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然界的大雁飞行与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之间本来没有联系。在自然界，大雁随着季节的变迁进行长途飞行，它们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从不迷失方向，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大雁在迁徙过程中和谐有序、有章可循、乐此不疲，它们是靠什么做到的呢？其中有什么机理或奥妙呢？是否可以从中提取有益因素来治理混乱不堪的社会现象呢？1935年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对自然界大雁飞行形态(flying geese on the forms)现象进行分析后，将其引入到解释技术经济领域乃至国家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雁行理论”(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1]。大半个世纪以来，其分析方法和结论一直受到研究者称道。雁行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在不同国家某一产业伴随着产业转移先后兴盛衰退的现象，以及同一国家不同产业先后兴盛衰退的过程。当前，烧结炼铁原料工序承载着钢铁企业降本增效、资源与能源的高效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提出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提升炼铁原料生产技术水平”的战略。本文拟借用雁行理论的思想，从理论上、技术上将烧结厚料层生产工艺与大雁迁徙现象作一番比较，以期从管理制度上寻求推动技术发展的对策。

（3）冷启动问题。对于PoS共识机制而言，持币量和持币时间的增长会降低挖矿难度。因此在PoS共识下，初期持有代币的节点更加倾向于不进行交易，以获得挖矿利润。这就会造成代币不流通的问题，系统的启动较为困难。

二、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推广可以从雁行现象中得到启迪

(一)大雁迁徙现象与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之间的相似处

人们通常会问：大雁为什么要群飞而不像鹰那样单飞？这个问题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整个雁群排列成V(人)字形，比每只雁鸟单飞时，至少增加71%的飞行距离[2]。若是单兵作战，自身缺乏休养生息，无后继力量替补，一只再好的大雁也飞不了多高多远。联系到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上，首先，各个环节都需要抱团前行，在前进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都要历经风雨洗礼；其次，都需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第三，都需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大雁在飞行时如何降低能耗，如何做到和谐高效前行，如何排除万难，体现在技术推广上，就是要追求投入产出比，用可靠的理论、精湛的技能、娴熟的管理优化烧结矿的生产质量和技术经济指标。这些共性说明大雁迁徙现象是值得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者认真观摩、学习借鉴的。

由图1可以看出，酶解液多糖以相对分子质量100 kDa以上为主，含量达63.32%；其次为分子量小于10 kDa的多糖，含量为19.96%；相对分子量30～100 kDa及10～30 kDa之间的多糖含量相当，分别为8.4%和8.32%。此外，不同分子量的超滤膜对灵芝子实体酶解液多糖的截留率差异显著，随着膜孔径的增大，多糖截留率降低。其中，10 kDa的超滤膜对多糖的截留率约为80.12%，而30 kDa和100 kDa的超滤膜对多糖的截留率分别为71.83%和63.32%。

与雁行理论描述的自然现象不同，厚料层烧结是一门经济适用的技术，有其内在的运作机理和发展过程。烧结生产是炼铁生产前的一道工序，生产出来的烧结矿是高炉炼铁的主要含铁物料。烧结工艺经点火烧结、高温熔融粘结成块、破碎、冷却、筛分的一系列过程犹如大雁飞行，一环紧扣一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厚料层烧结是随着改革开放从国外引入的一门铁矿造块生产工艺，代表先进烧结工艺的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更是集工艺、技术原理、管理为一体的系统工程。两者的系统性说明，从雁行现象中分析和提炼出对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有价值的启示是有可能的。

宝钢引进烧结技术后，历经消化移植、改造创新，建了扒、扒了又建的过程，走了不少弯路，作为国企，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冤枉花掉了很多真金白银。宝钢在与各种风浪搏击中成长，在我国烧结技术领域中，从“雏雁”成长壮大成为目前的领头雁。20世纪90年代初，在宝钢对引进的1号烧结机“动手术”时，就意味着这只雏雁翅膀开始练硬，有了赶超行业领先地位的壮志和一定的实力。若当时就从理论上将开发出来的具有完全自我知识产权的优化技术作为指导，会使这只领头雁飞得更加轻盈，技巧更为娴熟。遗憾的是，宝钢走了弯路。作为业内翘楚，宝钢即便不被视作“领头雁”，技术上也起着引领作用，然而宝钢却没有重视厚料层烧结优化新技术，至今还是在要素投入规模化的惯性路径上前行，没有从优化技术方面进行突破，失去了能够寻求更为理想的发展方向的机会。同时国内其他钢铁企业烧结机的新建和改造也不注重向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方向发展，而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朝着扩大规模效应的外延式方向前行，靠拼设备、拼产量，讲效益、上规模发展。至此，再难以出现一个可以引领新发展方向的后来者、创新者也就不以为奇。

