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作《春秋传》止于桓公九年，门人取其经说续于后，后朱子定为《程氏经说》二卷。该书虽未成，但影响胡安国《春秋传》甚深。作为“私淑洛学而大成”［1］的胡安国，其在《述纲领》采程子之说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经之大法则不知也。”［2］11又《叙传授》云：“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辞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2］13-14由于儒学史上普遍认为二程子得孔、孟千载不传之学，故《孟子》之学程子实继之，其义利之辨也体现在其《春秋传》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从主旨大纲而言，还是在微辞奥义上，都可以认为胡安国于程子《春秋》学有所继承。

胡安国虽未直承程子之教，但与程门弟子关系密切。程颐弟子刘绚、谢湜、杨时并治《春秋》。刘绚作《春秋传》，扬程子之学；谢湜问学于程颐，亦遵程氏之说；杨时尝与程子论《春秋》，又同胡安国商榷《春秋传》。［3］299上-309下胡安国既与程门交游甚密，又私淑于程子，及得其所作《春秋传》，“若合符节，公益自信”［4］。李明复谓程子《春秋》学得周敦颐之传，而刘绚、谢湜、胡安国能发明之，“其派分，其源同，说虽不无稍异，而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常以著人君之用，则一而已”；又叙程门《春秋》学发展源流，谓“颐《春秋》学得湜、得绚，后又得安国，而其义昭著”，“颐于《春秋》发明大有功，至胡安国遂广其说，而《春秋》之义明”。［5］张九成论程子、胡安国《春秋》学的关系，谓“近世《春秋》之学，伊川开其端，刘质夫广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说大明”［6］3390。此皆认为胡氏《春秋》学发端于程子，故有学者以胡氏代表《春秋》程学系统［7］，也有学者从思想上探寻程《传》对胡《传》的影响［8］。

有关程子、胡氏二《春秋传》的评论甚多。朱子谓学《春秋》者多凿说，唯程颐“经世之大法”之说得其旨，“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远矣。”［9］2870不仅肯定程子经世大法之论，还认为胡《传》近乎程氏学；又谓程《传》有难以理会处，亦不为决然之论；胡《传》以义理穿凿，然议论有开合精神。盖朱子虽不满胡《传》，而终许其“义理正当”，认为谈《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者，自己“只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9］2838。陈亮论程《传》，谓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若自得于意言之表，则不必惜其阙。［10］张栻与朱子尝论程、胡异同，谓胡《传》多有合商量处，程子之说虽少，然总领略具。［11］明胡居仁评述二《传》得失曰：“自古传《春秋》者，惟程《传》义理最精，盖其学得孔、孟之道，自然与圣人神会心契，故说得圣人行事出来。但其言笃厚简约，非深于玩味不能识。胡文定才高，议论发越，初学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说义理处多穿凿”，以为“《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见得”，而“程《传》虽简，《春秋》精义奥旨发明已尽；胡《传》虽详，终到不得程《传》”。［12］其说较朱子更推崇程子，而对胡《传》颇有微词。本文试图从胡《传》对程《传》的继承入手，详细比较二《传》的传文，从而探寻胡安国《春秋传》的发展特色及得失之处。

教育学和经济学有关人力资本生产和使用两分法归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这是由于重要的经济问题不仅包括教育投入究竟应该多少，而且包括：(1)哪些技能应集中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2)人们获取这些技能的最好方式是什么？(3)如何安排、设计针对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正确激励机制，以实现学习成绩最优化。基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取消经济学和教育学两分法，用经济学分析学习过程，明确人们工作中使用技能的方式。

一 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

宋儒以“理”说春秋，始于孙复，其谓交伐同姓，“无复天理之存”，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性”，然仅个别而发，未关乎《春秋》宏旨。［13］而在求“天理”于六经之中，奠定此形而上的“道体”，则是程子始发明其意。程颐辨理欲云：“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难得。”［14］1261又云：“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4］312以为“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14］907。故谓学求圣人之道，须存天理而灭人欲。如此发明天理的“道体”，也进入其对六经义理的推阐之中。其《程氏经说》，谓五经载道之文，《春秋》乃圣人之用，圣人之道全在此书；又谓《春秋》穷理之要，学者观《春秋》亦可尽道。于经义大旨上，视《春秋》为穷理的门径，学者籍此探寻圣人之道，以明百王不易之经世大法。“穷理”和“经世”是其《春秋》学最重要的精神。

