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网络已成为中西方地理和规划学者研究城市和区域间联系的前沿领域。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城市网络正取代传统的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城市等级体系，成为反映城市和区域间相互联系的一种新型空间组织结构——城市之间通过信息流、资本流、知识流等各类要素流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形成的网络型空间组织结构。城市网络的研究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网络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且受西方研究的影响较大，但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也呈现出一些与西方研究不同的特征。本文通过梳理中西方城市网络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角度比较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今后城市网络研究的思考，以期为国内学者从整体上把握城市网络研究的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底层模块包括检测模块和控制模块，检测模块完成现作物生长环境参数的采集与发送，控制模块接收物联网智能节点的命令通过控制设备调节环境。

1 城市网络的研究尺度

城市网络按其空间尺度的差异可以分为全球城市网络、国家城市网络和区域城市网络三个层面。尽管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研究的起源存在差异，但大致都经历了从属性到关系、从等级到网络的范式转变。从研究的侧重点看，西方学者较为关注全球层面的“世界城市网络”和区域层面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国内学者除了主要关注后者外，近年来也较多地关注了国家层面的“国家城市网络”。

1.1 世界城市网络

西方学者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以及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等三个发展阶段[1]。20世纪60年代，霍尔（Hall）较早地从城市功能角度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2]。此后，弗里德曼（Friedmann）基于跨国公司的总部集聚现象提出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设想[3]。与此同时，萨森（Sassen）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角度强调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服务中心功能[4]。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泰勒（Taylor）及其领导的GaWC小组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14]；《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于2010年8月曾对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成果进行专辑发表；同时，GaWC小组还有专门的网站定期发表相关研究成果（http://www.lboro.ac.uk/gawc/）。

国内学者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部分中心城市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例如，宁越敏较早地从新国际劳动分工角度讨论了世界城市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以及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15]。21世纪初期随着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等重要概念。例如，甄峰较早注意到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的影响[16]；沈丽珍、顾朝林认为流动空间将重新整合传统的区域空间，形成区域流动空间并进而构筑全球城市网络体系[17]。近年来，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中国学者的身影，倪鹏飞、刘行健、马秀莲等人与GaWC小组成员合作，对世界城市网络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1,12,18,19]。

1.2 国家城市网络

国家城市网络研究起源于西方学者在20世纪60—70年代对国家城市体系的研究。波恩（Bourne）等将国家城市体系定义为“一系列相互联系又存在明显规模等级的城市，并由此组成区域和国家”[20]。受中心地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强调城市联系，但这种联系本质上仍然是在国家地域范围内城市之间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的等级性很强的空间组织关系，且很少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城市联系。随着世界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兴起，西方学者对国家城市体系的研究兴趣逐渐减退，但同时也出现了少部分借鉴世界城市网络方法对国家城市网络进行的研究[21]。

国内学者早期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国家城市体系，且受中心地理论的影响较大。周一星和杨奇较早研究了我国城镇体系，指出等级性和层次性是城镇体系的普遍特征[22]。顾朝林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研究也基本反映了城市体系的等级特征[23]。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国家城市体系的关注一方面部分转移到省域和区域城镇体系；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城市联系对理解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出现了一批基于城市基础设施联系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的成果[24,25]。近年来受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影响，基于企业联系网络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日渐增多[26]。

矿区内主要褶皱是五圩背斜和伴生的次级褶曲。五圩背斜轴通过矿床东部，背斜轴在矿床范围内较弯曲，平均轴向约340°，为不对称的复式褶曲。东翼在断裂蚀变和矿化方面均不及西翼发育。

1.3 区域城市网络

由于增加了智能分析功能，且可以通过网络继电器远程启/停声光报警器，使得声光报警器日平均工作时间约为零，本次分析将忽略其日平均耗电量。

早期国内学者提出的诸如“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延续了大都市带的形态研究传统，较多关注这些概念的界定、内涵和划分标准，强调城市间的等级联系，这与该时期的国家城市体系研究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区域城市网络研究则主要受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论的影响，对西方学者同尺度下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成果的借鉴较少。在实证研究方面，长三角地区是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区域，部分研究也关注了不同地区的比较[37-40]。

2 城市网络的研究方法

概括而言，不论是何种尺度的城市网络，其研究方法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以及网络的构建和分析。下文分别对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2.1 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

资料显示，自2015年起，我国全面推进实施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大力推进农药减量控害，积极探索高效、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式。

