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1989年发表《古镇》，自此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生于1958年的何顿并不早慧，20世纪90年代，他的更多作品才受到学界关注，并被视为新生代的主要代表之一。何顿的作品比较贴近个人，常常在个人欲望上下功夫，写出那种微妙的、生鲜的欲望情态，并由此凸显人性中那些深刻的、忧伤的东西。何顿的小说一般有完整的故事。由于他执意从个人欲望的角度看待世事人生，小说有一种很洒脱的感觉，尽管在这洒脱背后有很沉痛的社会或伦理意味。20世纪90年代，何顿的很多知名中篇如《生活无罪》等都有此种意味。这给人感觉何顿是一个现在主义者，他的写作似乎仅仅面对现在发言，是对现在的欲望和情感状态发言。他如此直露地书写他所“经验”的现实，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更让人感觉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何顿本人有重合之感。但何顿并非是在书写自己，他只不过是在书写自己所体验或感受的当今社会而已。这好像也是作家的一种禀赋，能够将他人的生活、周围的事物、历史的风云重新体味，并在叙事中使之臻于逼真的程度。在回答一位访谈者的提问时，何顿说：“我的长篇《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中篇《太阳很好》《我不想事》《错过的游戏》和《美容美发》等，都是从别人嘴里获取的素材。”［1］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何顿创作小说的一种主要途径。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经验当然十分匮乏，这就要求作家在此意义上努力扩大个人体验的范围，要求其有敏锐的观察、广博的知识和用心的揣摩。从这个意义上看，何顿写出《黄埔四期》这样的厚重之作既让人感到惊讶，也让人觉得正常。其实，何顿此前的《湖南骡子》《来生再见》等作品，也属于对历史的正面强攻，里面也有大大小小的战事。何顿的写作一直围绕着长沙展开，此番不过是将之在时段上向前拓展了一些而已。至于小说中几可乱真的细节描写和恢弘惨烈的战争描写，则可以从何顿一向的善于“体验”中找到线索。也许只有等到所谓“抗战三部曲”悉数问世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弄明白何顿写作的根基。没有长沙，没有湖南，没有这个地域给予何顿的最为深沉的滋养，很难想象何顿会有如此转型，也很难想象何顿的转型居然如此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埔四期》是归乡的写作，寄寓着他对长沙、对湖南的浓郁情感。

《黄埔四期》的重要突破显然还是在于其对现代以来历史的重新处理。小说超越了具体党派和当下历史的限制，不以后设的历史视角看待历史，而是试图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写出历史另外的面貌。支撑这一信念的是何顿强大的写实能力。《黄埔四期》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这大概也是第二届路遥文学奖的评委们愿意投票给它的最大原因。《黄埔四期》看似恢弘磅礴，其实内在的气韵是平和的。也许是因为淡看了历史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顿创作《黄埔四期》时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刚猛狠劲，而是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大将军一样调度千军万马，进行了一场有条不紊的战斗。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认为整部小说缺乏激情，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时刻感受到小说那渗透在纸面背后的力量和感情，感受到时刻可能冲出文本的历史风云。何顿是更熟谙小说之道了，他对于小说结构的剪裁独具匠心，很见功力。小说一共9卷，第1卷是一个引子，写建国后国军两位起义将领贺百丁、谢乃常各自的生活遭遇。其起义行为被重新定义，两人被视为叛徒，为此受尽苦头，家庭也受到强烈冲击。第2卷时间一跳，跳回到北伐前夕谢乃常、贺百丁等人抱着一腔家国情怀考取黄埔军校之时，并由此从北伐写到忻口会战。第3卷接续第1卷，从“文革”爆发写起，写“文革”对贺谢两家的冲击，并重点写了贺兴／王美诗、谢乃常／杨凤月、谢乃常／马沙丽三段情爱关系。第4卷接第2卷，描写贺百丁与谢乃常参与的时间略有前后的不同战斗。从1937年淞沪会战写起，描写了国军对日军展开的几大会战。第5卷接第4卷，谢乃常在云南与日军作战取得卓有成效的胜利，贺百丁则在中条山等地取得游击战的大胜利；同时，谢乃常和贺百丁也不得不直面国军上层的昏庸无能，开始怀疑其荒谬决策。第6卷接第3卷，自1967年初写起，以贺百丁的被捕入狱为契机，重点讲述“文革”对于贺谢两家下一代人的影响，以讲述谢文清、贺兴、贺娣的经历为主。第7卷接第6卷，以贺百丁的提前释放为线索，描写了“文革”给他的下一代人造成的悲剧。小说进而追忆1944年以来贺百丁等人起义的来龙去脉，简单交代了解放战争和三大战役，揭开了历史沉重而富有况味的一页。第8卷接第7卷，已近风烛残年的贺百丁，逐渐享受到了高级待遇，贺谢两家遭受冲击的家庭开始逐渐聚合、重现生机。同时，曾冠雄从台湾回来省亲，再一次回顾过往历史，贺谢曾三人不胜感慨。第9卷接第8卷，此时，贺谢两人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谢乃常平静死去，贺百丁变得越来越耿直，似乎恢复了其本来性格。陈德的归来又一次打乱了贺百丁的晚年生活。得知陈德的共产党间谍身份后，贺百丁自然义愤填膺，但也似乎由此看淡了生死恩怨。他终于不再为“投降”一事耿耿于怀了，可以安然度过晚年和直面即将降临的死亡。