在科学家眼里，“工业味精”“工业黄金”……这些称呼如今已不能完全阐释稀土在当下和未来对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稀土元素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能源、轻工、环境保护、农业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稀土的使用可以大幅提升雷达导航、导弹制导、战斗机等武器的性能。可以说，稀土的作用无处不在。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未来稀土材料在新能源领域也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头雁的飞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雁阵的命运

我国具有悠久的贸易传统，从古代与两河流域五谷六畜的贸易往来，经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明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今天的人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这种国际贸易行为的动力，而在历史上靠的则是类似头雁的代表性事件或人物的本能，或对事物本质的透彻理解得到弘扬，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等等。

厚料层烧结技术虽然至今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但还是处于成长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宝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起着引领我国这门技术发展的“领头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宝钢烧结投产成功后，以宝钢为代表的大机型、厚料层的烧结模式就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使国内烧结生产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至少缩短了20年的追赶距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年产人造块矿量6000万吨(含球团)、重点钢铁企业共拥有79台烧结机，总烧结面积约为5300 m2(孙君泉、孙济中，1982)。进入21世纪后，全国已有264台烧结机，总面积上升到14519m2，平均每台烧结机面积上升到约55m2(梁雪梅、朱德庆等，2000)，平均料层高度达到400mm左右。据2007年的统计，我国先后在宝钢、鞍钢、武钢等地建成了180m2～495m2的烧结机及其配套设施72台套，而且料层高度猛涨，有的高达800 mm。全国烧结面积迅猛扩张到221216m2，烧结机单台平均面积为295m2(唐先觉，2008)。烧结料层高度也在不断刷新，宝钢、武钢、太钢、莱钢的烧结机料层都超过了700mm，有的高达800mm，某些精矿烧结的试验厚度还达到了900mm[5]。但遗憾的是，这些新建、改建烧结机的项目以原料吃百家饭为托词，共同忽略了Voics透气性指数的统计规律，置优化技术于不顾，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宝钢一期工程改造中已获得的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让其束之高阁。在之后的各项工程中，也没有一个钢铁企业领头，没有运用优化技术进行烧结生产的挖潜革新。用大雁在飞行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来解释，在没有新的头雁脱颖而出、指明道路之前，雁群沿着原有的惯性飞行，路径不会轻易改变。这一事例一方面说明钢铁企业中“领头雁”作用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如今国家抓供给侧改革，不是一味追加要素投入，而是强调通过结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多么重要。

三、如何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向大雁飞行学习

“大雁高飞头雁领”，头雁起着引导雁群飞行方向、保持整体匀速前进的作用，头雁的飞行技巧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雁阵的命运。我国钢铁厂最多时达上万个，呈现出散、乱、杂的特点。政府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但这并不意味无政府状态，从雁行理论来看，群雁无首时会产生新的领袖，即用榜样的力量可以破解这一难题，业界需要“领头雁”。

熊彼特还对创新活动的机理进行过分析：“一个现代企业，只要它觉得它花得起，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研究部门，其间成员都懂得他的面包和黄油取决于他所发明的改进方法的成功。”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也从面包说起：“我们期待得到晚餐，不是根据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都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对自己的爱；从来也不用他们说我们需要什么，只要向他们说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11]两者都是从司空见惯的需求入手进行分析，注重市场出清，需要靠好的制度，买卖双方自然会各有所得。

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结构的磁通门传感器,该传感器的主要优点为能够直接检测电力变压器的直流偏磁磁通,估计变压器偏磁程度,与传统测量偏磁方法相比,更加简单、直观和有效,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理论创新