于是，以天理为裁断是非的标准，凡肆人欲、废人伦而灭天理者则贬之。具体而论，此主要针对弒君和乱嫡妾名分而发。宋督弒与夷，谓“不以王法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未尝亡”［14］1101。桓公弑君而立，“逆天理，乱人伦”，宜得水旱凶灾，而经书“有年”，乃纪异也；［14］1103天王不能治、诸侯不能讨，反使宰渠伯纠聘之，而穀伯、邓侯相继朝之，是“天理灭矣，人道无矣”。［14］1103王使荣叔归含且賵、召伯来会葬，以妾为嫡乱夫妇之伦，均是“乱天理”［14］114。如此弒君、乱伦之事，程子均以“灭天理”责之，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伦而存三纲。

程子既以天理发明《春秋》，胡氏又推广程子之说。［15］8下首先，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反复推阐形而上的“道体”，作为此经义理的根本来源。胡安国以为，“仲尼，天理之所在”［2］1，《春秋》“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2］59，“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2］160。如此，天理的“道体”就为王道、三纲、义利之辨、夷夏之防提供了最高合理性，成为建设政治秩序和尊王攘夷的基本理论来源。按其意，人君唯有体元穷理，才能端本居正以行王道、主兵权、驭臣下、攘夷狄。其次，既贬责肆人欲、灭天理之罪行，复构建遏人欲、存天理的书法，发明圣人笔削与夺中微词隐义，建构褒贬书法和最高形而上“天理”的联系，实现“《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圣人顺于天理而用刑”［2］332，“《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时措之”［2］57。故朱子深赞其意，以为“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9］798，“《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9］2243。最后，彰显圣王经世之志，由最高的形而上的天理“道体”推阐出建设王道政治的“治体”，实现“百王经世之志”［9］2243。如此，胡《传》不仅超越程子《春秋传》，亦为有宋其他《春秋》学家所未及。南宋高闶、洪咨夔、吕大圭、陈深、戴溪等有天理人欲之辨，但仍同程《传》云灭天理、逆人伦之事，如桓公弒逆等，但都不及胡《传》精微严密。

因此，胡《传》天理的内涵和表现，均较程《传》更为宽广和深化。桓公弒立，二《传》均以为是灭天理，然盟于越，程子仅认为郑“其辜大矣”，未云与弒逆之人盟亦逆天理。而胡《传》既责桓公逆天理，连与之会盟、来朝之诸侯皆逆天理，将天理的贬责范围扩大化，并且批评逆天理更加严厉。郑与弑逆之人盟以定其位，胡安国批评此种行为是“肆人欲，灭天理，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2］44。滕子来朝，程子谓服楚而称子夷狄之，首朝桓公“其辜自见”，而胡《传》云《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尤严于乱贼之党，已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与夷狄无异，故降称“子”以正其罪。总体而言，胡《传》以天理裁断《春秋》经义，其褒贬与夺较程子更为广泛，其诛责的程度也更加严厉和深刻。其他如论弒逆、朝聘、逆女、卒葬、会盟、讨贼，无不以天理为旨归，以为裁断经义的最高标准。胡《传》继承程子天理之说，还表现出如下的新特点：

首先，将“天理”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实践，在“理”与“势”的关系中彰显天理的绝对性。面对暴行交作、人欲横流之“势”，强调天理不可为无理的“势”所役，凸显“天理”对于“无理”的历史时势的驾驭和制衡，进而表现作为义理本源的“道体”的绝对价值。王人子突救卫，胡《传》批评讥用兵无功之说，认为若如此，是以成败论事而不计理。又云：“幸不幸，命也；守义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2］92主张行乎天理之至当，而不问时势之得失。会于邓，胡《传》批评诸侯惧楚，不能以“理”自强，即委命于“势”：“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天理，惇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焉？”［2］48否则，不循“天理”必为无理的“势”所役，最终以大小强弱而分胜负。沙随之会，成公受辱而不讳者，胡安国以为“《春秋》伸道不伸邪，荣义不荣势，正己而无恤乎人，以仁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2］329，亦主张尽乎天理而不为势所动。又申之会，云：“圣人以天自处，贤者听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义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2］397谓圣人尽得天理，方能不委命于势。

［15］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5册.