（1）公司组织路径

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只出现在良渚反山12号墓，其它的墓出土的玉器包括玉琮，也有神人兽面纹，但不完全一样，如瑶山2号墓出土一件玉冠形器，器上有神人兽面纹，但与反山12号墓中的神人兽面纹相比，就有明显的差别。最突出的不同是神人的两只手臂没有表现出来，神人的下身被省略掉了。所以，我们讨论神人兽面纹的意义，要抓住它们共同的东西，也许作为神人兽面纹最共同的是神人面部和羽冠；对于兽面纹最共同的是两只重圈的眼睛。

国内研究中，大部分对国家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表明，城市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等级特征和层级划分，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相对一致性[26,48]。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较少研究区域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而是更关注区域城市网络的物理结构特征。近年来部分研究也关注了网络的演化特征，例如，朱查松、赵渺希、冷炳荣等分别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三大城市群网络和中国城市网络的演化特征[37,40,59]。

（2）基础设施路径

人群活动路径由于受空间范围的影响，其应用主要集中在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中。通勤是最常用的人群活动类型，除此之外常用的还有购物、休闲和商务出差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霍尔基于商务出差对欧洲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30]，伯格和迈耶尔什基于通勤流和购物流对荷兰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33]，以及伯格等人基于通勤流对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研究等[34]。由于缺乏系统详细的城际间人群活动数据，国内学者基于人群活动路径的城市网络研究较少，但未来基于手机信令、微博等大数据反映人群城际间流动的方法有望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2.2.6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同一份样品9份，每份0.5 g（含葛根素3.78 mg∕g），分为3组，每组分别精密加入浓度为0.382 mg∕mL的葛根素对照溶液4、5、6 mL。按“2.2.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结果平均回收率为100.50%，RSD值为0.70%。

（3）人群活动路径

在公司组织路径出现之前，基础设施路径是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途径。史密斯（Smith）较早地利用航空乘客流数据研究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和联系程度[43]。近年来，航空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网络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应用广泛[44,45]。国内基于基础设施路径的城市网络研究在国家和区域尺度都有涉及。例如，周一星和胡智勇较早开展了基于航空运输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24]，汪明峰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的骨干网络结构[25]，罗震东等基于高铁和长途客车联系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46]，刘行健等基于航空、铁路和汽车网络分析了中国22个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结构[47]。

（4）社会文化路径

社会文化路径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等要素推动下形成的城市网络。泰勒基于74个非政府组织在全球178个城市中形成的办公网络研究了世界城市（社会）网络[8]。近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居民消费观的变化，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基于网络社会空间和文化消费空间的城市网络研究。例如，甄峰等人较早利用新浪微博的相互关注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特征[48]，韦江绿、罗震东研究了基于高端消费品网络空间的中国城市网络[49]，程玉鸿、孟俊华基于全球奢侈品牌在中国城市的分布研究了中国城市间的高端消费文化联系[50]。

本文综述了整个无人售货交易的全部过程，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移动支付的产生，并且能够保证交易的安全性，信息交易的可靠传递，才是我们进行无人售货系统升级的基础。本章以支付宝为例，介绍了整个支付流程，以及如何与金融系统对接，数据流如何处理，介绍了数据是如何通过二维码的处理完成系统交易，并保证交易的安全。

果然，李桂明思考了一会儿，便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唉！我交代吧，不交代也不行了。看来，你们一定是把我的字整明白了。”李桂明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去年4月份，张秋找孩子的启事出来后，我就想弄俩钱花，我知道张科长倒过盐，有几个钱。

（5）创新联系路径

创新联系路径在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中的应用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网络，例如玛西森（Matthiessen）等人研究了世界主要城市基于论文合作联系构成的城市知识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51]。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国家尺度，例如吕拉昌和李勇较早地关注了基于城市创新职能的中国创新城市空间等级体系[52]，马海涛、方创琳等先后基于城市的论文合作联系和专利申请合作联系研究了中国城市创新网络[53,54]，牛欣、陈向东利用引力模型计算了我国287个地级城市的创新联系并分析了由此形成的创新网络空间结构[55]。区域尺度基于创新联系的城市网络研究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吴志强、陆天赞基于城市创新引力和外向创新联系分析了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网络结构[56]。