9卷当中，很难说何顿最为用心的是哪一卷，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何顿对每一卷都十分用心。他似乎采用了一种无中心的结构方法，匀速推进小说，每一卷都成为小说整体有力的一部分。何顿采用了一种今昔对比的写法，不停地在起义前与起义后之间设置对照，造成一种历史的因果论声势。穿插叙事的巧妙运用，使得小说常常激起古今之感、时刻保持叙述张力。一日身为国民党，一辈子都不可摆脱国民党身份，这种身份给建国后的贺谢两家的命运带来巨大的影响。从国军起义将领这一视角切入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小说有着迥异于此前相关书写的不同品相。尽管小说将情感倾向放在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贺百丁、谢乃常身上，但它也力图写出国民党溃败的真实原因，揭示国民党自身的种种问题。小说不乏精彩的战争叙事，也不乏美妙传奇的情爱描写，更不缺少对于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描写。所有这些书写最终都指向对于历史的再度书写，我们也借此得以窥见国民党视野下的现代历史之一种。贺百丁、谢乃常眼中的现代历史并不能代表国民党视野下的现代历史之唯一形态，但我们毕竟由此得以揭开几被尘封的历史，得以看见不一样的历史叙述。可以认为，《黄埔四期》是“抗战三部曲”完美的终结。

一 起义／叛徒的辩证

1949年，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日薄西山，共产党气势如虹。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新七十一军军长的贺百丁临危受命，意欲力保长沙，誓与长沙共存亡。为了挽救已经涣散的军心，贺百丁在战斗打响之前，给自己买了一副棺材，以表背水一战的决心。此时的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彻底失去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贺百丁的背水一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身为国军重要将领，从黄埔军校以来就具有的党国情怀根深蒂固，所以在道理上他完全可以背弃国民党，换取自身的安乐，但在情义上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国民党情结。直到最后关头，眼看着无数的士兵将要变为炮灰也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贺百丁才在共产党的游说下决定起义。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共产党的游说得力自然是贺百丁起义的重要原因，但促使贺百丁起义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于国民党的难以掩饰的失望。从黄埔时期的中国革命的先锋一路后退，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已经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需求，贺百丁这一时刻做出的起义决定因此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贺百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起义了，但变节或者说背叛党国的愧疚一直都没有离开他的内心；谢乃常同样如此。他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的起义义举在新政权之下经历几番风云变幻，会给他们带来难以祛除的巨大伤害，给他们的家庭造成难以磨灭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事实证明，就像贺百丁一直在内心对自己的认定——叛徒一样，新政权也从来没有将他放心地认同为“自己人”，历次政治风波都波及他和他的家庭。在新政权看来，起义只具有瞬间性意义。在投诚的瞬间过去之后，贺百丁们要面临的是无尽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起义的革命意义瞬间就被消化殆尽，留下的只有关于叛徒的消极印象。在新政权看来，既然起义的革命意义已经完结，一个叛徒怎堪信任，更何况这个叛徒还曾经是自己的敌人。在这里，起义与叛徒的矛盾纠结，使小说显示出自己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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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政权给予了投降行为起义的美名，但对于贺百丁来说，向共产党投降就是做国民党的叛徒，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也是贺百丁们内心的最大“自卑”，也是其最大软肋。一日身为国民党，即是一世身为国民党，即便投诚起义了，也没有人将他们国民党的身份抹掉。一方面，新政权意欲利用他们的国民党身份给自己的民主、向心力等合法化叙事添加砝码。这就是为什么贺百丁“文革”时本来已经被关进了监狱，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情势，又十分诡异地因为台湾一篇名为《叛徒的可耻下场》的报道而起死回生。不仅起死回生，而且由此获得一个“辉煌”的晚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2］167贺百丁们尽管早已走出了战争年代，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争思维一直在继续，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样来说，贺百丁们当年起义获得的是政治价值，其后其生命得以延续或辉煌所凭借的依然是政治价值。从大道义的角度说，这是生命有了非凡的尊严；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个体生命尊严的严重践踏。然而，这是贺百丁们必须忍受的，或说必须承受的。因为起义而得以延续的肉体生命注定要经历诸多波折，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是贺百丁们早就心知肚明的。社会自有一套大道理，也有一套小道理。贺百丁们无力也无处去诉说自己的小道理，只能被大道理统摄着生活，个体生命由此缺失自主、任人宰割。为什么贺百丁、谢乃常等国军起义将领或士兵愿意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并因此形成了一种亲密情谊，这只能归因于其共同的政治身份以及由此共同的政治身份所限定的共同的整体命运。这一命运在新政权下的核心限定乃是叛徒。对于国军投诚人士来说，投诚构成其个体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节。既然投诚给了他们二次生命的机会，这二次生命就注定要受到新政权的宰治和统辖，这几乎是被注定了的。贺百丁们的故事之所以有其曲折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几乎是先在地有了悲剧命运，小说只要顺着这一悲剧脉络继续推进，就可以开掘出不一样的生命意涵。对于贺百丁们来说，他们的人生足够乖谬，他们抱着一腔热血报考军校的时候，国共的分野并不明显，但最终国共分野的历史悲剧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这是一种无法开解的悲剧。小说对这层悲剧的意涵多有开掘，屡有动人之处。

