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军民融合是世界军事工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促进国防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兴国之举、强军之策[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的指引下，军民融合被确立为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国家战略。2017年1月，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从顶层设计上标志着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上升至国家核心战略的新高度[2]。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3]，进一步强调了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意义。

受政府的号召，军民融合一直是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目前学者们关于军民融合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在宏观层面探讨军民融合的思路和路径，包括其他国家典型军民融合方式借鉴[4]、军民融合发展体系建设和道路选择[5]等；二是关注军民融合的实施效果及评价，包括对军民融合影响因素的分析[2]、建立军民融合的评估体系[6]等；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化，研究也由宏观层面逐渐细化，第三大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军民融合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例如对管理参与军民融合社会主体行为政策[7]、科技服务机构运行模式[8]等的研究。

通过研究现有文献发现，在军民融合战略推行的十多年来，其在某些产业领域较为成功，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兼容发展，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前进[9]；而在其他领域，军民融合战略却遭遇阻隔、难以切实推行[10]。那么，有利于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产业特征究竟是什么？其运行的机理又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顺利推进军民深度融合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增强国防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

无人机是一种以无线电遥控或由自身程序控制为主的不载人飞机。由于其不仅能够在军事和国土安全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更能在地质测绘、气象减灾、电力巡查等领域发挥独特功能，在军民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中国自无人机产业诞生以来，军用无人机与民用无人机产业一直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11]。而近年来，随着军民融合战略的逐步深化，无人机产业更是得到了突破式的发展，并成为贯彻军民融合的典范。

(2)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传统的课程教学中，，当学生受课时限制在课内无法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内容时或当选修课与其他课程有冲突时，学生在课外无法继续进行学习.真实的网络学习平台提供案例的操作步骤，让学生在课下也能继续完成课内未完成的作品.

尽管如此，目前学术界尚未针对无人机产业何以在军民深度融合方面取得成功展开系统的调研。因此，本文将对无人机产业进行文献梳理，从中总结出中国无人机产业军民融合的经验，以为其他产业的军民融合提供借鉴，为实现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二、无人机产业发展概况

中国的无人机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并在60年代中后期投入研制[12]。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由于历史原因，其研发工作几乎完全依靠中国自主进行，发展进程缓慢[13]。但正因如此，中国无人机产业积累了厚实的技术经验，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爱生技术集团公司，国内企业如大疆、零度智控等大都发源于科工系统高校及军事院所[15]，可以说，民用无人机产业正是从军转民中诞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和全面落实，“863计划”“973计划”等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建立，中国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各领域技术得到全面进步，为无人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4]。尤其是在军民融合战略的推动下，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企业主动进入无人机市场，使得无人机生产研发力量大大增强，无人机产业加速发展。目前，中国无人机产业在机种上已经形成了谱系全面、种类齐全、功能多样、适用范围广泛的较为完备的系列。在技术上已具备自主设计研发低、中、高端无人机的能力，且性能指标不断得到改善提升，部分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产业链上已经基本形成了配套齐全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体系[15][16]。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军用无人机和民用无人机各占据半壁江山。

1.军用无人机行业发展概况

军用无人机具有作为靶机、侦察监视、实施干扰、对地攻击、通信中继等功能，在军事训练与战争中有着独特的作用[12]，是近些年来陆战、海战、空战、天战中的重要角色。与载人飞机相比，其具有体积小、造价低、使用方便、对作战环境要求低、战场生存能力较强等优点[12]，成为21世纪各国大力采用和推广的军事装备。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自主研制无人侦察机[17]。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的无人机项目近几年来发展迅速，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不断拉近。目前，中国在研和在用的军用无人机型已多达上百种，包括“翼龙”“云影”“风云”等系列高端无人机[14]，且跻身世界军用无人机前三大出口国[18]。

麋鹿小姐的期待是酒刀先生。她最喜欢看他开酒。骨节分明的手指握着瓶颈，恰到好处的力度，就像表演一场魔法秀。警惕而顽固的瓶塞，像守卫的小士兵。遇上不对的人，宁愿粉身碎骨，不求全身而退。可在他的手中，却格外顺从地把自己守护了一生的琼瑶佳酿，心甘情愿地呈上。仅这一幕，就足以让麋鹿小姐微醺其中。

