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于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的研究的成果极为丰硕①，但其主要关注于青帮，而较少关注洪帮；主要关注于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而抗战期间及战后的上海帮会研究却暂付阙如。笔者不揣才思浅薄，拟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②为中心，对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五圣山（社）礼德堂入会成员进行简要分析，进而试图探究洪帮组党失败的原因。

如日本人平山周所言：“哥老会每团必设一某某山名,犹寺院之在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上之有忠义堂。又有水名、香名,盖半为道教,半为佛教,又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1]80那么，五圣山礼德堂很明显属于哥老会系统的洪帮组织。五圣山是由国民党党员朱卓文、梅光培、明德、向海潜和张子廉五人，以反对北洋军阀为宗旨，于 1923年在上海成立。其“山头取名五圣，意在纪念洪门前五祖、中五祖、后五祖，并非地理上真有五圣山。取名五圣山也还有另一原因：开始结义时，只有五弟兄，故以五圣为名”[2]221。五圣山下设仁文、义衡、礼德、智松、信廉五堂，以上五人分任各堂主，其中明德为礼德堂堂主。抗战胜利之后，明德被戴笠指使别动队纵队司令刘慕德逮捕活埋。1946年1月，经张子廉介绍，礼德堂内八堂执事大爷拥戴时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查团主任委员樊崧甫③为代理堂主[2]224。同年 7月，向海潜开会提议终南山山主韦以黻（字作民）兼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为副堂主，并获得通过。“同年7月15日韦作民死后，樊崧甫升任礼德堂堂主。”[3]7541949年5月，蒋介石命樊崧甫为京沪杭警备副司令，被其拒绝。之后，蒋令特务毛森将樊崧甫逮捕入狱。5月 27日上海解放，樊崧甫出狱之后通知礼德堂各支接受中共领导，礼德堂至此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樊崧甫就有另组政党的想法。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等议案，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政党解禁。同月，樊崧甫趁去重庆述职之时，“与樊光、邰爽秋等约同政学界友人商议组党。经与向海潜、张子廉、毛云、邰爽秋、樊光等共同协商，拟定建立中国民生共进党”[2]225。由此可以看出，组建政党并不是樊崧甫的一时兴起和一己所为，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虑和与五圣山诸多堂主商议后的结果。从某方面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组建政党是当时五圣山诸堂主的共同愿望。之后，樊崧甫返回西安利用礼德堂代理堂主的身份广收弟兄，着手组党。在同年3月，民生共进党在西安初步组成筹委会，其宗旨为“团结青、洪、汉、礼、白各帮会及回教教胞，努力工商业之发展，以为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打倒国民党之贪官污吏，反对共产党之武力取政权”[4]290。之后，樊崧甫“为扩大办党基础，在上海、杭州开了几次香堂，结拜了上千弟兄，仍以促进民德发展民生为目标，在政治上走中间路线”[2]226。很明显，樊崧甫等人依靠洪帮弟兄所组建的民生共进党是欲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而走一条中间路线。那么，民生共进党的成员基础是什么样呢？是否可以支撑其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呢？

一、成员基本状况

通过统计《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所载得487名成员的籍贯、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状况，现制图如下：

本文基于实测水下地形和水文资料，建立了如东洋口港15万t级航道工程海域的三维潮流、泥沙数值模型，对工程海域的潮流分布、泥沙特性做了系统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图1 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成员籍贯图

图 1由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 Q130-66-23、Q130-66-24和 Q130-66-25号档中的《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统计而成。其中“其他”项中的省份、城市人数为北平3人、福建7人、甘肃3人、广西1人、广东1人、贵州4人、黑龙江1人、江西8人、南京3人、山西9人、上海4人、四川2人、天津4人、云南1人、不明者5人，共56人。

  

图1 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成员职业图

图 2由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 Q130-66-23、Q130-66-24和 Q130-66-25号档中的《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统计而成。其中“其他”项中，有从事教育者4人，农民1人和自由职业者2人。

  

图1 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成员受教育程度图

洪帮的发展还受到青帮的排挤与竞争。从五圣山礼德堂成员籍贯图可以看出，虽然五圣山开山于上海，但却仅有 4名上海籍成员加入。究其缘由，笔者以为此正是遭到上海青帮钳制和排挤的结果。正如学者所言“五圣山在建立后遭到了上海青帮势力的钳制和排挤，仅在上海各大寺院的主持、当家和尚及少数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发展了一些成员。”[3]492此4名上海籍成员就具体职业有2名商人、1名工人和1名政员，虽然就职业而言与之前有所不同，但其中1名商人和1名工人当时均居住在西安，其他 2人不详。由此可以看出礼德堂在上海发展成员是极其艰难的。总之，五圣山礼德堂的成员是有一定的地缘性特征。