其次，从对战争的具体呈现来说，何顿特别注重发掘战争本身的内涵，从而能够抛开既往层层叠叠的意识形态覆盖，单纯地对战争本身进行呈现，并由此表达一种朴素本然的战争观。小说写到的大的战争计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战争，由此派生出的小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国军在这些战争中的角色时有变化，这就不能不催生出战争叙事的一些内在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国军不可能始终代表正义的一方，战争的正义性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身在国军之中，贺百丁们的情感和道义认同自然在国军一面，但小说也试图给予战争的敌对方以必要的尊重。北伐军的对手是封建军阀，对其尊重表现得可能还不明显。但在抗日和对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时候，贺百丁们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敌对一方极大的敬意，甚至是佩服。这是很难得的。一方面，敌军、敌人成为一个模糊的指称，表征着一种邪恶的力量、一种非道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敌军、敌人也未尝不同样是一种可敬的力量、一种某种程度上更加占据道义的力量。前者表现在北伐、抗日、解放战争等时期，后者尤其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战争退去意识形态的色彩之后，敌对方之间的争斗就有些类似于同一种人之间的斗争。尽管战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正义的一面，但当战争被置于一种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视角下进行叙述的时候，战争的本然意义就得到凸现，战争本身的悲壮也更加突出。这才是有力量的战争叙事。小说对于日军的书写最能表现这一点。众所周知，日军尤其是抗日战场上的日军早已经被污名化为鬼子或小日本鬼子。但吊诡的是，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叙事都将日本军队污名化，另一方面所有的抗日战争叙事又以消灭日本鬼子而为战争的重大成果。换句话说，一方面说日本人如何如何品质恶劣、长相凶残、愚蠢笨拙，另一方面又以十分艰难地战胜日本鬼子来证明我军之英勇顽强。这是很荒谬的。在《黄埔四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的良好军纪，也能看到他们对于自己天皇和国家的绝对效忠，看到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向敌人投降，看到他们巧妙的战术设计以及能征善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很少见的抗日战争叙事。也正是在这种战争叙事之下，日军才不是妖魔鬼怪，而是由一个个真实的军人构成的有人性的“历史的”军队；抗日战争也才不是一个正义必然压倒邪恶的必然叙事，而是一个充满凶险和变数的两股力量的搏斗厮杀过程：“日本兵也不要命，呲牙咧嘴地与国军官兵拚刺刀，勇敢得像一头头狮子，国军却如勇猛的亚洲鬣狗，两人或三人围着一个日本兵死缠烂打地砍杀……”［2］77

这一段心理活动发生在解放战争的延安战场期间。因为贺百丁的军队曾经跟共产党的军队有过粮草交易，贺百丁其实早已经被国民党高层尤其是蒋介石限制使用，蒋介石并不将之视为一路人。这次因为身边的美女机要员秦云暴露了共产党间谍的身份，贺百丁又因为对秦云的私人感情而破坏了国军想将秦云交给上层的计划，蒋介石就不再对贺百丁客气了，索性将其关进大牢。在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却把自己的得力干将关进大牢9个月之久，解放战争的胜败其实早可预知。但这个事情重要的并不仅在于这一预示意义，它还有力地佐证了贺百丁们在国民党这边早已注定的凄惨命运。欲洁何曾洁，效忠真理还是效忠具体的某个党国，这是其中的关键。

很多年里，贺百丁睡觉从不脱衣，因为他身上没一块好肉，除了枪伤、刀伤，还有严刑拷打留在他身上的伤痕——这些伤痕让他一见就恨得牙痒痒的，就觉得自己谁都可以背叛，不再为蒋介石效力和背叛党国都是应该的。［2］178

这个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贺百丁们恰恰应该是党国的脊梁，是党国应该加以依靠的将领，但国民党高层恰恰不能容忍自己有才华的将领，因为恰恰是这些具有远见和才华的将领能够正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差距或区别，从而也就能够说出一些“有伤士气”的狠话。这也就因此注定了以蒋介石为高层领导的国民党与贺百丁们必然要分道扬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尽管曾经有过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又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政党。正因为如此，贺百丁们顺应历史潮流的种种举动就很容易为国民党所不容。在此意义上，贺百丁们在国民党这里也难逃叛徒的命运。事实上，根据小说的讲述以及曾冠雄从台湾归来之后的陈述，国民党正是如此对待贺百丁和谢乃常的。谢乃常因为参与过十九军的造反、当过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营长，一直都在军统的“内控”名单之中；贺百丁更是因为目中无人、与共军有过粮草交易等事端而距离国民党高层始终有一段距离。最后之所以给贺百丁一个第一兵团副司令的职位，那是要他为了长沙去送死的，并不意味着开始对他改变态度。从叛徒的本义来看，当一名叛徒的确可耻，但叛徒要反叛之物如果不再具有合理性，也不再具有正义性，此时反叛行为恰恰是正义和合理之举。然而，这样的道理贺百丁们怎么跟国民党上层去说，贺百丁们只能背负着叛徒的骂名“遗臭万年”。所以，一切的根源可能还是在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背离了国民党的初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背离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国民党被共产党取代如果是一种历史必然，身为国民党的贺百丁们如果愿意继续留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就难以逃脱起义或叛徒的命运，这也是非个人意愿所能改变的悲剧命运。小说弯弯绕绕，其叙事其实都围绕着这一起义／反叛的叙事爆破点铺陈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何顿找到了书写国民党军人的独特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贺百丁们难以摆脱的生命困局，也让我们得以反思人之尊严与政治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明白其后的历史分量。

