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庸往往会遮蔽一个人对生命的省思与观照，诗人却是能够在平乏的日常生活中获得某种反思与批判的人。林宗龙将观察的眼光投入生活的细微之处，他的诗歌正是借助于语言对已被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去蔽的书写。

学者伍明春通过对林宗龙诗作《所爱》的细读，指出其诗歌写作对青春话语的艰难突围。伍明春认为“对于一位自觉自为的诗人来说，青春主题的有效、透彻的表达，应力避那种常见的青春期写作的冲动与浅薄，而是要不断地寻求对既有话语模式的突围。[1]”而评论家曾念长则提出林宗龙诗歌中的“阴性写作”，他选择了诗集《夜行动物》中几首诗作，同样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认为林宗龙的“写作是一种具有女性气质的写作”，诗歌中充满了黑夜意识[2]。以上两位学者对林宗龙诗歌的解读虽都指出了其诗歌中较为独特的一面，但是纵观诗集《夜行动物》，笔者认为林宗龙诗歌还有着在当下诗歌写作中更为可贵的一面，即他在诗歌中从日常叙事走向形而上学的存在哲思，以超验与感应的诗写展现着他的诗性言说。林宗龙将语言铸造成意义的壁垒，向外抵御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精神困扰与命运忧思，向内平衡着现实经验迈向超验体验的隐秘意识的无限可能。这类诗性言说，成为凡俗命运观照的一面哲思镜像，折射出现代性的忧患与疏离，从而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迷乱。“这种现代性的迷乱之处就在于，它被挣脱现实的欲求折磨至神经发病，但却无力去信仰一种内容确定而含有意义的超验世界或者创造这一世界。这就将现代性的诗人引入了一种无从化解的张力动态中，引入了一种因现代性本身而成的神秘性。[3]35”诗歌一方面充满张力地展现生命形态的复杂，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对万事万物的神秘体验的表达。语言成为媒介，在审美与哲理的维度上，将诗与思合一，在即时的瞬间唤醒主体“人”的自由意识。针对“时间”主题的价值的质询与追问，诗意言说于他而言，是一种相异于理性人生的诗意审美态度，同时也是勘探隐秘心灵的另一种思想路径。

但是，这样的数据调整，并未实质性改变分项类别的营收和总毛利润，以“总毛利/营收”计算，2018新版本的真实毛利率依旧与2017旧版本相同，意味着这种调整是不彻底的。在此，有理由怀疑，这究竟是“善意”的调整，还是说本就是一本糊涂账呢？

就其独特艺术和思想价值而言，他的诗歌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又完整地同一于“诗性言说”这一文化与心灵的探索与建构。

一、孤独叙事

林宗龙的诗来自于日常细节，从现实的经验展开，但又聚集于形而上学的心灵追问。诗歌成为个体的一种存在方式，专注于精神之路的求索与探寻。在日常叙事的深处，他的诗观照自我与日常的疏离感和个体意义确认的可能。在一首诗里，不同主体的询问、对话以及自我言说，表现出文本的多处言说与意义揭示。因而，在他的诗中布满了至少两种以上的声音。这种复调性，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直观与深度灵魂的勘探。

林宗龙的诗写同时也是一种孤独生命的神秘体验，他通过自己对自然界万物的细致观察与敏锐感悟，体验到自然界其他的生灵的存在。“神秘可以被描述为在家中却具有异乡感、熟悉变得陌生或陌生变得熟悉的情况下生成的想法或情感。[10]”诗人往往追求这样的超验性并通过语言给予思想在场和确认，林宗龙写道：“日落前，最后一抹超验的微光，/会在深邃的时刻降临；/……你所见的，在镜面一般的水中，/又能够确认出什么？/当远处的混沌如同黑暗/再次席卷而来，意识还会如此准确？/……你在静物画中/忧郁的形象，是否是你辨认出/自己时，它在底部因真实而变得生机/尔后，它复苏，然后本能地/接受身边的一切，包括看起来/不存在的部分。”(《在晨曦醒来时失去的一切》)这束“超验的微光”像深刻的思想布景一样，让身心沟通与融并，超验之心与身体通感，在“深邃的时刻”慢慢化解“混沌”与“黑暗”，“忧郁的形象”与“不存在的部分”之间的打通、关联，正是诗性言说对凡俗生活的去蔽与自由确认。这种完全不同于经验的日常语言的诗性言说，正是超验的象征语言所敞开的丰赡意识与想象可能。