可以看出，电压暂降深度约为20%，持续时间约为2～15个周波，根据仿真分析及监测数据可总结出短路故障引发电压暂降的典型特征如下：

同时在《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中就性别而言，487名成员中至少有2名女性，分别为金姊谢淑泉和银妹张文琴④。总体而言，女性在此中所占比例极小。通过以上成员基本情况的整理图表，其在籍贯、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方面而言都有一定的特征，兹分析如下。

我仍然喜欢买书，但渐渐失去逛书店的习惯。网络书店什么书都有，可以静静看慢慢挑选。每次都用搜索，很少从首页进，因此，正在流行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二、成员特征分析

根据以上图表，洪帮五圣山礼德堂成员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地缘特征

依靠血缘组成的家庭宗法关系和地缘组成的同乡关系是传统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关系。帮会作为当时社会的产物，自然也不能例外。如图 1所示，五圣山礼德堂成员主要来自于河南、浙江、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和江苏等地，就地理区域分布而言，其成员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甄 熙，宋海清 ，郑凤杰，王 丽 ，张 峰，刘朋涛（101）

图 3由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 Q130-66-23、Q130-66-24和 Q130-66-25号档中的《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统计而成。其中笔者将诸如保定军校、中央军校、黄埔军校、东北讲武堂、陕西讲武堂、浙江讲武堂等军校毕业者归入大学学历者。

（二）业缘特征

如图 2所示，五圣山礼德堂成员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为军人警察、工人、商人和政府官员，其中军、警占有极大的比重。究其原因，一是樊崧甫本人的因素。从《樊崧甫年谱》[6]178-186可知其1908年，年仅15岁就考进杭州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其军旅生涯。1917年，时年24岁，1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大队训练，7月期满之后升入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次年毕业。1925年 1月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1928年7月17日毕业。而且其从军队基层做起，1911年参加杭州起义，任浙军敢死队分队长。历任排、连长、中校队长、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军长和方面军总指挥等军职。樊崧甫有着丰富的军校学习和从军经历。所以，在五圣山礼德堂成员中有大量的军、警人员。

②《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为 Q130-66-23、Q130-66-24和Q130-66-25。

关于哥老会起源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观点⑦。按照学者周育民观点认为“青莲教与天地会的融合，还加速了作为洪门另一大支派哥老会的形成，在咸同年间长江中上游地区迅速崛起的哥老会，其组织形式胚胎于四川的啯噜，但是，如果没有青莲教与啯噜的融合,就不可能形成具有浓厚天地会色彩的哥老会”[11]。即青莲教先与天地会相互影响和融合之后，又在宗旨和组织上影响了四川的啯噜会，使得之后脱胎于啯噜会的哥老会具有了浓厚的天地会色彩。尽管哥老会与啯噜会在宗旨和组织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在会众方面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一般认为啯噜是“四川人对于游民盗窃团伙的俗称”[3]223，而最初的哥老会作为啯噜会的变异体，自然在会众方面并无多大区别。19世纪70年代，“随着湘军、淮军及其他各省勇营与太平军、捻军近十余年的征战，战后的大规模裁撤，以及游兵散勇的增多，哥老会势力一日千里的发展，迅速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开始蔓延和扩张”[12]93。1891年5月爆发长江教案之时，“哥老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散兵游勇，水陆运输工人（挑夫、水手、船民），私贩盐枭等”[13]240。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以散兵游勇为主体的游民群体是哥老会系统的洪帮帮众的基础和主体。

三是同乡因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私交与同乡关系对于个体求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64。同时，作为个体亦需要同乡团体或是帮会的保护。私交与同乡关系在对于个体提供帮助的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某些选择。如在五圣山礼德堂成员中，有80名工人，其中有26名长安大华纱厂工人，其中有10名河北籍，12名河南籍，其余4人分别为南京、山东、陕西和天津籍。虽然河北籍与河南籍地缘关系明显，但其大多并非来自同一县籍，所以其大多是在业缘基础上所构成的同乡关系。这种同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选择，所以出现了在大华纱厂地缘性特征明显的现象。

