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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研究――以江西省部分农村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4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但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而且贫困呈现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特点,增加了扶贫工作的难度,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不要用“手榴弹炸跳蚤”、“精准扶贫”、“六个精准”,既体现原有扶贫模式存在的弊端,又表明精准扶贫的重要性,2016年两会中再次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难度再大,争取一年内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江西省积极推进精准扶贫工作,2014年底基本完成了精准扶贫对象识别工作,扶贫工作顺利开展,但是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识别机制不健全、帮扶措施不到位、资金分配不合理等问题。

1.2.1 样品的来源:样品均来源于2015—2017年疑似食物中毒的食品样品及食源性致病菌主动监测的食品样品。

公众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公共行为或公共服务的内在感知 [1],也是衡量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公众作为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的主要参与主体,地方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众的感受,而提高精准扶贫的实施质量。但是通过梳理精准扶贫相关文献发现,在精准扶贫的四个方面,即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 [2]的过程中公众并没有充分参与或者很少参与。在精准识别方面,村民常不能够真正参与贫困户的评选 [3],人情、关系在识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大[4];在精准帮扶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更深入考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以及帮扶需求,扶贫资金的使用存在不合理分配使用的现象[5],对此产生的群众上访地方政府也需要进一步妥善处理 [6];在精准管理方面,主要集中在动态性管理不足,脱贫家庭或人口不能及时调整出去[7],未被纳入贫困的人口对此表示不满;在精准考核方面,缺乏相应的驻村扶贫干部考核机制 [8],很多地方的干部和村民对这一环节缺乏足够的重视,公众参与干部考核也只能成为空谈。

由此可见,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过程中,公众感受和满意度对测评精准扶贫实施效果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利用2016年江西省34个村庄的调查数据,利用AMOS17.0软件对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找出影响公众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完善精准扶贫提出合理建议。

最后,为了丰富黑白照片的色彩表现,我打开了分离色调面板,将高光的色相与饱和度分别设置为50和60。阴影部分,我将色相设置为230,即50+180,以便与高光色调形成最大的对比。接着,我将阴影饱和度也同样设置为60,确保两种颜色的视觉平衡。再然后,我打开了效果面板,将裁切后晕影的数量与圆度全都设置为-100,得到了一圈厚重的方形边框。最后,通过调整羽化与中点的设置达到视觉上的和谐。

二、精准扶贫满意度模型构建及假设

(一)模型构建

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ACSI)是公共管理领域满意度测评常借鉴的通用模型,建立时间较长,应用范围较广。本文借鉴吴建南等 [9]、梁昌勇等 [10]、朱红灿,喻凯西等[11]等学者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实际情况,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公众满意度分析模型,由于公众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时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付出成本,所以删除感知价值这一潜变量,保留了公众期望、感知质量、公众满意度、公众抱怨和公众信任这五个潜变量。潜变量需要通过能够直接测量的观测变量来反映,而观测变量的设计与选择,除了参照精准扶贫相关文献、政策意见外,还通过预调研最后确立。

现阶段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状况普遍呈现出“业务单一、传统服务占主体地位”的情况,所以,会计师事务所依然是以财务报表审计、验资等业务为主,同时业务拓展能力十分有限。而普华永道(PWC)、毕马威(KPMG)等“四大”事务所的审计业务收入与非审计业务基本达到了均衡的状态,业务领域更是转向了非审计服务方面,因而会计师事务所多层次发展的思考与对策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持续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二)理论假设

本文针对前文提到的线性化误差模型进行误差可辨识性分析,用x1,x2,,x36分别对应结构误差项δl13,δl21,,δλ4z,x与误差项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不管是公众期望还是公众满意度,事实上都是公众对自身社会境遇及其改善的心理层面的主观感知与认知,而公众期望是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应然感受,会影响公众的感知质量,由此提高主体参与度,使政府层面的扶贫与受众层面的脱贫双向贴合,进而在多元化扶贫主体网络的支撑下,最终提高精准扶贫效益。因此,本研究构建以公众期望为需求端,以政策适应性和扶贫精准性为供给侧两翼,以效益满意度为价值导向的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模型。

公众抱怨与公众信任,是公众满意度的直接结果,通过提高公众的满意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减少公众抱怨,提高政府服务绩效,有益于政府公信力建设。而公众抱怨不仅受公众满意度影响,还会进一步影响公众信任,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要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内容,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1:公众期望对精准扶贫感知质量有负相关影响;

H2: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有负相关影响;

[2]李国治,朱晓芸.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 [J].黑河学刊,2016(1):135-137.

