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至3日，由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及其音乐学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成功召开。本次会议共有72人提交参会论文，来自中国内地及中国台湾、德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赞比亚、毛里求斯等国家或地区的知名专家、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留学生共百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的话题集中在世界民族音乐的跨学科研究、区域文化研究、跨文化/跨界族群研究、教学研究以及世界民族音乐与 “一带一路”构想等方面。① 综合参考会议现场展演、发言及会议主办方提供的资料，下同。其中有关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跨境族群/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音乐研究和区域民族音乐的个案研究属于本学术领域 “理解与阐释”的层面，而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传承及 “一带一路”构想下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则是本领域 “传承与发展”的层面，由此形成了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从观念到实践的两个维度。

一、“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话语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随着近四十年来中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学术研究领域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就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而言，已经由引进介绍国外相关理论发展到逐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民族音乐学。建构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话语，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在 “一带一路”构想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以 “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并与世界交往的现实需要。中国学者有关世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和音乐文化观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从而显示出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就中国之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学术研究话语权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的张玉榛教授认为，其实质是学术精神、学术认同问题，而其问题根本是中国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后发劣势，她就如何提升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在我国音乐学界的话语权，建构中国之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与实践范式，以及建构中国之世界民族音乐的学术实践、学术研究的共同体，进而传播中国之世界民族音乐的学术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进入细节。II.-6:104将代理制度建立在授权行为(authority)上，后者为其基础与内容，这是因为它表明了被代理人授予另一名主体(代理人)以权力在第三人面前代理自己，并且确立了此等权力的界限。授权行为既可明示也可默示(II.-6:103[2])，所有为了代理目的的实现而为的配套行为亦包含在内(II.-6:104[2])，从而避免对代理人的权力作过于繁琐与细致的规定。这个条文沿袭的是《日内瓦公约》第9条第1款和第2款，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2条。

太阳出来了，清晨的凉意叫太阳一晒，全没了。空气里有一股暖洋洋的意味。东湖离东亭很近。穿过黄鹂路，经过翠柳街，越过迎宾大道，走过东湖山庄大门，拐个弯，即是东湖侧门。一进门，连过程都没有，便可见花树遍地。路两旁湖汊里的荷花虽然谢了，残枝败叶与岸上的稀疏落叶相衬，却另有一番情味。这是深秋了。

河南大学的陈文革教授认为，丝绸之路号称 “世界文化的大运河”，其文化交流是四大文明之间的启迪和激荡，对于今天许多文化而言，丝路所产生的文化具有发生学意义。双声是东方音乐跨界传播的实证，双声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通过 “信仰-仪式-音声”一体传承的典型案例，使我们得以揭示东方文化 “拟人化”表象后的深层结构。

本次会议中，有一批以东南亚及澳洲音乐为对象的研究，例如尚建科博士介绍了波斯古典音乐的审美特征——如建立在达斯特加赫 （dastgah）基础上的情感性，以塔瑟（tasir）为代表的审美风格的多样性。郑隽逸介绍了泰国传统器乐合奏中重要类型之一的皮帕特合奏，对皮帕特合奏的编制类型、发展历史以及表演特征进行了梳理，并由此提出泰国传统器乐合奏中 “声音的交互连锁性”、“重叠交织的结构形式”以及 “文化聚合力”等三方面的美学价值。吴梅芬介绍了马来西亚国家文化艺术大学传统艺术形式“makyong”的教学境际，其中包括艺术大师介绍，这种艺术形式的起源及变迁，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的话语关系及 “主体文化”价值认知等。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丹认为，传统的澳大利亚土著民族被殖民两百多年后，传统的土著音乐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西方化的当代土著音乐风格，她根据社会化影响、欧洲中心论和自卑情结三条线索阐述了该国当代土著音乐风格及形成的原因。

（三）外国研究者对其所在国家音乐的研究

二、跨境族群/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音乐研究

在中国，跨境族群/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音乐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指对跨越国境线的族群音乐文化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中又以跨境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为众。

