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湘文章老更成，比如何顿小说，素来洋溢市井气息，语感自然顺畅，快慢结合，看似闲庭信步，又气象万千。《黄埔四期》以贺百丁、谢乃常等湘籍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们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全文采用时空交错手法，纵横捭阖，串珠织锦，可谓精彩纷呈。它以1949年为前呼后应的时空转捩点，嵌入上海“一·二八”抗战、淞沪大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一二次会战、昆仑关战役、赴缅参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等重大事件，顺承贺百丁、谢乃常等波谲云诡的命运变异轨迹。《黄埔四期》时间跨度极大，场面极其宏阔，串联历史人物之多，琐细日常之繁，蔚为大观，其可谓史诗之作。

塑料微珠是指直径小于5 mm的固体塑料颗粒，不溶于水的非降解物质[1]；曾被广泛用于洗面奶、牙膏、磨砂膏、沐浴露、眼影、腮红等化妆品中，生产商在冲洗类产品中宣称添加该成分可以更好地深度清洁皮肤 、去角质、去死皮。而目前市场上宣称“磨砂”、“去角质”等的化妆品中，几乎都含有塑料微珠。

《黄埔四期》着力于两个人物近一个世纪的家国情怀，谱写乱世儿女情，勾连生离复死别：一者贺百丁，一者谢乃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白丁而成将，正常亦无常。何顿的历史认知，深潜并附着于两个人物为聚焦点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并互为鉴照、互为彼此、互生阴阳。所谓道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阴阳结合，又生死贯通。这一“双人行”，犹如双胞胎，交叉跑动更如影相随，若隐若现且此起彼伏，互为表里又交响互文，更如聚合离散的双轨线，而命运殊途同归。由之复调意味浓厚的双重奏，所演绎出来的回旋曲和叙事曲，令人嘘唏慨叹，为之暗中垂泪、默然凝思。正如作者何顿所言：“我写《黄埔四期》，可以说是一种‘公心’，为对得起那些在‘一·二八’松沪抗战、忻口会战、松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和豫中会战中阵亡的先烈们。他们是为国捐躯，而不是为钱财而亡，应该书写也值得书写。”［1］

小说叙事上，何顿充分运用了穿插藏闪技术。穿插藏闪，最初源自《水浒传》，经吴敬梓《儒林外史》和西周生《醒世姻缘传》而成型，至晚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更纯熟，或更早萌发于宋代《清明上河图》等沿袭已久的中国绘画技巧和白描手法。“全书（《海上花列传》）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2］

《黄埔四期》之“穿插”即在于插叙、倒叙、预叙等手段的融汇结合；“藏闪”则近乎伏脉千里、草蛇灰线般的呼应技术乃至开放性结构。何顿长时期浸淫于湖湘市井生活，深谙市民百姓于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性，寻绎游踪而自能徐徐道来。枝蔓横生而自成一体，条理清晰却重心不偏。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巧的布局结构、生动的故事情节是调动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从而确立了小说醰醰有味的美学品相。比如“杨凤月”死去十多年后，其姐出场，不仅带来了谢乃常与杨凤月的儿子，而且还有一封信。信承担了补叙功能，又像是幽灵声音参与了现实生活空间的再造。于信件叙述者而言，则又成了预叙。“‘乃常，孩子他爸，如果不出意外，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去好多年了，因为我求师姐一定要在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再告诉你’。”［3］133它从此植入文本结构，繁衍出另一条支线，如此也导致《黄埔四期》中的叙事技巧恰如金圣叹所谓“史记式”的以文运事，即先有其人，而后生事。人是真人与实有之人。事则一方面取自历史，嫁接于历史；一方面依循日常，楔入心灵世界和关系网中。如此维系着小说家的世界观、情感态度与艺术思想。

参考文献：

（3）辊面出现疲劳裂纹后未及时处理，支承辊带着裂纹缺陷长时间使用，导致裂纹扩展形成分层，是导致最终出现剥落掉块的原因，支承辊失效形式属典型的疲劳剥落失效。

《黄埔四期》叙事节奏松弛结合，情节环环相扣，即叙述完贺百丁后，倏忽转入谢乃常。讲完老一辈传奇经历，而后即转入对年轻一代命运的演绎。相互衔接缀合得游刃有余、有条不紊，堪为一件缀锦百衲衣。比如谢乃常去吃肉丝粉时遇到乞丐何绍辉，后者讲述完自己的遭遇后，又转入叙述插队知青贺兴的遭遇——这既是他发疯的原因，也是他杀人的动机。