H4:公众满意度对公众抱怨具有负相关影响;

同理可以分析公众满意度、公众信任与公众抱怨的影响路径。研究精准扶贫与公众抱怨、公众期望的影响机理可以进一步揭示公众满意度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研究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以受众满意度为核心,有效回应公众期望,对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地方政府服务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作用。

H6:公众抱怨对公众信任有负相关影响。

结合精准扶贫满意度模型潜变量以及理论假设,可以得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1。

三、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图1 只含潜变量的公众满意度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通过实地调研获得,首先对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磨刀石村、邓家村等贫困村进行预调研并修改问卷,再由江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本科生于2016年寒假期间在农村地区发放问卷和实地访问。问卷的发放区域囊括江西省34个村,总计发放 510份问卷。采取随机发放的形式,并对贫困户在做问卷过程中的疑问进行解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最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474份,回收率为92.9%。

2.问卷设计与构成

假设有一个数据集D={(xi,yi|i=1,2,…,N)},其中xi∈Rn,yi∈Rm分别作为特征向量和样本标签。含有M个隐层节点的单隐层神经网络的输出可表示为:

2013年,年届知天命之年的我,看到不少亲朋好友都开上了小汽车,也产生了念头。这一年11月,我花了12余万元把一辆上海大众斯柯达开回了家。父亲看不惯,说:“有两个钱就瞎花,小汽车是公鸡只吃食不生蛋,买只母鸡还能生蛋赚钱呢。”我对父亲说:“你是老思想,现在农场不少职工都有了私家车,有人还买了百万豪车呢。你看看今天的农场,逢年过节,大街小巷全是小汽车。”

由于精准扶贫感知质量的四个观测变量仍然无法进行直接测量,将 B1、B2、B3、B4再次进行细化,其中B1分为a1-a5五个题目,B2分为b1-b9九个题目,B3分为c1-c3三个题目,B4分为d1-d4四个题目。

3.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连日的暴雨,乌溪江、信安江陡然上涨了几公尺,没有被日军攻打的衢州城,已率先被洪水攻陷。城外数道堑壕一夜间全成了沟渠,花费几个月修建的堑壕、交通壕、防炮洞、单兵掩体、碉堡现在全淹没在洪水之中。

 

所谓信度,是指量表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常用的检验信度的方法为L.J.Cronbach所创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12]。 系数要多大才具有比较高的信度,国内外学者并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而言,采用学者DeVellis的观点, 系数值介于0.60-0.65之间最好不要; 系数值介于0.65-0.70之间,是最小可接受值;系数值介于0.70-0.80之间,相当好; 系数值介于0.80-0.90之间,非常好[13]。本问卷量表信度系数 为 0.779,说明该问卷具有较高信度。

所谓效度是指一个测验能够测量它所想要测量的心理特征的程度[14]。效度包括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与构念效度(建构效度)。本研究属于其中的建构效度,在建构效度的检验上,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借助SPSS20.0统计软件来进行。分析结果如下:KMO值为0.73,表明变量间有公共因子存在,变量适合因子分析。另外,Bar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434.418(自由度为136),且显著性概率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型检验,说明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公共因子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大于1的特征值共有5个,因此可以提取5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5.074%。旋转后的因子负荷,同一列因子负荷较大的可以归为一类,从而解释公共因子的含义。结合问卷内容可以发现,5个公共因子主要表示的是公众满意度、公众抱怨、公众期望、公众信任和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共同度是指每个测量指标因子负荷的平方和,共同度越高,表示共同因子解释测评指标越有效[15]。表中各测评指标的共同度均大于0.4,说明问卷中设计的测评指标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每一个测评指标的设计都是有必要的。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Likert量表)的形式,在精准扶贫相关题目中,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赋值分别为 1、2、3、4、5。问卷构成及观测变量见表1。