“什么和平起义？其实所有的人都晓得你们是向共产党投降。”［2］65贺强的话其实何小玉也说过，贺百丁也说过，即便那些没有将之说出口的人，何尝不是做如此设想。贺百丁们的万千愁结其实都在这一明白如话的反问之中。虽为高风亮节之人，虽有千般才华万般本事，他们也难以逃脱叛徒的罪名，尽管叛徒这一指称有其极大的不合理性，极其不妥帖。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名分”，而名分最终盖过了他们的“事实”，成为他们可以为人辨识的唯一标记。贺百丁们全部的悲剧即在于此。也许正是因此，何顿要为贺百丁们鸣不平，而他选择的鸣不平的方式就是大写特写他们的战功。似乎那些恢弘张烈的战争场景有助于洗刷他们的名分之污，可以向后人证明他们的清白。何顿显然对此寄予厚望，小说对于战争的描写因此也是浓墨重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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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揭开国军战争的面纱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贺百丁们的一生转折性的节点是起义／叛徒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之前，他们的人生其实是很瑰丽多姿的，散发着某种迷人的味道。身为军人，他们的天职就是打仗，小说以贺百丁、谢乃常为两个典型人物，意欲写出的就是他们那种风华绝代的昂扬之态。历史终究不会否认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是有很大贡献的一批军人。如果说以前的历史对此是否认的，至少从何顿这里开始，历史开始对此予以肯定和承认。以贺百丁、谢乃常为代表的国军起义军人形象此前很少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中，何顿的写作颇有填补空白的意味。但也不可否认，作者的叙事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对于谢乃常右眼皮跳（右眼皮跳这个细节是谢乃常的专有细节，这是他迥异于常人的地方，这也让他得以在枪林弹雨中每次都幸存下来。在云南跟日军和英缅军作战的时候，当地的土司段浩更因为谢乃常常常匪夷所思地躲避掉暗杀而称其为雷神的化身［2］28，40，85，111）这一细节的反复渲染，使得小说对谢乃常在战争中的表现有些单一；再比如对于长官与士兵之间亲密关系的反复强调（作品中这样的叙述几乎达到随处可见的地步［2］104）也使其对战争的具体表现在某些层面显得单一、呆板，某种程度上有损于战争叙事的丰富性。但就总体而言，何顿此番的战争书写是荡气回肠的，其规模之宏大、战事之详尽、战争中人性之动人等让人惊叹的。这部小说能够获得路遥文学奖，战争书写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保卫延安》等军事题材小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敢于书写战争，这导致中国的战争书写一度十分匮乏。或者即便有人写，也止步于一种敌我模式的意识形态化强调，无法向战争的深处拓进。何顿此前已有《湖南骡子》《来生再见》的战争书写经验做支撑和准备，《黄埔四期》是其战争书写的进一步延展与深掘。他是将战争与人心、历史等融汇在一起叙述，使得其笔下的战争书写情感饱满、场景逼真、人物鲜明。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看，《黄埔四期》几乎将国军从北伐战争以来的所有战事都给予了有力呈现，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军的正面形象。尽管对解放战争进行书写时，《黄埔四期》也十分节制、十分理性地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等毛病，但相比于正史，它尽最大可能恢复了国军军人的客观形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王败寇”的历史法则给定的国军的刻板印象。在剪裁取舍上，它分配给抗日的分量是最重的，这颇有补足甚至颠覆正史的意味。正史中北伐虽是国军的重要一笔，但小说给予的是相对简化的处理。其所写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南方，用意主要在突出谢乃常等人的年轻气盛。一批年轻人和一个年轻的国家同时成长，那种北伐战争时期流露出来的朝气蓬勃可以说是小说对于国军的最为克制和隐蔽的礼赞。正史中国军抗日战争的部分最少，在这里就给予最为充分的展开。建国后，国军抗日的历史渐渐模糊，在新政权书写自身合法性的叙事中分量和地位日渐缩小，甚至有消失之势。读中学的贺百丁的儿子贺强所说“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拒不抗日”［2］58就来自正史的教育。何顿的书写不遗余力地聚焦国军对日作战的几乎所有战场，从1937年淞沪会战到忻口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条山保卫战等，战线遍布大半个中国。贺百丁身上所集结的战场主要是一些大型会战，这些读来让人热血沸腾的大型战事，无一不显示出国军抗日的极大热情和极大努力。尽管小说也不时披露国军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在一致抗日的问题上，大家还是基本一致的。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军的确有中流砥柱之作用和决心。与之相对应，谢乃常身上所集结的则大都是一些透露更多国军抗日信息的小型战事。在他身上，十九军的“另立门户”和西安事变、中缅边境的争斗等更加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内幕得到披露。看过小说，读者也许会疑惑其对于国军抗战故事的压倒性的书写可能是对于历史真相的又一种反方向的遮蔽，从而有偏离历史真实的嫌疑。但书写总是一种过度的书写，选择总是一种过度选择。既然决意表现一直相对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国军抗日战争历史，何顿的“过”似乎胜于“不及”，能够揭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至于正史中给予浓墨重彩书写的解放战争，在这里只是在一种回忆性视角下得以展开，并因为回忆缘起的特殊而使得解放战争别有一番“滋味”。是年，贺百丁因为“文革”冲击已经入狱5年多时间，已经习惯站在叛徒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一切冲击的前因后果，并已经对出狱不抱任何希望。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一篇台湾对其入狱的幸灾乐祸的报道，贺百丁“死而复生”。但他出狱后所见到的“家破人亡”的惨象却怎么也不能使他兴奋起来，他愤而出言：“当年共军在延安两万人，若蒋介石肯听我的，就不是这个结果。”［2］171随之而开展的对于起义细节的回忆不啻有一种反讽的意味。解放战争对于共产党军队来说是解放战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则无异于覆灭战争，贺百丁自然是悔恨交加。因此所谓的解放战争在贺百丁的回忆视角下也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国军的失败之中自然生出一种悲壮之感，贺百丁们因此让人肃然起敬。

