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一共分为上中下三卷，由王阳明本人与他的门人所辑录整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阳明的人品性格和思想观点，是阳明学派的代表性著作。鉴于该书的中卷系王阳明本人的论学书信集，其体例明显不同于上、下两卷的语录体，故本文主要以门人记录整理的王阳明问答语录作为讨论的对象，借此探讨其文学性的特点。这方面，华建新《〈传习录〉的文学价值初探》已着先鞭[1]，本文拟续加探讨。

回家后，张凌云在原先斗虎动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借用老虎的抓、扑、咬、剪、冲、跃、拍等动作编排了一整套斗虎舞蹈动作。斗虎舞表演时，先由一人持钓鱼鞭在锣鼓声中打出一个直径约50米的圆场，名曰“开场子”，接着四名斗虎英雄引领“老虎”在场内进行舞蹈表演，四只“老虎”跑跳翻滚，摇头摆尾，千姿百态，斗虎英雄或赤手空拳、或手握木棒，引逗“老虎”，在锣鼓声中，做各种舞蹈动作。中间穿插滑稽高跷、旱船、衙司观虎等表演项目。每逢春节、元宵节，村内的斗虎队便自发组织起来在本村和周边村进行串演，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

首先，知识产权评议的政策性文件多具有特定的指向性（有些甚至专门针对某类或者某个具体的经济科技活动），无法完整涵盖所有应当适用知识产权评议的经济科技活动。而且各种政策文件中的知识产权评议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评议对象、评议内容、评议主体、评议程序等，实践中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甚至是乱象。为此，极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在国家层面对于知识产权评议作出科学完善的顶层设计，构建起完整统一的知识产权评议制度框架，从而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评议的作用，使其真正承担起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层面的功能定位。

日前，上海市某游乐园对儿童购票“限高”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一位10岁小女孩由于身高超过了1.4米的“儿童票身高上限”，被游乐园要求购买成人票。孩子家长认为，以身高定票价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要求对方以年龄界定儿童票。园方则表示，儿童一般没有身份证，其实际年龄不容易快速直观地认定，若按年龄销售儿童票，需要验票工作人员一一查验核对儿童的户口簿或学生证明等身份证件，影响人群快速通行，造成拥堵甚至安全隐患。

一、《传习录》的文体特征

《传习录》文体的主体是语录体。文中或记录王阳明的只言片语，或记录王阳明及弟子的对话。同时，《传习录》突破了语录体的格式，昭示了语录体的演变。

语录体始创于先秦的《论语》，最初的语录体短小精简，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彩，不讲篇章结构，常用于门人记录老师的言行。诸子语录中以《论语》为代表，开创了语录体之先河。诸子语录以平易浅显、晓畅易懂的口语语句为主，常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主张，只言片语中往往富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宝贵的人生经验，其中不乏令人醍醐灌顶的警句与格言，还有不少名句流传到后世，一直为现在的人们所用。相较于从前的语录体著作，《传习录》是一种创新和发展。《传习录》继承了《论语》，用浅显的语句阐述发人深省的哲学道理，其中亦含有不少使人警醒的话语。《传习录》同时又打破了先秦语录单一的记言形式，发展为自言与他言、自记与他记的结合。《传习录》中王阳明本人与弟子皆有创作，上卷更是由王阳明亲自审稿，打破了早期语录纯粹由他人记录老师言行的方式。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首先是以破旧立新的思想家的姿态出现的，他力图打破僵化的偶像、破除教条，颠覆传统的理念，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视角，充实人们的认识内容。我国的散文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纯粹的抒情，而往往是出于认知或传递思想的目的。《传习录》的文本意义，首先在于其所达至的思想高度。王阳明的高弟黄绾将先生之学概括为三点，分别是“致良知”、“亲民”与“知行合一”。其中，“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部分，而“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逻辑展开，两者都包含了“良知为知，致良知为行”的含义，都强调将所知的付诸于实践的观点。《传习录》（下）记录云：“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此心遇时，花色自明，心外无物的命题竟然是以如此生动的对话为载体的，其隽永其深邃，简直成了一则王门公案，直到今天，不同的人仍有不同的参悟。总之，《传习录》所张扬的心学独树一帜，展现了王阳明的思想底气、学养底蕴。

在经历了先秦诸子语录、禅宗语录与宋儒语录的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以《传习录》为代表的明儒语录。《传习录》的内容简明深刻、善于用譬，语言生动活泼、常带机锋，对待问题剖析精准，有效化解聆听者心中的困惑。由此可见，《传习录》在继承诸子语录记言与记事的同时，对原有的形式进行创新，并在禅宗语录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对后世的记言文学创作有着启发与影响。