因此,问卷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

运用 SPSS20.0对收回的474份有效数据中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选取调查对象男女性别比例相差不大,占比分别为50.2%、49.8%,并且被调查者多数已婚,占比71.1%;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于31-50岁,占比 50.7%;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水平以下的人数为275,占被访问者的58%,家庭总人口数小于10人所占比例为98.7%;家庭年收入在30000元以下的百分比为 66.9%;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的最多,占被调查者人数的 34%,其次是省内打工和省外打工,占被调查者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9.3%和16%,比较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图2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模型SEM分析

(三)公众满意度模型拟合

1.模型构建评价

上述关于问卷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说明调查数据适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运用 AMOS17.0软件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并将该结果与AMOS软件输出的其他拟合值进行整合。在江西省农村公众满意度模型中绝对适配度指数 GFI为0.930〉0.90,AGFI为0.905〉0.90;增值适配度指数NNFI为0.833,CFI为0.862,虽然小于适配标准值 0.90,但很接近;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为0.687〉0.50,PNFI为 0.662〉0.50,CN 值为 223〉200,x2自由度比值为1〈2.615〈3,符合简约适配标准。P=0.000,虽然P值原则上要求大于0.05,但是很多学者认为,p值比较敏感,容易受样本量的影响,如果其他拟合值比较合理,则可以忽视。因此,该模型拟合比较好,不需要修正。

鉴于这些传闻,外部股东一致否决了魏银仓个人开发产业园地产的要求。卢春泉甚至直斥魏银仓“就知道搞他那点房地产”。

2.路径效应分析

基本适配度检验的过程其实也是测量模型的检验过程。标准化回归系数,也称为因素加权值或者因素负荷量,表示的是潜变量对于观测变量的影响,因素负荷量的值越大,意味着测量指标越能够反映潜变量的构念特质,一般情况下,因素负荷量介于0.5-0.95之间说明模型基本适配度良好。从图2可以看到,除“精准扶贫感知质量―〉精准考核感知质量(B4)”、“公众抱怨―〉抱怨(D1)”、“公众信任―〉向别人推荐的意愿(E3)”的因素负荷量小于0.5外,其他都大于0.5,设计的测量指标比较能够反映对应的潜在变量。另外,5个潜变量以及17个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值没有出现负值且达到0.05的显著水平。因此,本文中的模型基本适配度良好。

其次是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潜变量的组合信度是判别模型内在质量的重要准则;潜变量的组合信度AMOS报表中并没有直接呈现,需要自己计算,一般认为,潜变量之间的组合信度大于0.6,表示模型内在质量较好。关于潜变量组合信度的计算,首先得结合观测变量多元相关平方分析报表中的信度系数值求出测量误差方差,其值=1-R2,再进行潜变量组合信度的计算。5个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其中,除公众信任组合信度小于0.6以外,其他四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0,说明本文模型内在质量尚可。

 

从直接效应分析,相同条件下,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最显著,符合预期假设H3。从图2中可以发现,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对于公众满意度影响路径系数为 0.74,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表明感知质量是影响公众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在精准扶贫感知质量的4个测量指标中,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感知质量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59、0.59、0.67、0.25,精准管理性对效果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通过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来提高扶贫的综合精准性对于提升扶贫效益具有明显价值,这为提高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和公众满意度提供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调查与分析数据不可辩驳地论证了政府提出精准扶贫策略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从间接效应考量,例如,公众期望对效果满意度除了具有直接效应之外,还可以通过价值感知这一中介变量对效果满意度产生间接效应,公众期望对感知质量的直接效应为-0.05,假设H1通过,公众期望对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具有负向影响,这也比较符合管理学中的期望理论,该结果同时表明,精准扶贫实施效果与公众期望达到的效果具有一定差距,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公众期望的帮扶措施不仅包括资金帮助,也希望当地政府能够改善村庄的道路等基础设施情况,除此之外,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期望可能偏高,有些公众甚至把地方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的期望施加在精准扶贫这一公共服务上,比较容易导致公众期望与精准扶贫感知质量之间的差距。公众期望通过感知质量这一中介变量对公众满意度产生间接效应,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的间接效应为-0.04,感知质量是扶贫对象需求期望在远期的、内隐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并具有对当期扶贫效果的导向性与促进性作用。这一间接的效应也是负向,较好反映了扶贫对象对于我国扶贫工作未来成效的预期与现状的矛盾。而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的总效应为公众期望通过各路径对效果满意度产生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其中直接效应为-0.05,假设H2通过,公众期望越大,公众满意度越低,其缘由,公众期望是扶贫对象对于精准扶贫需求的主观反映,而扶贫满意度是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制度、资金、项目及措施等供给体系产生的客观效果评价,当前扶贫工作的供求对接失衡或调试不当均会导致最终扶贫效益的降低,因此,要降低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在提供精准帮扶措施之前要倾听公众需求。在公众期望的 3个测量指标中,因子载荷最大者为A2,即公众希望政府提供的扶贫措施能够和自己的需求相匹配,因此,要降低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在提供公共服务之前要倾听公众需求,需要关注深度贫困人群现实的、即期的获得感相对不足,亟需持续优化针对性的扶贫举措,把隐性的制度认同转化为显性的扶贫参与与脱困成效。

