼓”般容易实现。可喜的是，新时代里农垦精神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农垦人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涉险滩、闯难关，将改革扎扎实实地推向纵深。

[5]...Apparently not content with its annex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or being the muscle behind the world’s number-one power-in-waiting,the Chinese army has made a foray into gangsta r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