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1]。本文所谈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主要是中国云南、贵州、青海和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广西八个民族省区及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近几年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集聚持续增强，使文化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如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优化文化产业布局，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新空间形成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新的发展动能，力争与全国同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新时代彰显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主要特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把文化产业分为两大部分和10个大类(包括50个中类和120个小类)。两大部分分别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10个大类包括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和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以此为基础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发现近20年来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类别几乎与全国同步，从传统走向现代。只是由于民族文化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特点，才形成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民族性、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现状是：发展势头迅猛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并存；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并存；传统文化业态过剩与数字创意产业薄弱并存。

第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并存。整体而言，如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梯状分布格局一样，中国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也呈现出由东到中再到西的梯度发展态势。民族八省区全部位于西部地区，无论从东中西各省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资产总额、主营收入，还是文化产业各类别增加值排序来看，阶梯状分布的特征都很明显。特别是从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核心指标来看，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产值虽然不断提升，但产业比重较小。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公认的标准是该产业应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以上，中国的整体目标是到“十三五”末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2015年、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7 235亿元和30 785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95 %和4.14 %；民族八省区不仅产业增加值总量小，而且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16年，八个民族省区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总和为1840.5亿元，仅占全国的5.98 %，只相当于广东省的43.2 %、江苏省的47.6 %，见表1。

目前仍有许多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正在研发，随着科技的发展将会有更多优质药物上市，作为临床医师需要娴熟掌握各种药物的药理学特点才能将更好的治疗带给患者。

表1 部分地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及占GDP的比重

地区2015年2016年增加值/亿元占GDP比重/%增加值/亿元占GDP比重/%北京1928.38.382105.88.20上海1632.76.501861.76.61江苏3481.94.973863.94.99浙江2385.55.562745.65.81广东3648.85.014256.65.26内蒙古323.11.81350.11.93广西424.22.52449.12.45贵州241.62.30285.32.42云南425.13.12453.63.07西藏26.62.5836.33.16青海54.82.2763.82.48宁夏64.92.2374.42.35新疆112.71.21127.91.32

注：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12月)提供的数据汇总测算；2016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数据包含科技研发支出。

以上部分地区最近两个年度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及占GDP的比重，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之间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体现了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西部民族地区要在2020年将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任重而道远。

第三，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业态过剩与数字创意产业薄弱并存。近年来，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虽明显快于其他产业，但还属于以数量扩张为主、依靠文化产品的低端生产、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当发达地区连古老的戏曲也用创意和互联网打开了新市场之际，一些欠发达地区却依旧徜徉在过剩的传统业态中亦步亦趋。一方面，民族地区文化业态较为单一，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演艺、民族节庆、民族手工艺品等资源型产业成为主要业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不够，使得民族地区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网络媒体、动漫游戏、网络音乐、网络演艺、网络广告、文化电子商务和增值服务等新兴业态缺乏技术、人才和政策的支撑，以创意、技术、资金密集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发育不足，急需从人才培养、财税金融、科技创新等多方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潜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释放，这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拓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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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并存。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文化资源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差异性优势，是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资源依托和保障。而民族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决定了民族地区必然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2]。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着符合自己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特色文化资源，如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族风俗风情、宗教仪式、独特的建筑和历史遗址等。在中国已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有515项，约占项目总数的42 %。这些以多种文化元素、文化符号和文化独立性为特征的丰厚资源，赋予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中国民族地区地域十分辽阔，既有多种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更有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高原文化、雪域文化、绿洲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具备因地制宜发展不同民族和地域特点文化产业类型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由于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厚，具有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加之投入小、见效快和产业门槛低等因素，文化旅游产业就成为许多民族省区最为倚重和重点布局的文化产业类型。例如，伴随着云南、广西、贵州等民族省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崛起，涌现出《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丽水金沙》《多彩贵州风》等大型旅游演艺节目、原生态歌舞集和大型山水实景表演，已成为中国民族艺术资源开发商业运营的成功典范；西藏自治区近年来打造特色民族文化品牌，相继推出了大型风情歌舞《天上西藏》，大型乐舞《珠穆朗玛》《喜玛拉雅》和民族歌舞《五彩西藏》《雅鲁藏布情》等，也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由于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一支独大，文化旅游业、演艺娱乐业、节庆会展业、工艺美术业等资源与资本缺乏深度整合，造成了产品附加值低和不同民族地区之间文化旅游业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的局面。而在此过程中，政府作为产业主导者与“产业推手”的角色十分显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资本的微弱与市场力量发育的滞后[3]。

