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破坏环境、侵害消费者和员工利益、漠视社会责任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随着这些社会责任相关的恶性事件引起的关注越来越广泛，社会公众、债权人、消费者、新闻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以各种方式向企业施压，更高地要求企业履行并持续披露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也受到逐渐增多的关注。为了使企业更好、更快地承担起履行社会责任的历史重任，我国政府先后颁布和出台了一系列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政策法规。2006、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年，浙江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2012年底，浙江省经信委、国资委、银监局、证监局联合召开2012年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并发布了《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指南》，这标志着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但是，总体而言，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仍然较低。胡孝德（2014）发现，265家浙江省上市公司中，2012-2014年度累计发布 167份社会责任报告，制造业的发布比重则有逐年下降的态势，上市公司数量虽在不断增加，但报告数量则逐年递减[1]。上市企业为什么会停止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如何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以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和依赖比小企业大，而且也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为了获得外部资金和社会公众的支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企业往往选择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Watts和Zimmerman(1986)发现，规模大的企业因为对政治成本更为敏感，从而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2]。Jenkins等（2006）发现，规模大的矿业公司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3]。李正（2006）的研究表明，资产规模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显著正相关 [4]。朱金凤等（2008）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正相关 [5]。由此本文提出：

H1：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正相关

根据计算各工程造价综合直觉梯形模糊数，运用定义3计算得分函数和精确度函数，并以计算结果对各工程造价水平进行排序与评价，最终能够筛选出造价水平最优的工程。

（二）企业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自愿披露理论认为，盈利能力好的企业会披露更多信息以显示其与业绩差企业的不同，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本或避免股票价值被市场低估。Hooghiemstra(2000)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绩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重要影响，社会绩效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我赞美”的印迹[6]。信号传递理论也认为，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能够突显其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投资者投资。Lang和Lundholm（1993）发现，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7]。但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的逐利行为会导致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不愿意承担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这会导致较少的信息披露，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利润却相应的增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李正（2006）的研究表明，前一年的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显著负相关[4]。本文认为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减少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从而减少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负相关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内容分析法是收集企业的财务报表和报告、文件等资料，进行分类并加以分析，对资料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数量进行统计，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和质量。我国许多文献中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但这种方法由于计量的字数和篇幅会受到研究人员的主观因素影响，而且它是对社会责任披露信息的定性计量，难以对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进行准确的评价。而指数法是较为有效且准确的计量社会责任的方法，一般使用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作为评分的资料来源，年度报告最具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使得具有自愿性本质的企业披露的信息也具备了一定的可信度。指数法在计量时首先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类，根据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对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评分并且最后汇总，这种方法能对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做出准确的评价。本文利用指数法，对上述13个小类指标赋予分值。定量披露的赋值2分，定性披露的赋值1分，没有任何信息披露的赋值 0分，各类信息的权重相同。最后把这13个小类的得分相加就是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SDI）得分，每一个样本公司的SDI最高得分为26分，最低为0分。

（三）企业负债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1.被解释变量

独立董事作为外部投资者在企业内部的代表，一般都是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家，能够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因此，独立董事比例是衡量董事会有效性的重要指标。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越大，越有助于监督和控制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经理层自愿披露信息的意识也就越强。Fama和Jensen（1983）认为，独立董事能够有效地降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优于代理问题所引起的利益冲突，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有利于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制衡，促使公司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9]。Haniffa和 Cooke（2005）发现，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1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朱元璋在没当皇帝前，有一次饿昏，吃到一位老婆婆喂给的菠菜煮豆腐和剩粥混在一起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后，觉得味美异常，登位后仍念念不忘。明代永历皇帝在清兵入关后逃往滇西腾冲，吃到一家农户的炒饵块不由大加赞赏说：“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腾冲炒饵块从此别名“大救驾”，成了名扬天下的小吃。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逃难，连窝头也觉得好吃，回宫后想吃窝头，御厨房做不出这个味道，于是掺进栗子粉做成仿膳小窝头。

H3：企业负债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正相关

（四）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卒中一旦发生，患者的基本意识丧失，产生吞咽障碍；而持续吞咽障碍，更容易导致水电解质紊乱和营养不良。而营养不良者肺炎及肺部感染、压疮、胃肠道出血、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显著高于营养正常者。如此一来，患者不良预后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均会随之增加。

H4：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3]H Jenkins,N Yakovleva.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mining industry:Exploring trends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6,14(3-4)：271-284.

（二）变量定义

负债比例反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水平，负债率越高，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根据契约理论，当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例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利益相关者的冲突风险越大，代理成本越高，为此企业的管理层为了提高其信用等级增强债权人的信任，会倾向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HomerH.Johnson（2003）的研究表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存在相关性，即良好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8]。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文利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SDI）来衡量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中，要求企业披露对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消费者和社区的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指出上市公司应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承担社会责任。结合这两个指引的相关规定，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环境、社区七大类。为了更准确地衡量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七大类下又细分为13个小类。股东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利润分配 2个小类；员工包括工作安全、员工培训和发展、员工社会保障与福利 3个小类；客户包括产品或服务安全、售后服务（顾客满意度）2个小类；环境包括资源消耗、废料循环使用、节能减排 3个小类；债权人、供应商和社区不再细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化的智慧农业转化。智慧农业是指依托农业大数据，集物联网、传感器、云计算等多种新兴技术为一体，实现农业生产中的智能感知、监测、预警、分析等，并提供精准决策。田间害虫图像作为农业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对其进行识别，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害虫防治，是实现智慧农业的重要环节。