受传统封建思想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体制一直难以摆脱管制行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家长作风、特权现象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大政府、小社会的形式仍然很严重，我们的政府号称万能政府，无所不能地包揽着所有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具体服务提供时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给予，反而时常出现相互推诿、乱收税费等现象，大多认为服务型政府就该一心一意搞投资、搞先进技术、搞经济建设，而将人民所关心的切身利益抛之脑后，很少关注。实质上公共服务必须注重公共利益，服务大众，将服务的权利让给市场，把服务的对象定为公众。

其次，主张端本正始、谨微慎几，因势导利以尽理。天理必于时势中彰显，空执于理而不达势者，非《春秋》经世之意。既主张理的绝对性，同时须重势的发展，善察未形之几，因势而成乎理。在“理”与“势”的关系中讨论《春秋》，胡氏学开其端，为之后船山《春秋》学所继承。船山主张理势合一，因势而成理，故其谓“以理为势，以势从理”；［16］又重视“势”的作用，以为“知势者，亦《春秋》之所亟也”［17］。此论，可谓胡氏开启先河，奠定其“理”和“势”的基础。除发明天理外，胡氏屡发端本、谨微、慎始之论，制于未乱，除恶于微。论桓元书“公即位”者，明著桓罪，备书终始讨贼之义。郑伯出奔蔡，谓诸侯之奔皆以自奔为名，圣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论隠公五罪曰“是非善恶之迹设施于前，而成败吉凶之效见于后”［2］36。桓公弑君，谓谗人交乱其间，忧虞之象已著，几不早断，乃隠公之失；宋人取长葛，谓不善之积著矣，而见弑于乱臣，非朝夕之故；鲁僭天子之礼乐，乃以太庙祀周公，至末流八佾舞于庭。许悼公之葬，训臣子除恶于微、积善于早。谓昏礼必亲迎，所以别嫌明微，制治未乱。狩于郎发《春秋》谨微之意，阳生入齐称《春秋》端本之书，翬帅师则屡申《春秋》履霜之戒，此皆避势之发展而害及天理。

复次，对圣人书法的阐释受理一分殊之说影响。张载作《西铭》，程子发明此旨，并与杨时商榷。杨时后又谓胡安国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3］267下-300下故胡安国在其《春秋传》中发明此旨。而胡安国之论，后来程端学更举侵伐之例揭示之，云其情有浅深，则其罪有轻重，“此亦理一分殊之谓，学《春秋》者即此而推之”［18］。在胡安国的义理建构中，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从“一本”实现万端的“分殊”，事虽各不相同，而理则毫无二致。通过具体的褒贬和书法，天理落实到历史实践中，表现为王霸、公私、义利、夷夏、人禽之分辨，以及诛乱臣、讨贼子、尊王、攘夷、复仇、戒党朋、主兵权等经世事业。具体而言，褒贬上或遍责与分罪，或原情定罪以诛首恶。卫侯燬灭邢，胡氏即发“正道理一而分殊”［2］183之旨。于州吁之杀，程子云称卫人，举国杀之。胡氏承国杀说，又云于濮者，悯卫国之人而著诸侯之罪。宋人取长葛，既责上无天王、下无方伯、郑亦无君，亦以宋主兵而罪殇公。邾人、郑人伐宋，谓以邾主兵者，凡诛乱臣讨贼子必深絕其党。孟之会，蛮夷执会主，诸侯莫敢违，程子以为同执，胡《传》亦分恶于诸侯，且不仅责楚和与会诸侯，亦责宋公见执而不隐者，乃不能攘戎狄、尊王室而无盟主之实。此就理一而言，表现出遍责与分罪；就分殊而言，则表现出原情定罪，以诛首恶、绝其党与。

然胡氏执于穷理，有深文锻炼之弊，如朱子谓忽诛忽赏，乃弄法舞文之吏所为，非大中至正之道；［9］2836或诛责过刻，失之严酷，如家铉翁谓罪未形而曰推见至隐，首诛其意，非圣人所为；［19］或牵强附会，以义理穿凿，如朱子谓“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9］2841-2842，船山谓“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传心，亦终不可得而传”［16］109；或支离臆断，如胡《传》“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杨时谓“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3］303上，陆粲亦以为“演说数百言，而其指卒不可晓……支离其辞以盖之”［20］；或义例难通，如“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吕大圭谓其拘于书天王之例“其不通也明矣”［21］；或有不达时势者，今人宋鼎宗《春秋胡氏学》多有论述。［22］若外诸侯卒，程子谓人情常理，来告则书，胡《传》以诸侯专国上不请命，贬黜书卒不与其为诸侯。此亦为苛刻之论，若如此，鲁公得无贬乎？