观察大雁飞行时，人们难以获悉其辨认迁徙线路的能力何在。回顾厚料层烧结所走过的道路，不难发现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发展路径并不乐观。事实上，大雁飞行路径一定存在某种规律，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开发中也一定存在着某种能使路径清晰起来的理论。从理论创新上寻求新路径，是提高钢铁企业软实力的根本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烧结矿生产量随着粗钢需求的增长一直在高歌猛进，其中具有转折和代表性的事件是在改革开放尚未正式拉开序幕之时，宝钢一期工程从日本全盘引进先进技术，在当时我国烧结料层高度平均不到300mm的情况下，将料层高度设计为450mm，每台烧结机匹配2台主抽风机，每台风量为21000m3/min，烧结全压为19600Pa。实践中发现，工艺设计参数余量过于保守，造成电耗大，工序能耗指标降不下来。国内因此于1985年组织联合攻关，开展优化烧结试验，将烧结料层厚度提高到620mm，烧结抽风负压降到了12000～14000Pa[3]，硬件改造成功。然而该改造所依据的软技术因为行政管理条块分割、成果利益分配纠结等问题，迟迟未被确认产权归属，这对宝钢自身的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根据优化烧结试验的结论，宝钢曾针对当时高炉需要的烧结矿产量，计算出优化工艺制度下的烧结机面积并非450m2，而应该扩大到517m2 甚至更大[4]。宝钢在二号、三号烧结机建设时，一开始的决策是按照一号机改造后的模式设计生产，但是投产几年之后又将烧结机面积扩大到495m2。这个结果与多年前厚料层优化烧结试验中建议的次优化面积517m2相比，只有约4%的相对误差。宝钢现有烧结机又在作第三次改造，目前又有2台烧结机要改造成660m2的“巨无霸”，与目前国内最大烧结机面积平齐。显然，一建一改、再建再改的成本比一步到位大了很多。按照当时厚料层优化烧结试验提供的更优化结论，满足烧结矿年需求量497.5万吨的烧结机有效烧结面积以590m2为佳，而这与在十多年后于2012年5月开工的宝钢4号烧结机600m2的面积相比，相对误差更小，只有约1%。这不禁让人反思，走了这么长的弯路，理想的彼岸在哪里？如果大雁在迁徙过程中也这么折腾，自然界还能看到飞翔雁群的壮景吗？为了减少烧结工艺参数变迁所造成的风险和丧失的机会成本，可以将目光投向大雁，透过大雁的迁徙行为，找到更加理想的答案。

20世纪30年代柯布(C.W.Cobb)-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将经济增长用生产函数表达出来，其分析方法对烧结生产具有指导意义[6]。鉴于“柯-道生产函数”的局限性，哈罗德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 B.M)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是探讨除劳动力和资本两大投入要素之外，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认为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是唯一的动力。受这一观点启发，现阶段烧结生产去产能、补短板的出路，需要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去创新[7]。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曾作出这样的假定：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为在一个开放体系中，各国间的技术水平差别比较小。由此对应到雁行理论中，即每只大雁只要奋发图强，练就强硬本领，成为头雁的几率是相对均等的。各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各国间要素可自由流动的情况将增强这一趋势[8]。由此得到启发，宝钢如果仅从要素投入上下功夫，很容易被国内同样占有资源的其他钢铁企业反超，如太钢就率先建成660m2烧结机，打破了国内最大烧结机面积的记录。

在雁群飞行中，一定存在某种“比学赶帮超”机制，使得群雁比单雁飞得更高更远，这就意味着头雁要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必须有所创新，特别是因内生需要诞生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表现在大雁飞行方面，能使头雁辨识方位，策划路径，不断及时修正方向，规避风险，带领群雁前行。表现在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方面，烧结机规模的扩大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谁掌握了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关键，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反之，处于头阵位置的“领头雁”若失去“理论”指导，也有可能因技术垄断，行业缺乏客观评价机制等，导致一意孤行，带领群雁朝着并非最优的方向飞行。

(二)技术创新

人们在观察群雁飞行中，总结出很多技术因素。例如：“当一只大雁脱离雁群时，它立刻感到独自飞行时迟缓、拖拉与吃力，所以很快又回到队形中，继续利用前一只鸟飞行旋流所造成的浮力省力前行。”“当领队的雁只疲倦了，会自动性地轮流退到侧翼，另一只雁则接替原来的头雁飞在队形的最前端。”“飞行在后的雁只会利用叫声鼓励前面的同伴来保持整体的速度，继续前进。”“当有一只雁生病或受伤时，其它两只会由队伍飞下来协助保护它，直到它康复或死亡为止，然后它们自己组成队伍开始飞行，努力去追赶上原来的雁群。”“当团队面临重大考验、需要一只新头雁带领整支团队前进，一只经历了种种磨难、练就了坚强翅膀、具有责任心的大雁必须勇敢地主动地接受这个挑战。”这些都可以在炼铁原料行业中找到相应的雏形。我国的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若效仿群雁飞行技术发展，也会呈现出这样一副协调前行、美丽动人的画卷。但是在现实中却难以寻觅到这样的情景或发展态势，烧结领域“烽烟四起”，但盘算下来基本还是走在传统的靠要素投入的新厂建设或旧厂改造的轨道上。而习惯了飞行路线的雁群，一旦发生环境的变化，它们会飞向何方，如何求得生存，还是未解之谜。