实验中，由于直接测量主轴热变形不太方便，所以用一根铁棒来代替主轴，把铁棒用磁性表座固定在主轴上，间接获得主轴径向与轴向变形。然后通过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得这两个方向上的热误差数据。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企业规模（SIZE）往往用企业期末的总资产来衡量，因为上市公司的期末总资产金额较大，因此本文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企业盈利能力（ROE）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负债比例（LEV）用资产负债率表示；独立董事比例（INDEP）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

（三）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提出的假设和变量的设计，本文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上市公司2012-2015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总体较差，离期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大部分上市公司对其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工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2）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规模大的企业出于自信以及为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3）企业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盈利能力高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并不高，反而可能更低，这可能是因为逐利行为导致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不愿意承担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这导致了较少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4）企业负债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为了增强债权人的信任，反而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5）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不显著，说明独立董事的存在并没有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发挥重大的作用。

不断丰富“双联”工作内涵。坚持将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代表意见建议办理答复与开展“双联”工作融合发展，使“双联”成为闭会期间代表履职常态。专门委员会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紧紧围绕发展大局，积极组织开展调研活动，年初以来，各专门委员会对全县三产服务业、建筑业、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智慧城市、公安信息化建设，扫黑除恶、河长制湖长制落实情况等9个项目课题进行视察调研，详细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事业建设等情况，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36条，为推动全县新旧动能转换、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司法公正、乡村振兴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选定的 194个样本的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1）SDI最小为1分，最大为25分，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均值为15.0361分，标准差4.24432，说明浙江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参差不齐，总体情况不佳；（2）统计时采用样本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因此这个结果显示，浙江省上市企业资产规模相差比较大；（3）企业盈利能力均值为11.48%，最大值为38.51%，最小值为-39.95%，表明企业间的盈利能力不一；（4）资产负债比例平均为43.45%，表明浙江省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中等水平，最大值为81.95%，说明个别公司的财务风险偏高；（5）独立董事比例的均值为36.12%，最多的占到公司的60%，最低的只有28.57%，说明个别企业没有达到证监会关于独立董事至少占董事会成员1/3的要求。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可知，因变量SDI与公司规模在5%水平上存在着正相关。同时，自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比例的相关系数为0.632，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比例的相关系数为-0.224，公司盈利能力与独立董事比例相关系数为0.259。统计学上认为，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8或0.9时，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表3中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632，应该不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但鉴于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比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因此关于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

（三）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建立的模型，带入样本数据，运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4、表5和表6。

 

 

 

表 4是模型总体参数的计算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回归方程中的 R Square值为0.121，调整后的RSquare值为0.103，拟合优度不高，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解释能力有限，还存在其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尽管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高，但从表5可知，F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的总体线性拟合显著。

表6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10，容许度（Tolerance）大于 0.1，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企业规模（SIZE）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成正相关关系，验证了H1。企业盈利（ROE）的 t的显著性概率为0.01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为-0.195，说明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反而披露较少的社会责任信息，这与李正（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企业负债比例（LEV）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却与预期相反，没有验证假设H2。说明企业负债比例越高，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反而越少，可能是因为我国关于保护上市企业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制度还不完善，高资产负债率会让企业的债权人缺乏安全感，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敏感，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决策。独立董事比例（INDEP）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回归系数为负，H3没有得到验证。说明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五、结论

表1显示，2012-2015年间，浙江省上市公司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布比例只有2014年达到了20%，其他年度均低于20%，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公布比例不高，且不稳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总体较差。

43支MDT团队，从覆盖的疾病种类数量上已十分可观，如何推动这些团队有效运行呢？“医务部门的参与将MDT的管理运营正规化、有效化，多学科整合门诊和特需门诊应运而生。”孙湛介绍道，“为了提高MDT特需门诊的效率，我们设定了流程。”孙湛说，首先由MDT负责人递交书面申请，经过医务处和门诊部审核批准，再由特需医疗部安排出诊时间、地点及频次。

【参考文献】

[1]胡孝德，朱庭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研究――以浙江省2012-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例 [J].财会通讯，2016（18）：30-33.

[2]Watts,RossL.,Zimmerman,JeroldL.,Positive AccountingTheory[M].PrenticeHall,UnitedStates,1986.

本文选取了2012-2015年四年间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单独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浙江省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剔除了ST上市公司和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 194个样本数。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并经手工整理而成。

[4]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特区经济，2006（8）：325-326.

[5]朱金凤，薛惠锋.公司特征与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J].预测，2008，27（5）：58-63.

[6]Hooghiemstra R.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new perspectives why companiesengageincorporatesocialreport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0(27):55-68.

[7]Lang,M.,andR.Lundholm.Cross-sec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alyst rating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3,31(2)：246-271.

[8]Homer H.Johnson,Does it pay to be good?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Business Horizons,2003(11-12):34-40.

中老年人的身体骨骼已经相对成熟，肌肉灵活度和柔韧性较差，因而肌肉拉伤、关节受伤等现象时常发生。这就要求中老年舞蹈培训与辅导的过程中，舞蹈动作难度要适宜，动作幅度和强度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加剧中老年人的身体负担。舞蹈动作难度过大，一方面会诱使不安全因素的发生，增加舞蹈的危险系数；另一方面，会增加舞蹈的难度，不利于舞蹈动作的完成，弱化舞蹈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美感。而且，开展舞蹈培训与辅导活动之前，中老年人必须进行基本的准备工作，唤醒身体机能，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敏感度，降低意外情况的发生概率。

[9]EugeneF.FamaandMichaelC.Jensen.AgencyProblemsandResidualClaims[J].JournalofLaw and Economics,1983,26(2)：327-349.

3）提取档案特征。针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档案，选取不同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人工进行特征提取。并对特征进行分类映射到数据特征视图内。

[10]HaniffaR.M.andT.E.Cooke.Culture,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in Malaysian Corporations[J].Abacus,2005,38(3)：31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