另一方面，不管投诚时的考虑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贺百丁们都不可能在国民党那边重新站稳脚跟，历史也不再给予他们机会。在国民党一边看来，贺百丁们无疑是罪大恶极的叛徒，是永远被钉在党国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尽管只要仔细读过小说就会知道，贺百丁们的起义／叛徒行为有其无可奈何的切实原因，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孩子家庭，也有私心，也有对国民党高层的不满，也有诸种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句话，他们也是凡夫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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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被称赞为狮子，国军也十分勇猛，却只被称赞为亚洲鬣狗，任何有动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场战争的双方孰弱孰强。这样的叙事的确看上去不那么“爱国”，但也许只有这样的叙事才近于历史事实。正因为如此，何顿才能真正写出国军抗战的剧烈与残酷，写出战争的本真含义来。唯有战胜一个强大对手的军队，才是一支威武之师。在此意义上，何顿丝毫不避讳对国军弱点的如实书写，尽管那些弱点看上去有些公式化的嫌疑，但何顿的确不忌讳正视国军的优缺点。由于不考虑意识形态的正当或政治正确，他笔下的国军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真相的无限趋近。

他看着天空，天上印着一张张死去的士兵的面孔，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是士兵的在天之灵跟他打招呼，说：“长官，我们先一步去天堂了。”他心里嘀咕：“好的，长官随后到。”［2］107

在灌区建设过程中，总承包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应该具有很强的责任意识，保证灌区建设的质量和工程进度。同时，要减少一些强势部门对灌区建设的干扰，保障灌区建设顺利进行。

他一脑袋烦恼，贺兴成了个蠢人，侄女却挺着个大肚子，贺山是贺怀国的遗腹子，而贺怀国却是他下令枪毙的，这一切像个怪圈，仿佛是命运之神背着他捣鬼。［2］170

第三，战争从来都是人情感迸发的重要时刻，在最为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从来不缺乏最为浓烈的情感。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每一个士兵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一场战争因此都是一场情感的巨大碰撞。在这个意义上，何顿的书写切中了战争叙事的又一核心。从情感入手，何顿得以深入到战争不为人知的又一腹地。贺百丁、谢乃常等人对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情感不可谓不深，不是抱着对它们的巨大深情，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之出生入死、拼死战斗。自始至终，小说都对贺百丁们这种家国情怀给予热烈讴歌。在以当今为参照的政治正确的意义上，贺百丁们无疑走向了一条历史的岔道，他们的情感因此有待商榷。但贺百丁们毕竟不是历史的结论者，他们走在历史之中，是非全知的“中间者”，他们对于党国的深情是真挚的。正因如此，一旦得知党国对自己为党国出力的行为给予驳回或误解之后，谢乃常和贺百丁才感到生命的惘然与人生的荒谬。在被上级强行要求退出与英国就中缅边境某地的争夺时，谢乃常何止是愤怒，“他生平第一次失望地感到政治就是欺骗，谁像他一样把‘民族、民权和民生’当回事？！……他深深觉得自己视为生命的三民主义，在那些手握大权的人眼里只是个幌子，不过是拿来欺骗国民的工具。”［2］135

这样的战争叙事是饱带感情的，是深入人心的，可以看到，何顿将战争叙事经营成一有情的叙事空间，极大地扩充了战争叙事的内涵，使之广阔、深邃、富含深情。

例（3）中的主语由动词“donate”变成了动名词，例（4）中transformation是动词transform的名词形式，但在无灵主语中依旧强调其动作。例（5）中动词“mention”变成了过去分词，在无灵主语中修饰working paper,以上例子中的谓语动词都在作为有灵动词。