大雁在高空飞行，看得见却摸不着，它们的飞行制度无从知晓。制度问题也是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的难解之结。大雁飞行中可能会遇到新问题，如受光污染撞上现代高楼玻璃幕墙，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它们如何处理？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撞上了制度的“玻璃天花板”，业界却似乎从来没有发觉这一问题的存在。如果市场出不清这种现象既不归属于技术问题，又不归属于经济问题，那一定是在制度环节上出了问题。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就技术创新作过阐述，主要思想是组合也是创新，如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开拓并利用新资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9]。这些创新虽算不上“毁灭性”的，但也道出了企业家在这种创新活动中的驱动作用。熊彼特继而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同时他将经济学与生物学进行嫁接，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称为“产业突变”。这与大雁飞行中“积跬步至千里”，用空间的渐变换来气候的改变有类似之处。而操作这个过程的非企业家莫属。经济学家梁小民对此有过论述，他认为创新需要一种有勇有谋的内在素质，它最终不是结束于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取决于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10]。无论是熊彼特还是梁小民，他们对企业家的企盼成为催促企业奋进的号角。尽管弗里曼于1982年在《工业创新经济学》中对熊彼特的创新模型作了修改，将这个模型中的企业家替换为大企业(如宝钢、长冶长天公司、首钢国际工程公司等)，强调研究开发活动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机制而不是所谓专家学者，但是，创新由企业推动的中心思想并没有改变。

“领头雁”必须能看清时代发展趋势，把握市场需求脉搏，注重工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地扩大规模和提高产量。当前，国内钢铁企业面临国内外市场的严峻挑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哪个钢铁企业能够沿着这个方向引领烧结工艺的发展，哪个钢铁企业就有可能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头雁。我国钢铁中坚企业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引领。

厚料层烧结技术发展到今天，优化技术如同“大漠孤烟直”，学者们对该技术反诘了几十年，却不见更好的创新产品问世以指导企业的厚料层烧结生产和新厂设计老厂改造设备参数制定，不见“长河落日圆”的美景出现。业内从没有一门技术的发展如同它这样。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推广一直在走专家论证的路子，无法市场出清。这种无奈如经济学家许小年所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类问题叫应然问题，有一类问题叫实然问题，作为学者我只能讲应然问题，应该是什么样，但我没有办法讲将会是什么样，将会是什么样那是实然问题，实然性的政策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只能讲应然性的政策。”[12]对于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问题的解决，研究过的专业工作者早已经将“应然问题”讲清楚，需要有更多具有历史责任担当的企业家或大企业，通过各种创新，将“应然”变成“实然”。归根结底，也只有真正的企业家才具备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动力和实力。

宝钢工程建设在改革开放还没有拉开帷幕之时就已有动议，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建成。宝钢建设曾经面对众多非议、需要打破很多制度安排[15]。宝钢1号烧结机投产后，经济指标不理想，需要对引进设备做动筋骨的改造，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发的。问题也由此而生，宝钢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由原来的制度受益者变成了创新红利分享的防范者、垄断者和技术的束之高阁者。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主管部门认为技术的实用成果须由技术的享用者出具证明，而宝钢并没有与开发技术的研究部门签署相关知识产权协议，没有开具证明，由此成为创新技术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受害者。在当时情况下，若不能直接获取由企业对开发企业出具的经济效益证明，成果就不能推广，该成果形成不了新的生产力，成为没人认领的“孤儿”。政府曾为了对此成果进行认定，采用德尔菲法书面审查，又组织全国专家再当面审核，比较再比较，证实又证实，最后仅形成一个试验“方法是科学的、先进的”的鉴定意见，难以在其他钢铁企业开展进一步的推广实验。形成该项目由出了研发资金的政府部门(当时的冶金部科技司)说了不算，不花钱用了的企业不说也不算的尴尬局面。正是制度的安排造成市场机制扭曲或市场机制失灵，使创新技术落入资源的配置“非效率”的陷阱。