从总效应考察,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总效应较高,为 0.74,而公众期望对效果满意总效应较低且与前者差距较大。由此可见,要提升精准扶贫的效益,应更加注重扶贫受众感知质量,其中精准管理影响最大,其次为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所以要加强贫困识别与帮扶等精准性的衔接与融合,在贫困户主观价值体验层面给予更多人文关怀,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加强精准扶贫管理的有效性。由路径效应分析可归纳出满意度评价模型:

 

H5:公众满意度对公众信任具有正相关影响;

公众期望是精准扶贫的起点,而公众满意是精准扶贫的立足点。总体期望、对精准扶贫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期望、可靠性期望为观测变量的公众期望,事实上,涵括了贫困群体对于政府扶贫工作的评价、要求及其个性化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公众满意度涵括了三个维度:整体满意程度,相对满意程度,公平满意度。本研究基于公众视角,公众的主观感受为核心,正是扶贫精准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深入研究扶贫的对象和贫困的多元化因素是精准扶贫的直接要求,公众特征是贫困差异化的根源,所以公众对精准扶贫的感知也自然成为精准扶贫效益的最佳映射。期望是公众对未来感受的应然要求,而公众满意度是扶贫的实然结果,可见,公众对精准扶贫的质量感知,与应然期望的差距便是所谓的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对于公众信任影响路径系数为0.31,假设 H5通过,公众满意度较高,对政府较有信心,精准扶贫路径理念的良好落地性获得了扶贫对象的正向积极评价,公众相信地方政府会提供更好的扶贫服务。但是政策适应性调整优化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宏观性,由于没有细化与村、户的承接配合,农户会与其他村庄相比,发现不公平时,会产生一定的抱怨,符合公平理论,当前满意度较高扶贫对象,对于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政策规划与动态优化感知度也较高,对政府扶贫工作了解也较深,一旦政府扶贫工作不当,发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就会产生公众抱怨,但因为感知质量较高,理解因为精准扶贫在本村实施不久,很多帮扶措施还不完善,虽然抱怨但表示理解,同时相信政府会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并不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所以假设H4、H6未通过,其中公众满意度对于公众抱怨影响路径系数为 0.44,公众抱怨对于公众信任影响路径系数为 0.07,公众满意度和公众抱怨并未呈现假设中的负相关关系,反而呈现了正相关关系。

四、政策建议

结合问卷内容以及实证分析结果,为了提高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的满意度,完善精准扶贫,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精准扶贫的感知质量

扶贫工作需要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因时而动,面对精准扶贫新形势不断提升政策的适应性,并不断提高识别、帮扶、管理与考核的精准性。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完善贫困瞄准机制。精准识别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首要工作和前提。精准识别的方式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层级式识别,也就是省根据贫困县标准划定贫困户名额,再逐级分解到县、乡镇和村,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识别,也就是由群众民主参与评选贫困户名额。从江西农村精准扶贫实践来看,村干部在贫困户识别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一些村干部优亲厚友,出现“误识”和“漏识”的情况,甚至“精英俘获”,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不能及时得到贫困户识别信息,更别说参与贫困户的识别。因此,地方政府要及时公布贫困户申请信息并制定比较科学的识别标准,保证村民能够真正参与贫困户的评选,而不是采取选择性平衡,更不能内部分赃,而要采取“望、闻、问、切”等科学的方法,并且对确定的贫困户名单及时做出公示并进行建档立卡,实行信息化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识别机制。