本次会议上，相关的基础研究如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杨民康教授论证了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亲缘关系，认为两者同属于民族音乐学学科领域，两者在课题性质上既紧密相关，又在对象和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两个学科方向彼此加强交流和互视，可以起到互补互惠之效。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的明立国教授认为，跨文化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以对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了解为研究意图，他以个人实际操作的几个调查与研究案例讨论了不同学术领域对同一主题的处理方式，以此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和建议。来自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麻莉博士认为世界音乐中的文化间性使得交流打破了原来文化之间、地域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跨过自我、地域与国家的疆界，从民族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进入全球性、多元性的平等互助、双赢共享的思维模式中。麻莉博士通过分析多个世界音乐案例，揭示出世界音乐中的文化间性对主体与主体的共在，主体间的对话交流融合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以跨界族群/跨文化为视角的个案研究，如王俊以中国广西防城港峒中镇的壮族 “唱天”和越南广宁省平辽县的岱族 （phén）“唱天”为例，从同源跨境的视角与方法来探究两地族群 “唱天”在不同场域中的音乐特征，借此探讨族群关系、文化背景以及音乐特色之间的相互关系。魏琳琳博士介绍了呼麦歌唱技法在蒙古国、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等不同地域的差异性，认为这些差异性会受到受众者自身的局内、局外文化身份的影响，蒙古人自身将呼麦不同国界、不同唱法的差异性不断强化，而局外人则更加关注呼麦作为蒙古人整体的艺术形式所独具的演唱技法和艺术风格，关注声音本身和喉音发音技巧。楚卓以中国广西龙州县金龙镇与越南高平下琅县青日镇为例，研究了中越边境布傣族群对歌的音乐观念，通过分析对歌场合、形式、程式、禁忌、歌曲名称、歌词含义、旋律形态等方面，她认为对歌是中越边境布傣族群音乐观念实践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跨境族群对歌中的歌俗文化，由于浸染了各国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交往圈，其差异性也呈现出多元认同建构的过程。朱海鹰研究员探讨了民间乐舞文化链在邻邦南传佛教国家的承传变易，认为居住环境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民族乐舞会随着时间、地域以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碰撞而产生变易。张林博士以 “蒙古古音阶”与日本都节音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 “两仪五度相生音体系”理论对科尔沁蒙古族博歌中一种含bmi和bla的特殊商调式音阶进行乐律学解释，认为这种音阶是以商为原生和主音的小七度双四度框架内镶嵌五次生阴仪bmi和六次生阴仪bla音级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 “蒙古古音阶”的假说，并认为这种特殊调式音阶与日本都节音阶可能是亚洲北方草原一种古老音节的异地遗存。另外钟小勇以滇西中缅跨境族群互动中的传统音乐为对象，探讨了这一跨境族群传统音乐的生境、类型、特征及其互动的途径、社会功能等内容。

三、区域民族音乐的个案研究

以某一区域的地方音乐或乐种、仪式音乐、礼俗音乐 （音声）为对象，通过田野观察记录，对其进行文化语境、音乐形态以及文化意义等方面的描述和分析，这是民族音乐学常见的研究方略。这种研究方法以切片式的考察分析得出某一研究对象的横断面，对于深入研究世界民族音乐的各个 “点”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本次会议上，区域民族音乐的个案研究成果 （不含跨境族群研究）有28篇之多，占了总数的近四成。依据研究者的背景以及研究对象的地理差别，此处将其分为三类：

科左后旗潮海乡二十家村村民、现年七十岁的赵四说：“早先，沙尘暴袭来，除了屋顶，院落里的石碾、石磙、辘轳，还有铁锨、镐头等农具，几乎都被沙粒子掩埋了。”

3）信息系统成果：建立省级地理国情信息管理系统，对地理国情普查初期成果的深度开发运用，并结合现有的一些平台，进一步完善我省的地理国情监测和地理国情信息的发布与服务。

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最先提出“互联网+”的理念，他认为“互联网+”公式应该是我们所在的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在与我们未来看到的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这样一种化学公式〔4〕。企业则需要思考如何找到所在行业的“互联网+”。之后在2015年“两会”上，马化腾向人大提出“互联网+”战略，提案中明确提出：“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业进行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5〕。

理解世界不同文化的前提或起点应是先关注自我，其次才是通过 “他-我”之间的互视而实现理解与阐释的深化。中国民族音乐是世界音乐的重要部分，本次会议上，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境内各地域音乐文化的研究例如，张燕对甘肃文县白马人的原始音乐舞蹈的文化现象进行的考察记录，对其音乐中涉及的仪式、角色、音乐特征等进行的分析和阐释。佟占文博士运用文化圈理论对内蒙古科尔沁音乐文化做了内层和外层的划分。他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科尔沁文化中的很多体裁是文化认同的结果，特定的人类群体及其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历史认同和表现在物质层面上的地域基础是文化圈构成当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包青青认为，我们通用的音乐分析体系很难一一解释不同歌乐种、不同地方音乐传统、不同属性、不同风格音乐千姿百态的形态特征。因此，每一个民族音乐地方性风格的形态描述，必须从它本身的特征出发。她以蒙古族长调艺术大师莫德格 《铁青马》演唱文本中 “额格希格”和“诺古拉”的运用分析为例，尝试构建一种描述蒙古族长调音乐 “地方性”风格的分析路径。相关研究还有周特古斯对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观念及行为的分析阐释。