二 严义利之辨以穷《春秋》天理

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的QRS-T夹角大于正常人群。Dern等[17]发现在高血压治疗过程中,高血压人群的QRS-T夹角随着血压的降低而减小,因此认为QRS-T夹角的变化可能与心肌缺血及心肌肥厚有关。Atsma等[18]在969名不伴有左室肥厚的绝经后妇女中发现,血压的升高与QRS-T夹角增大相关,并提出在发生左室肥厚前,血压升高可导致心室去极化和复极化异常。至于能否在临床上应用QRS-T夹角来评价高血压治疗效果,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胡安国曾上书高宗，谓君臣“必先明其所职，然后政可立”［24］50，故说《春秋》君臣之义带有经世致用、寓宋室家法之意，此发程子所未发，着重引申如下：

1.严诛贪利之心，正义而明道。虞师、晋师灭下阳，以贪赂而灭兄弟之国，比诸失地、灭同姓之罪；晋人执虞公，谓弃义趋利，亡国败家。公会齐侯于防，以为非王事相聚而诛其利心，云“始则私相会为谋于防，中则私相盟为师期于邓，终则乘败人而深为利”［2］33-34。会于澶渊，则遍刺天下大夫以利害谋国，不知本于仁义。又谓《春秋》讨贼，尤严于利其为恶而助之者，齐人取济西田，是利其为恶而助之，弑君篡国而货赂诸侯免于讨，则中国胥为戎狄，人类灭为禽兽。郑人来输平，谓怀利以事君父，必至于篡弑夺攘，故于郑人特称“输平”，正其义不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论齐桓公霸业，云“见功利之在人浅矣”，谓“《春秋》明道正义，不急近功，不规小利”［2］175；于晋文公则谓“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2］194，“以功利言则高矣，语道义则三王之罪人”［2］194。又以见利忘义乃禽兽夷狄之道，是中国居而夷狄行。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乎“义”而已，《春秋》谨义利之辨制治于未乱。

2.严公私之分，去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郑伯克段于鄢，云《春秋》诛意正心示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云“仁人于兄弟，絕偏繋之私，笃友恭之义，人伦正而天理存”［2］26。齐人归我济西田，以为不以其道而得地、归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义矣。又谓书武氏、仍叔之子者，戒人主徇私意用其子弟。论用兵，以为季孙意如之执，意在货财而不责以大义；乐祁犂之执，出于列卿私意，皆人欲之私而非伯讨也。故责私忿、贬愤兵尤甚，以三国为主书“来战于郎”［2］26。又云《春秋》大义公天下，讲信修睦，不与私盟，凡书盟，皆恶之也。此意，胡宁《春秋通旨》亦发明之，谓“盟非《春秋》所善”，若高子知权以定鲁，贯泽服江、黄以制楚，召陵修礼义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伦，葵丘发五命以申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15］36下。同盟于蒲，则以为书“同盟”罪晋不知反求诸已，惇信明义。同盟于清丘，亦责不信任仁贤，修政自强。会于防，以为非王事相聚而诛其私心。盟于蔑则恶隐公之私，谓《春秋》以讲信修睦为事，而刑牲歃血非所贵。盟于宿、胥命于蒲、同盟于平丘，皆求逞私愤而不与。盟于石门，谓诸侯会盟书而弗削，盟于瓦屋，谓以信待人而不疑，盖《春秋》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胡《传》屡发《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以为《春秋》去人欲之私而存天理之公。

三 谨夷夏之防以义利之辨

先儒有内中国外夷狄之说，夷狄可进而中国可退。如荆人来聘，《公羊》进之；狄人伐卫，《谷梁》进之。齐人伐山戎，《公羊》退之；晋伐鲜虞，《谷梁》退之。中国有狄之行者，则狄之。夷夏之防亦是程《传》所论的重点。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不云君使以失礼夷之。滕子来朝，以为滕本侯爵，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杞二王后，从夷故子之。而胡安国所论较程子则更加严厉和深刻，夷夏的问题不仅是种族的问题，更是理欲和义利的问题，故其在《春秋传》中以义利之辨谨夷夏之防，对华夷进退褒贬与夺。在胡《传》的逻辑中，华夷之分从天理言是义利之辨，自群体而言是人禽之分，存义去利则谓中国诸夏，反之则为夷狄禽兽。此说非特为有宋夷狄交乘，二帝北狩，衣冠南渡而发，亦为以天理说《春秋》内在逻辑。