王阳明曾有一则经典语录：“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得出来。然只是一间房。”[3]20王阳明的比喻很形象，“一间房”，其实就是道，从文学上说，可称之为思想蕴涵。《传习录》就是思想上的那“一间房”，而这间房中的“柱上有些文藻”，正是其文学性的具体表现。在《传习录》中，“有些文藻”表明只是起了一定的装饰作用，而不是妆饰过度，这样的文藻非但没有掩盖深邃的思想，反而使思想的表达更为清晰和形象。

二、《传习录》思想意义的特点

从哲学的角度看，《传习录》是一个思想文本，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主要载体，是阳明心学的精华所在，这是毋庸置疑的。若从文学的视角观察之，《传习录》的思想意义同样是多维的，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地理空间数据为4D数据，主要是在基础地理空间信息产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数字产品。根据后期应用需求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地理空间数据不仅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相互补充应用。如通过数字正射影像图与数字栅格地图叠加存在，结合适当数字计算处理，可以满足更多的地理信息需求。

（一）识见隽永，思想深邃

唐宋时期出现了记录禅师言行的禅宗语录。禅宗语录是由亲随禅师左右的佛门弟子以仿《论语》的文体模式，将笔录而成的禅师言谈汇集成册。禅宗语录内容多用比喻的方式阐述佛理，语言表达上注重机锋、反诘，多采用散韵相间的体式。禅宗语录产生目的与诸子语录相同，属于教学活动的需要。禅师向僧徒传递佛法，若讲得太过高深，弟子往往难以理解，因此禅宗语录大多为文平易畅达，广泛地运用比喻，将所比之物与禅佛之理相融，使高深玄妙的佛法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相较于先秦时期的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在内容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语言方面也显然经过编者用心的修饰，变得更加规范。然而，禅宗语录也有其局限，比如有寄寓过深，无迹可寻，有时甚至诡怪离奇，不可理喻，乃至于用非逻辑性的言语来表现一己的境界，或单纯为了考验对方而相互问诘等缺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批评说：“禅门机括，幻窅无归”、“禅宗之机锋，殊乏先儒明白淳实之意。”认为禅宗语录缺乏明白晓畅的道理阐释，文本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并指出：“禅宗如宋儒之义理，虽覃思冥会，妙悟多方，而拟议揣摩，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2]认为禅宗语录虽与宋儒语录有着相似之处，但禅理没有依托，可以随意进行主观发挥，令人抓不住禅语背后所要表达的真正思想内涵，读者只能凭借想象对其进行揣测，有难解与误解之嫌，反而失去了最初的教化意义。王阳明曾出入二氏之学，故《传习录》中烙有打机锋般的问辩对话。如《传习录》记录一友正求讲明致之之功，阳明说：“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其麈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麈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麈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少间，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先生旁顾曰：‘我麈尾安在？’一时在坐者皆跃然。”[3]109很显然，王阳明在此不但援引了禅师的故事，且其机锋式的表演也是直接模仿了禅师的教学风格。但从总体上看，《传习录》文思清晰，直来直往，使读者一眼便能抓住问题核心，鲜少有误解的可能性。从总体上来看，《传习录》既发扬了禅宗语录的优点，又克服了禅宗语录的缺点。

（二）锋芒犀利，坚守独立

王阳明提出要革新学术、倡明新说，呼吁人们要致良知、“知行合一”，力挽朱子学的弊端。王阳明敢于挑战当朝权威思想，清除学术上的沉疴积弊，挽救陷入危机的道德意识，唤醒已然沉睡的社会良知。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对社会的批判是非常犀利的，其独立思考的作风，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比如他打破了圣人与凡人的界限，打开了人们的思维局限。在王阳明的眼中，圣人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精神产物，圣人与凡人之间也并非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人们可以通过“良知觉醒”来达成至高境界，任何一个凡人都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成为圣人，而通往圣人的途径就是“致良知”。又如他的心即理思想一经提出，朱熹“格物之论瓦解无余”，以至于“举世震而愕之”[4]1628。总之，王阳明的破旧立新，是从“心”出发，注重心上的磨炼功夫，完成这一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脑力激荡或思想交锋，以极大的胆魄，提出学贵得之于心的新评价体系，从而终结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评判标准。《传习录》中每一场对语不是可有可无的，对话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邃的意义。