《黄埔四期》交互叙事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作家给叙述者提供了相当多的附着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交互性内容，二是读者能强烈感受到阅读差异性内容的意义感。何顿小说叙事中最关键一环就是于交叉跑动中对不同角色的塑造。作家与叙述者控制角色与其他角色间，有着充足自洽的交互内容，从而让读者有空间塑造自己控制角色的个性并了解其余角色。这些交互不仅限于丰富驳杂对话系统，还包括控制角色动作并使之做出会产生不同后果的选择等等。要让读者感觉到交互阅读是有意义的，就需要作家对不同人物性格充分理解，创造出丰满立体的形象，使之可亲可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毕竟交互叙事之核心在于双管齐下、交相呼应，而叙事又是一个动态过程。

结尾处也确实应和了贺兴的誓言。当谢乃常从何沙丽家出来的时候，在街上偶遇被揪斗游街的贺百石；继而视角转捩到何小玉惊慌失措地面对两个被殴打的儿子贺兴和贺强；随后牵引出贺山与贺娣、贺彰姐弟。一代人错综复杂的命运轨迹与畸变关系图因此生成。随后叙事视角又折返回谢乃常与马沙丽之上，继而谢乃常回家，随之发生了其女儿谢文清的怀孕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煞是好看。

车辆事先应擦洗干净，不能喷涂乳化沥青隔离油，而应采用菜仔油、豆油等食用油或由彩色沥青结合料配制而成的乳化沥青、稀释沥青。

由图13和图14可得：公差越小，成本越大，即公差成本较质量损失成本对总成本的影响更大；工序2的公差变化对成本影响最小，其次是工序1，最后是工序3；工序3对成本的影响大于工序1和工序2共同作用时对成本的影响；3个工序对成本的影响在各自取值范围内都是公差越小，相同公差变化对成本变化影响越大，随着公差的增大，相同公差变化对成本变化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

火葬场有很多悼念厅。阿里的母亲一生平淡，告别仪式自然选在侧边的小厅。隔它几间的是正厅。正厅不知哪位要人在办丧事，花圈一层层从厅里一直延伸到厅外。前去悼念的人黑压压站一片。每人胸前都缀着小白花。厅门口有数人在招呼大家进到厅里。

意料之中的自然是贺娣颇为荒诞的死亡，其既寄寓了叙述者对历史无常合力的深刻认知，也隐含着作家对个体无常命运的深切同情。

二

《黄埔四期》的叙事时间耐人寻味。其中有专注于大时代的历史纪年法，比如 “一九五七年”：“这一年，中国老百姓都头脑发热地干着共产主义，忙着‘赶英超美’，报纸上就出现了让人越看越虚假的报道。有天下午，谢乃常坐在参事室里看篇报道，大叫道：‘好家伙，亩产十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三斤稻谷，连土地爷爷也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了。’”［3］24概括与细描、抽象与具体结合自然。更有小时代中的个人与日常，其标志为“那时”“那段时间”“那个年代”“那一年”“那时的”等等。小大时代之间遥相呼应，粗细率然，突出表现了个体命运与家国事变之间繁复错综关系。

因为“战争对于走下战场的人的‘影响’之切，有时远甚于战争，原因是它混入了生活之流。‘何顿式’，也体现在他善于于生活之流里表现战争的影响（当他大幅度写战争，也不免写出了生活意味——将士们付诸于战争的时间的确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这‘影响’是流泻于日常生活里各种细微琐碎的——时代烟云令它更是百味杂陈——历史与烟火气的人间世裹缠在一起。”［4］因此那些日常性与个人化色彩浓厚的诸如“这天晚上”“有天”“一天”“每当星期三的下午”“有天中午”等具体而微的时间节点，意在制造当个体遭遇时代洪流时产生的那种被动无助、难以自拔的戏剧性。