近年来，福建泉州南音的传承与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本次会议上两位福建籍研究者的南音研究都涉及了南音的海外传播层面。例如曾宪林博士以台湾 “江之翠剧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南音现代化发展艺术与海外传播过程中的经验，通过该个案的研究，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发展与海外传播提供了参照。他认为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构想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音乐也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现代化发展。陈敏红教授通过对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会长、弦友、资助人等代表人物的口述记录，探究了南音文化在印尼东方官方音乐基金会的传承全貌，对南音与人生、社团、华人在异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思考。

（二）中国研究者对境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音乐的研究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交流的增加，以及经费投入的增加，中国学者赴海外进行研究的脚步也在加大。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主要体现的也是中国学者 （包括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民族音乐的研究，这同样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前任所长、博士生导师赵佳梓教授主要讲述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芬兰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sisu”精神，并现场展示和演奏了芬兰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康特勒琴 （kantele）。饶文心教授对西亚北非乐器生态区系的弦鸣乐器类属做了探索，认为乐器生态区系是由于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们受当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做出的选择和创造。另外薛雷从“地理文化”“音乐概况”“音乐特征”三个方面对西亚音乐进行了宏观梳理，陈朝黎以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百年塔若卜乐团为例，对桑给巴尔的塔若卜音乐文化进行了探究。

作为中国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新成果，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专业艺术学府陆续都建立起音乐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张振涛研究了影视人类学对于音乐博物馆的重要意义，认为多元世界，多种声音，有了博物馆而没有影视人类学的记录是懵懂的，有了现代媒体的博物馆才让这种懵懂变得清晰。一般人接触的乐器和其使用仪式的关联都是碎片化的，贯穿于历史纵线和民俗横断面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把碎片串联起来，让人看到挺举祖先灵魂的乐器与祖先的 “肉身”以及祖先正常吐唱之间的关联。而赵维平教授则以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成立的 “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为讨论对象，论述了乐谱的收集、提取、辑录题解以及重构中国古代音乐的设想。

南亚部分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不丹、塞舌尔群岛等国。例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尹锡南教授对印度古代梵语艺术理论名著 《舞论》的研究，认为该著是研究印度的重要文本，其中婆罗多对于艺术门类的系统思考，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庄静以北印度塔布拉鼓的格拉纳为研究对象，解释了格拉纳的意涵，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梳理了印度塔布拉鼓各大门派的历史源流，并归纳出六大门派的演奏技巧及风格特征。另外杨元对印度弦乐器桑图尔的历史演变、代表性音乐家及其成就做了介绍。张思齐探讨了巴基斯坦四大主要民族的音乐，对该国的旁遮普音乐、信德音乐、帕坦音乐、俾路支音乐进行了介绍。张鸾通过对斯里兰卡三种不同种类及表现形式的吟唱音乐进行比较，全面剖析了斯里兰卡卡维吟唱的发展及其特点。陈紫嫣对不丹音乐文化的文化背景、人文背景、世俗音乐、宗教音乐，主要乐器以及对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做了介绍。南京艺术学院的钱建明教授研究了印度洋流域的热带岛国塞舌尔及周边岛国流行的克里奥尔土著人的西卡（sega）、白丽西多 （bailecito）、空嘎 （conga）、卡切拉皮 （cachullapi）、切斯帕 （chispa）等乐舞的节奏形态，认为虽然经历了土著文化与异族殖民文化的多次碰撞，并由此衍生出较为复杂的血缘结构，但正是由于特定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演变，使得包括塞舌尔在内的印度洋流域的克里奥尔人对自身族群性质和母源文化有了更坚强的自信和归属感。

未来还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智能家居管理平台，利用无线通信、自动控制技术、红外控制等有关技术进行功能拓展，利用家居设备的智能化实现家居净化设备、家电各设施的互联控制，进行实时管理居室环境。尤其在一些新建校园、刚装修完毕的室内环境进行自动干预控制，实现健康、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改善。

基于这些哲学基础，也有学者对世界民族音乐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例如胡晓东博士认为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应借鉴并引入表演人类学的理念，由客位到主位层层推进，建构 “三重文化认同”，这三重分别是：第一重“习赏阶段”，第二重 “体认阶段”，第三重“体悟阶段”。李劲松博士提出，外国民族音乐课涉及非欧洲艺术音乐形式和独特的音乐美学观，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运用 “合作-探究”模式，通过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展开与欧洲艺术音乐的对比，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探究外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河北师范大学的赵书峰教授则从宏观的视野关注了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四个主要研究维度：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与认同，并认为这四个维度之间是相互交叉并呈现立体多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键词就是跨界、区域、历史、认同。而重庆师大的杨丰盛教授探讨的是中国世界民族音乐的学科建设问题，认为这一学科的深入建设和良性发展，离不开学科关系的梳理，他从习近平的 “命运共同体”思想入手，对世界民族音乐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做了讨论。