如晋伐鲜虞，程子曰：“晋见利忘义，夷狄之道也。”［14］1123胡《传》发挥程子的观点，认为晋是中国居而夷狄行：“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信义而已矣。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禽兽逼人，人将相食。”［2］408以礼义纲常辨夷夏，宋儒多持此论。韩维曰：“中国之所以为可贵者，为有礼义恩信也；夷狄之可贱者，以其贪狼暴虐也。”［24］1564牟爃曰：“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者，以有三纲五常为之主张，礼义廉耻为之维持也。”［25］885故胡安国以为，天下倾危鱼烂，皆源自失信弃义。郑伐许，程子以为郑附于楚，一岁而再伐，故夷之。胡《传》申之云：“夫利在中国则从中国，利在夷狄则从夷狄，而不择于义之可否以为去就，其所以异于夷者几希？《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狄行者，则狄之，所以惩恶也。”［2］306殽之战，胡《传》以为“客人之馆而谋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诈，利人之危而袭其国，越人之境而不哀其丧，叛盟失信，以贪勤民而弃其师，狄道也”，偷见一时之利，徼幸其成，“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义，怀利以相与，利之所在则从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则夷狄，再失则禽兽，而大伦灭矣”，故《春秋》人晋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2］205-206如此，按胡安国的义理逻辑，义利之分是夷夏之分的根本区别。

进而以为，夷夏是天理人欲、人类禽兽、君子小人之别。诸侯之灭天理、废人伦者，《春秋》黜之为夷狄，以存天下之防。程子曰：“后世人理全废，小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14］176杞子卒，胡《传》以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2］182。杞以王者之后，用夷变夏近乎禽兽，贬而称“子”存诸夏也。越之盟，弑逆之人与盟定其位，是肆人欲、灭天理，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滕子朝桓，“是反天理、肆人欲，与夷狄无异”，故《春秋》降称“子”以狄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澶渊之会以为蔡景公书葬者，遍刺天下之诸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世子弑君是夷狄禽兽之不若，而不知讨，废人伦、灭天理。［2］384胡氏又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2］6申之会，以为楚虔弑君，臣子四邻不能讨，反推为盟主朝事之，《春秋》不殊淮夷者，以在会诸侯皆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当斥，不使夏变于夷之意。郜鼎纳于太庙，“弑逆之贼，不能致讨，而受其赂器，寘于太庙，以明示百官，是教之习为夷狄禽兽之行”［2］47，亦以纲常混乱、天理沦灭而狄之。由此可见，在理欲、义利之辨逻辑下的夷夏问题，胡氏《春秋传》较程颐《春秋传》更突出其内在的道德和文化属性。

胡安国攘夷较程子更严，这与所面临形势相关。经书“公至自唐”，二《传》皆以为远与戎盟，危之而书“至”，程子云“中国既不知义，夷狄或能知也”［2］1102，胡《传》不取此说。戎伐凡伯于楚丘，程子尚未责戎，胡《传》责戎得伐之以归，是蔑先王之官而无君父。围宋，楚称人而诸侯书爵者，以为诸侯信夷狄伐中国，故人楚子所以人诸侯。孟之会执宋公，胡《传》分恶于诸侯，不仅责楚和与会诸侯，亦责宋公见执，乃不能攘戎狄尊王室。同盟于新城，以为《春秋》与晋夺楚，乃荆楚僭王陵凌蔑中华，是将代宗周为共主，君臣之义灭矣。诸侯盟于扈，程子以为见众国无能，胡《传》谓不序八国之君者，《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词而不分爵号，八国略之等于夷狄，分恶于诸侯以示人皆有攘夷讨贼之义。另于钟离、向、柤之会，则在殊会发义，贱夷狄而罪诸侯不能与之敌。盟于薄不与楚专释，罪夷狄反为中国主，禽兽逼人而食之，此正天下大变，《春秋》之所谨也。

胡安国屡举先朝会戎之事为戒宋。在宋人看来，戎狄本性贪惏反覆、桀骜残暴。如上官均奏哲宗曰：“夷狄天性桀骜，恃远负险，中国弱则先叛，强则后服。”［24］1576张知白奏真宗曰：“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气耳。其性贪暴，恶生好杀，与中国绝异。”［24］1657会戎于潜，程子谓会戎非义，宋儒多持此说。而胡《传》不仅以为戎狄为正朔所不加，与夷狄结盟乃取祸之道。他还对历史上中国与夷狄会盟多有贬责，批评夷狄狡黠奸猾，以为宋室戒：“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防不可施也；以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2］6盟于唐，程子以为非义，胡安国谓：“《春秋》莫谨于华夷之辨。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与戎狄歃血以约盟，非义矣。后世乃有结戎狄以许婚而配耦非其类，如西汉之于匈奴；约戎狄以求援而华夏被其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戎狄以与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虽悔于终，亦将奚及？”［2］7此以《春秋》寓宋事，谏高宗毋与金虏议和。此论，宋儒《春秋》学多承之，如后张洽以为同类相盟，尚以长乱，“戎狄豺狼而与之诅，一有间隙，惟利是视，则求小疵而责大信，必肆豺狼之暴，为中国之大祸”［26］。