（6）引力模型路径

引力模型最初被用来计算城市的经济社会联系，在城市网络概念出现之后被部分学者引入城市网络研究中。国外研究方面，凡奥特（van Oort）借助引力模型分析了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功能多中心和空间融合程度[57]。国内学者对引力模型的应用较多，例如顾朝林、庞海峰运用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城市的空间联系强度，并基于此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58]；冷炳荣等利用引力模型并结合复杂网络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空间特征和复杂性[59]。从上文可以看出，部分基于创新联系路径的研究也应用了引力模型计算城市的创新联系。

螺栓紧联结或采用了顶紧块(抗剪板)的松螺栓组联结[9-10]，支铰座的联结螺栓组既承受轴向载荷FZZ，又承受翻转力矩MFZ，离中和轴距离最远的螺栓所受最大拉力为：

在低油价下，应把握战略机遇购买和并购油气田资产，壳牌通过并购以非常规资源为主的BG公司来实现天然气一体化，不仅LNG液化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还实现了公司资产的战略转移。在高油价时期，应抓住“溢价”时机抛售油气资产，在高度多元化基础上，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优势资产，提高资产盈利能力。

2.2 网络的构建和分析

（1）连锁模型及其改进算法

连锁模型最早由泰勒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提出，并随后被国内学者在国家和区域尺度的城市网络研究中广泛应用。关于模型的具体算法相关文献已有介绍[60]，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基于模型的改进算法。例如，尼尔（Neal）指出连锁模型混淆了城市的中心性和作用力这两个概念，并提出用递归中心性和递归作用力两个指标来测度世界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61]。刘行健和德吕代（Derudder）归纳比较了基于一模和二模网络的城市网络相关算法，并认为综合考虑城市和企业两节点的二模网络具有比连锁模型更强的分析能力[62]。海宁曼（Hennemann）和德吕代提出的分区核心模型则将连锁模型所忽略的企业在全球分布的层级信息和地理临近性纳入分析[63]。赵渺希等结合社会网络统计方法对分区核心算法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的城市网络进行了检验[64]。刘铮等从联系的方向性出发探索了有向加权型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65]。

（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最早由阿德尔逊等人于2004年引入世界城市网络研究[41]。由于其涉及的“中心度”“中心势”以及“核心—边缘”结构概念对理解城市网络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近年来也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卡罗尔（Carroll）利用世界前350强跨国公司董事会成员网络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66]，以及阿德尔逊等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形成的世界城市网络的演化研究[42]。部分研究则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网络分析指标，例如格林（Green）对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计算方法的定义[67]。国内研究中，李仙德、李丹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基于上市公司网络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和基于知识合作的中国城市网络[38,68]。

（3）位序—规模法

位序—规模法是早期基于中心地理论研究城市等级关系的重要依据，但近年来被荷兰学者迈耶尔什等人引入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分析中[32,33]。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城市在网络中的连接度与其对应的排名进行线性回归，回归系数介于0和负无穷之间，回归系数越大说明区域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越高。在选择纳入回归分析的城市数量方面，迈耶尔什认为没有必要将网络中的所有城市都纳入分析，并区分了基于固定规模、固定比例和固定数量这三种选择方法，同时他认为基于固定数量选择纳入回归分析的城市数量最符合功能多中心的定义[32]。目前国内学者还很少利用该方法研究区域城市网络。

3 城市网络的研究内容

3.1 网络的结构与演化

网络的结构和演化特征是中西方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外研究中，泰勒、德吕代等人的研究表明世界城市网络并不呈现出简单的等级结构，区域性和等级性共存使得世界城市网络表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5]，而泰勒等早期从演化角度进行的分析发现这种网络结构基本保持稳定[6]。近年来对世界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化分析表明，网络的区域和等级格局依然相互交织，但美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正普遍丧失全球联接性，而东南亚、中国和东欧地区的城市全球联接性在增强[10,11,18]。玛西森等基于城市创新联系、阿德尔逊等基于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联系的研究也表明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处于变化之中[42,51]。国外学者关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结构的研究近年来主要集中在形态多中心与功能多中心的辨别和比较上，前者主要指城市规模和等级分布的均衡性，而后者主要指城市功能联系的多向性和分布的均衡性[33]。相关研究已表明“功能多中心”存在尺度依赖性和类型依赖性[35]。同时，部分研究也分析了多中心结构的演化特征[69]。