（三）受教育水平特征

如图 3所示，五圣山礼德堂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主要为大学、训练班、高中、初中和无学历者，其中以大学学历人数最多。那么当时的受教育水平是什么呢？根据当时一个庇寒所工作报告图表，“于庇寒所的收容工作，自去年十二月七日迄今，在所人数一五八〇人，内女性占二六七人，苏藉百分之三十八，皖籍百分之二十，浙籍百分之十八。敎育程度不识字者百分之五十八，小学程度百分之二十五，尚有初中毕业者五十人，高中毕业者六人。流落原因大都系受内乱影响或受水灾逃难来沪者”[8]。由此可见，就当时中国普通人而言，大部分还处于文盲阶段，更不可能达到像五圣山礼德堂成员那样高的文化程度，更何况报告中大部分难民为当时教育较为发达的苏、浙地区。再如，1946年国民政府曾派宪兵队与盟国共同管理日本时，对士兵进行了严格的挑选。被选中的士兵的情况是“该宪兵队官兵均在青年军及印缅远征军中选调精良，多属高中程度，且能英语与日语者为数不少，队员多系川皖两省人”。[9]可以看出，在当时军队之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员是比较有限的。根据当时户籍登记规定“如无学历者，暂将中央训练毕业者视同大学程度，省县训练机构毕业者，分别视同高中初中程度”。[10]所以，就五圣山礼德堂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无论是就当时整个军界还是当时中国普通民众而言都是比较高的。

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成员的基本特征有三点，分别是成员的地缘性、业缘性特征明显，受教育程度较高。可以说此时的五圣山社礼德堂就成员特征与晚清哥老会会员相比较而言，有一定的延续继承，但更多的是一种发展。正因为这种发展，使得樊崧甫、司徒美堂等人有了组建政党的可能。

三、特征的影响与意义

二是明德的因素。如上文所言，明德在郑州陇海路局所办学校任职期间，极为有权势。所以1946年，军风纪巡查团调驻郑州后，樊崧甫就“在河南各地进行组织，利用陇海线、京汉线洪门关系，在西安成立同德运输企业公司，在郑州成立五伦企业运输公司，为民生共进党建立经济基础。”[2]226其中所言及的“陇海线、京汉线洪门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明德之前所建立的，所以在五圣山礼德堂成员当中就至少有杨俊卿、白万全、傅天民、徐文宝、秦鸿熙、杨荣绩、张谦、张炎和周伟 9名陇海线站长和吴超极、龙祖泽、张永廷、苏建眉和毕先樵5名京汉线站长⑥。

但同时，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这种帮会社团化是名不符实的，即仅仅是在名称上进行了相应的变动，而对帮会内在的体制运行并无多大影响。我们通过以上对图1和图2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圣山礼德堂成员的地缘和业缘特征基本都是以龙头大哥樊崧甫或是明德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同时樊崧甫也曾得益于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如“为扩大办党基础，在上海、杭州开了几次香堂，结拜了上千弟兄”。正是因为依靠传统的洪帮内在运行体制，使得樊崧甫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招收一定数量的会众。但同时，这种体制在民生共进党筹备阶段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如上文所言，樊崧甫在计划组建民生共进党之时，是与向海潜、张子廉、毛云、邰爽秋、樊光等共同协商过的，但当樊崧甫1946年“在《中央日报》发表一篇‘对于协商会议前途之展望’，促蒋将政权公开。但是这些发起人非常软弱，怕得罪蒋帮，一切推在我（樊崧甫）的身上。我是一个现职军官，也不敢放手进行，在重庆时只议而不行。我千方百计怂恿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子樵）脱离国民党来领导新党，他以会门太复杂不敢承允”[2]225。这些诸如向海潜、樊崧甫等龙头大哥们，混迹于江湖日久，必然熟知“枪打出头鸟”的处世原则，所以在民生共进党筹备初期，就出现了这种相互推诿的现象。

在辛亥革命中，哥老会“反应迅速,行动果断,冲锋在前，充当了革命军的马前卒”[14]。为辛亥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之后，哥老会与革命党双方所建立的合作关系，由于哥老会本身的问题和革命党为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而最终破裂。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帮会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蒋介石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拉拢了一些帮会上层人物进入到了政界。1927年5月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1932年 10月杜月笙又出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会员。随着杜月笙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地位的稳固，需要摆脱原先青帮所附加在其身上不良的外在形象。所以，其在1933年2月25日，成立宗旨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恒社。到1934年4月,恒社已经有社员223人，其中党界4人，工商界5人，学界5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界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等，在一般社员和常务理事中，工商界人士的比例均超过半数。可以说它的成员基本上是社会上流人士。随之，就出现了诸如黄金荣的“荣社”、张仁奎的“仁社”、朱光范的“毅社”等近代式的社团组织。