2. 民用无人机产业发展概况

数学全息定义和非全息定义的教学目标是不同的．按照布鲁姆的认知水平的层次(“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来分类.数学定义的教学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目标、中级目标、高级目标．本文将“运用”分为三个层次，即“很简单的运用”(相当于直接运用或直接套公式)、“简单运用”(包括逆用、变用等)、“灵活运用”．全息定义教学的初级目标是达到“记忆”、“理解”、“很简单的运用”等层次的要求，中级目标是在达到初级目标的基础上还应达到“简单运用”、“分析”层次的要求，高级目标是在达到初级目标和中级目标的基础上还应达到“灵活运用”、“评价”、“创造”层次的要求．

相比于军用无人机产业起步晚、距发达国家仍有较大距离，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位于世界领先地位。据统计，2015年，中国无人机销量约9万架，消费级无人机产品销售规模达到23.3亿元，预测到2020年，年销量将达到65万架[21]。同时，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无人机出口总额不断增加[16]。光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企业就占据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的70%[22]，这意味着全球每卖出10架无人机，其中至少有7架来自中国[23]。

近年，随着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战略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范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立法部门众多，法律法规系统性较差”[1]，规范间不但难以协同，甚至“杂乱无章”，例如：不同规范使用“网络信息安全”“信息与网络安全”等不同基础概念。2015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将网络与信息概念并列使用，但是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分别使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等概念，但是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区别。

三、无人机产业的军民融合机制

军民融合包含“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两用”三个方面。“军转民”指将军事工业由军事专用性的科研生产转向民用科研生产并推向市场；“民参军”指将民品研发生产中的资源、要素配置到军品研发、生产领域，直接或间接为军队建设提供产品和服务[1]；“军民两用”指的是一些科研生产既可用于军事领域，又可用于民用领域。在无人机产业的军民融合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这三种方式。

1.“军转民”模式下的无人机技术扩散

20 世纪的后40年,中国无人机主要用于国防军事用途，为武装中国军工武器装备防御外敌，民用市场基本还未形成[24]。这种军用化发展模式一直延续到80年代，才开始走向民用化的发展道路[20]。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北工业大学率先开启了民用无人机的开发研制。其作为最早从事军用无人机研发的院校之一，从50年代末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小型无人机研发，研制出包括ASN系列在内的多种无人机型。1982年，为实现战场监视功能，机身可搭载无线电系统、航空照相机及电视摄像机的ASN-104(D-4)无人侦查机研制成功。该机在1985年投产使用后被首次应用于民用航空测量勘探，开启了无人机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标志着民用无人机产业的诞生。同时，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研发机构率先进行了科研体制改革，成立了爱生技术集团公司，实现了体制上的“军转民”[20]。

对各处理中2017年全年茶青产量进行分析（图3），结果表明，随着施肥量的减少，F1、F2处理中茶青产量降低，CK处理中全年茶青产量为9082.28 kg·hm-2，F1处理中茶叶产量较CK降低4.6%，未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F2处理中茶青产量显著降低（P<0.05）。配施有机肥处理中茶叶产量表现为 OF1>OF2>CK>OF3，OF1、OF2处理中，施氮量相等的情况下，OF1、OF2处理中茶青产量较CK分别升高13.28%、2.5%，处理间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据宋琳等学者研究，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21世纪初)，民用无人机诞生并缓慢发展；兴起阶段(2008年—2010年)，民用无人机主要运用于灾害救援、地图测绘等专业级市场；腾飞阶段(2012年以后)，民用无人机发展进入消费级水平，迎来了爆发式发展[20]。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SPSS19.0软件统计完成。所有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两组分类变量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军转民”的模式有多种，主要包括院所自转、军工自转、院企联转、校企联转等[1]。前两种指军工院所或企业将科研成果进行自我转化，创办科技先导型企业；后两种指军工院所和高校与民营企业合作，以技术入股等形式成立合资公司。21世纪以来，国内科工系统高校和军工集团掌握着无人机的核心技术，他们对民用无人机研发领域的主动进入，为民用无人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军工领域通过上述模式将研制出的高精度、多用途的无人机系统通过技术扩散的形式推向民用领域，推进无人机领域的技术成果转化，实现“军转民”。

