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当代共产党人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初心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根的研究，对本的研究，而追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和传播，不得不提到赵必振。

“我们要通过全力推行海上安全环保和清洁生产工作，让渤海湾的这个C字形变成 Clean（清洁）、low-Carbon（低碳）、Comeliness（美丽）。”海洋钻井公司经理许军富说。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6个春秋，对赵必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关注和研究却是近些年才开始，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一是赵必振系党外人士，并非共产党员；二是赵必振早年退出政坛，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名人要人，因此历来不被学术界关注。但事实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功绩是不能否认也不能抹杀的。在全党全面进行“初心教育”的今天，研究赵必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赵必振客观公正的评价，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渠道看赵必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渠道的相关讨论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渠道。

一是俄国。毛泽东同志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全新的思想冲击，国人开始拨开迷雾，清晰地看见了社会主义所描绘的蓝图，这给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对拯救中国产生了信心。在此背景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赴俄，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早期赴俄留学的中国学员中，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罗亦农等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是法国。由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世界性影响，中国许多知识青年涌向法国取经。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李立三等，他们在法国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积极向国内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潮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武器。值得一提的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留学运动。据1921年5月统计，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达1600余人，湖南从1918年5月至1921年元月先后分十三批到法国的学生有360名，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该次研究工作中，经分析可知，患者年龄、患者文化程度、患者健康状况以及患者的肺炎疫苗认识情况均为接种肺炎疫苗的影响因素。见表1。

从以上三个途径来看，日本比前两条传播渠道早十六七年。赵必振在1902年党禁稍松时从日本潜回上海，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于当年8月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3年又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该书是最早对《资本论》进行简要介绍的著作，也是在中国出版的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鲜明(2016)指出：“《近世社会主义》的传播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名称上是不加区分的。”[1]李百玲(2009)提出：“从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翻译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和初始环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2]赵必振最早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在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二、从社会各界各个时期的评价和报导看赵必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02年，赵必振翻译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3年，赵必振翻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这两本书均由广智书局出版，都有10万多字，其篇幅之大，时间之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评论

广智书局1901年在上海成立，所译书籍有不少对当时及日后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书局的实际负责人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1903年3月12日版)中介绍：“本书(《近世社会主义》)关系于中国前途者有二端：一为中国后日进于文明，则工业之发达不可限量，而劳动者之间问题大难解释，此书言欧美各国劳动问题之解释最详，可为他日之鉴法；一为中国之组织党派者，当此幼稚时代，宗旨混淆，目的纷杂，每每误入歧途，而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尤生疑似之问，易淆耳目，如社会党本世界所欢迎，而无政府乃世界所嫌恶，混而一之，贻祸匪浅。是书晰之最详，俾言党派者知有所择。”[3]梁启超认为，《近世社会主义》的出版关系着中国社会的两大发展前途。一是中国正在走向工业文明，将来也会面临欧美社会的难题，本书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的社会问题，可为中国他日借鉴。二是中国开始组织党派，但处于幼稚阶段，因而宗旨混淆，目的不明，常常误入歧途，有负众望。本书详细介绍了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可供中国建党借鉴选择。“即此二端，此书之价值可知，有志者请急先睹。”[1]《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该报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及欧美资本主义各派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语言明白流畅，文笔生动犀利，深受读者欢迎，畅销时一期售至一万三千余份[4]，可见当时影响之大。能得此刊物推荐，说明赵必振所译《近世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

许多专家学者对赵必振早期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行动进行了评价。姜义华在《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1982)中称“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5]。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评论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航运业的低硫化、环保化、清洁化趋势已经成为潮流，航运公司正在积极加大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投入，一方面会通过降速航行、安装节能设备、强化燃油管理等方式降低燃油消耗，另一方面会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加大投入，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甲醇、氢能源、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应用会大大加速。国际海事组织低硫新政策将进一步加快推动全球航运业的绿色发展。

(三)21世纪的评论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赵必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评价逐渐增多。唐代望在《中国谁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2003)中说：“湖南志士赵必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6]潘喜颜在《晚清时期赵必振日书中译的贡献》(2009)中说：“《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因为《近世社会主义》等译著的出版而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之实践，但是，这些著作确实开扩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情，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革命化的思想界带来了科学社会主义清新空气。1927年初，正当大革命高潮时，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7]鲜明在《晚清系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2013)中说：“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对《资本论》进行简要介绍的著作，也是中国人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8]鲜明还在其专著《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2016)中写道：“他(赵必振)认为清廷已彻底腐败，不可救药，要救中国，须先倡导新思想。是年8月，他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第二年又翻译出版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前者为我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后者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1]2011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风云际会——建党伟业中的湖南人》一书，第一章第一篇就是《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9]。曾长秋在《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2017)中这样评价赵必振：“终观其一生，赵必振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10]

(四)上海历史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专业志——上海社会科学志——大事记》[11]中有两个条目对赵必振译介的两部译作进行了记载：