就洪帮而言，此时也出现近代式的社团组织。1936年由五行山山主汪禹臣提议筹建洪兴协会，后得到了三十多个洪门团体的赞同和支持，并在老西门关帝庙召开成立大会。“各洪门团体推五人为代表出席，选举理事、候补理事三十多人，监事、候补监事二十多人。推汪禹臣、向海潜为理事长，12月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许可，设会址于浦东大楼五行山会所中。”[15]90正如学者所言“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原来以山堂为名的帮会组织，改用会、社名称，以现代化社团名目出现，向国民政府机关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许多帮会不再是原来的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是以公开或是半公开形式开展活动”[16]257。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会社团化的阶段或过程，使得帮会得以公开、合法地活动，从而使得晚清以来，以游民为主体的洪帮转变为现代政党成为了可能。包括樊崧甫和司徒美堂在组建政党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党员也是类似于五圣山礼德堂成员那样的以军人和警察、商人和政府官员为主体的较高水平受教育者，而不可能是曾经的散兵游勇、盗匪、地痞之类的游民群体。

针对现行的评估标准，其中有很多超过了十年的行业标准，还有很多超过了五年的国家标准，相关部门就要严格的按照当前我国辐射环境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准则以及最新的检测数据，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估，并做好修订工作。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这一项工作列入到环境保护标准年度工作规划当中，针对当前已经无法满足现行技术的标准，要及时的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最后，我们还要加大个和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的掌握更多先进的监测技术，密切关注辐射环境监测工作动态，实现和国际之间的接轨，促进我国辐射环境监测的进一步发展。

樊崧甫怕蒋介石对于自己组党有所干涉，曾向蒋声明自己组党是为协助国民党，并将党章草案呈蒋，但蒋介石没有回复。之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委张守约对樊崧甫讲到，中央想将军统特务安置进民生共进党，遭到了樊崧甫的拒绝。蒋介石为阻止洪帮组党，派徐亮前往上海改办“新社会建设协会”。“由杜（月笙）指使顾家棠出面请客，覃振、司徒美堂和我（樊崧甫）不知就里，皆如约赴宴。到时见向海潜、张子廉、杜月笙、徐亮皆在座。客一到齐，杜月笙首先说明为帮会组党、组会问题，约会座谈。徐亮主张组会，而我主张组党，并且是不依赖政府的独立政党，两人争辩甚烈。覃振发言说，洪、清、汉、礼、白各帮会联合组党，一定是一个大党，名称是党是会都无妨；但必须是一个政治独立的党……向海潜断然说：‘决定组会不组党，谁反对，以家法制裁。’我愤然抗议，说：‘组党不犯法，为什么要用家法制裁。老大不仁，莫怪兄弟不义，各干各的，谁敢卖友求荣。’覃振气得不入席即拂袖而去。”[2]223之后，“洪门被帮派特务徐亮和杜月笙分化之后，向海潜跟徐亮办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司徒美堂改办民治党，我（樊崧甫）和张子廉合作筹备民生共进党”[2]226。

由此可见，抗战胜利之后的洪帮，虽然在会众方面与晚清的哥老会有了极大的区别，但在内在体制方面依然是以龙头大哥所建立的虚拟血缘关系为核心，依据帮会“家法”管理，各山堂相对独立、分散性较大的传统帮会组织。再加之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对洪帮的分裂，樊崧甫所欲建立的民生共进党是不可能成功的。1947年春，以孙科为背景的自由党人林东海到达上海之后，拉拢民治党与民生共进党，而遭到舆论的批评。之后，随着蒋介石撕毁协商会议协定，内战再起，民生共进党停顿于无形之中。

结语

洪帮与青帮相比较而言，其政治性更为明显。洪帮虽然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和牺牲，但却无法被新生政权所容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帮众长期以来大都以地痞、流氓等游民群体为主，其无法服务于现代性民主国家。但由于民国上海洪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帮会社团化的阶段和过程，使得洪帮得以合法、公开地活动，从而使得五圣山礼德堂中的洪帮成员在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为樊崧甫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由于此次帮会社团化的有限性，导致五圣山礼德堂成员依然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和业缘关系，并且其帮会内在运行机制并无发生多大变化。外加之国民政府的阻挠，从而使得洪帮独立建党的政治愿望最终难以实现。

【注释】

①主要有：胡训珉，贺建著：《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澳）布赖恩·马丁（BrianG.Martin）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版；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 2期；（澳）Brian G.Martin（布赖恩·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历史研究》，1992年第 5期；黄逸平:《近代上海帮会性质的若干变异》，《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6期；胡训珉：《旧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及其原因》,《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10期；胡训珉：《论上海帮会从暴发到暴亡的两次蜕变》，《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邵雍：《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