音乐观就是世界观，东西方的世界观是有差异的，因此东西方的音乐观也是有差异的。西方音乐的理论反映的是西方人的世界观，以西方人的数理思维就不能合理地理解东方音乐。对此，南京艺术学院首席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管建华教授认为，只有建立在亚洲音乐观的知识体系，才是亚洲音乐原创性的起点，才可能推动亚洲音乐多样性的复兴。他从音乐语言观、音乐风格观、音乐审美观、音乐知识观四个方面论述了亚洲音乐观的含义。

本次会议上，国外研究者对所在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仅有一篇，如南京艺术学院的非洲留学生马丽介绍了毛里求斯一种歌曲舞蹈流派——世嘉，认为世嘉是该地区的非洲散居族群身份的代表。

在引导学习自主预学时，紧紧围绕这两个教学目标。学生自主预学内容是预学教材，从理论上把握空气的主要成分与组成，清楚地区别纯净物与混合物的概念；为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预学效率与主动性，教师可适当地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对自主预学过程中存在的困惑点进行自主释疑，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四、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传承

目前，在全国已有200多所高校开设有《世界民族音乐》（或 《外国民族音乐》）课程，这将为世界民族音乐师资的培养，更加实际地、自上而下地贯彻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中 “理解多元文化”这一基本理念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本次会议上，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及传承也是研究热点之一，相关成果及讨论涉及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哲学研究、世界民族音乐教学课程论以及对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综合性考察探索。

哲学涉及价值观和方法论。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 “深水区”主要体现在对他者音乐的跨文化理解上，而这又与相应的音乐文化价值观相联系。中央音乐学院的安平教授强调，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需要具备跨文化理解的理念和能力，他以在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以及其在国外的中国音乐讲学为例，论述了音乐中跨文化理解力的重要性与实用性，以及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共享和共建的意义。重庆师范大学的齐江教授也认为音乐文化价值观念可以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民族音乐的认识，在教学中，应该运用不同的民族音乐学价值观念来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世界民族音乐。安平、齐江两位学者的观点和前文所述管建华教授的亚洲音乐观是基本一致的。

（一）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境内各地域音乐文化的研究

此外，此类研究也有一些成果涉及墨西哥、秘鲁、肯尼亚等地区的音乐文化。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世界音乐教育的意义、现状与发展进行了反思。例如徐菲阳认为，世界民族音乐教育盛行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提出之后，当时是为解决美国内部的民族关系矛盾和政治文化冲突等问题，时至今日此观念已发展为一种新的 “全球主义”，俨然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统一路径。从音乐教育方式来说，西方社会仍处于探寻与其内部的音乐文化，以及与世界的音乐文化关系的协调阶段，我们可借鉴但不可套用西方的世界音乐研究和教育模式。中国应从自身的国情出发，为中国的世界音乐教育重新定位。

世界民族音乐教学课程论方面，朱玉江教授提出了基于理解范式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课程建构，认为理解范式的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是一种跨文化对话与理解过程，是一种具有丰富意义性的理解，把音乐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显示了对音乐文本的多层次的意义解释，有利于树立一种文化多样性或文化多元化的思维，从而推动人们与不同文化中的音乐进行正确、有效的交往。马淑伟认为，师范专业的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学既要重视专业知识，又要发展实践能力，还要突出强调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三者的有机结合，互相渗透，方可体现高师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师范性特征。杨高鸽认为从目前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学现状来看，有必要加强该课程的师资培训，不仅要增强教师的理论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多组织世界民族音乐工作坊，加强教师对于世界民族音乐的实践操作能力。

对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综合性考察探索，主要集中在部分学者的个案研究。其中尚永娜博士梳理了国外木卡姆和中国新疆十二木卡姆的多种艺术形式，介绍了国外木卡姆教学情况以及木卡姆在新疆高师音乐院校的教育传承，论证了木卡姆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及其对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意义。胡斌、朱楚仪介绍了美国密西根大学音乐舞蹈与戏剧学院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概况、甘美兰演奏课程的师资情况、课程性质、乐器配备、授课方式、考核方式以及学生反馈，为国内相关教学提供了个案参考。