(三)制度创新

沿着以宝钢为参照开发出来的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前行，本来可以在行业内造成一种活泼生动的全新技术发展模式，而它的实现需要产业链上各个试验条件、生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设备制造、施工安装等环节的密切配合，但这种模式是对原存在方式的“毁灭性创新”，它可以到达水草更加丰腴的目的地，但沿途可能需要经历没有遇到过的风险，并需要披荆斩棘、艰苦奋斗。

在杭州市卫生计生委部署之下，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较早就引入电话预约、网络预约等挂号方式。不过，当时的预约更像是把线下排队挂号搬到网上，拿到一个排队码，并没有把预约精准化。患者拿到预约号之后，尽管不用起大早来医院排队，但是还要在开诊前后赶到医院拿号，依然还要在诊室门口排队等候，等着叫号。

合同上传系统后必须经过技术、经济、法律三项审批及公司领导审批环节：①技术审查：原则上合同承办部门是合同的技术审查部门，技术审查主要是合同标的、性能、功能、履约期限、相关技术标准、质量要求及其保证等。可规定审查时限以提高效率。②经济审查：财务部门负责，主要是对涉及合同款项支付、税务、财务方面的审查。可规定审查时限以提高效率。③法律审查：对签约当事人主体资格和代理人资格、合同标的是否存在排他性或优先性的权利、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纠纷处理方式等约定进行审查。可规定审查时限以提高效率。④领导审批：经技术、经济、法律三项审查后报分管领导、总会计师及公司总经理按序审批。可规定审查时限以提高效率。

迄今人们对制度的定义不下数十种，制度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从经济学角度进行阐释，是把制度界定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13]，或者说制度是各种社会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通常是人为设定的，用来约束、规范人们的相互行为，帮助他们形成对别人行动的预期[14]。技术的推广受到制度的制约并不新鲜，技术上站得住脚而制度上摆不平的事情数不胜数。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市场出不清的症结正是出在制度安排上。

纵观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确认、推广过程，政府没能充当好企业的“守夜人”的角色。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致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16]市场需求是创新技术的出发点和试金石，也是推广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必要条件，好的制度安排则是推广创新技术的充分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企业只是从实用层面出发，缺乏充当行业新技术领头雁的前瞻眼光，即便在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好处，也认识不到技术出现“毁灭性创新”带来的机遇，也就不会主动抓住机会。宝钢在改造1号烧结机设备后，有关方面只是组织用户和施工建设等单位上报科技进步成果，而忽略了“对洋设备开刀”的试验研究单位所提供的改造理论依据，在后续工程中几次面临改造的情况下，依然认为生产经验是主导，陷入“建了扒、扒了建”的怪圈，没有注重在这一领域培育起属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你看的也许是表象。苏楠说，既然你母亲性格这么好，当初为什么离婚？我这话可能很冒昧，你想一想，有没有道理。离婚的时候，你母亲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

在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中，尽管政府、企业存在很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业界对制度创新的机理和重要性认识不清。在经济学理论中，资源要素、技术与制度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科思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从而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制度变迁[17]。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就涉及到制度安排问题。康芒斯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制度安排称为“交易”，并将其视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完成这种交易所需要的费用就是交易费用[18]。一般情况下，经济越发展，人与人之间这种交易的范围及其复杂程度就越高，交易费用也就越大，这种滞阻如不加以有效解决，交易费用会大到阻碍生产力功能的实现，甚至迫使经济停滞乃至衰退。建立法律、秩序等制度形式能够把交易费用降低到可操作水平，使企业或企业家对投入产出有能力作出判断，使得与先进技术相关联的经济生产活动有针对性、有计划、按步骤地运行。换句话说，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制度安排的基本功能。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变迁过程[19]。以科思、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解释道：“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其源泉在于因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而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和因观念、宗教及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引起的偏好变化。”[20]这种变化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前者是由个人或群体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利而自发倡导、组织并实行；后者是靠政府命令和法律来引入或实现。即制度变迁既可以自发地产生于企业内部，也可以来自于企业外部，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制度变迁都是经济利益的主体——企业及企业家们在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经济行为。

