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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我国古代神话编纂特征

更新时间:2009-03-28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风格奇特、独树一帜, 自古便被称为“奇书”。全书虽然不长,仅 3 万 1 千余字,内容却涉及神话、历史、天文、地理等多个学科,堪称一部上古时期先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最为人所知、最突出的是其神话价值。袁行霈对《山海经》给予了高度评价:“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1]35” 鲁迅也高度评价道:“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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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成书时间约在战国中后期至汉朝初期,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不详,亦非一人,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成为传世之作。成书时间虽然不早,其反映的神话素材却十分久远。神话早先多存在于先民口述故事中,产生、流传一段时间后,才被后人整理记录在案。《山海经》中的内容带有先民明显的思想特点,反映的内容应早于春秋时期。因此,作为我国古代神话集大成者、中国古代神话“第一书”,《山海经》能够代表中国古代神话特点,对其他神话著作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试从《山海经》出发,对我国古代神话编纂特色作一浅析。

一、编纂体例的复合性

神话编纂的体例多具有复合性。《山海经》便具有神话、地理乃至巫术(原始宗教)、历史的复合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该书曾长期被当做地理书研究和使用。在《汉书》中,班固列《山海经》于形法家,所谓的“形法”即地理学;东汉时,明帝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作为治水的参考和指导;一直到《隋书·经籍志》中,还把《山海经》作为地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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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距《山海经》成书日期已久的魏晋南北朝,“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10]12”即使到了唐朝,小说脱离了历史,完全发展为文学创作了,带有实录性质的志怪传统也并没有中止。清《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中列小说家,分杂事、异闻两类,其中异闻存目部分收录唐以后作品85种,其中过半以史书体例编就,亦曾作为史书被引,但终被考为带有神鬼色彩的虚妄之作。直到清朝,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均秉承着笔记小说“志”的实录传统。正如茅盾所述,神话“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11]”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神话伴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认识的拓展,呈现出与地理、宗教、历史、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复合性,并始终带有“实录”的特点。

活动引导式教学依据各部分教学内容的要求设计教学活动,并利用实践环节,将课程理论知识与工业界的应用情况联系起来,重点加强对实际应用有价值的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的训练。通过设计教学任务的方式,让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进行知识的应用和总结,最终提高其总体知识水平和知识应用能力。

《山海经》的地理书性质,其实早就受到过怀疑。司马迁曾提出:“至《 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4]”《汉书·张骞传》赞语中,班固评《山海经》为 “放哉”[5]。明代的胡应麟明确推翻了自汉以来对《山海经》的定性。“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6]276”清代纪昀主持编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放入子部小说家,列为异闻类之首。近代学者、历史地理学创始人顾颉刚认为《山海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书,是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材料,其中很多描述虽然随着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被推翻,但囿于先民的认识,不可求全责备,且其余部分依然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2010.。按照茅盾的观点:“山海经既是小说又不是小说,既是地理书又不是地理书,是初民知识的积累, 包括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对于自然界的认识。[7]4”这一提法是对其复合性质的最好阐释。

较之于地理书的复合性,《山海经》巫书说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鲁迅明确提出,“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盖古之巫书也。[2]18”书中多次出现对不同的山川、河流神的描绘、记载,并详细说明了相应的祭祀仪式、要求,类似祭祀的操作指导。

对于《山海经》的历史价值,亦有颇多论证。张之洞将《山海经》首次列入“古史”,与《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并举[8]。梁启超也提出:“《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9]

其他神话亦多与历史、哲学复合。吴组缃提出:“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10]12”“历史化”是我国原始神话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在西汉正式完成,《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即是这一进程的代表。而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神话”记载,虽然也带有神奇色彩,但与整理传说古籍成章的《五帝本纪》有着本质性区别,属于有意为之的把人“神话”,是统治阶级编造的故事,目的是显示其统治的“天授”权威性。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是一部总结了杂家思想的哲学著作,但同时也是重要的神话集。袁行霈评价《淮南子》道:“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1]35