此次会议上，也有部分学者以其他国家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及传承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与中国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形成比较与参照。例如张应华教授关注的是东南亚华族及山地跨境民族的音乐教学，分析了东南亚华族及山地跨境民族音乐文化所处的文化背景，并由此提出：基于这一文化背景，当下东南亚华族及山地跨境民族的音乐文化教学策略应架构在 “互视-互赏-互惠”与 “共在-共享-共建”的双维视域中。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廖家蔚介绍了马来西亚代表性的华乐团，该国华乐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华乐的发展出路提出了看法。谭婧慧通过考察马来西亚高校音乐教育，对马来西亚多元化的音乐以及该国高校常见的乐器、音乐形式、高校音乐教育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调查进行了介绍。何璐对墨西哥生命运动文化中心音乐舞蹈学校进行了考察，对该校的历史、现状、教育理念、教学实践、课程设置、课堂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描述与解读。

五、“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

中国 “一带一路”构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这一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双赢的发展模式，正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南京艺术学院的杨曦帆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文化观念的提出，使得原本在行政区划上属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更为广阔空间的文化中心，这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世界音乐研究都是新的机遇。德国的马克斯·彼得·鲍曼教授提到，“一带一路”除了关注技术、政治以及经济层面外，也要夯实文化基础，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的框架下，贯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通过促进各国人民在教育、科学和文化上的合作，为维护和平和安全做贡献”的目标，基于这一放眼全球的远景，就要求音乐学科各分支领域着力研究、保护和促进 “世界音乐”的发展，重新思考其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工作。鲍曼教授认为音乐研究出现了方法论上的转折，形成了多范式和方法的结合。

林语堂的“视读者为知己”还体现在他译创作品的一些细节之处。例如，《吾国吾民》（束君君2018:72）的正文开头写道：...for behind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events of history there is always the individual who is after all of prime interest to us.其翻译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

此外，陈坤鹏教授以弦鸣类乐器 “竹制管状琴”为对象，通过分析研究其形制结构、音律特征、演奏手法等方面，认为这类乐器可能是从中国西南地区，渐次传播到越南、菲律宾、中国台湾、印尼等地区，应该是我国海上丝路乐器文化传播的见证。贾怡以新加坡华族歌谣为例，探讨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族传统音乐的固守与再造，在离散理论视野下阐释了新加坡华族歌谣的音乐形态、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曾嵘则探讨了 “一带一路”构想下来华留学生的音乐教育策略，认为来华留学生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好这一群体的音乐教育工作，对于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余 论

本届年会融众多专家、中青年学者及青年学子的成果于一炉。会议期间，除了紧张有序的论文宣讲宣读，主办方还安排了数场世界民族音乐展演活动，这些现场展演犹如镶嵌在学术报告间隙的文化大餐，让与会者在思维和感官之间来回穿梭。如开幕式上，南京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非洲留学生表演的 《非洲的鼓声》带领与会者如身临非洲草原之境；会议期间，在泰国吞武里大学Panya Roongruang教授的主持下，泰国乐团举行了泰国音乐工作坊，以讲座音乐会的形式介绍了泰国音乐与文化的定位、泰国民族乐器的构造、演奏技法以及泰国音乐的原理。与会学者们有机会在工作坊与乐队成员直接交流，并试奏、体验泰国民族乐器。在泰国乐团的专场音乐会上，与会者聆听了《Aiyaret序曲》《Khmensaiyok》《Lao duangdoen》《SaenKhamnoeng》 《黄色的鸟》 《动物之舞》《长尾巴的鳄鱼》 《Khmenphuang》等十余首泰乐传统曲目。广西艺术学院甘美兰乐队表演了《BUBUKA》 《JAIPONGAN》 《ES LILIN》《RAMPAK KENDANG》《BENDRONG》等曲目。南京艺术学院的留学生演出团还现场奉献了其他风格的音乐。

青辰努力从树冠底下爬出来，正看到唐飞霄倒地的一幕。他望向天葬院的门口，那里，一个绿色的身影，正将剩余的两枚竹叶镖安插回头顶的头饰中。

主办方对会议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使与会者不仅感受到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热度，也领略了世界各地音乐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与会者在研究眼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方面是各有特点的，例如在本学科建树颇丰的专家多注重学理建构，在学术探索的方法、方向上起到引领作用，而青年学子多偏重于田野考察的具体事像，尚处于学术探索的起步阶段，中青年学者介于二者之间，一部分已经崭露头角。可见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已经基本形成老、中、青三代结合的研究梯队。此次学术盛会不仅是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集体检阅，也是该领域研究力量的凝聚，期待中国的 “世界民族音乐学”不断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