林宗龙的叙事，不故作高深，直逼现实和现场，但又表现出即时的形而上学的哲理特征，形成其日常叙事的“复调”话语，表现出日常现象的还原和内心探险的种种可能。

在《下雨之夜》一诗中，林宗龙试图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生活场景来表现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隔阂。“我能对你说些什么？……这些细微而深刻的存在触动了我。”生命中一些深刻的体验往往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这或许是语言表达的无力，但更多地不与外人言则是因为我们生来携带的孤独，尽管没有人可以逃离这种孤独。“在这下雨之夜，/我看见他，穿着雨靴，在出租房外的香樟树底下/望着我，深吸完一口烟，然后穿过/那些狭窄而潮湿的巷子。/这些幻象我并没有告诉你，”无意义的言说只会徒增更多的孤独，反而是沉默能够获得内心的少许平和。于是诗人将可以诉说的“幻象”隐藏了起来，让这一切只在自己的内心发生，“然后若无其事的说：/‘河中的鲟鱼，已经上了岸’”。诗人仿佛是洞悉人与人之间天然的隔阂之后，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从而将那些重要的、私密的话留给了自己。

从人的孤独到物的孤独是诗人的内心向外界的投射。在一首《废地》中，诗人以敏锐的内心体味着外物的孤立，还未建成高楼的废地弃置于野，凋零、颓废。“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着”，没有人再去关注这曾经的故乡，关注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孤独的场景”。外在世界的凋蔽照映至诗人的内心，激起了情感上的波澜，升腾而起的内在的孤独与外物的颓势相呼应，增加了诗人的孤独体验。因而“诗歌成为了一种行为，它非常孤独地将自己的梦幻游戏和魔力音调投入了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它在最后一个意义层面上所表达出的，是抽象的角色和张力，具有无法穷尽的多义性。[3]115”

多处出现的“孩子”犹如里尔克诗性言说中的“天使”，在诗人“我言”的自由抵达中，“孩子”的在场如同里氏“天使”提供了人间的另一种纯一与神性。他在《我的孩子》写道：“你玩具里的一辆洒水车/正贴着地面滑行而过。/它穿过了失去的部分：/褐色的湖，和你父亲手里的沙子，/那很可能只是梦的一个碎片。/……我的孩子，你玩具里的洒水车/在天空滑过时，变成一只黑翅膀的鸟/它不被我们理解的荣光正准备打开”，孩子的纯真与童趣，建构了诗性言说的存在价值与主体可能，尽管这种“滑行”有它的消解与虚无性，“穿过了失去的部分”，“变成一只黑翅膀的鸟”，在诗意“天空”捕捉“人”的瞬间慰藉与沉思。林宗龙的诗不仅源于生活经验与现实场景的多层交替，也源于关乎内部自我的价值省思，表现为诗中从现实向“荣光”的诗意质询与心灵期待，“孩子”不过是诗人“自我”的另一诉说对象与精神期待。

对现象的观察与呈现在林宗龙的诗中形成了一种形而上色彩的思辨。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为我们指出了诗所具有的思辨的一面，他认为“人们在观念中往往将诗与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对立起来。人们说‘诗和抽象思维’，就好比说善与恶、恶习与德行、冷与热。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依靠智力进行的分析和工作，要求精神在意志和精确方面所作的努力与诗不协调，诗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正在于天真的思想、丰富的表达以及优雅和幻想，这些特点使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诗。”[13]林宗龙在《想起酗酒的卡佛》一诗中，诗人在诗中与卡佛完成一次心灵上的对话，“我看见他酗酒后平静的双眼/他凝视着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等于一种悲悯覆盖一种悲悯”，诗人在卡佛这里似乎找到了一种情感的共鸣与对话的可能，将自我交托于一个精神上的偶像，而成就自我更为饱满的状态。在另一首诗《曙光》中，他写道：“天亮了，比任何一个沉睡的事物/我始终如一地钟情于你，每一天像白露一样不确定地存在/弥漫在桉树周围的曙光/开始泛起神的恩泽，”“天亮了”正与上帝所谓的神性之“光”契合，这个表达让整首诗进入了一种神性的话语体系，而“曙光”又呈现出某种不确定的、短暂的特征，词语在此营造了一种超验感应的氛围，在语言象征层面上开始出现了神圣性的在场，诗人所钟情的“曙光”泛起神的恩泽，最后他写道：“是时候忘却思想的沉重/是时候自我如初，推开木潹的门，隐藏在/纷拥而来的人群当中”，“是时候”的强调意味与其营造的精神氛围使得整首诗更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与里尔克《秋日》中的开篇“主啊，是时候了”形成一种文本上的互文，“忘却思想的沉重”，使“自我如初”，这便是诗人在灵性关照下对生命的审视。