5.2.2 体育教师应明确“学”、“练”、“赛”之间的关系。学习是基础，练习是巩固，比赛是检验和提高。只有通过强化学习才能达到更好地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应明确适合采用竞赛教学法进行授课的内容，灵活选取教学方法进行授课。

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国务院2016年11月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6]，明确规定“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首次把数字创意产业确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背景在于：未来5到10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信息革命进程持续快速演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信息经济繁荣程度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深度融合，数字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促进优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兴起。“数字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有利于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7]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最根本的动能在于提升创新能力。虽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具有丰厚的文化多样性资源，但制约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导致民族地区产业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科技创新能力弱，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水平低，同时还面临着跨界融合型人才与资金匮乏、发展理念与政策滞后等体制机制障碍。因此，要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民族地区产业变革的迫切需要，关键在于把握好文化产业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尤其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动能的转换，解决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双轮驱动，一方面科技创新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内生动力，驱动产业实现引领性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产业的创新活力，体现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优化产业资源配置、管理机制、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加大人财物投入等制度安排和政策落实等多个层面。

2.推进民族地区数字创意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纵观文化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已经在物质层面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进而转到了精神文化的需求方面。因此，满足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补齐文化产品供给的“短板”，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就是一个关乎全局发展的重大课题[4] 。而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5]。

数字创意产业的显著特征是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相关产业相互渗透。国家明确提出要依托地方特色文化，创造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数字创意内容产品。对民族地区来说，推动数字创意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支柱产业，重点是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数字文化创意创作生产领域的应用，创新数字文化创意技术和装备，提升创作生产和传播服务技术的装备水平，丰富数字文化创意的内容和形式，加快出版发行、影视制作、演艺娱乐、艺术品、文化会展等行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在线演出等文化品位和市场价值。促进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加强对民族特色艺术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加强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对接，促进融合创新，提高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体验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结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文化开发和脱贫攻坚，提高休闲农业创意水平，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提升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设计的文化内涵和数字化水平，推进数字创意生态体系建设。例如，呈现带状分布格局、连接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主要民族地区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四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旅游和推动演艺娱乐、艺术品、文化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二是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手工技艺进行传习和展示，三是开发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创意设计、网络媒体、动漫游戏、网络音乐、网络演艺、网络广告、电子商务等，四是推进数字文化消费及文化市场更加活跃。以上四个方面都需要发挥高新技术对内容创作、产品开发、模式创新的支撑作用，都需要深化“互联网+”，深度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对接，推动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提高产品品质、丰富表现形式。然而从藏羌彝文化产业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也存在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创新创意不够，缺乏科技含量；二是规模不大，缺乏集约化经营；三是人才不足，跨界融合型人才尤为匮乏；四是资金来源有限，缺乏财力支持。由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破解以上四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将更多地依靠国家在政策上的扶持与倾斜，也需要东部发达地区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的对口支援。

3.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十九大确立的新时代文化创新思想，不仅对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情怀和全球意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一方面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是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借鉴吸收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加强对外文化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

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资源丰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特别是丝绸之路和藏羌彝文化产业南北两条带状走廊，对加快中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新疆是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交流合作、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内蒙古具有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和民族文化优势，宁夏、青海、甘肃也具有独特的民族人文优势；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是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是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地；西藏具有与尼泊尔等国家进行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的有利条件。除经贸合作外，上述民族地区和沿线国家地方、民间共同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开发文化旅游精品路线，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都是“一带一路”框架思路和实际行动中的内容。绘就中国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路线图，创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模式，将极大地拓展中国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所有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符号通常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二者在人类社会传播中均能起到指代功能和交流功能。赵毅衡[4]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表达，符号的用途是为了表达意义。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两个环节,它们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符号可以是语言、文字，也可以是声音、图片。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宣部. 2017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273.

[2] 丁智才.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6):147-156.

[3] 杨鹏.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与活力[J].文化产业导刊，2017(3)：34-39.

[4] 李鸿,张瑾燕.供给侧改革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4):289-293.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6]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16-11-29].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9/content_5150090.htm.

[7] 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17-4-11].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704/t20170424_4933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