自2016年9月30日起京津等地启动楼市调控至今，已持续近两年，各地出台各种措施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防范泡沫和金融风险。在政府屡次强调“房住不炒”和楼市调控不放松情况下，调控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走势还时有反复。尤其在今年调控措施不断加码的情况下，部分城市房价涨势控制不及预期，地方政府“明调控、暗刺激”增加土地出让等收入，地产企业加大三四五线城市布局，种种矛盾和乱象不仅扰乱市场预判，也对调控实施带来干扰。

从目前来看，厚料层烧结优化试验技术除了曾使用于宝钢的设备改造外，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被企业主动用于获取潜在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该技术既没有对企业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带来变革，也没有对行业管理部门倡导强制性制度创新形成指导性规范。在2018年1月瑞士达沃斯召开的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国政府代表强调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并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21]。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无疑是适应这一发展需要的、值得企业家琢磨和认可的老牌新生事物。

四、结论

我国从自身国情出发，曾经从国际上烧结技术最为发达的日本成套引进了宝钢1号烧结机，投产伊始就出现水土不服，生产工艺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不理想，节能降耗潜力巨大的问题，我国不失时机地组织各方力量进行设备改造攻关，并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成功地为后续2号、3号、4号机的同类型规模化扩张提供了借鉴。然而由于理论创新概念模糊、技术创新靠要素投入、制度创新严重滞后，未能从“全要素生产力”方面进行突破，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新技术的引领作用。联系到雁行理论，就像两队大雁因季节变化而迁徙，前一队因路径依赖，走的是原有的飞行路线，另一队采用的是先进“导航”技术，运用优化技术飞向水草更为丰腴的目的地。在国内烧结生产企业的发展中，过去几十年千军万马走过的道路基本是类似前一队大雁飞行的路线，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最多是在合理生产经济区进行投资决策，至今没有看到一骑绝尘的奇兵甘冒风险去探寻后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更高水平上寻求满足一定生产条件下的优化方案，争取获得更多利润。

借用“雁行理论”来解释和破解这一难题，虽然不一定完全贴切、恰当，却从另一个方面打开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某些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甚至工程技术之间具有多重共轭性。将自然现象的大雁迁徙与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进行比附，可以受到很多启发。与其说将仿生学用于厚料层烧结的目的是为了从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方面获取更多灵感，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探讨如何打破现行机制对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造成的“玻璃天花板”。本文在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问题上的理论创新方面，引入了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概念和TFP概念，在技术创新方面引入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解释，在制度创新方面谈到了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以及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问题，指出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推广要寄希望于大批企业家和有远见的大企业的涌现。

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已经完成[22]。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形势下，近年已经有研究对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再次分别从技术、经济方面进行探讨[5][6]，受到业界的关注。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推广必须要讲清楚的三步曲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制度管理问题，如今借用雁行理论这个崭新视域，对该技术推广问题作一个收口交待，以期引起相关各方的反思和重视。至于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是否需要推广、能否推广，归结结底还是要靠企业、企业家的努力。

参考文献：

[1]Wikipedia. Flying geese paradigm[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ying_geese_paradigm.2017-09-03.

[2]雁行理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95010.htm.

[3]毕树荣.宝钢一号烧结机的设备改造[J].烧结球团,1999,24,(1):42-44.

[4]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湖南冶金材料研究所．“厚料层、低负压、小风量烧结”新工艺试验研究报告[R].长沙：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冶金材料研究所，1986：47-51．

[5]贺淑珍.进一步提高细精矿烧结料层厚度的试验[J]．中国冶金,2016,26(09):9-14.

[6]翟江南.厚料层烧结技术的经济学解释[J].中国冶金，2017,27(06):1-6.

[7]翟江南.厚料层烧结优化技术综述及其实践[J].烧结球团,2017,42(02):1-9.

[8]M·赛尔奎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再配置,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9]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49.

[10]梁小民.话经济学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2]许小年.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是妄想[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02/21/1751130_603489179.shtml.2016-11-02.

[13]王忠武.试论制度创新的结构与功能[J].天津社会科学,1996,(4):110-112.

[14]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5]倪海曙.现代智囊团[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94-96.

[16]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75-476.

[17]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8]陈健.农业：现实与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李玉虹,马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的理论探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J].经济科学,2001,(1):87-93.

[20]R. H. 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1]中财办主任刘鹤达沃斯论坛致辞全文[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0481476426560661&wfr=spider&for=pc,2018-01-24.

[22]翟江南.宝钢厚料层烧结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分析[D].中南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