“我会穿过你曾出现过的/教堂和店铺/甚至会忘了你是谁/也许那是风的另一种形式”(《另一个性别的我》)，这“另一个性别”是一种超验的心灵实体，布满文化与宗教意味的精神感应，也是个体经验的深度真相的追索与肉身之“我”的幻想和漫游。去性别化，还原事物现象，直逼意识深处的秘密与可能。超验的写作，并非完全出自虚构与幻想，而是不断在相异于现实经验的质询中接近世界与个体真相。“它的尽头，是长长的迷宫一样的走廊/我见过你从这里/消失……/而我依然一知半解地爱着/那棵梨树的假象”，这个“假象”在日常中呈现，在诗意言说中被颠覆、消解。他以否定性的“反讽”形成文本“刺点”，反观了生命之真与存在之诗的“我言”的意味。

他在《火车和船》也写到此类“孤独”：“我看着那艘船，/在其他事物的照耀下，/获得了人的形式，/船桨涌起的水花，是无穷的/虚无里无穷的孤独；/渐行渐远的马达声，/在暮色里像人的痛苦/越来越微弱；/那是我用我的方式，/在歌颂例外的我”，诗人自然无法逃脱现实的种种困境，但也极力疏离与规避，“船”与“人”的彼此感应，行驶的“浪花”与“虚无”的紧密相随。而诗人多次写到的“火车”则构成了人类精神困境的一种象征。现实中的火车是一种运输工具，将人从一个地方载到另一个地方去。作为工具的火车在诗中成为诗人内心世界情感的象征。孤独、痛苦的火车幻化成人形的船，因而有了“无穷的虚无里无穷的孤独”。诗人对火车采取了本体意义上的观照，赋予火车以灵性，使物与人产生对话的可能，并以此关照人类灵魂最为根本的孤独与痛苦。

超验与感应的象征主义写作，既是一种诗性言说的认知思维，也是人类心灵的通感与纯一，超验的语言推助了它的沉思性与哲理观照。

用规章管人管事 用制度治散治慢（鲍建平） ................................................................................................. 2-17

诗人在《火车上的流亡者》中自喻“流亡者”，动态的火车置换空间，使抒情主体“我”在直面死亡的阴影时有了对人的困境的悲悯情怀。“我坐上只有我的火车/像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安静的坟墓”，孤独、阴冷，火车成为一种困境，脱离其实体的意义，因而可以“透过黑暗/看见我的同类和易逝的事物”，黑暗意义迫使诗人对自身过往产生质疑，“高过一切你迷恋过的虚无”。诗人同时怀疑自己对“从空壳的船舱/走出来的人”的怜悯。人们陷入平乏的生活而变得麻木，“没有多余的表情”。“毫无生机的人脸，/沾着工业的暮霭和尘埃”，以冷漠对抗机器时代的冰冷。但诗人的书写并未停在简单的质疑与批判上，更为动人的力量在于，诗人试图在“废墟”上重建救赎的力量。“我未曾谋面的主，/收割着它们最后的光，/那曾经照在我身体上的神谕，/现在照着空无的万物”。他的诗性言说，成为一种独特“自我”的观照路径与现代意义，通过超验的内心自由化解日常的焦虑与困境，转化“痛苦”。如巴什拉所言，诗成为即时的形而上学[5]。“孤独”的“诗性言说”给予价值确认。

诗人无疑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体验是极为敏感的。在一首《日常》中，林宗龙写到“清晨买完菜，妻子和我/会从荷塘路经过。……这容易让人忆起/远方的朋友，以及火车上/发生的事”，这些发生在记忆中的事因为一个小小的契机而复现于诗人的脑海，诗人“惊讶于这流动的宁静”，也“无比欢喜于/这简单的日常”。这是一种往昔与当下的对比，也是现实生活与记忆之景的对照。正是在这样敏感的观察之中，诗人通过体验日常生活的琐碎，赋予了其审美意义上的诗化观照。