三 世态人情：不止是情爱，还有惨象

在那几被隐没的历史之中，不仅有围绕着起义／叛徒的诸种复杂辩证的呈现，不仅有战争叙事的极大扩展，也有战争中人性光芒的闪射、战争中人情的迸发与碰撞，也有所有的情爱纠葛与所有的世态炎凉。小说说到底是对生活的书写，战争生活同样是一种生活，同样有人情的密实存在。所谓大历史与小情爱从来都是互掺互渗的，从来没有一段大历史其间不是遍布着小情爱的，也从来没有一段小情爱不是被裹挟进大历史之中的。我们说《黄埔四期》是一部厚重之作，如果单单是指其对于以黄埔四期国军军人贺百丁、谢乃常为表征的中国现代历史的厚重表现的话，必然是有失偏颇的，这也不是《黄埔四期》的本来面貌。以起义／叛徒凝结起来的万千叙事都要在世态人情中最终落脚，起义／叛徒作为一个关键事件节点，不仅仅将叙事从战争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同时也使得世态人情从隐性的层面上升为显性层面。家国大事之下亘古不断流淌的始终都是日常小事，是人情百态，是世态变迁，是“一成不变”的日子与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顿不仅给予以国军为主体的几被淹没的历史以框架和骨骼，也给予其以血肉和呼吸。小说对于世态人情的书写很见功力，可以认为是何顿多年来这方面的一部总结之作。

何顿向来不回避欲望书写，不过始终将欲望书写放置在个人化的视角之下，给予个人化的呈现。他也常常喜欢从欲望的角度去看待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活，从中拆解一些已成为惯例的社会常规。如今这项技能开始服务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丰富中心人物的人性内涵。这一下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效果。同时，何顿一直对市民生活有浓厚兴趣，他笔下从来不缺少精彩的凡夫俗子，他善于将其生活的近乎本真的状态给予有力呈现。现在他将之融入对战争动荡年代的书写之中，就犹如给皮影注入灵魂，就此活化了历史。看一看谢乃常的那些情爱故事，每一个都像传奇小说一样精彩。即使不是放置在国军军人独特历史的背景下，谢乃常与黄莹、陆琳、杨凤月、马沙丽等人的情爱故事依然是精彩的情爱故事。如今有了揭开被遮蔽的历史的支撑，它们突然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味。这不仅丰富了谢乃常的人性内涵，而且更加具象化了国军军人的动荡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莹、陆琳、杨凤月、马沙丽乃至田贵荣等人都可视为对谢乃常某一特定历史的注脚与补充。如果没有这些女人的存在，谢乃常的历史依然成立依然完整；但有了这些女人的存在和参与，谢乃常的历史就丰富且富有无穷况味了。

英雄如谢乃常者也会为陆琳的死亡而不能自已，悲痛而不能自拔，“他以为自己是个见过无数死亡的人，不会为陆琳的死悲伤多久，事实恰好相反，只要他一坐下来，她的身影便会显现在他的脑海里，让他悲伤、迷茫、孤单。”［2］127陆琳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女子，小说对此多有叙述，多是入心的文字。这个谢乃常担任特派员期间在上海认识的舞女有着太多的面相，几乎符合一切男子的一切需求。这个死于片马镇的女人陪伴了谢乃常大部分的戎马生涯，占据了谢乃常心上一块很重要的区域。何顿有能力轻易几笔就将一段情爱故事的脉络叙述清楚，接下来他就可以直接进入一种至美的情爱氛围的营构之中，使之瞬间有摄人魂魄的力量。谢乃常与杨凤月从相识到相知用时极短，但这两个天涯沦落人却很快成为知音，两颗心之间互相温暖的情景每每让人心动。杨凤月的命运十分悲惨，她对工人阶级丈夫的虐待终于不堪其辱，残忍杀死了丈夫，自己也难逃一死。杨凤月的遭际让人见识到国民党的身份或与国民党有瓜葛的身份在建国后的历史场域中所可能遭受到的剧烈冲击，等于是揭开了历史的阴暗一角。但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杨凤月的悲惨遭遇，人们更会对杨凤月与谢乃常非同一般的情爱经历不胜唏嘘感慨。值得一提的是，何顿有着出色的穿插叙事能力，他对情爱叙事的篇幅有非常节制的控制；但他每一次穿插点缀出来的情爱细节都有一种延展能力，能够自动缝合之前的叙事空缺，供读者连贯出一线性叙事进程。杨凤月的出现并不很多，但谢杨二人从相遇相知到中间的种种遭际，到杨凤月被处死，再到多年以后杨凤月师姐找到谢乃常交给他杨凤月的遗书，等等，都给人一种始终在场的感觉。不仅杨凤月这一段如此，陆琳也是如此，小说几乎是在穿插行进中展开了一段完整的情爱叙事。这就足以见出何顿情爱叙事的能力。

