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蓝瑛，有理想、求真理，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革命事业。用他自己2011年在《七十年耕耘文集》里的话来说：“共产党员首先要树立忠于人民的观念，这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从13岁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七十余载，不改初衷。2017年12月28日，爸爸因病离开了我们。

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少年

1925年8月，爸爸出生在上海新闸路东斯文里的一幢石库门弄堂房里。

爸爸原名竺宜俊，祖籍浙江奉化竺家村。曾祖父竺开涌原是木匠，后在上海打拼，开了家建筑公司。祖父竺振兴为独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继承家业，在上海经商并落户。

爸爸早慧，就读于闸北三育小学，五年级时就能写不错的文章。那一年他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向《新闻报》投稿并被录用，得稿费一块多大洋，他用这第一笔稿费给自己买了一本郭沫若诗集。那时候，正是日寇步步进逼，祖国河山破碎，人民即将沦为亡国奴的危急关头，他十分关心时事，心系民族存亡。他格外关心抗日前线的动态，结合学校地理课作业，把战况绘成一幅幅地图。1937年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值“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他更是天天晚上收听战报，即时编写成传单，上街张贴。

为避战乱，爸爸随他的母亲回到了竺家村。竺家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村庄，村里建有一个党小组。在这里，爸爸遇见他的两位族叔竺扬和竺一平，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竺扬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他们成为爸爸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叔叔们很看重这个来自上海的学生娃，于是经常向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他读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苏俄文艺小说等等。自此，爸爸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线上最有生气的核心力量，是真理的代表，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因此，坚决跟共产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信仰在他的心灵萌生。1938年4月，由竺一平做介绍人，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时爸爸实足年龄是十二岁零八个月，按照规定应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但那时青年团解散了，组织上就决定让他直接入党。入党后，爸爸和竺家村的党员们一起参加奉化县文化工作队的活动，在本村小学做小先生，办壁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成为文工队年龄最小的成员。

另一方面是成本支撑。首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新旧设备的置换，以及环保装置的配套，增加了短期内企业的投入成本。其次是能源方面。尽管今年煤炭价格整体较为平稳，但也始终平稳在一个不低的价位水平。只是在尿素价格始终保持高位运行之下，这一因素显得没了力度。去年天然气的限量供应推动尿素价格大幅上行，故而使得业内对今年的天然气供应形势分外关心。但据业内人士预测，今年大规模限气应该在11月中旬前后，短期内难以造成明显影响。

1938年秋，党组织授意爸爸入读县城的奉化中学。其间，中共地下党宁波地区青年部长秦家林负责和爸爸单线联系，爸爸作为县委青年委员，在校内领导革命活动，并在进步同学中组建“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春天，爸爸策动“民先”的骨干和进步同学7人，打算投奔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同学们决心很大，专门联系了一辆车，约定大家保密，不告诉家人。不料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第二天他们在车站被教师截回。事后学校关了为首的几个同学的禁闭，但同学们以此为豪，自称也是威武不屈的“七君子”（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的沈钧儒等7位爱国人士）。最后，校长的训诫耐人寻味：“你们还小，应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不如去好好地读读《资本论》。”因为爸爸是主谋，所以学校给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的处分，按照当时校规三个大过就要被开除，看来校长对进步学生是怀有恻隐之心的。

根据地扩大后，组织要求油印报向铅印报发展，决定由爸爸寻找关系去上海采购印刷机和铅字。爸爸通过财贸部门找了个经常往来敌伪地区的商人去上海采购，再运到根据地。为了使印刷厂便于转移，爸爸他们建立了“水上印刷厂”。配备几条不大的船，便于在农村的小河道行驶，把印刷机、铅字架等各种设备安放在船上。为节省占地和便于拆装，工人们还设计了能分能合的排字架和小巧玲珑的铅字盒、存放版子的木盘等。有时赶任务要晚上排印，但光线昏暗，排字工们就像矿工那样，在帽檐上装个小电筒，便于夜间排字。