一是增加新的心理干预方法，以适应不同社区服刑人员的需求。一方面，普及心理干预工作的适用方法，包括基于ABC理论的认知疗法、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行为疗法、基于人本主义的求助者中心疗法以及基于心理动力学的精神分析疗法等；另一方面，完善心理干预工作的硬件设施，包括设立释放压力的心理宣泄室、缓解心情的音乐放松室、改善认知的情景模拟室、触碰心灵的疏导谈话角等。

四 正君臣之分以尊王攘夷

［12］胡居仁.胡文敬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50上-51上.

首止之会，程子以世子不可与诸侯列，故其辞异。胡《传》申之“以王世子而下会诸侯则陵，以诸侯而上与王世子会则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拨乱世反之正”［2］154，特书“及”以会者，示王世子不可抗。此说后儒虽有分辨，但亦有谓之持论甚正。［27］桓三年春正月不书“王”者，程子以为桓无王，胡《传》并见天王不王，并责王朝司马、邻国大夫、鲁国臣子均不臣，曰“君不君则臣不臣”［2］49。从王伐郑，程颐以为王道之失，胡《传》以不移师以加宋、鲁而伐郑，非天讨故不称天，讥天王以端本，又云：“三国以兵会伐，则言从王者，又以明君臣之义也。君行而臣从，正也。战于繻葛而不书战，王卒大败而不书败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纲，军政之本。”［2］57宰渠伯纠来聘，胡《传》则传从君臣之分发义，“操刑赏之柄以驭下者，王也；论刑赏之法以诏王者，宰也”［2］52。戎伐凡伯，罪卫不救患、凡伯失节、戎无君父。又论武氏子以非王命故不称使，而严君臣之名分；宋公和书卒，以其专享其国不与为诸侯；外诸侯薨则书卒葬则称公，以贬不臣之诸侯臣子；以宰周公、王人同序诸侯之上而不殊会，发尊君抑臣之旨；卫人立晋，谓不承国请命不可擅立；同盟于鸡泽，遍责天下大夫；澶渊之会，以为遍刺天下之诸侯，皆无人臣之义。公如京师，不成其朝，“君臣人道之大伦，故圣人作《春秋》以明君臣之义，其义得行，则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伦必正。”［2］324-325

郑伯以璧假许田，胡安国发挥程子说：“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夺攘而后厌；义者，天理之公，正其义则推之天下国家而可行。《春秋》恶易许田，孟子极陈利国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渐也。”［2］43强调义利之辨，以为《春秋》去利从义以正本。又殽之战，谓利人之危而袭其国，乃狄道也，并严责偷利之心：“是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义，怀利以相与，利之所在则从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则夷狄，再失则禽兽，而大伦灭矣。”［2］205-206如此将义利之辨等同于夷夏、人禽之分，以立人道存天理，较程子所论更加深刻而分明。楚人杀陈夏征舒，胡《传》云：“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舜跖之相去远矣，其分乃在于善与利耳。楚庄以义讨贼，勇于为善，舜之徒也；以贪取国，急于为利，跖之徒矣。为善与恶，特在一念须臾之间。”［2］276胡安国严辨义利为《春秋》传心之要典，还从“性命”的角度承刘敞之说，［23］谓 “圣 人 严 于 义利 之别，以 正 性 命 之理”［2］198。胡《传》以辨义利穷《春秋》天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同学们大笑着走开了。阿巴失落地回到家时，发现那枚贝壳船票不见了。他明白了，韩贝收回了那张船票，她不让阿巴再上她的贝壳船了，因为阿巴没有为她保密，失去了她的信任。

1.劝谕人君体元正心，继天立极。胡安国曾奏曰：“臣闻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24］52又论曰：“曰家曰国曰天下者，皆心之所体也；曰道曰法者，皆心之所运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下至万民莫不壹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25］659故其《春秋》学反复倡明斯旨。元年春王正月，程子以为，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以立人道；隠公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明大法于始。胡安国谓：“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壹于正矣。”［2］2此元仁之说，远袭《周易》《孟子》、董氏，近承程子。程子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4］1102胡《传》继承程子之说，以为人君当正其心而正天下。谷伯、邓侯来朝，程子以为逆乱天道，岁功不成，不书秋冬。胡安国以为，立天之道曰阴阳，王者继天则有刑有赏，五服五章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谓之天讨，人君当承天而尽其君道。郑伯突出奔蔡，程颐谓避祭仲而出，非国人出之也。胡安国引陆淳说，在逐君之臣与见逐之君上发义，谓“凡诸侯之奔，皆不书所逐之臣，而以自奔为名，所以警乎人君”［2］76，以端本清源而明君臣之道。