上海在近代史上是中国革命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沿。2011年6月26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特别展在上海图书馆揭幕，一批收藏于北京、上海两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的珍贵文献“浮出水面”。展出的大量早期出版物和档案文献显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众多“第一个”“第一次”都发生在上海。如上海的《万国公报》最早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上海的《东方杂志》最早介绍列宁的生平；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近世社会主义》在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等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由广智书局出版，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这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

三是日本。从时间上看，日本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途径。二十世纪初，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批知识分子大多留学日本，如孙中山、李大钊、宋教仁、林伯渠、郭沫若、李达等。他们在日本通过接触日译本和日本进步人士的宣传，开始注意并了解马克思主义。赵必振也是其中之一。

(3)合评估缺乏依据。传统模式下，根据测评结果进行筛选的环节会掺入较多主观因素，无法准确客观的判断人岗符合度。同时由于测评维度单一，测评深度不足，也给综合评估筛选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正月(2月)广智书局出版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其中对马克思和《资本论》作了介绍，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三、从赵必振的贡献看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赵必振的历史贡献

赵必振出生于湖南常德，也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所在地。这里的人们向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平等社会，赵必振也深受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赵必振与好友何来保响应唐才常起义，在常德成立自立军，开始从一介书生向革命者的转变。1900年，由于清廷大肆通缉自立军，赵必振在好友的帮助下逃往日本。在日本，他先后就职于《清议报》《新民丛报》，以“赵振”“民史氏”笔名撰文，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他广泛阅读，努力提升自己的日语水平，并常与陈天华、章炳麟等反清志士交流，谈论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等人的政治学说。赵必振深刻地认识到，要救中国，首先要找到一条先进的道路，倡导先进的思想，让广大民众觉醒，集众志，携众力，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潘喜颜(2011)总结了清末历史译著的情况，指出：“清末历史译著的主要出版机构为民办出版社，其中出版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广智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其中绝大数历史译著是在1901—1904年之间出版的，其中又以1902—1903年为主，而1903年是史书译介的鼎盛时期。”[12]鲜明也指出：“广智书局，1901年在上海成立，名义上由广东华侨冯镜如主持，实际上是梁启超负责。译员多在日本，比较知名的有麦仲华、麦鼎华、赵必振等，出版书籍相当广泛，涵盖很多方面。”[1]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赵必振于1902年从日本潜回上海，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艰难也最为辉煌的四年。在这四年里，赵必振只做了翻译这一件事，主要翻译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其代表译作为《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这本书也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书中介绍了很多马克思的观点，宣传“极进步之道义、极高洁之理想”，主张“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这样大胆的言论，在当时的社会犹如一颗炸弹，广大国民读之，“则思想亦为之一新”。1927年，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并在前言中评价这本书是“多么伟大……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13]。

1903年初，赵必振又翻译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四篇，约16万字。这本书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其中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同时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还介绍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本书称赞马克思是“一代之伟人，长于文笔，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认识”。认为《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作，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同时也批判了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卡贝等人的“空想的学说”与“儿戏的企图”，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近世社会主义》是最早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组织新社会的观点。由于时代的局限，该书某些分析还欠全面，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振聋发聩，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忱，为纷繁复杂的旧社会带来一股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新空气，为还在摸索中的爱国志士指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

(2)第五个单项工程。经水利部同意，按照江西省发改委的批复，2005年开始实施鄱阳湖区二期防洪工程第五个单项工程，建设范围为9座重点圩堤除险加固，分别为赣西肖江堤、枫富联圩、药湖联圩、三角联圩、流湖圩、附城圩、共青联圩、沿河圩、镇桥联圩。

(二)赵必振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对于赵必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⑨Ahmed Elgammal;Bingchen Liu;Mohamed Elhoseiny;Marian Mazzone，CAN:Cre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enerating“Art”by Learning About Styles and Deviating from Style Norms，eprint arXiv:1706．07068．06/2017．

如果说攀结政客是为了解决赌客资源，洗钱则是赌资的必备通道。其中，黄光裕通过连家钱庄至少“洗钱”8亿元。专案组调查发现，黄光裕通过连家钱庄操作的钱其流向有四种：一是已落实的赌资；二是正常的投资行为；三是向境外转移资产；四是通过赌博隐秘输送利益。