2.“民参军”模式下的无人机产业协同创新

“民参军”指民营企业在从事民品生产的同时进入军工生产领域，从事军品生产或为军品生产提供各种配套服务[1]。例如，北京正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无线移动数据传输设备、电子战设备和航电无线数传设备成功应用于无人机测控、航天返回舱检测、空空导弹系统等军工领域。此外，神舟六号载人返回舱图像与高速数据传输系统、某型飞航弹弹载图像与双向数据传输系统，都是该公司为军队服务的案例[11]。

由此可见，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无人机，都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快速发展的。军企的生产动力来源于军队需求，而民企则是为了追逐利润。无论对哪方而言，军、民分离的模式远不如军民融合的效益高、利润大，这使得军民双方都愿意进行合作，无人机领域的军民融合成为必然。

“亲近自然，亲近泥土”无疑是陶艺作品在当今的可贵之处，亦在当今也愈发成为了人们的奢求。当它出现于人们的活动空间时，便是将这么一份可贵的物质给予人们，让空间充满意义与欢喜。作为物质与精神融合的产物，其多样化的材料表达方式也符合大家追求特立独行和丰富的艺术风格。以极为自然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元素，慢慢融入空间环境中，点缀、装饰着空间，促成空间的自然化、艺术化和多元化。

3.“军民两用”模式下的无人机产品两用

“军民两用”狭义上指军用产品或技术无需进行二次开发即可进入民用领域，是军转民的一种特殊形式，广义上也包括可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民用产品或技术。

由于无人机自身的特殊性，中国不少无人机在设计之初就定位为军民两用机型。例如中航工业集团研制的翼龙中低空、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其具有较大有效载荷，可实现武器、侦察设备搭载，在军事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同时，为适用于民用领域，其配备大马力活塞发动机，相较于涡轮涡扇活塞发动机成本更低，维护保养方便[20]。还有AV-200型无人直升机，可以通过装载不同任务设备，应用于反恐防暴、缉私缉毒、遥感测绘、边境巡逻、农林作业、野生动物保护等民用领域。除此之外，该型号无人机也受到边防部队的青睐[11]。

四、无人机产业军民融合成功的原因

1.无人机需求巨大，驱动产业融合发展

由于当前作战方式的变革和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具有零伤亡、使用限制少、性价比高、隐蔽性好等优势的军用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在几次局部战争中，军用无人机的使用数量、种类和频次等都快速增长，各国对军用无人机的需求大大增加。预计未来10年，中国军用无人机市场总规模将达到240亿元以上，出口额将达到54亿元左右[26]。

而在民用无人机领域，当前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已出现“无人机+行业应用”现象。例如无人机在农林植物保护、电力及石油管线巡查、应急通信气象监视、农林作业、海洋水文观测、矿产勘探等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技术效果和经济效益[24]。此外，无人机在反恐防暴、缉私缉毒、海事监察、搜索救援、警务执法、交通疏导、空中指挥、森林防火等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预计到2020年全球民用无人机销量将超过400万驾，市场规模260亿美元，全球有超过500家无人机公司，中国超过130家[16]。

消费级无人机在近几年更是呈现出井喷式增长。Google、Intel、通用电气、高通等不少巨头纷纷开始投资无人机行业[27]，全球无人机市场空间达千亿美元[23]。而中国无人机企业凭借产业配套体系和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在全球消费型无人机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销售规模达11.3亿元[22]，除了大疆、零度智控等大型公司外，2016年，国内不下60家企业进军无人机行业，并推出了各自的无人机产品[28]。未来，消费型无人机的应用将不仅限于航拍和玩具，随着更多前沿应用的拓展，消费型无人机将可能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26]。

在车队向目的地上海行进期间，唐晓龙也有幸在路途中感受了自己觊觎已久的全新沃尔沃S90，尽管和自己的V70在设计、配置、操控方面有着很大差别，但唐晓龙试驾过后对S90很是满意，对S90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更是赞不绝口。从自己的V70走进S90，唐晓龙觉得自己像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但通过舒适的座椅、沉稳的转向质感以及方向盘上的标识，他依旧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这辆全新的沃尔沃视为潜在的购车对象。

在无人机产业，大量的民营企业参与了军用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例如，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是建国以来首个民营性质的总体总师单位。公司拥有军工四证资质，以军品研制为核心，军品业务占80%以上。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成立无人飞行器自主控制研究所。目前已拥有TA168、TD220和T333系列无人机产品，在研产品有T15K和T30T系列，并致力于成为国内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系统集成中心、军品开发中心和军援军贸中心[25]。