二、超验追求

林宗龙的“诗性言说”，是一种超验与感应的象征主义写作，即语言这样的功能趋于象征的价值与幻想特征。“诗的媒介是语言。语言蕴含生命之思。[6]”诗是一种道说，其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启迪。“正是语言把我们投向了语言能指的东西，它通过它的运作本身在我们眼前隐匿自身，它的成功在于它能够让自己被忘却，并在词语之外为我们提供进入作者思想本身的通道，我们因此在事后相信我们是与作者不用说话地、精神对精神地联系在一起。[7]”诗性言说通过语言唤醒人的自由与丰富的内心的勘探可能。他的超验性，表现为语言的通感处理，以及对宇宙万物的灵性感应与悲悯情怀。“艺术上的‘通感’特征，与诗的本质属性中的‘通灵’自然契合，创作者通过身心( 身体感官) 的直觉、幻想不断与世界( 客体) 形成一种平等、平和的心灵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以‘生命特征’为转义方式，其在诗艺形式上不自然地走向修辞意义上的‘通感性’。[8]”诗的通感特特与属性，正是诗歌超验的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象征和感应。他追求这种诗性和灵性的语言在场。通感的修辞在诗写中注重人的直觉体验的表达，“直觉表述转换成各种感觉，并发生共时、叠加、转移的联觉与移觉交织反应之后，最终完成诗歌的幻象化、超验性的通感诗写。[8]”

所调查医学生沟通能力总分处于14～84分之间，总分≥71分者即绩优组共246人，平均得分为（74.55±3.45）分；总分＜71分者即绩平组731人，平均得分为（57.73±10.19）分。不同性别的医学生沟通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专业、是否参加医患沟通课程医学生的沟通能力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诗人所写及的物成为一种脱离其实体意义的超验感应，“实物的不在场也比它们的在场具有更高的地位，在这里，实物也都只在语言中在场”[3]90，诗中所写的物也只在词语中存在，语言为物的在场提供了心灵的确证与表征。正如林宗龙在诗中写道：“神翻动着赠予我们的一切/在寂静的林间，/松果簌簌落下/真实而自我……整个秋天，松果簌簌落下/没有人来得及回应我的孤独”。(《松果》)神的在场昭示着万物的平等，诗人所体验的孤独也与他所在的世界的物构成对话的可能。在另一首诗作《芦苇》中，诗人写道：“铁轨附近的夜色里/湿地的芦苇，以及芦苇深处的软体物/我重新确认着它们/像在擦拭一件古老的物件/好像轻易地能触及灵魂的痛处/……我要靠近我从未靠近过的父亲/天黑时候/万物低垂的样子。”抒情主体所“触及的灵魂的痛处”是个人生命体验的质询和追问，也是试图接近乃至抵达外在万物的苦苦追寻，是诗人尝试与万物对话的诗写。犹如荷尔德林所言，“万物变得如此富有精神和力量，又如此相爱和轻灵，我们和所有生灵至乐地为一，犹如千万种不可分割的声音汇成一支合唱，飞越无尽之太空。[9]76”

林宗龙写了“黑暗”“梦”“坟墓”“困兽”“墓地”“岛屿”“孤独”等，这些极具否定性情感色彩的意象暗衬出诗人“忧郁”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否定性的体验，使他的诗从超验的意义上释放了诗学语言的诸多可能，丰富而多样化的意象表达不仅凸显了他丰膽的生命体验，也成就了诗的审美质地与思想意蕴。他在《梦的部分》中写道：“整个下午，奇怪的梦/都没有停止过……/我梦见我骑着一头麋鹿/在找一只粉色的羊……/父亲脱鞋的声音。/像一种习惯，他喜欢对着瓷砖地板/轻轻地敲着鞋跟，/我知道这个时候黄昏要来了……/好像是梦的部分，那群麻雀早已/和黑色融为了一体/……而坐在门口的小家伙，正一片片地/摘下鹅掌秋的叶子，像纸片一样撕碎/然后扔在地上。/他总是能快乐地找到/童年的玩具。”诗人写的梦境，却是生活的意识流，既与日常经验相关，又与超验感应相关，它们组成“梦”的神秘空间。他在识别各种色彩与形状的“梦”，“找一只粉色的羊”，父亲脱鞋与黄昏降临的联想，诗中的“声音”从日常细节转化为虚无的形而上学体验，“麻雀早已/和黑色融为了一体”，而“门口的小家伙”的玩耍情景赋予“梦”的苏醒意识：“他总是能快乐地找到/童年的玩具”，这些“梦”的碎片不断敞开自我，追寻真实的自我，组成主体的自由确认与自我反思，建构了他的生命意识与信仰维度。