《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在中国的首次呈现也是在《近世社会主义》这本书中，当时译为：“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段，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于一新社会耳。”[3]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版本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4]这是后来陈望道翻译的版本，与之对比，赵必振经日文转译的内容看起来晦涩难懂，不够通俗流畅，也缺乏一些气概和豪情，但终究是第一次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内容传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方法上提供了一套既具有科学性又能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而这套思想体系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由赵必振最先传到中国来的。当时的中国，政治腐朽，列强横行，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要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的“史界革命”蓬勃兴起，由国人自创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在这里寻求新知识、新思想，渴求破解中国的难题。而1903年由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后，仿佛给在混沌中摸索的知识分子装上了一副慧眼，给在黑暗中前行的中国点燃了一束火把。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中，赵必振无疑是翻译时间最早，数量居多，影响也是最大的。在“五四”运动前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形成井喷之势，代表人物有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等。许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是他们对各种学说、各种救民方案进行反复比较之后，经过认真思考作出的选择。如果说赴法、赴俄的中国先进青年通过接触国外思想寻找救国救民真理，那么赵必振翻译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作用更为直接，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让国人得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2.推动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中国的发展史也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彰显和升华的过程。从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担当，到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志向，爱国主义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赵必振可以说是推动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们首先会想到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很少有人提及赵必振这个名字。但事实上，赵必振译作《近世社会主义》中提及的共产党宣言，比宋教仁的译本出版早3年，比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早17年。他在翻译《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近世社会主义》时还不到30岁，却有着相比同龄人更成熟的思想和更敏锐的眼光。维新变法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赵必振曾经在《清议报》上发表一篇名为《说动力》的文章，尖锐地指出当时的中国“已无文明之思想，无政治之交涉，旋起旋灭，如泡如影，无所谓大动力也”。他将清朝官员比作病夫，每天“面面相觑，而不知其为病夫，灯烛无光，鹖旦不鸣，群居阒寂，但闻鼾声。动力乎？无震之者，无憾之者，无激之者，无博之者。何自而起乎？”[15]赵必振喊出了众多知识青年的心声。他结合在日本的经历，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渴望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救国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孜孜不倦的苦读和翻译，将先进的思想理论源源不断的传往中国，单是日译本就有20余部著作。赵必振或许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为革命家与真理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以他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和思想史上的先行者和急先锋。

3.中国近代翻译界的苦行僧

李云[33]重点阐述碑学与帖学书风的风格差异，从其概念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古人对“南帖”、“北碑”、“帖派”、“碑派”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尽管有时并不十分科学，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还是很有道理的。相对来说，南派重优美，北派尚壮美，重帖者，偏好阴柔之美；重碑者，侧于阳刚之态。“帖”重“书卷气”，“碑”重“金石气”。书法中的“书卷气”是一种性灵、气质、情趣的流露。“金石气”相对于书卷气来说，所倡导的是苍茫、浑厚、朴拙的审美范畴。

旅游管理专业建设与企业合作是今后专业建设的发展趋势，两者之间是合作共赢关系。从教师队伍培养来看，学校可以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邀请企业专家、职业经理人、长期从事一线工作的从业者走进学校成为外聘或挂职教师；另一方面把学校专业教师送到企业中去，进行顶岗锻炼或者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从人才培养方面，旅游企业为学生实习提供了场所和岗位，学校可以将顶岗实习、认识实习等实践环节安排在合作企业当中；另一方面企业也能够解决人才匮乏问题，会成为学生毕业就业选择的首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国家(如埃及、印度、越南、波兰等国)的亡国史翻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研究亡国史，就是向国人敲响“警钟”。赵必振在这类著作的翻译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翻译了《埃及史》《圡耳机史》《希腊史》《罗马史》《波斯史》《犹太史》以及《日本维新慷慨史》。这些译著充分体现了各国自强更新或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尤其是《埃及史》。在分析埃及亡国的原因时，《埃及史》认为是在于军民不知自爱，大举外债：“埃及既陷破产之城，本由外债而作俑。一国之财货已全涸竭，农困不忍赌。而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尽为欧洲英法人所占夺。国权堕地，不可挽回，其陷于惨状苦境者，实由于财政紊乱。其财政紊乱者，实由于募集外债。”[16]这种局面与清政府当年向西方大借外债之举极其相似，赵必振翻译此书也是在强调要吸取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改变国家残破的现状。

《圡耳机史》实则就是土耳其史，土耳其是古代的强国，当时其国势与中国也很相似。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分析近代土耳其的形势时感慨良多，指出其亡国的原因在于“君奢民惰，丧失了原来的尚武精神”。“圡耳机之政策非民治之主义，实君治之主义，于中国实不无影响”。[17]

在当时的语境下，赵必振翻译的这一系列历史著作，包括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记述的多是文明古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和原因。赵必振在翻译的过程中赋予译作种种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给养，成为他们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的有力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鲜明.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2]李百玲.从翻译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上海翻译,2009,(1).

[3]新民丛报(第27号)[N].1903-3-12.

[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5]姜义华.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N].文汇报，1982-7-26.

[6]唐代望.中国谁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15(3).

[7]潘喜颜.晚清时期赵秘振日书中译的贡献[J].史学月刊，2009,(12).

[8]鲜明.晚清系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20(4).

[9]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A].风云际会——建党伟业中的湖南人[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10]曾长秋.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11]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上海社会科学志——大事记[EB/OL].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74288/node74292/index.html.

[12]潘喜颜.清末历史译著研究(1901—1911)——以亚洲史传译著为中心[D].复旦大学，2011.

[13]田伏隆，唐代望.马克思学说早期译介者赵必振[J].求索,1983,(1).

[1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8.

[15]清议报全编[N].横滨新民社,1902.

[16]北部三郎.埃及史[M].上海：广智书局,1903：30-31.

[17]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