2.戒权臣结党，防兵权下移。此发程《传》之未发，建构胡《传》的君臣之道。天王使南季来聘，云陪臣执国命，夷狄制诸夏，皆源天王失柄、君臣易位。祭伯来，谓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杜朋党之原，为贰心者戒。尹氏卒，既讥世卿非礼，又云世授权柄奸党既兴，人主孤立而亡国。公子结之盟，于“遂及”发义，谓违命行私，虽有利国家社稷，当以矫制请罪、擅命论刑。宋督弒君及孔父，警无君之心。郑伯突入于栎，发人君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之义。曹伯使世子来朝，谓启窥伺之心，危道不孝。以为灭项非公命，兵权渐失、权臣为恶而不与之讳，发尊君抑臣、不为朋党比周之义。毛伯来求金，以为当丧未君而不称使，戒大臣不可擅权，假仗主威而胁制中外。以上所论，皆对宋庭党争之祸而发。胡安国曾奏曰：“小人善窥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则为义之从而不苟。”［24］43哲宗朝元祐党争，影响国运甚重，胡安国奏国策九误，其中之一就是党争。不仅如此，胡安国又言主人主掌兵，戒兵柄下移。州吁弒君，罪庄公使预闻政事，主兵权而当国。于翬之帅师，谓隐公不能罢其兵权，使之帅师而及祸。于郄锜乞师，谓甲兵受之天子，鲁兵非晋所得專，不以王命兴师故书乞。又莒人取牟娄，谓不请于天王而擅兵，虽取本邑与夺人者无异；郑人伐卫，郑无王命虽有可执，亦王法所当禁。此说为后儒批评甚多。特别是王船山，以为尊王攘夷，有赖于师武臣力，而人君知人善任，此兵权不可假人之说，非古今人君驭将之道。［28］而实际上，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乃宋室相沿袭旧制。船山以为岳、韩受疑，秦桧宠信，胡氏此说谏高宗，不能不尸其过，此说则亦过矣。

上面得到的状态方程是非线性的方程，需要依照扩展Kalman滤波器[15]的方式对其进行线性化和离散化处理，得到k时刻的过程雅可比矩阵如下：

本文从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揭示胡《传》对程《传》之继承和发展。其他如论诛乱禁暴、克己复礼、夫妇之伦、省灾修德，皆于程子说有所发挥。论诛乱禁暴，谓来战于郎，不得已而应之；取长葛，序宋主兵以罪殇公；战于彭衙，以秦忿兵而责晋尤甚；杀州吁，遍责诸侯不能讨贼；执宋公伐宋，贬宋无盟主之义；四国伐郑，以宋主兵先治其党；取牟娄，取本邑与夺人者无异；盟于越，发变华夷人禽之义；取济西田，讨贼尤严于利；诸侯盟于扈，分恶于诸侯；蔡人杀陈佗，发称人称名之义。以上皆较程《传》之义为精。如论礼，于滕侯、宿男卒，谓怠于礼、弱其君而不葬；论处寓公之礼，为善自暴弃者之戒；滕侯、薛侯来朝，不合朝聘之制，又讥隐公旅见。论夫妇之伦，以纪季姜之归，或称王后或称名，示天下之母仪、化天下以妇道。论灾异，以为有年，不修《春秋》为庆祥，君子修之则为变异，圣人因鲁史立新法。等等诸说，可见胡氏说实本诸程氏学，但其说经之义理更加精微。以上仅略举大要，足见胡《传》对程《传》之继承与发展。胡《传》其间固多极端之辞，如化人类为禽兽；或时政策论之说，如戒权臣结党、防兵权下移；或义虽高而不达势者，如即位请命、应兵告王等；或议论穿凿牵强者，如夏时冠周月、元即仁诸说；或记事未精强以义附者，如郑伯髡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书卒。以上等等，皆为后儒所批评。然程《传》略举大要，温和平正，其失虽少，其弊也粗放；胡《传》议论宏大，锻炼深刻，其失固多，其得也精微。故本文认为，胡氏《传》本乎程子之学，然阐发经义实乃后出转精。虽有过激之论，却是感激时事以寓意。当二帝北狩，衣冠南渡，高宗信任权奸，偷安江左，忘君父大雠，故发尊君父、讨乱贼、重复仇、存三纲、攘夷狄之大义，上感发人君之当行，下启人心之久蔽，或未免失乎矫枉而过正。［29］但若不兼势论之，仅以此数失而忘其大义之正，忽其经世之心，谓有违圣人作经本旨，非后世学《春秋》之通论，［6］3398乃宋之《春秋》而非鲁之《春秋》，［6］3395则非平允之论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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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回收装置停工时一般要进行吹硫操作，其目的是吹扫清除系统内残存的硫磺，确保管线、催化剂床层不积硫和硫化亚铁;停工后管道、催化剂床层保持畅通，确保装置检修安全。普光天然气净化厂硫磺回收装置采用甲烷当量、过氧燃烧进行吹硫、钝化作业，过程气直接进入尾气焚烧炉，排放烟气中SO2质量浓度超过环保控制指标960 mg/m3(0℃，101.325 k Pa，下同)。为了降低硫磺回收装置停工期间排放烟气中SO 2质量浓度，有必要开发试验新的吹硫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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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图书馆不断朝着数字图书馆方向发展，而作为传统图书馆的核心业务——编目，逐渐呈现出服务外包的趋势，编目工作越来越边缘化。对此，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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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 亮.龙川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644下.