神话编纂体例的复合性,与作者/编者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即对神话故事性质的认识。事实上,神话作者/编者多认为神话故事有其真实性,因此是本着“实录”的态度在对其进行写作编纂,因而带有明显的类真实性。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已散佚,包括《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包括在内。不难看出,作者是以地理学观点在分类进行编纂,且考其具体篇章结构,《五藏山经》下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西山经》,其余各篇均按此体例编就,俨然一部标准的地理知识专著。

二、小篇故事的结集特点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the 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 ofChina(No.51475020)and the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No.2014CB046400).

我国目前高校对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一般都是理论大于实践的,特别是对于安全工程管理这一课程的学习,一方面,在进行实际管理规划之前,的确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管理知识培训,否则的话,根本没有管理工作进行的可能。另一方面,就安全工程管理来说,其本身就十分繁琐。在进行安全工程管理规划之前,必需要先到现场进行勘测,而且要对相关单位的安全措施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但是如果学校要使学生进行实践工作的话,会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学生能够进行实践操作;其次,很多建设单位对于这种实践活动是十分排斥的,他们往往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的想法,拒绝学校的实践活动。

以夸父逐日神话为例,见于《海外北经》,全篇775字,其中关于夸父逐日的记载如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12]”仅47字。其余如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羲和生十日、后羿战凿齿、帝女尸化草、女魃战雨师风伯等,长者百余字,短者仅三十余字。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10]12。作为小说开端的神话,这种篇幅短小的特点对小说体裁影响深远。如载于《淮南子·天文训》的中国古代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公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长者九十余字,短者仅27字。

目前可见的长篇神话故事,最早者当列于今所见汉人小说。《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异闻类载汉人小说5部,即《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均为伪托,实应为魏晋文人仿制。其中,假托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完全模仿《山海经》体例,短篇神话夹杂于地理记载之中。其余三部则杂糅历史与神话,篇幅较长,但如前所述,这些长篇故事都是作者按史书写就,虽然后来被考为虚构的小说,但更多地秉承着史书创作传统。

及至魏晋,鬼神志怪小说进入了繁荣期,作品众多,蔚为大观。根据题材和主题,鲁迅分魏晋鬼神小说为三类,即文士传鬼神、释家明因果、方士行劝诱,其中以文士所作为大宗[2]43。《隋志》有《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原书已散佚,今于《太平御览》中可见征引于其中的“定伯卖鬼”、“望夫石”等,皆为独立的短篇故事。干宝的《搜神记》堪为魏晋文人鬼神小说之代表,原书已佚。今天所见的版本是胡应麟从《法苑珠林》等类书中录出的辑本,分为20卷,共464则故事,皆篇幅精悍,每则不过数十上百字。其余有代表性的如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托名祖冲之的《述异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属于释家的颜之推《冤魂志》,道士王浮的《神异记》等,有的虽原书已散佚,但从后人辑本可知均为短篇辑录而成。

唐代小说和唐代诗歌一样,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虽然主题依然集中在奇闻轶事,多涉神鬼,但和之前相比,创作者有了独立的创作意图和日渐成熟的创作技巧,进入了小说的文人独立创作阶段,“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6]363”这一时期的文人小说称为“传奇”,艺术水平大为提高,故事瑰丽曲折,篇幅较为漫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传奇虽然情节多有离奇古怪之处,但更偏重于采鬼神素材为己用的文人原创小说,即袁珂所说“用了一些神话素材,编写为神话故事”[13]。不同于之前以“实录”为特点的志怪小说,是为了创作而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小说。