除了情种谢乃常之外，何顿也力图写出贺百丁仅有的两段情缘。一段是与吴姬的短暂情缘，后来由于妻子何小玉的极力抵制，贺百丁只好把吴姬许配给兄弟陈德。这一段姻缘开始得突然，结束得突然，似乎处理得不尽如人意。另一段是与机要员秦云的短暂情缘，这就是男人人之常情的显露了。贺百丁被秦云的美貌吸引，但没想到秦云是共产党的间谍，由此导致自己在国军中地位的动摇。可见小说对情爱叙事的经营是有很多考虑的，不仅仅需要在情爱上下功夫，也要力图使情爱网络打开，吸纳进来更加广阔的生活内容。何小玉与张副官的情爱关系有十分隐晦的书写，但张副官对何小玉那种复杂的带有乱伦性质的情爱心理的确让人心痛不已。贺兴与王美诗的情爱关系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一样，何顿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年代里一个单纯得有些离谱的姑娘形象，她的死不啻于一种无声的控诉，令人震惊。当王美诗死于因读贺兴情诗而引起的火灾之时，笔者居然希望她就这样死去。这是一个过于单纯的姑娘，不死的话怎么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年代生活。美的被“践踏”在这里居然是笔者的期望，其间的沉痛几人能知。

借助下一代人的生活惨象，小说对于世态人情给予近乎绝望的呈现，实在令人心痛不已。这当然不能说其仅仅是因为贺谢两家是国民党家庭的原因，但又不得不说就这两个具体的家庭来说，这些生活惨象的根源的确与其国民党家庭的身份大有干系。不可否认，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两党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起义／叛徒的身份定位是贺谢两家无法摆脱的命运，这是并将继续是这两个家庭的后代今后遭际的主要诱因。也许正是受启发于此，何顿写了这部以国军起义将领贺百丁、谢乃常为主要人物的小说，意图为他们伸张“正义”，或者意图写出一段本真的历史。笔者以为，还原历史根本上就不可能，可能的只是无限趋近于历史本相。《黄埔四期》的贡献即在于何顿将还原历史的冲动与尝试外化为一部结实厚重的力作，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趋近于历史本相。尽管以国军为视角的历史并不就是历史本相，但它毕竟打开了一条幽暗隐晦的历史栈道，揭开了一段几被埋没的历史。尽管在揭开被埋没历史的同时，它给出的世态人情几乎令人感到绝望，但它使得历史不再是空洞无物之物。小说毕竟暗示着在那片绝望的土地上，即将生出新的力量，因为黑暗已经被揭开，光明就将要进来。惨象如果有可能终止，惨象就是有意义的。在悲痛之后，但愿我们还有力量去挽救历史。挽救历史，也是挽救现在。

何顿不止于对战争进行叙写，他更尝试写出战争背后的人的因素，写出人心的起伏波动、人情的交错互动。于是，在战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谢乃常与陆琳的奇特姻缘，也能看到贺百丁和秦云的美妙恋情。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于军人性生活的描写大胆直率，有一种天然的真性情在里面，这就使得这些军人不是死板僵硬的硬汉，而是侠骨柔情，充满生活气息。在军队中，最为浓烈的莫过于官兵情了，小说对此颇有用心之处。贺百丁既可以痛快杀死自己的拜把兄弟贺怀国，眼睛都不眨一下，只因为贺怀国违背军令；也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寄给贺怀国家庭钱财，操持其全家的生活费用。情感的烈度就像战争叙事的润滑剂，每每给残酷酷烈的战争叙事增添必要的更加真实的现场氛围，使得战争具备所有丰满的细节真实。其不再仅仅是简单直接的物质力量的比对，同时也是深沉复杂的心灵力量的对比。官兵情一再显现，有效地切入战争的坚硬硬壳，使之深入内里，在坚硬与柔软之间建立必要的沟通，使得战争叙事更加辩证、更加富有人情味。说到底，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能不牵涉到巨大的人事纠葛。

世态人情中，情爱关系自然最为强烈，但情爱关系也非唯一。在情爱关系之外，《黄埔四期》对于广泛的世态人情也有十分出色的呈现。贺家谢家依然是透视整个社会世态人情的窗口。小说虽然只是写了贺家谢家两家人，但却足以让人窥见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恢弘面貌。这一则说明小说对于贺家谢家生活的呈现具有某种代表性，二则说明何顿善于选择角度，善于裁剪事件，善于结构小说，从而能够从两个家庭透视出整个中国的社会状况。小说中情爱关系虽然备受摧折，但依然不乏美妙的因素。与之相比，小说中更加凸显世态人情的家庭生活则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悲剧意味。贺百丁这一代人的命运已经足够悲催了，他们下一代的命运更加悲惨。谢家的谢国民死于三年自然灾害。贺家朝气蓬勃、脑袋里装着拜伦雪莱的贺兴因为国民党身份的一再发酵，被折磨成了傻子。贺强好一些，只是变成了瘸子而已。贺娣、谢家的谢文清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惶惶不可终日，经过非人的折磨，不同程度上“堕落”了。将所有的家庭灾难都归结为其国民党后代身份虽有失偏颇，但不得不说国民党后代的身份的确是贺家谢家后代不可摆脱的身份标签，这一标签的确造成了他们无尽的劫难。谢文清为此不得不与谢乃常断绝父子关系。但这一惯常的“文革”故事的情节在何顿这里却有完全不一样的风貌。断交信是谢乃常写的，要女儿谢文清交给上级部门。贺兴、贺强尽管对起义的老爸贺百丁充满怨言，但归根基底他们是爱爸爸的。在这里，正常的伦理情感战胜了政治催发的政治情感和纯洁文化。小说没有渲染政治灾难的意图，它似乎只是轻描淡写地写出一个一个悲剧的到来，带着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无奈或达观。但单方面与生活和解谈何容易，那不过是一种无奈而已，甚至达观都谈不上。贺百丁从监狱出来，看到贺兴与贺娣居然结为夫妻、贺兴居然变为傻子，他对惨象感到震惊、无法言语：