学校的处理决定已经下发到我的办公室，我见时机到了，就召集班委成员商议召开以“责任与担当”为主题的班会，并确定了基本流程：宣读处理决定，然后小李同宿舍的同学依次进行检讨，我保密了自己也要进行检讨的环节。

［11］张 栻.南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613下.

吴文表示：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君臣之分亦为程颐《春秋传》所重。程子以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先君；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分。胡传亦曰：“《春秋》之义，欲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各守其职而不渝也。”［2］442然胡氏论君臣，较之程子更严。胡氏以三纲为天理之下贯，正纲常之伦即是存天理。通过正夫妇、父子、君臣等人伦关系，以定纲常名分而存天理。《春秋》首重夫妇之伦，胡传尤重君臣之分，唯有先正君臣之分，才具有尊王攘夷的基础。而此尊王攘夷，尊的是天理规范下的纲常秩序，攘的是灭天理、肆人欲、悖人伦的行为，非仅针对当时内忧外患而言。故胡《传》所论的尊王，实际上是尊“二帝三王之道”，以恢复三代所代表的王道政治秩序。

［13］孙 复.春秋尊王发微［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106上，121上.

［14］程 颢，程 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周恩来研究专题数据库”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而校地共建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人力与财力的浪费，同时可以提升双方的影响力，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在这种双赢驱动下，合作共建将成为可能。而要实现校地共建还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及相应的监管机制等，这些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16］王夫之.春秋家说［M］／／王夫之.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120-346.

［17］王夫之.春秋世论［M］／／王夫之.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379-424.

胡《传》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极重天理、人欲之分，故又由此天理、人欲之分而发挥出义利之辨，成为其说《春秋》之大纲。有宋《四书》地位上升，《孟子》义利之辨，程子多发明之。程子云：“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14］176又云：“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14］917程子以义利之辨说经穷理，深刻影响了胡安国，故其在《春秋传》中以义理之辨穷《春秋》天理，将义理之分看成是天理、人欲之分。因此，“义”成为“天理”的具体表现和实现方式，要合乎天理须弃利从义，去私存公。

［18］程端学.春秋本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0册：32上，32下.

［19］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34下-35上.

五女山巅遍植枫树。每年的深秋时节，枫叶或红或黄，红得似火，黄的如金，还有的黄色枫叶又镶了粉边，层层叠叠，千姿百态，染遍层林。漫步于山巅彩色甬道，宛如画中一般。置身于南北二峰，可谓一步一景，如一幅隽秀的画面，让人百看不厌。感叹江山如此多娇！

［20］陆 粲.春秋胡氏传辨疑［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7册：768下.

［21］吕大圭.春秋或问［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7册：54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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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刘 敞.春秋意林［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11上.

［24］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1.5 蓖麻PIP5K蛋白亲水性/疏水性分析 用ExPASy的ProtScale程序分析PIP5K蛋白的疏水性结果如图1-B所示。PIP5K1多肽链的第539位的氨基酸具有最高的分值2.067，疏水性最强；第33位的氨基酸具有最低的分值−3.511，亲水性最强。整条多肽链没有明显的疏水区域，表现为亲水性。这与上述跨膜结构域的预测分析结果一致。

［25］黄 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6］张 洽.春秋集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6册：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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