《山海经》里神话故事篇幅短小,且杂糅在地理学描述中,篇幅短小是我国神话的普遍特征。

宋朝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并容释道二教,因此仍多神怪故事。宋初,李昉﹑扈蒙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专搜汉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含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可见当时此类题材之盛行。 宋人所撰志怪,著名者有张君坊《乘异记》、张师正《括异志》、聂田之《祖异志》、郭彖《睽车志》、洪迈《夷坚志》等,虽语句平实,较唐人传奇缺乏文采,但均回归了短篇笔记小说的体例。同时,市井中的俗文学——平话(白话小说)兴起,其中的“小说”有别于“说史”(长篇通俗历史小说),篇幅较短,专讲“烟粉灵怪传奇”,著名集子有《京本通俗小说》。

明清两代虽以章回小说为一代之文学,且产生了《西游记》这样鸿篇巨制的神魔小说,但短篇神话小说仍蔚为大观。明初即有文人开始仿晋唐小说,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到明末弥漫天下,以短篇居多,风格简略荒诞。清朝产生了以《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志怪短篇小说集,迎来了我国古典神话小说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聊斋志异》用传奇手法创作志怪小说,故事多简短,篇幅不长,风格更近六朝志怪,此书风行近百年,脍炙人口。后纪昀欲出其上,著《阅微草堂笔记》,仿宋代笔记小说质朴简淡文风,辑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各种奇情轶事,体例与《聊斋志异》相仿。

综上所述,无论从数量的广度还是从时间的长度,在我国古代神话界,短篇故事的形式始终占据主流。

三、图文并举的辑录传统

《山海经》据图为文、以图立说,原图是存在过的,但在唐朝前已失传。梁武帝时,画家张僧繇曾根据文本绘制《山海经图》十卷。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列的“山海经图”和“大荒经图”于97种 “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北宋画家舒雅根据已破损的张僧繇图,重画《山海经图》十卷。北宋画家郭熙的儿子郭思也有《山海经图》。遗憾的是,这些较近原图或者说较多受到原图影响的图卷如今也已亡佚。

晋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二卷。郭氏在为《山海经》作注时也出现了“在畏兽画中”、“今图作赤鸟”等描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晋既得汲冢书,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2]23”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中有“流观山海图”的句子,被一致认为是《山海经图》存在的证明。考今日《山海经》文本,明显可见表示方位、形态的记载,如《海外西经》:“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大荒东经》“(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

今日《山海经》以纯文本的形式呈现于世人眼前,但考其源流,文字只是其中一半,另外一半——山海经图,是客观存在过的。《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神话作品,虽然原始的古图已散佚,但图文并举的辑录传统在神话编纂、乃至整个古典文学领域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今可见《淮南子》同样只有文本,但曾经也可能有过插图,且是继承了《山海经图》。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中指出:“《淮南子·地形训》云,自西北至西南方,起修股民、肃慎民,此文正倒。知此经是说图之词,或右行则自西南至西北起三身国,或左行则自西北至西南起修股民。是汉时犹有《山海经图》,各依所见为说,故不同也。[19]

由于《山海经》最初的地理书性质,《山海经图》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地图。马昌仪指出,古代地理书常有地图为依据,是据图为文之作[15]。更有学者认为,不仅《山海经图》是地图,而且是先有图后有文,文本是据图而作,是图的说明。图上怪物是象形图画,是地图符号,应该以“地图符号”而不是以“怪物”形貌去解读《山海经》[16]

根据《山海经》的巫书特点,有学者提出,《山海经图》乃巫图。袁坷认为,《海经》部分本以图画为主,其载神怪异人种种,应该体现了古代巫师祭祀、招魂的具体内容。开始可能只有图,对于图的解说本来依靠巫师根据祖师传授的内容,甚至自己临时编凑。渐渐有文人把巫师的口头标书内容记载整理下来,作为对图的解说。因此,在《海经》中可见“两手各操一鱼”这类的描述,见得确实是说图之词[17]。这种观点是较可信的。

中国古人著书,重视图的作用,或“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尤其是在神器诡谲的神话故事中,图像神话更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当代学者王倩认为,“作为一种物质遗产,图像神话具有实在性,它所表述的故事场景具有可视性,这一点比文本更具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图像神话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系统,通过具象化的故事情节来达到构建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意图。[18]