（三）豪杰人格，掀翻天地

近人章炳麟说：“宋世道学诸子，刻意欲上希孔、颜，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杰抗志为学。”[4]1628王阳明本身就是一个豪杰之士，他是以豪杰精神致力于创建良知之学，远远超越了世俗的功利之学。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的信中说：“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3]144只有豪杰才能在世风披靡中中流砥柱，不随波逐流，不被庸俗的环境所同化。而传播良知之学于天下，更需要一批豪杰之士的努力，故王阳明说：“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5]1302从《传习录》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王阳明强大的内在人格力量，其外在形式就是他念兹在兹的豪杰。儒家化了的豪杰人格，就是存在于身上的独立自主、卓然有为的操守，只有豪杰之士才拥有这样的人格。天生豪杰，必有所任。王阳明先生对豪杰之士极为推重，以为只有豪杰才表现了人格的独立性。他自己勇做这样的豪杰，曾写下了“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的诗句 [3]784。总之，王阳明救世心切，敢于在千难百劫中突破困境，奋不顾身，《传习录》中那些振聋发聩、掀翻天地的语言，充分展现了其强大的人格力量。

王阳明的学说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洞察力，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卓越的创造性，突破了当时已然步入僵化的程朱理学的束缚，为当时的思想界吹进了清新的空气，唤醒了良知的灵魂，为晚明的思想启蒙运动掀开了序幕。王阳明勇立思想潮头，以智慧引领，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传习录》的记录者徐爱曾如实地写道：“爱因旧说汨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时骇愕不定，无入头处。”[3]10徐爱用了“骇愕”两字来表达其乍闻阳明新说的震惊程度，在经过一番质证之后，“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这也足以说明新思想的洗礼，是《传习录》的最大魅力所在。

三、《传习录》语录的文学表现形式

对2组患者治疗的疗效(显效:患者的舒张压较治疗前下降,下降在10mm Hg及以上,且已经处于正常范围,或其舒张压下降20mm Hg及以上;有效:患者的舒张压较治疗前下降,下降不足10mm Hg,但是已经处于正常范围,或其舒张压下降范围为10mm Hg-19mm Hg,或其收缩压下降在30mm Hg以上;无效:未达到以上指标水平;以显效率+有效率作为治疗的总有效率)进行观察分析,同时对比2组治疗前后血压水平的差异性。

萧惠问的是死生之道，可是先生却出人意料地从“知昼夜”扯起，自然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萧惠只得顺着先生的话再问什么是昼夜之道，谁知先生竟说了这样一句话：“知昼则知夜。”这让萧惠更觉奇怪，反问道：“昼亦有所不知乎？”王阳明当即肯定他知昼，然后话锋一转，开起了重炮。王阳明一开始就问东答西，明显是忽悠，后来索兴偷换概念，再下猛药，具有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一方面说明他说理不刻板，随机应变，机智灵活，能触物连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又表明他学识的渊博，对世间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

《传习录》的语言具有书面语与口语交融的特点。语录体是口头语言的书面呈现，记录者不可能将口述之辞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通常会在口头语言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经过有意识地润色与修饰之后，将直白的口语转换成雅致的书面语。另一方面，《传习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道，因此在语言上力求简洁明了，通俗易懂，避免冗词赘句，所以文中多用口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口语色彩，由此形成了俗中有雅，雅中带俗的语言风格。如云：“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3]4这里纯是口语，王阳明平时说话的口吻宛然。又云：“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3]26阅读此段时，首先会发现大部分语言都是经过精心润色过的，可见是属于书面语的范畴。但其中又不乏夹杂着少量口语的痕迹，比如“必是下面有个根在”一句，就带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在行文中既有雅言也有俗语，可以说是《传习录》中的一个语言特点。

对于孟源自以为是的老毛病，王阳明怒其不改，责其病灶，字里行间灌注着他对孟源真切的期望之情。记录者真实地记录了王阳明批评学生错误的过程，在劝诫的过程中将叙事与说理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字里行间又充斥着真情实意，富于情感色彩。在先生的切责之下，孟源本应该好好自我反思，但刚好遇到一友就自己开悟工夫向老师请正的机会，立刻趁机插话，可以说是故态复萌。王阳明当即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尔病又犯”，孟源听后瞬间色变。孟源“源色变”三字颇可玩味，一是先生的批评当很严厉，引起其心中震动；二是他似乎有点不服气，还想为自己辩解，可是先生根本没给他辩解的机会，而是趁热打铁，说服教育。此段问答情景，颇具机锋，情理交织，确实有小品的意味，十分生动地表现了王阳明“随时就事”的教学艺术。又如：