四 现实主义的胜利与缺憾

作为小说，《黄埔四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分量，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一点将持续被证明。不仅仅因为其挖掘了一段几近被埋没的历史，写出了国军的正面形象，也在于其立足于湖南大地，写出了一种湖南气象的作品。何顿对于长沙和湖南的书写还将更加深入，对于战争的书写还将不遗余力，这些都让我们充满期待。何顿多年聚焦湖南大地，终于拿出了一部厚重之作，几可告慰父老乡亲了。这对何顿和读者来说，都意义非凡。“归乡”的何顿一旦有了更为强大的立身之基，势必迸发出更加强劲的叙事能量，如此说来，何顿的前途止步于哪里，真不是现在可以定论的。

《黄埔四期》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现实主义的一切成就在它那里都有突出表现，这些是无法在此一一细说的。谢乃常、贺百丁、贺百石、杨凤月、田贵荣、陆琳、黄莹、何小玉、张副官、贺兴、贺强、谢文清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足以说明其现实主义力量的强大了。小说有万千形态，现实主义只是其中一种形态而已。现实主义内部又可有林林总总的分类，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甚至将卡夫卡、毕加索等都归入到扩大了的“现实主义”阵营之中。笔者说《黄埔四期》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只是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它，因为这部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语言都是十分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一切都得益于何顿的剪裁才华，他硬是将一个长篇小说经营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告诉人们，不必过于计较小说的形式如何创新。只要写出扎实的人物和故事，扎实地站立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就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小说。

Application of the tongue-and-groove method in concrete pipeline joint construction

现实主义的书写容易局限于对现实的书写，并因此放弃了由现实向更高层次飞跃的尝试，从而容易成为一种缺乏精神强度和高度的书写。在《黄埔四期》这里，这一点也有所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缺憾。《黄埔四期》的人物足够精彩，但很难说哪一个人物真正有其个性，是独特的“这一个”；人物更多是为“故事”或历史而存在，具有“叙事”的意义，缺少独立的个人意义。贺百丁、谢乃常等人最大的情怀是家国情怀，他们在党国背弃自己的时候，依然效忠党国；身在新政权下，依然挥之不去“变节”的悔意。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似乎缺乏对历史和自我的更为深刻的反思。并非说贺百丁、谢乃常等人轻易接受新政权和共产主义学说就是有反思能力，而是说他们缺乏更高一层次的关怀和追求。抽掉家国情怀，贺百丁、谢乃常的存在意义将大大缩水。这当然不是在对军人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而是力图由此打开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老话题：现实主义如何不局限于现实，现实主义如何超越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实主义如何高于现实。陈德、李木庵、谢华等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贺百丁、谢乃常超越党国情结、思考自己的向度，但导向共产党的叙事并不就是对现实的反思及超越。贺百丁们的痛苦具有悲剧意味，但不是惊天动地的悲剧，不是渗透存在之思的悲剧，似乎只要一个政权更换就可以解决它。这就过于简单了。书写历史而局限于历史，这就是《黄埔四期》的问题所在，尽管它的确给出了另一种历史。

在现实之根基处，屹立的始终是存在本身，对存在本身的反思才是现实主义臻于深刻的根本。在这一意义上，《黄埔四期》依然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历史风云，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最深处去挖掘历史波谲云诡的根源，因此也就找不到一条敞开存在的道路。小说有精彩的故事和人物，也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但“热闹”过后，小说让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流于表面，它所有的构成都是“现实”的，与“现实”在同一层面，并不导引我们向超越“现实”的更深邃、更高远、更博大的境界中去。从这个意义上看，还原历史或发掘一段几被淹没的历史其价值也是有限度的。历史不过是过去了的现实而已，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层面上去批判或书写现实，它又怎能被指望去向现实背后更深邃、更高远、更博大的境界之中呢。

这不仅仅是《黄埔四期》的问题，这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本身的问题。我们当下的写作依然未能或很少触动存在之痛，我们的作家依然缺乏触碰存在的能力，我们的作品依然停留在现象界，与现象或现实扭打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所以，我们依然未曾探测到现象界的深层，那里才是现象的根基。存在，是现实主义要着力攻克的高地，是隐在低处的高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埔四期》可以是一个启示，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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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通过随机抽样、随访和回顾性调查方法，于2013年6月—2015年8月选择在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进行诊治的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2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影像学诊断为Ⅲ或Ⅳ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初治患者；年龄≥18岁；既往未接受过化疗或者胸部放疗；化疗前均行肿瘤标志物检查；有可测量病灶，可评估近期疗效；研究得到了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排除标准：近期存在放、化疗及手术治疗者；同时接受其他任何抗肿瘤治疗；既往患有其他恶性肿瘤患者；有严重心、肝、肾、血液系统疾病者。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各51例患者的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见表1。

［1］张 钧.代跋：个人化的时代境遇与欲望化的当下叙述［M］／／何 顿.流水年华.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356.

［2］何 顿.黄埔四期［J］.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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