何顿特注重历史场景的精确还原，立足于流行元素与主体意识的情感互动，从而营造出意趣盎然的逼真感，这俨然属于新历史主义的微观叙事或日常白描。20世纪60年代谢乃常与杨凤月跳舞，约会时杨凤月唱的是电影《刘三姐》插曲。对浪漫主义情调如何结构了知青一代人的情感政治，何顿倒也不忘对集体记忆皱褶的意象还原：“那一年，热衷于体育运动的贺兴，又突然喜欢上了诗歌，借来一本本外国诗集看，普希金的、莱蒙托夫的、拜伦和雪莱的等等，一回家就捧着诗集阅读，数理化等等作业却被他撂在一边。”［3］114

流行元素也暗示了时代变迁，比如谢乃常：

一早，他起床，去公园散完步，吃了两个包子，去一家理发店剪发修脸，看着镜子里自己这张脸，似乎年轻了几岁，便走出理发店，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忽然听见柔美的歌曲从店铺里飘出：“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他硬是一动不动地把这首情歌听完了，听得他老泪奔流，在绵绵细雨般的歌声中，他想起了陆琳、杨凤月和黄莹……他站在街头，仰起脸，好让眼泪倒流回去，天空湿淋淋的，太阳碎了，金光闪闪。［3］125

某种意义上，当代小说中的交互叙事是读者通过对故事世界产生一系列交互而与叙述者、作者一同完成剧情的创作。而今，智能手机彻底变革了人机交互方式，也为文学与影像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方面是因为移动设备的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种感知器的应用。《黄埔四期》可视为一个多人角色游戏。如此众多人物，带有迥然相异的人生走向和命运，总有一个打动你的，无论男女老幼、高低贵贱。诸如饮食男女、吃喝拉撒、东南西北、喜怒哀乐，均呈离散状分布于时间数轴上，你随便选择一个点，顺次延展，即可进入其中一个场景或消费空间、生活世界，循此生成某种交互性。

服饰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语言。服装发展与变迁历程，能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宗教、伦理及社会风尚、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现象。《黄埔四期》中的服饰以非文本形式表征了历史变动，于色彩政治学意义上凸显时代的文化政治：“这年国庆节，儿子谢国栋回来过节，着一身草绿色假军装，还戴顶假军帽，这是那个年代的时髦服饰。”［3］4还有服饰样式：“一个星期五，何小玉来探监，外面很热闹，游行队伍呼口号的声音都从监狱的围墙外传了进来。何小玉着一身灰绿色列宁装，头发梳得很抻，拎着一盆腊肉，还给他送来冬装。”［3］4新中国成立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莫不以苏联为模式，苏联服装自然成为革命象征并深刻影响着城镇居民的装束打扮与时尚趣味。列宁装与留短发，显得外观干练、飒爽英姿。塑造何小玉和杨凤月的时候，“旗袍”于不同年代，承担着不同情感诉求的表意功能，或暗示二人世界之隐秘，或关乎亚文化青年之逆反。1980年代的时髦青年形象大概如下：“谢乃常看着这姑娘，这姑娘穿得很敞，夹克衫、短裙，一双黑长丝袜裹着她的两条瘦腿，描了眉毛，嘴唇涂得鲜红。”［11］127至于饮食，更贯穿了叙事文本的始终：“过完年，贺百丁的乡下妹夫送来了糯米糍粑，还送来一袋红薯片。”［12］127这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大众食物。

小说与戏剧、影视一样，利用空间共时性而切断时间连续性，从而让时间消散辐射，漫漶成为虚拟空间，由此显示出非线性的质地。整个《黄埔四期》文本架构呈现出线性叙事特点，却以被割裂的、离散状的版块或碎片形态出现，比如除了贺百丁、谢乃常两大主角之外，众多群像则采纳了碎片化、多视角、非时序、偶然性叙事。

碎片化结构由一个个片段化情节衔接组合而成，这些碎片抛弃了寻常小说叙事起承转合、首尾接续的因果关系，而以相互独立的散点状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需积极调动起个人的认知逻辑和语义图谱才能将这些片段像拼版一样重组起来，进而获得较为完整的故事体验。碎片化结构特征便是该类故事的最大看点，它所带来的割裂感，也成为故事阅读与审美诉求之一，读者甚至会因为接受过程中的感想与阅读后的回味，去查找相关资料或搜寻记忆进行印证。没有哪个话语能代表宏大叙事的唯一权威或绝对真理，唯有将这些碎片化内容组合在一起，由读者个人大脑进行重组和逻辑化，由此感喟体悟到的对人物或经历事件的最终印象，这与互联网世界最典型的认知方式如博客、微博、微信、聊天室等并无二致。贺家第二代贺兴的失忆症恰好代表了一种对碎片情境的固着，并由此形成了罪感：