随着土地集约化，高层或多层住宅楼带地库的建筑形式愈来愈多，这种建筑基础最初常采用筏形基础或箱形基础，因此防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工程探索，出现了独立基础加防水板下设聚苯板软垫层的基础形式。此施工方法的特点是通过调整软垫层，达到在竖向向下合力作用下，防水板的变形与独立基础沉降变形相对沉降差为零或最小，从而使防水板不承担或承担最少量地基反力。这种地基形式传力更简单、明确及费用较低。

作为一个对语言极度敏感而又清醒的诗人而言，现代性与城市空间的压缩，必然导致了诗意与自我的丧失，诗性言说的“我言”提供了另一种观照的视角与路径。或者说，因为自我的性灵展示，而赋予了人类“自我”的纯一性与文化价值。里尔克的《豹》表现了现代主体的生命困境与“自由”缺席的沉思。同样，林宗龙在《困兽之歌》中写道：“在围观的人群中，慵懒地伸着脖子，/它披着我黑色的外套，/眼睛里发出幽蓝色的火焰，/它朝天空嘶吼了几声，/我记忆的废墟瞬间涌了出来，/你就坐在一块大礁石上，/四周是无尽的海，但没有海浪声，/好像那些声音……只剩下无数个/孤立的小岛，像坟墓一样孤立着。/那些困住它的——即使你找到了源头，/同样也在困住你……我惊讶于/我竟然带着那只花豹象征性的嘶吼，/迎接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光。”“我”与“花豹”皆是现代芸芸众生的一个孤独个体，“人群”则是悖论语境的现实反讽。当现代社会的主体性被物质、消费与技术统辖的时候，人类的自由则处于缺席、放逐与异化的存在事实，每一个体都是“孤立的小岛”，而现实人生则是“无尽的海”，“像坟墓一样孤立着”枯寂与围困。“‘孤寂’作为艺术的源动力而存在，同时,亦是以‘人的’存在本真状态而逼真地关注命运自身，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诗写者，同时也是思想者，他的诗是语言、情操、哲思、大我与神性。[4]”诗人的超验直觉与超现实的幻想画面，展示了这种现代人心、人性观照的时代悖论。

在《消失的集合》中，他则通过“超验”之心将日常生活与灵性启示联结，从而，形成诗性言说的心灵与文化价值。他写道：“街上的人群，好像从蚁穴里爬出来/他们慌乱地看着彼此，/……父亲，当海水淹没了我寄居过的岛屿/那个幽蓝色一样忧郁的微粒，/始终在你叛逆儿子的潜意识里/像钟摆一样回荡着，/它说：我们以此出发并作为终点”，诗意言说的审美性在于超验所形成的魔幻与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情感与“我言”启示。林宗龙的诗总是能很好地平衡这种经验与超验之间所形成的语境张力，它们彼此感应与相互指认，在“象征森林”探求人类的精神族谱与灵性启示，这也与他在诗歌写作中对通感修辞的熟练运用不无关系。“通感诗写作为一种生命思维与哲学信念支撑着诗人与世界的联结与感应，诗人是‘象征森林’中成员之一，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彼此平等与对等对话关系。[8]”人群、蚊穴、慌乱、彼此、父亲、岛屿、幽蓝、忧郁、微料、叛逆、潜意识、钟摆……在“象征”的森林里，万物皆灵，互为彼此，这个“消失的集合”则是内心与现实的“超验”同一，而审美化的错指、强指，赋予了诗性言说的心灵秩序，以此唤醒彼此分离的情感与意识，诗语中的空白与跳跃的文本间隙形成了诗的灵性注脚与“集合”特征。