从中医角度来看，人体内分泌的调控与肝和肾两个脏器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肾藏有元阴和元阳，有“先天之本”之称，就像是人体的“能源储备站”，如肾阴不足，易出现消渴病，也就是糖尿病。肝脏主疏泄，可以调节人体全身的气机。古代医家常用自然界的树木类比肝的疏泄作用，春天萌发，和着春风自由生长，条达舒畅，充满生机。肝气郁滞，容易出现瘿气，也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萧惠问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问昼夜之道。曰：“知昼则知夜。”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着，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3]35

《传习录》记录了王阳明的教学故事，有些生动的片段，具有小品的色彩。《传习录》主要是记言，但有时也记录了对话的过程，在记事中记言，事言结合，情感与理性相交织，不乏生动的场面。《传习录》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理性的关照与智慧的引领自是必不可少，但在理性的指引中，又拥有鲜明的情感倾向。《传习录》虽然注重心学思想的表达，但却不是概念式的演绎，往往伴随着较强的情感色彩，有时还借助于一个动作或一个表情，将对话者的形象勾勒出来了。明人应云鸑指出：“阳明先生之文甚富，然皆随事酬应，因人问答，而以发明致良知之学于天下，非有意于为文者。”[6]这虽然说的是王阳明为文的特点，实于《传习录》亦十分吻合。在《传习录》中，王阳明绝对掌控着话语的主导权，不会放过一个宣讲致良知学说的机会。而“随事酬应，因人问答”作为王阳明的教学法，在《传习录》中被完整记录下来，便成了生动的小品。如云：

《传习录》虽然是一部哲学著作，但“有些文藻”使其文本更见精彩。《传习录》不仅思想蕴涵异常深刻，而且重视文学性的表现手法，行文中饱含丰富的感情，情与理紧密融合，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在议论说理中融入艺术元素，依托譬喻手段来诠释思想，使感性与理性交融相生，书面语与口语交相融合，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体中，能做到意义与形式相浑融者，《传习录》可谓独领风骚。如何让思想的言说更有文采，《传习录》树立了明代的典范。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此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3]11

结语

《传习录》广泛记录了王阳明运用得心应手的譬喻教学。早在《论语》中，师生之间各种层次的思想交流大都是以譬喻为中介来达成的，譬喻便已成为孔子施教所创造的一个主要方法。王阳明继承了孔门的教育传统，也能娴熟地运用譬喻手法，作为“人要随才成就”的手段。他曾关注过百家对譬喻的运用，赞赏“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因此王阳明是有意识地发挥譬喻的功用，并将其当做认识论的有效工具。当学生问他“知识不长进如何”时，他提出“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然后他对“仙家说婴儿”的譬喻进行了改造，借他家之譬喻，伸自家之主意。明明是仙家的譬喻，经王阳明一改造，竟然脱胎换骨，出人意料。王阳明设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形象地阐发心学奥旨，因此譬喻本身就包含了思想意蕴。如学生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王阳明回答说：“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喻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3]13王阳明信手拈来，用舂米求精比况之，既机智又贴切，浅显易晓中蕴含了深刻的道理。王阳明参加过农业劳动，有很多切实的体悟，因此他运用的譬喻多从生活实践中来，容易被听者所接受，设譬的效率很高。如他多次用“种树”，来阐述立志用功贵在专一的问题。如云：“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后而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3]14王阳明善于挖掘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与所比之物间的内在联系，比如通过观察树木，从树木生长的规律去发现它和立志用功的联系，用树木自然生长的过程来比作立志用功的过程，表达了王阳明希望弟子为学要循序渐进，不要有功利心，用心要专一等要求。又云：“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3]32王阳明不仅善于考察事物的深层联系，更是有意识地将举例之物的范围，框定在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生活经验当中。总之，《传习录》中大部分的引用事例，皆出自于实际生活之中，比喻也只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不但取得了较好的说理效果，更在言传身教中引导学生注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王阳明善譬，学生们都有领教，受益匪浅。如德章曾说：“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3]31《传习录》分布广泛的譬喻，不仅润饰了思想文本，同时也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莱考夫认为概念隐喻在数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指出，基础隐喻和关联隐喻提供了两种类型的隐喻数学思想：一种是基础隐喻产生的基本的、直接的基础思想。例如：加法是把物体(objects)加到一起(collection)，减法是把物体从一堆东西中减去，集合(sets)是容器，集合中的数字是容器中的物体。莱考夫指出，这些通常几乎不需要说明。另一种是关联隐喻产生的复杂思想，有时也称为抽象思想。例如，作为线上的点的数，作为代数方程的几何数字，作为代数运算的等级(classes)运算。与基础思想不同，莱考夫指出，这些则需要明确说明。[2]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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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守仁.年谱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应云鸑.阳明文略后序 [M].民国《象山县志》卷31《文征内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