一家人说话时，贺兴冷漠地坐在一隅，不参与讨论。他活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十分阴暗、潮湿，没有蓝天，没有鲜花，有的是扭曲的人或一进入他眼帘就变得晦涩的事物。他没活在现实世界里，他拒绝这个世界，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他头脑里的天空不是蓝的，是阴沉沉且大雨滂沱的，在那片阴沉沉的大雨里，始终有婴儿的啼哭声，这啼哭声始终抓着他，让他听不到和看不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3］131

至于偶然性，《黄埔四期》于叙事上也具有“六度分隔”理论下的社群生活与网络上的部落文化叙事特点，通过串联起不同的故事节点与人物形象，渗透着偶然性制约下的诸种因缘际会。从战争史角度来看《黄埔四期》，整部小说中每个人、每桩事件、每处角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片孤岛，而是一开始就受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吊诡支配。正如何顿本人所言：“谢乃常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文革中他竟没挨过一天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但许许多多的国民党将军倒了大霉，共产党的元帅、将军倒大霉的也不少。比如彭德怀、贺龙元帅都被整死了。可是谢乃常却成功地躲过了一场场运动，并非他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他很忙，他儿子回忆说父亲时常不在家，出去与女人幽会，躲藏在女人温柔、甜蜜的怀抱里。问题是即使是那个年代，没有人计较他风流，也没有人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这可是一个没有人写的国军将军形象，正好与贺百丁将军形成对比”。［5］这种看似偶然关系的错综纠结，于宏观主题上又受到了必然性叙事逻辑的有机操控。

三

交互叙事小说的沉浸感极强，线索与剧情分支是其一大特点。《黄埔四期》开篇就提示了其基于贺谢二人的分支树结构。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其实可以自行选择，沿着某一条剧情分支线往下阅读。如此身临其境般踏波无痕、悄无声息的分项选择，犹如阅读网络小说时弹出的那个对话框来任由你选择阅读内容。

贺兴眼里充满仇恨，低声说：“只要能出去，哥以后一定要杀死姓赵的，哥发誓。”贺强望眼哥，说：“哥，杀死他要抵命的。我们出身不好，跟他们斗是鸡蛋碰石头。”贺兴吐口痰，“哥不是鸡蛋，不会任人摆布。”［3］18

这俨然属于意绪表象，还有深度情感的交互，呈现出审美净化的效果。流行音乐实现了谢乃常与孙女之间的一次跨代际互动，任是无情也动人。“歌声就从她嘴里飙出来，全是邓丽君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来》等等，孙女的嗓音，几乎同邓丽君的歌喉一样好，孙女哼唱道：‘……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他听得眼睛湿了，感觉在下雨。”［3］138何顿还非常善于通过年代感十足的影视剧来呈现人物心理，如：“晚上，贺娣守着电视机看了气充满雪花点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心里怀着许文强，沉入梦乡。”［3］138

《黄埔四期》整个叙事过程是一个文本时空与阅读时空的交相呼应过程，犹如“闯关”游戏。嘘唏叹惋中，你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万般感慨，为之黯然泣下亦在所难免。这种最理想的交互效果，不知不觉形塑了读者的情感结构。逼真而虚拟的文本世界促使读者向虚拟世界移情或移民，读者不仅可以借此逃避现实生活中令人不快的基于外貌、身份、地位、阶层等差异而造成的挫败感，而且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的人物身上投射那些被压抑的欲望，进而获取新的身份。虚拟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梦想故事，在那里人们可以亲身体验梦想实现过程的诸种可能性，进而重塑自我失衡的人格结构，这也是以虚构为本质的小说的独特功用。

而深层蕴藏的暗能量结构，盘踞于贺兴—贺娣—贺山这一三角关系中。从此疯狂与乱伦、兽性与杀戮、悬疑和隐情，缠绕纠葛而成一个又一个深不可测、激荡人心的涡旋。处于漩涡中央的贺娣，最终成了一个巨婴般的隐喻历史魔力的反讽意象：