注：此为(当作“谓”)燕太子恨于秦王无穷，犹如易水之声也。夫勇士者，怀须其智，先立其功，荆轲虽决裂之心，临事因循，岂不劳而无功者也。[10]

三、神性意蕴

林宗龙的诗可以是语言深处的心灵探险，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歌是一种精神冒险的事业”，在他的诗中得到回应与确认，诗性、灵性向神性之间往往距离甚远，却又瞬间转化，不断净化与升华。“神性”的写作，他是诗性与灵性的推进与上升，不仅布满一种对人的悲悯与同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与哲学的合一。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的。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达到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11]。这种人类心灵的诗性言说，在他的诗中同时表现出一种温情的体验与柔软的批判，观照出哲思与神性的形而上学的心灵与文化价值，诗意的审美空间同时也变成生命事实性的真相与局限的终极之问。

现代性的困境与身体的缺席状态，加速了他对终极心灵的追问。这种现实语境通过“我言”的在场，不断迈向神性的终极追问。“雨的另外形式是消失。/……香樟和覆盆子，消解的你和我，/沿着神秘航线的货船，/不相关联的外物，/……当弯曲的雨又继续沸腾起来，/我感觉到：重要的东西正在失去。”(《雨夜》)，俨如里尔克式的“严重的时刻”[12]，林宗龙看到的是世上的焦虑与虚无，看到了“重要的东西正在失去”，在他看来，“消解的你和我”，与“弯曲的雨”形式上也都处于缺席与消失状态，事物之间本无关联，但却有灵性和神性的组合与聚集，相互衬托与沟通，他充满温情而智慧的耐心“道说”，通过诗的哲理规避了“我言”的晦涩与难懂，沉思于这种诗性言说的“我言”形式与可能。

这种“我言”必须是主体的返回与绵延的确认，其中自然烙上“孤独”印迹。“孤独是存在的本质，现代人不可摆脱的精神困境。如何克服它，而不是刻意遗忘它，孤寂的诗写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自我反思与升华的路径”[4]。在孤独生活与孤独诗性之间，诗性言说实现了对否定性的情感的升华与净化。他写道：“我开始在树林间穿梭/在离海很远的陆地上/我有一双你看不见的孤独/我到过墓地也到过天堂”(《纯色鸟》)，“孤独”，自然无法言说，但是诗意的孤独却是存在的忧思与智慧转化，“纯色鸟”寄托着诗人的超验幻想与自由意识，“鸟”的“穿梭”与飞翔，检阅了事实性的生命真相与局限：“墓地”，但是，这种幻想性的超验体验却导向了对“天堂”的神性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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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德格尔抛出“向死而生”的命题开始，“死”这一重要的诗歌主题一直折射出作为个体的生命在时间和空间向度上紧迫的追问，这种追问在诗的意义上指向存在之思的探询，也为人类找寻自我及主体性提供了可能。林宗龙在诗歌中也多次投向对“死”这样的人类否定性情感的意义追问。“越来越高的房屋，/挡住了一片金黄的稻田，我们在那里奔跑过，/我们在那里死去过。”(《梦》)面对曾经可以奔跑的乐园的沦陷，面对本为生命轮回的土地的失去，生命的重量在某种程度上变轻了。“一面镜子被打碎，一条通往自由的路/随意地弯曲。”(《梦》)当作为个体的生命被扭曲甚至失去自由之时，生命本身就会枯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林宗龙对“死”的书写是对个体“生”的关怀，是实践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向死而生”。