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爸爸和妈妈相遇，年轻的心，受到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召唤，在战火中携手相爱。当年爸爸是《前哨报》的记者、通联科科长，妈妈是地委审计委员会审计科总干事，同为地委机关年轻中层干部中的活跃分子。

回上海之前，奉化地下党的领导人竺扬写信给王任叔（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负责人），请他多关照爸爸。王任叔就要王元化找爸爸联系。那时王元化曾用名为洛蚀文。他如约来到爸爸家，介绍爸爸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文艺通讯站”。他给爸爸读了他写的文章，和爸爸谈历史和理论问题，他的才学使爸爸由衷佩服。那时爸爸15岁，元化不过20岁，爸爸把元化当作老大哥。受元化触动，爸爸动笔更勤，他把自己写的文章交给元化，请他推荐发表。爸爸选用了明代画家蓝瑛的名字为笔名，这就是爸爸名字的来历。

过了1941年元旦，爸爸对祖母谎称，要外出求学，得到了祖母的同意。按照约定的地点和暗号，爸爸左手拿一张当天的报纸等在永安公司门口，和新四军联络员接上了头。联络员领他在十六铺登上长江轮。夜半时分过了长江口，就有日本军警上船检查，手电筒冲旅客乱照，盘问，检查良民证。还好，没有什么破绽。第二天一早轮船行至江阴以北的长江岸边靠岸，才发现其实同船前往解放区的共六七个人，原来为安全起见，同路人各归各，是互不知情的。上岸后再徒步十几里，在江阴周庄宿了一夜，终于找到新四军驻地（当时新四军的驻地不固定，几乎每天要转移）。来到新四军根据地的第三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爸爸作为一名抗日战士，真的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那时，爸爸的岗位是新四军《东进报》（后为《大众报》）的副刊编辑及记者。

抗日烽火中的战地春秋

才到游击区，迎面而来的就是敌人的疯狂“扫荡”。部队几乎每天要转移驻地，在雨雪交加中夜行军成了家常便饭。一个从城市来的学生娃，背着装有全部生活用品的背包，行进在泥泞的田埂上，有时还要过独木桥。当时伸手不见五指，爸爸跌跌撞撞，衣服湿透、眼镜滑落、书包掉进河沟里，最后连自己也滑进小河中。有时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要连续几天几夜急行军，疲惫到边行军边打瞌睡。环境的艰苦，物质的贫乏，磨练了人的意志，使爸爸感到受益匪浅并乐在其中。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夜行军》，寄到上海发表，让人们了解新四军的情况。

皖南事变后不久，党中央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并将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爸爸的东进报社隶属6师18旅。爸爸所在的部队出没于上海南京铁道线沿线附近，是敌人的心脏地区。新四军以农村为根据地，依靠农民群众的拥戴和掩护，寻找机会打击日寇，积小胜为大胜壮大自己的力量。

根据以上均值方程的残差平方序列偏相关函数(表3)，ARCH-LM检验滞后期选择10期。根据以上ARCH-LM检验结果，F统计量和卡方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均小于0.05，因此ARCH-LM检验表明收益率序列存在ARCH效应，也就是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特性。[4]

1941年夏，日伪对苏南东路地区发动大规模“清乡”，敌我兵力悬殊，组织决定爸爸所在大众报社分批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爸爸等7位同志转移到澄西江阴地区。他们找了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外有片不大的竹林，但足以阻挡外人的视线，爸爸他们就在竹林里办起报来。为适应随时开拔的需要，只能彻底轻装。两副担子，挑上一台短波收音机、一架破旧的油印机以及钢板、铁笔、纸张、油墨，编辑每晚抄收延安和莫斯科的广播，连夜编辑、刻写，天亮后再印刷，把印好的报纸分送到各交通站，转发到地方机关和部队。

2.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建议参照自治区外部分旅游区（开发区）和南宁高新区管委的模式，允许涠管委、涠洲镇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探索实行全员聘任制。除涠管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涠洲镇领导班子正职外，其他所有人员实行竞争上岗，按岗履职，按岗设酬。原在编人员实行身份挂档（挂档期间正常办理晋升职务、年度考核和工资调档，调动时仍按原身份进行）。