何顿形容《黄埔四期》为其“最动情”的小说，本然印证了何顿小说向来注重交互叙事技艺的创作特色。这在本质上又与网络游戏相似，这中间“4I”元 素 即 沉 浸 感 （immersion）、交 互 性（interactivity）、统 辖 力 （integration）、影 响 力（impact）自始至终充任关键角色。沉浸感和交互性是为了引导受众深度地融入到媒介叙事之中，而统辖力与影响力则意在将故事从纸媒或屏幕向现实生活中拓展。《黄埔四期》四者兼备，无论沉浸感还是交互性，抑或整合力与影响力，莫不昭示了新世纪后汉语历史小说叙事的最新走向。20世纪历史是个参差披拂的移动平台，也是交相奏鸣的文本时空，而阅读感知形成的接受视界又是一个虚拟时空。文本时空为静态艺术和线性语言所创造的建基于读者想象和接受视域基础上的抽象空间，我们阅读时产生的想象、联想、震惊、共鸣、感染乃至神往、移情等等审美体验，则为抽象时空与具象时空的一次淋漓尽致的情感交互。

结婚那天，贺娣来了，她生过三个孩子，全死了，前两个是男孩。第三个是个女婴，也死了，这个女婴生下就是个畸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来到这个世上一声啼哭都没有，三个月后才睁开眼睛，看父母的目光也相当宁静。一岁七个月时，女孩淹死在塘里，贺娣气晕了，大病一场。当时供销社里，有个转业军人从内蒙古带回来一支鹿茸，转业军人的老婆见她体虚，炖鹿茸给她吃，她吃了，从此她就开始发胖了。红旗公社的人背后议论她命硬，克下一代，她没有解释，孩子畸形，活下来，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死了倒是孩子的福气。这以后，她去县医院结了扎。轮到贺强和谢文清结婚时，贺娣已经没法梳妆打扮了，因为体重从一百零几斤增至一百九十斤了，要穿很宽松的衣服才不至于绷着屁股和乳房，说话嗓门很大，全家的人都能听到她说话，放屁的声音也很响，完全成了个粗俗不堪的农妇。［3］121

总体而言，穿插藏闪技术既契合虚实相生、阴阳相济的古典美学精髓，又合乎现代性叙事于线性矢量上的分合策略。结构上，犹如“中国套盒”的象形，三代人命运，镶嵌嫁接其中。画家点亮我们的视觉，音乐家洗涤我们的耳朵，而作家则在文字中挥洒各色的情感。各个领域艺术家们创作时，都着力于该艺术领域最擅长的表达方式，《黄埔四期》可谓名实一也。

其中，a(i， k′)表示数据点i对点k′的认可度(归属度)，r(i′， k)表示数据点k对其他点的吸引度.

当一名校长不难，当好一名校长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校长是校园生命状态的标志，是学校科学发展的领航者，校长的幸福感直接影响着学校、师生乃至家长的幸福感。做好一名校长要具备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深厚的学养，既要有仰望星空的博大、深邃，又要有脚踏大地的平稳、厚实。因为一位好校长可以带出一所好学校，而一所好学校形成的学校文化，无论谁进去都会受到熏陶和感染，使师生身心健康、人格健全。

［1］何 顿.大爱无言，小说有情：《来生再见》创作谈［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4）：1-3.

对于教学内容，教师要挖掘其内部包含的育人价值，才会有更高的立意去设计教学，让这些育人价值在教学中发挥作用．《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把数学的核心素养定义为：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有了这样的认识，教师应当深度挖掘教学内容中，直指核心素养的部分，同时思考如何将核心素养融入到教学内容中，让教学内容不仅仅是传授数学知识与技能，更能对学生的数学素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真正体现数学的价值．当然，教师认识数学的高度有多高，决定了课堂的高度有多高，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才能实施发展学生“数学素养”的教学．

［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2：5.

［3］何 顿.黄埔四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2015.

据统计，2013年，湖南累计投入抗旱资金24.2亿元，抗旱机电井25.5万眼、抗旱泵站3.86万处、机动抗旱设备83.8万套、运水车辆1.75万辆，完成抗旱灌溉面积1958万亩，挽回粮食损失300多万t，减少经济作物损失60亿元，临时解决了314万人的饮水困难，有效保障了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安全。

［4］何 顿.写作时我热泪盈眶［N］.潇湘晨报，2015-06-21（04）.

［5］何 顿.给《长篇小说选刊》写的创作谈［EB／OL］.［2017-02-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3bc5b0102w7y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