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第七章记载：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叹己道不行，意欲乘木筏渡海远逝，开教异域。如此决绝之举，艰难之为，能跟从自己的，恐怕只有子路。这虽为假设之辞，大道雍阻之愤、寂寞孤危之感溢于言表，尤其表达了对子路勇于义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赏。子路听了这番话后由衷欣喜。老师对自己如此器重、如此信任，能与之相从行道，岂不快哉！在这种情境下，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是对子路的褒扬还是贬责？其中的“无所取材”当作何理解？历来存在很大争议。

自汉儒开始，多数学者都认为孔子于此“转其辞锋”①，由前面对子路的赞美转为讥贬。郑玄注：“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过我。”[1]孔子是圣人，“夫圣人之勇，不可过也”[2]。好勇过圣则失去理性，变为暴躁。南怀瑾径言：“孔子说，子路的武功、勇气都超过了我，但他的暴躁也超过了我。”[3]由于先有这种主观认定，注家们多从负面对“无所取材”作出训解。综考爬梳，主要有三种疏解：

一是用“材”的本义为训。何晏《论语集解》引郑注：“无所取材者，无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戏之耳。”[4]二是“材”读若“哉”。“无所取哉”，杨伯峻译为：“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呀。”[5]刘兆伟稍有保留，解释说：“仲由啊！争强好胜超过了我，(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6]三是“材”通“裁”。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云：“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7]南怀瑾《论语别裁》：“(子路)对于事情，不知道仲裁(无所取材的‘取材’就是中肯的判断)，不明断，太过偏激了。”[3]

这三种解说都对子路有所讥戏、贬责。有人作出结论：“无所取材”是孔子“带有调侃的语言，是对于前面自己说法的委婉否定”②。

中华元典圣圣相传，通常都有较为严密的思想脉络和文理逻辑，本章亦然。短短几句话，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以虚托实，由己及人，慕义美勇，惜才伤时。开首以道阻浮海的假设宣怀明志，也创设了一个颇带悲壮性的行道趋义背景与场域。接着引出着重关注、评述的人物，“从我者，其由与？”在恍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特定背景烘托下，这句话欣赏、赞美的分量特别重，凸显出子路大无畏、勇于义的难能可贵。子路“闻之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同时也印证了孔子对子路义以为上、果敢勇决的判断，所言无差忒也。孔子不可能对子路之喜有所忧虞，引发不快。按心理逻辑，孔子接下来说的话应该是阐明子路卓荦不凡的高义刚勇，以证前论。而绝对不会对前面所说的话予以否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将“无所取材”当作“无所取哉”，以为子路“没有什么可取的”，既不合乎事实，也不切于情理。《论语》中孔子虽然指出过“由也喭”“其言不让”等缺点，而对其品德、才智屡有称扬：“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公冶长》)；“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雍也》)；“衣蔽缊袍，与衣狐貂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颜渊》)。《孔子家语·弟子行》中子贡也这样评价子路：“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12]子路不单有勇，而是“仁、智、勇”都有卓异之处，被列入孔门十哲，岂能一笔抹杀。另外，“材”虽可假借为“哉”，但在孔子时代“哉”已是一个习用常见的语气词，《论语》中共61见，不可能唯此一处采用通假。

与《先进》篇多对弟子指瑕责短不同，本章所在的《公冶长》篇，孔子侧重以欣赏的眼光和爱的情怀夸赞弟子们的优秀品德和杰出才能。前六章所提到的公冶长、南容、宓子贱、子贡、仲弓、漆雕开都德修行正，各有所长，孔子对他们揄扬有加。本章与之相继，同样是赞美子路，而不应该是对他提出批评。曾参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闻善必躬行之，然后导之”[12]。孔子注重于从大本、大端看待门生，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予以激励。公冶长虽在牢狱之中，因“非其罪”，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了解孔子这种思想方法，把握全篇语境，我们在训释“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时就不要总挑子路的毛病，一味往消极方面去想。

一、从孔子的思想倾向看

一般来说，文人们还是比较注意风度的。不过真正有风度的不是那种春风得意时能做到谦恭有礼、温文尔雅的人，而是那种受到批评甚至被人误解时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并且尊重对方的人。

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并非指责子路“太好勇敢”，或好勇太过。“过我”也非必致暴躁、偏激。《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记载子夏问于孔子：“子路之为人奚若？”孔子回答说：“由之勇贤于丘。”[12]“贤于丘”是“过我”的同义修辞，褒扬情采明显。正如赵佑所言：“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诚，能出入于死生患难之中而不夺，曰过我者，深许之也。”[9]同时，“过我”也可看作孔子的谦逊之词。孔子一直恪守“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总是“虑以下人”，从不逞能伐善。他在谈到君子之道有“仁、知、勇”三个方面时，首先就表明“吾无能也”。自己一个方面都不具备。“吾无能也”与“好勇过我”相比，谦虚的程度还要深。故而与其说“好勇过我”是对子路的贬责，倒不如说是孔子降低自己，以突出子路之勇。