中国军用无人机研发主体有三大类：一是高校，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二是科研院所，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等；三是民营公司，包括威海广泰、南洋科技、星网宇达等[19]。

（2）若國主能肅温，又良哲恭清儉聖讓者，皇極建也。（《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2）

2.无人机专利分布多元化，推动军民合作寻求“最优解”

由于大部分军用技术在开发时追求高性能而不计成本，而民用产品市场对性能的要求没有那么严苛，也承受不了如此高昂的成本，所以大多数军用产品转为民用推向市场时需要对技术进行二次开发[1]，以降低产品精度，同时缩减成本和价格。然而，由于无人机产业的特殊性，不少专业级无人机的技术要求与军用无人机相差不大。例如，配备相机的AR200无人机，既可用于战场侦察，又可用于电力系统的巡检工作[20]，无论军用民用，都要求其具有续航时间长、数据传输快、实时影像质量高等特性，故这类军用无人机产品无需进行二次开发便可直接推向市场，成为军民两用产品。

国内科工系统高校和军工集团科研院所受益于几十年来国家科技情报、预研及研保投入、有人航空器系统设计研发经验溢出效应，掌握着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民营企业也已取得相关领域的诸多专利。据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 Innovation数据库进行的无人机专利分析发现，中国无人机专利分布非常多元，排名前十的申请人的申请量仅占全国总申请量的25%，专利申请相对分散地掌握在众多的创新主体手中，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等[15]。技术的分散促使军民领域展开合作，组合寻求“最优解”。通过军民技术转移，军民产业逐渐形成长久顺畅的交流机制和技术融合创新机制[29]，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都能引入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而随着无人机军民两用技术的互相渗透，军用产业和民用产业的产业边界也逐渐模糊，形成了军民深度融合的格局。

3.无人机与生俱来的军民两用特性，降低军民技术转化成本

无人机综合集成航空技术、信息技术、控制技术、测控技术、传感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多学科技术[23]，科技含量高，研制过程复杂，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数代产品不断迭代优化才能达到工业级的可靠度。其中，军用无人机对质量的要求十分苛刻，加工工艺、材料都是国家技术水平的最高标准；而民用无人机虽然达不到军用无人机的严苛要求，但需要在硬件、软件、算法、系统等方面构建起飞行安全体系，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对技术同样有较高的要求。

与生俱来的的军民两用特性为无人机产业的军民融合创造了契机。军工企业无需进行二次开发，也无需建造区别于军用的民用生产链，只需在产品设计之初，在保障军工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便可实现产品的迅速推广。这大大降低了军工企业的技术成本，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增强了军工企业主动进入民用无人机市场的积极性。对生产专业级无人机的民营企业而言，其产品和专利有很大可能可运用于军工领域，为其参与军事国防生产提供了路径。

4.模块化生产与智能制造，允许多主体参与生产研发

无人机产业拥有庞大的产业链条，包含飞行器、通讯导航、自动控制、探测器与传感器等部分[14]，涉及一系列生产制造过程。为了使无人机能够快速组装并执行不同的任务，做到一机多用，防止重复研制，节省维护保养经费，无人机生产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模块化结构，主要部件批量生产，各种机载设备、武器和传感器能够快速更换并具备即插即用功能[30]，这就为不同的研发主体参与一架无人机的生产制造过程创造了可能性。

模块化生产需依靠智能制造方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军民融合装备智能制造是基于制造全产业链的军民融合装备智能制造系统。无人机生产立足制造全产业链对军民融合装备制造系统进行智能化布局，依托“互联网+”实现军民融合智能装备制造系统集成交互，通过中央智能化信息处理和控制中心对军民融合智能制造实施智能化管理[31]。通过网络平台整合用户、原材料、生产设备、智力资源、物流运输等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实现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到配送、服务等全过程的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在对无人机研发、功能设计、零部件生产和设计等产业链进行细分后，每一部件、产业链部分都由不同主体负责，行业内最优资源得以高效整合，军、民领域众多企业的力量得以聚集，核心军民企业实现生产融合，相互渗透、协同发展。