在抗战的岁月中，爸爸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那是和一位日本友人的故事。1943年农历除夕在高邮的一条小船上，爸爸曾和日本友人伊藤一郎畅谈。当时爸爸在江高宝中心县委宣传部，伊藤一郎是苏中地区日本人民反战联盟领导成员，他的中文流利。除夕伊藤来联系工作，晚餐后刮起大风，爸爸就留他住宿。高邮一带水网密布，各单位都备有小船。爸爸提议：“我们上船去过年三十吧，可以多谈谈。”伊藤对爸爸介绍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北海道，世代打鱼为生，生活贫苦没有读过几年书，就被政府强征来华作战。爸爸也介绍了从学生成长为抗日战士的经历。两人虽然国籍不同、经历不同，还分属于兵戎相见的两个交战国，但两人共同认识到，在两国人民之间并不应该存在仇恨，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由衷地向爸爸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他能够找到中国共产党是他最感庆幸的。伊藤用日语唱起了《国际歌》，爸爸也一句一句学起来。直到雄鸡啼晓，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响起，他们才发觉，相互道别的时候到了。

1940年初，爸爸在上海参加了黄炎培创办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活动。爸爸在那里既参加俄语、日语、法语学习班的补习课程，又参加各项进步活动。补习学校组织了同学会、校友联谊会等组织，开办哲学、经济学、国际问题、国内外形势内容的讲座，爸爸自己也走上讲台，讲“欧洲文艺复兴”“开展大众通讯活动”等，还在一家中学讲了“新民主主义论”，面向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学生（多为职业青年）做起了小先生。他们还秘密进行地下书刊发行。每天一早爸爸就去四补校，在那里直待到深夜才离开。也是这个时期，爸爸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外历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有文艺理论、西欧和俄罗斯的古典文学作品，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

爸爸妈妈共同经历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深夜，正当爸爸在值班收听延安电讯，他第一个获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爸爸冲出门外欢呼，向战友们宣布这个好消息。于是大家都从被窝里钻出来，奔到打谷场上，跳、蹦、拥抱、抛帽子——狂欢达旦。大家以为革命就此大功告成。爸爸还希望可以回上海去探望久别的老母亲。但内战的战火还是无可避免地燃烧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爸爸和妈妈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作为组合成员兼好兄弟的胡海泉倒是给陈羽凡委婉地解释了引发事件的原因，他曾经在微博里连问几个为什么，以此来证明陈羽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最近的事情。但是，仗义归仗义，能不能帮助陈羽凡成功戒掉毒瘾，这事还真不敢确定。另外，同时被抓的还有陈羽凡的同居女友，今年才刚刚25岁。

1949年扬州解放，爸爸妈妈进驻扬州城，为渡江南下作准备。这时爸爸是分区宣教科长。由于要进城了，领导安排他专管文工团，在扬州上演了《李闯王》《血泪仇》等大戏，引起扬州全城轰动，当时报名参加文工团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人。4月21日，爸爸妈妈婚后不到一个月，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大军千帆竞发，直指长江南岸。蒋家王朝回天无力兵败如山倒。爸爸妈妈在23日深夜登上了这些木船中的一艘，顺风顺水到达南岸镇江。

5种外来相思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应性、萌芽力强、生长迅速，可望成为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主要造林树种；又因其枝叶茂密、叶色翠绿、叶形奇特、花色淡黄等特征，盛花时远看翠绿间点缀金黄，相映成趣。可孤植、对植或丛植，作为庭院、行道、园林等的观赏、遮荫及绿化。5种外来相思花期较长且重叠交错，可群植或混植于森林公园、游憩区、风景区等人流较为密集的活动场所，从而可以延长花期长度，给游人一种视觉美。

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镇江，爸爸的职务是镇江军分区宣教科长，这时部队要加强地方工作，爸爸还到中学兼任政治课教员，而妈妈在分区团地委任学生部长。在军分区的家属宿舍，他们安下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