2.个性化与整体性相结合。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村庄并未做到这一点,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食用油、少量金钱补助,对贫困户帮助不是很大。地方政府要根据贫困户的贫困原因、具体情况提供帮扶措施,体现差异性,实现精准帮扶,实现“滴漏式”帮扶。除此之外,一些村民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将扶贫资金与资源用到修建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用于村庄整体事务上,交通不便直接影响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据此,地方政府在个性化帮扶贫困户的同时也要注重整个村庄的扶贫和发展,整村推进与差别化相结合。

3.创新管理机制。精准管理包括人员管理、资金管理、信息管理三个方面。人员管理时要根据村庄和贫困户情况派驻村扶贫干部,并且保证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资金管理要合理使用扶贫资金,保证扶贫效益,避免“平均主义”,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引进能够切合当地发展的扶贫项目,增强“内生机制”,真正将扶贫资金用于贫困户。信息管理就是保证脱离贫困人员能够及时调整出去,引进新的贫困户进行帮扶,增强贫困户脱贫的主动性与紧迫感,保证贫困户动态管理,真正实现精准管理。

4.重视扶贫评估考核。由于精准扶贫实施不久,制定的一些细则并不完善,有些地方虽然有相关规定,但是并未真正实施,尤其在精准考核这一环节。精准扶贫的评估与考核是保证精准扶贫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要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发挥公众及新闻媒体的作用,合理利用精准考核结果,建立奖惩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从而保证精准扶贫的效果,而不是陷入脱贫再返贫的怪圈;对于贫困户也要加强长期追踪机制,对于积极脱贫或取得良好成效的农户要给予支持,并树立标杆效应,而对于一味“等、靠、要”的农户要加强思想教育,让其认识到贫困的危害,刺激其脱贫欲望。

(二)不能忽视公众期望对于公众满意度的不利影响

公众期望是公众对于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的应然需求,将公众的主观感受作为核心,是扶贫精准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因此,精准扶贫需要政府将微观扶贫机制与宏观政策规划统筹协同,一方面进一步稳固政策成效,逐步强化农户对精准性扶贫工作流程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户对于精准扶贫的期望与需求,尽力将农户对于精准扶贫的实然感受与应然感受相统一,进而综合全面地提升精准扶贫战略的受众满意度。

我正在发愣,巴克夏推了推我。一看,她落落大方地把行李和脸盆牙具放到地上说:“谢谢大家来接我——”一看是我们,便笑道:“是你们?怎么样?说话算数,言而有信吧?”说着向我伸过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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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对公众满意度有正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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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北段东、西坡捕食线虫真菌分布格局研究……王家亮,刘硕然,周汉宇,房以好,肖 文,杨晓燕(87)

色谱技术作为一种在多领域中应用的化学分析方法,在临床药理学研究中,对于新型药物开发、药物安全性研究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现阶段,色谱技术在临床药理学中得到了深层次、多方位的利用,比如说在临床药动学方面的应用、在药物转运及代谢研究中的应用、色谱技术在生物等效性研究中的应用、在药物个体差异及种族差异研究中的应用,采用科学的化学分析方法,能够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对药物应用的可行性作出客观评价,推动临床药理学的发展,为患者提供新型优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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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升,潘虹,陆静.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东中西部的案例研究 [J].中国行政管理,2016,(09):88-9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酸低氧二硫化钼的制备方法,具体为:首先将钼精矿在盐酸和硝酸中浸出、搅拌,过滤,然后将滤饼在盐酸和氢氟酸中继续浸出、搅拌,过滤,最后对滤饼用氨水和清水依次进行洗涤,并干燥,即得到低酸低氧二硫化钼。相较于一般方法,采用本发明方法制备得到的二硫化钼,其酸值与氧化钼含量均大幅度降低,提高了二硫化钼的质量,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胡侦,王沙沙,李辉婕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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