上文从时代背景与文学史结合的角度，粗略考察了日本的明治文学研究。如果从研究内容方面看，日本明治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确认：本章主旨是赞美子路“勇于义”。前以事彰，后以实言。所谓“无所取材”，意思是没有遇到取用其材的明君。取，择用之意。材，指人材，句中特指“好勇过我”的子路。取材，即取用子路这样的人材。“所”是辅助性代词，它与“取材”构成名词性结构(又称“所字结构”)，指取材之人，而不是取材的这种行为。郑玄注引他说：“无所取哉，言唯取于己。”邢昺疏补充说：“无所取于他人。”已窥其大意。清儒黄式三最初解说：“言子路勇于义，而于世率无所取用，可惜也。”后修订为：“无所取材，谓无人取用其材也。”[13]深味文情，得其要旨，只是没有把无取用其材指向当政者。子路这个行仁践义、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忠贞之士竟得不到当政者的任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多么悲哀！孔子对子路的前途命运至为关切，为其不能遭遇明主、有为于世而深感痛惜。这样训解文意密合，切情切理。若取“无所取于桴材”之说，则文意不接，话语不畅，思想意义大为削减。怎么从谈子路好勇突然转到“没有地方获取扎木簰的木材呢”[14]？王闿运为之辩解说：“言己虽孤危，犹有道术以济，如浮海犹有桴材也。子路直不惧而已，如赴海无桴，且不能浮。”这里忽略了子路“从我”之角色。孔子“有道术以济”，子路何以无桴而浮呢？另外“无所取于桴材”与“由也好勇过我”所适切的说话场合不一致。“由也好勇过我”是子路不在场的话，“无所取于桴材”按旧训是面对子路的戏言。接连说的两句话，不可能前一句对别人说，后一句对当事人说；前一句实话实说，后一句以戏言相讥。郑玄、皇侃、程树德、钱穆等大家都训“材”为“桴材”，实则理义难通，何况古代竹木之材随处可取。

二、从文本的情理逻辑看

在上述4个影响因素中，前3个指标均为数值指标，很容易量化。而对于第4个因素，可以通过查询生产设备的订货纪录结合工作人员的经验，将这一指标转化为0～1的数值指标，即极易容易采购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三、从语境的整体把握看

深入考察，细致分析，转语之说难以成立，“无所取材”并非戏言贬词。

“勇”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说：“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宪问》)。“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君子之勇是以道义为前提、为驱动的。在《阳货》篇里，当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他极为主张“行义以达其道”(《季氏》)。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本章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孔子这种思想倾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既是与道相随原则立场的郑重宣示，也是“仁者必有勇”的典型体现。若无义无勇，断无此念。“从我者，其由与？”所着重推许的是子路不惮艰远、勇于行道践义。子路之勇植根于道义，由道义而激发。长于政事的子路未必不解微言，“闻孔子欲浮海便喜”[8]，而是“喜其得为圣人行道之与也”[9]。这恰恰说明子路深明事理，勇于徙义。为何反诬其不能裁度事理，“不知道如何剪裁自己”[10]？程树德《论语集释》按云：“朱子训材为裁，虽有所本，然子路岂是不能裁度事理之人？终觉于义未安。”[11]这是有道理的。

从上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李商隐诗中五律、七律、七绝是沈德潜最为欣赏肯定的，所选数量占选李诗的82%，其中七律更是以40%的高比重入选，这种情况就很符合传统诗论对于李商隐七律成就的推崇事实。这是就李商隐自身诗入选而言，那么在这些体裁的总体选诗量中李商隐诗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详情可参考表3。

1.3治疗方法 入院后立即补液抗休克治疗,所有补液方法均按第三军医大学补液公式[2]进行;需气管切开及切开减张的患者,立即手术治疗,度过休克期后及早手术切痂植皮封闭创面,防止高钠血症的发生;对已发生高钠血症者,积极限制钠盐摄入、促进排出,同时积极保护各脏器功能,防止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对由于感染引起的高钠血症,及早手术清除坏死感染病灶,同时积极行微生物培养及药敏试验,选用敏感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必要时行CRRT治疗。

二程说：“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7]“无所取材”则伤豪杰不得其用。前后呼应，精神贯通，整个都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批判。钱穆说：“此章辞旨深隐，寄概甚遥。戏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两千五百年前圣门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论语》中别成一格调，读者当视作一首散文诗玩味之。”此言确实不诬也。

注释：

①钱穆《论语新解》：“孔子转其辞锋，谓由之好勇，过于我矣，其奈何无所取材以为桴材何？”

②毕宝魁《“无所取材”究竟是什么意思？》，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郑玄文集[M].山东：齐鲁书社，1997.

[2]张栻. 癸巳论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何晏.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刘兆伟.论语通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7]朱熹.论语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赵佑. 四书温故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0]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11]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孔子家语[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13]黄式三.论语后案[M].香港：凤凰出版社，2010.

[14]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5]王夫之.船山全书·四书训义(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