林宗龙的诗中“神性”在导引他向人类心灵深处挺进与追寻，“我听见了神的声音，在童年的灌木丛。/……我看见了星星。忧郁，歌颂……神的儿子，一定/来过这片土地。你一定记得：/那流逝的光，在马尾松垂下的枝条上/诉说了什么。——像神的声音，/始终那么温柔……”(《我听见了神的声音》)无论是在灌木丛的聆听，还是对星星的观望，都是诗人企图超越凡俗人生而试图抵达神性的努力。“神性的在自己本身中相区别的一，这奋进的理性的美的理想照耀着，理性的要求就不是盲目的，知道为何，它的用向。[9]79”显然，林宗龙在他的诗中自觉不自觉地移置了一个“他者”声音，而且极具“神性”，一个精纯、同一的“绝对精神”支配着他在瞬间完成形而上学的体验与沉思。他写道：“把那些词语/像木头一样烧掉/……在这重复中，看见/某个瞬间难得的光亮。/那是每次坐在江边的石阶上，/黑暗中的声音，会躲在雨水里，/轻轻摸着我的头。”(《黑暗中的声音》)焚烧的“词语”与“黑暗”对话、沟通，“他”仁慈而温和地“摸着我的头”，不轻易的暴力、动荡语言中的“瞬间”启示了这类“慈父”形象。与其说林宗龙的诗都是生命的形而上学的冲动与沉思，不如说，他在这种诗性言说中建构了一种灵性与神性同一的精神主体。在《冬至诗》中他写道：“回声机里一个蔚蓝的声音——/按道理，你应该扯着嗓门/回应我”，如此的纯粹与专一的诉求，则形成了诗性、灵性与神性的期待和统一，在“黑暗的声音”中找到生命的归依与“回应”。

在《引路》中，从“诗题”就可以读出这种精神实体的隐喻与象征的意蕴。“为了证实那些可能，你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继续引路。/从葡萄架子倾泻下来的月光，/均匀地照着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和我的身体来到了大自然/最隐秘的深处”，超验的直觉与灵感，让林宗龙在诗的“自由”意识中表现了语言的神性景观，显然，“身体”是沟通“大自然”与精神意识的生理媒介，也是勘探“隐秘的深处”的文化器皿。从肉身导向内部的心灵诗写，赋予了现实人生的“引路”启迪与“可能”，林宗龙的诗性言说，与他的地域文化与宗教背景相关，也形成了他的个人气质与写作风格，建构了诗、哲学与宗教合一和灵魂叙事、超验体验与神性写作的合一追求。

四、结 语

当现代生活被技术统辖与文化虚无侵扰之时，现实压垮了个体对语言的敏感与沉思。就诗性言说而言，诗歌则变成写作者的日常愤懑与苦怨抒发，林宗龙却在内心感应着凡俗人间、钻研着精纯与同一的生命“印迹”，也在日常世界勘探隐秘内心的种种可能。林宗龙就是这么一个“孤独”大男孩，能刻意避开当下流行的口语诗歌写作，又从同龄人的青春话语中突围出来，自觉地走向一种安顿内心秩序的写作，不失写作者的文化风骨与自由意识，在“我言”中获得了“自我”的独特签名与对缺席个体的观照与慰藉。“孤寂诗写成为敏感、深度诗人对当下文化、诗学本体探索的一种责任与方式，通过孤寂的诗写慰藉、启示遭遇孤寂的现代人的内心，召唤超越物质层面之后对精神思考的心灵。[4]”

第一，调整国有性质的资产管理体系。在这一系列的重组调整中，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为了确保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首先要考虑的是资产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尽量理清楚和政府的关系，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的可能。

林宗龙在语言的途中，进行精神探险与心灵矿藏的勘探。诗歌，成为诗意的自我融留与主体寄托，也是秘密世界的道说与沉思。诗歌，就是这么一个极具吊诡的通感文本与超验文体。他用海岛生活与诗意眼光去捕捉“超验”中“诗性、灵性与神性”的合一世界。

参考文献

[1] 伍明春. 青春话语的艰难突围——评林宗龙的《所爱》[J]. 文学教育，2013(4).

[2] 曾念长. 夜行动物一盏灯——林宗龙的诗及“阴性写作”的启示[J]. 诗探索(作品卷), 2016(4).

[3] 胡戈·弗里德里希. 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M]. 李双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 董迎春. 论当代诗歌的孤寂诗写及诗学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12(2).

[5] 安德列·巴利诺. 巴什拉传[M]. 顾嘉琛，杜小真,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2000: 79.

[6] 董迎春. 时代之诗的去蔽与可能[J]. 南方文坛，2016(1).

[7] 莫里斯·梅洛-庞蒂. 世界的散文[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

[8] 董迎春. 诗体通感与通感修辞——诗歌符号学之视角[J]. 当代作家评论，2016(2).

[9] 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文集[M].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0]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8.

[11] 海德格尔. 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9.

[12] 里尔克. 里尔克精选集[M].李永平,编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61.

[13] 瓦莱里. 文艺杂谈[M].段映红,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