五、讨论及结论

借鉴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从表面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推进无人机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其庞大的市场需求。由于市场的需求量大，民营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社会主体纷纷投入资源，将原本仅作为军用的无人机产品链，拓展到民用领域，形成深度融合的军民融合格局。那么，为什么其他同样拥有大量需求的军用产品无法达到相同的效果？归根结底，我们认为是由于无人机的研发、生产、销售过程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模块化的商业模式。

1.模块化的研发特征

无人机的第一大特征是其模块化的研发过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中国的许多技术只有严格符合要求的指定单位才有资格接触并进行研发。这些技术具有许多尖端科技的特征：很具体(具体到某一学科某一理论)，而且所需要投入的资源量大。而无人机的模块化研发过程将无人机复杂的产业链拆开成机身复合材料、载武器装备、操纵控制装备等模块，科研人员及相关机构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专注于他们感兴趣的某个技术模块进行研发，在其擅长的领域中为无人机的研发贡献一己之力。因此，许多无人机的相关专利被分散地掌握在众多的创新主体手中[15]，为无人机基础技术研发的扩散及溢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2.模块化的生产特征

无人机的第二大特征是其模块化的生产过程。无人机的基础生产原理不受有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限制，只有当所生产的无人机的用途涉及国家安全，所使用的技术涉及保密科技的时候，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才会对生产者的资格审查提出要求。因此几乎每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找到无人机的相关资料，并进行自主生产。近年来全国都掀起了“无人机热”，各高校随处可见大学生进行无人机组装与试飞，各种无人机大赛也多次举办。这种大众造无人机的形式加快了基础无人机制造研发的成熟，为无人机的有效制造形成了有利的条件，加快了相关技术扩散的速度。

3.模块化的销售特征

无人机的第三大特征是其模块化的销售过程。无人机的各种机载设备、武器和传感器能够快速更换并具备即插即用功能，因此商家可在基本构件的基础上将不同搭载设备分模块销售，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客户也可以单独购买某一设备并自行组装。例如，中航工业集团研制的翼龙，既可安装作为军事用途的武器，又可安装适于在市场中贩卖的低成本、易维修的发动机[20],使其能够在军、民用角色中自由转换。即便是使用相同技术的无人机，生产者仍可通过改变产品的技术内涵等方式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军用探查无人机生产者可以在降低摄像头的精准度后，将无人机当作商用观察无人机售卖给民众，在提高商家可得利润的同时降低其生产的成本，实现了军民两用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综上所述，无人机产业模块化的商业模式，使得掌握不同程度技术的个体、拥有不同国家安全级别或生产资格的企业、为不同目的而研发或生产不同用途无人机的机构等社会主体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进行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并将其用于商业用途，因而吸引了各主体的积极参与。在这个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主体互相学习，互补长短，使技术的扩散达到最大化，带动整个无人机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无人机产业的军民融合。另外，由于无人机的商业模式具有模块化的特征，各主体可以轻易地进行技术交换、互补，进行协同创新与联合生产。例如，只要军方有需要，民营企业可以马上生产大量的裸机；一旦军工企业在这些裸机上搭载上军用装备，这批无人机就可以马上从民用转为军用。换言之，无人机产业模块化的商业模式使无人机的生产及研发技术具备军民两用的特质，生产及研发者可以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其性质，从而实现了无人机产业的军民深度融合。

鉴于此，课题组提议，未来的军民融合发展策略，可以考虑将部分生产工序复杂、科技含量高的军用产品进行模块化分解后推向市场，邀请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这些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例如，中国的潜水艇目前主要是军用潜水艇，如果将潜水艇的制作及研发也模块化，让社会相关主体自主研发及生产各模块，鉴于目前有关市场尚处于空白状态，盈利空间大，必然会有大量有兴趣的社会主体积极投入研发及生产的过程中。如此就有可能衍生出中国未来发展所急需的大量民用产品，如打捞用途的潜水艇、科研用途的深海无人潜水艇、渔业养殖专用潜水艇等。等到潜水艇的模块化商业模式也到达无人机的规模时，军民两用潜水艇的生产技术及标准也必会随之产生，实现军民潜水艇产业的深度融合。

智慧教育代表技术变革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何发展智慧教育，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机遇。然而智慧教育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公民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概念提出后，在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得到广泛传播。其中在高等教育界，核心素养理念也起到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对于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来说，如何顺应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合理使用智慧教学手段，形成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智慧教学模式，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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