步骤2：设置目标航路，获取目标速度矢量、位置及辐射源(卫星)相对于接收机在大地坐标系下方位角、俯仰角。

③樊崧甫，（1894―1979）字哲山，浙江缙云人。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将，集团军副总司令。

④参见《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为Q130-66-24和Q130-66-25。

⑤“诱人入会者，谓之‘放飘’。”引于（清）左宗棠撰：《拿获会匪正法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刘泱泱校点，岳麓书社，2014年8月第1版，第403页。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骨折患者的围手术期中，运用针对性护理干预，不仅可以减少并发症，还能缩短切口愈合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⑥摘录于《洪帮五圣山社礼德堂志愿书》，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为Q130-66-23、Q130-66-24和Q130-66-25。

⑦有与天地会同源说、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哥老会为“啯噜”音转、哥老会是天地会与白莲教相互融合的产物。

白菜上的小黑点，用清水洗不掉。这些小黑点是白菜上自带的黑点。也就是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因为气候、土壤、缺肥或者多肥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白菜病，就像养殖的花草得病了一样。食用这种白菜，对人身体有什么伤害，目前还没有什么说法。不过不利于储藏，容易腐烂。

所以，年轻家长对家庭教育问题不自知，就会贻误对孩子的最佳教育引导时机。如果不能对家庭教育问题保持清晰的认识，及时检视家庭教育情况，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存在的问题就会成为家庭教育的隐患，成为影响孩子成长的隐患，导致外部因素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出家庭和孩子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虽然在进行增值税改革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切实结合国情，通过借鉴国内外税制改革的状况，选择合适的改革方式，取得改革成功还是指日可待的。

[2]樊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究其缘由，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洪帮“放飘”⑤的规模与范围是与该堂堂主有直接关系的。就河南、浙江、陕西三地为例来说，河南籍成员最多是得益于原礼德堂堂主明德的。明德为湖北人，长期在郑州陇海路局所办学校任职，“他发展组织，以陇海路员司为基础，旁及工商、文教各界。陇海铁路的副局长（如吴士恩）、工程师、段长、副段长、站长、副站长大都成为他的拜兄拜弟，不论哪方面派来的局长，遇事要和他商量。他可使全路罢工，不通过他，办事就不顺手。他的车上带人带货都很方便，运输有优先权，成了陇海线的一霸”[2]224。同样，正因为樊崧甫为浙江缙云人，所以在63名浙江籍成员中，有至少21名就为浙江缙云人。而在浙江缙云负责开堂的正是樊崧甫的弟弟樊仲明（字崧龄），其“曾任过缙云县参议会议长、浙江省参议员，是礼德堂执堂大爷。据他（樊仲明）说，曾在缙云开过一堂，结拜了二十八个兄弟”[5]121。如陕西，尤其是西安，则是樊崧甫直接利用其军委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查团主任委员的身份招收弟兄，并筹建了民生共进党西北执行部筹委会。

[3]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 [M].上海：档案出版社，1992.

欧阳橘红把玩具汽车和洋娃娃，默默地递给雷钢和雷红，明知叫他们不会答应，就没把小钢，小红几个字叫出口了，但她内心里，在痛苦地嘶喊着，小钢，小红，仿佛声声都沾着血丝，带着痛苦。她弯下腰，一手将雷钢和雷红揽进怀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5]樊崧甫.洪门在浙江活动的补充.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G].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

[6]樊崧甫年谱.缙云文史资料（第5辑）[G].浙江：缙云县文史资料编委会出版，1993.

[7][美]顾德曼著.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M].宋钻友译，周育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庇寒所以下月底结束、先后收容二千余人、定有五项善后工作计划 [N].申报，1947-2-9.

[9]我宪兵队下月开日、暂定驻防地区为名古屋、我境内日军民撤退计划下月完成 [N].申报，1946-06-23.

[10]户籍法规疑义问答（续）[N].申报，1946-08-02.

[11]周育民.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 [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3）.

[12]吴善中.晚清哥老会研究 [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3]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邵雍.哥老会与辛亥革命 [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3）.

[15]邵雍.近代江南秘密社会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急性肾衰伤患者分级：患者的急性肾衰伤分级根据全球肾病预后组织制定的急性肾衰伤进行判断，主要分为三期：急性肾衰伤Ⅰ期：血清肌酐值增加超过26.5 μmol/L，或者增加基线值在1.5～1.9倍；急性肾衰伤Ⅱ期：血清肌酐值增加基线值在2.0～2.9倍；急性肾衰伤Ⅲ期：血清肌酐值增加基线值在3倍以上。

[16]郭绪印.洪帮秘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