正如文字的流传有传承,图的流传亦如此,在变异中继承了一些原来的部分,亦有添益。可惜的是,由于图像资料搜集、考证的困难,今天无法得知哪些部分是原图、哪些部分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添附的。直至民国时期,各种配图的《山海经》依然不鲜见。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就描述过他幼年所见的带有插图的不同版本《山海经》:“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 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14]”不难看出,其中第一种配图《山海经》是时人根据文本绘制的,较为粗陋,第二种制作更为精良,一定程度上保有古图遗风。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和直观,并且从几何上可以证明,即使改变纵横向的作图比例也不影响最终的结果。但两口井不能相距太远,否则会因地层的厚度和倾角发生较大改变而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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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图文并举便成为中国古代叙述独特的现象,在神话小说领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尤其到宋元以后,几乎成为小说类出版物的标配。鲁迅在《连环图画琐谈》中对此有所记载:“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20]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图已经发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插图,如当代学者张玉群所说:“文学插图的艺术独立性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这个‘原作’基础上的,离开了‘原作’,插图便失去了本体意义,只能是一幅普通的图画作品。[21]

四、分章列条的编排方式

中国古代神话从以《山海经》、《淮南子》记载的原始神话(狭义神话)起步,逐渐走向广义神话(仙话、传说)。神话集编排方式却始终秉承着分章列条的原则。

由于早期神话的复合性质,若严格考《山海经》《淮南子》中神话的记载,应该说是散见于这两部“地理”“哲学”著作中的。正如茅盾、鲁迅的观点,“神话的材料……却散见于古籍甚多”[7]1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2]18”此处的神话特指原始神话(狭义神话),并不包括魏晋以后的志怪小说。神话虽零散存在于这两部集子之中,但两书的编排特点及对后世神话集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山海经》首先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大部分,原为四本单独的书。其中,《五藏山经》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外经》分《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经》分《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经》分《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每篇经文均分若干条,一条为一山或一水的记述,其中的神话也每为单独一条,以神话发生地所在位置编排其中。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认为,实现这个总要求,关键在于推进乡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本土居民的生活、生产、生态、生意齐发展;建设优美的村户环境,传承良好的家风家训,形成有效的乡规民约;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不仅让农民口袋富,还要“脑袋富”。而实现“脑袋富”,就要在乡村地区兴教育、续文脉、集器物、修志书、承技艺、革旧弊。

《淮南子》著录21篇,为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墬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氾论训、诠言训、兵略训、说山训、说林训、人间训、修务训、泰族训、要略,按照哲学著作以主题分篇,每篇独立为文,围绕主题展开论述,神话多以论据形式罗列其中。

及至魏晋时志怪,已成立意明确的笔记小说集,其编排依然秉承了这一原则。干宝《搜神记》原书分篇的结构布局不可考。《搜神记序》尤存,言其创作编排宗旨曰“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会聚散逸,使同一贯”“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原书应是八个部分,包含感应、神话、变化、妖怪等[22]。今本是明胡应麟从《法苑珠林》等类书中录出的辑本,以类相从,符合干宝的编写体例。分20卷464篇,每篇单独成文,有独立标题。这种体例较为成熟,后续许多短篇神话均类似。《睽车志》分6卷,一则故事为一条。《括异志》分10卷,每卷十数篇,每篇单独成文,有独立标题,与胡应麟的辑本《搜神记》完全相同。直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依然延续着这种体例。

五、结 语

马克思指出, “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23]”中国古代神话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虽然中华民族重实际而轻玄想,儒家孔教不言鬼神,相较于其他古典文学文化成果,神话多有散亡,没有形成系统的大型民族神话史诗,但依然保存着数量可观、熠熠生辉的素材,可以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媲美。其中,《山海经》作为我国原始神话的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集子,其编纂特色在整个神话文学领域中既有代表性,又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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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悠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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