尽管西方学者关于区域城市网络的大量研究出现在世界城市网络之后，但其理论雏形早在20世纪60年代戈特曼（Gottmann）关于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论述中就已有体现[27]。然而此后关于大都市带的研究逐渐演化为两条路径：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形态”学派主要关注大都市圈的空间形态特征，而以欧洲学者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强调大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网络[28]。卡姆尼（Camagni）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城市网络”概念对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的分析具有重要影响[29]。进入21世纪，多中心城市区域逐渐成为欧洲学者研究的主流方向：《城市研究》于2001年4月发表了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专辑；此后，由霍尔领导的POLYNET项目对欧洲八个多中心城市区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0]；近年来，以迈耶尔什（Meijers）和伯格（Burg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要以荷兰兰斯塔德地区为依托对多中心城市区域进行了持续跟进研究[31-36]。

公司组织路径在目前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中最为常见，其中又以泰勒等人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提出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内联系应用较广，且对国家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霍尔在欧洲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中将该类型联系作为衡量城市联系的重要依据[30]；国内学者如唐子来、赵渺希等则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联系研究了长三角和全国城市网络[26,39]。此外，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在城市网络研究中也有一定应用，例如阿德尔逊（Alderson）等人采用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41,42]，以及李仙德采用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关系对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研究[38]。

3.2 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

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是城市与网络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其判断的标准主要依据城市网络连接度的大小。例如，泰勒等早期通过综合考虑城市不同功能的网络连接度划分了五种等级的世界城市[8]，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布局战略从世界城市中识别出45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城市[13],通过城市二元体（city-dyad）分析识别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等[70]。尼尔认为城市的网络连接度只考虑了城市直接联系而忽略了间接联系对城市在网络中地位的影响，并提出从中心性和控制力两个角度综合评价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61]，朱查松等的研究借鉴了这一思想[37]。此外，尼尔还根据城市的中心性与节点性的大小区分了网络中的首位城市、离线城市和连线城市[71]。

除了关注在网络中处于较高等级的城市外，部分研究还通过将网络置于不同空间尺度研究网络中的门户城市作用。尼因曼（Nijman）较早注意到迈阿密虽然在美国国家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不高，但与拉丁美洲城市的联系非常密切，是连接拉丁美洲城市与世界城市的门户城市[72]。罗西（Rossi）和泰勒对巴西银行网络在国家和世界尺度上的研究也印证了圣保罗的门户城市作用[9]。国内研究中，唐子来、李涛等在长三角城市网络研究中关注了上海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门户城市功能[39]。

3.3 网络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网络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城市与网络关系的另一重要体现，并成为近年来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全球尺度，廷伯莱克（Timberlake）等以美国57个城市为例，研究这些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中心性对其社会极化的影响[73]；马秀莲以中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城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连接度的增加是否会降低这些城市与本国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19]；桑德森（Sanderson）和德吕代等人研究了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中心性对其吸引国际移民的影响[14]。区域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中心的网络结构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于2014年11月出版的区域城市体系的功能与发展专辑有多篇文章讨论了多中心城市体系是否比单中心城市体系更有经济效益，并认为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74,75]。此外，最近迈耶尔什和伯格等人借鉴区域科学的“借用规模”概念研究了西欧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规模对城市功能的影响。

4 关于今后城市网络研究的一些思考

4.1 多尺度城市网络的嵌套衔接

随着全球化、地方化以及全球地方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性的城市网络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入国家和世界城市网络。事实上，关于城市网络多尺度性的相关论述早已有之。例如，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带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作为枢纽连接都市圈内部城市与处于都市圈外部的、国家和全球尺度的城市[27]。卡姆尼早期在对城市网络的定义中就认为区域、国家和全球三个尺度的城市网络相互嵌套形成了既有竞争又有互补合作的城市网络[29]。巴赛尔特（Bathelt）等基于产业集群视角建立的“地方传言”和“全球管道”模型也很好地说明了本土环境与外部联系对地方生产系统的重要性[76]。

对城市网络从不同空间尺度的分析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补充单一空间尺度城市网络分析的不足。一方面，突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侧重于分析少数世界城市的限制，通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一些处于国家或区域尺度的专业化城市（如高科技城市、制造业中心城市）也纳入分析框架。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将世界城市网络与全球和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框架相融合。另一方面，从不同空间尺度审视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上文提到的“门户城市”概念正是基于对城市网络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析。卡斯特（Castells）认为巨型城市往往全球连接度较高但地方连接度低[77]。因而，单一空间尺度的分析可能难以识别城市地位的全貌，同时也容易忽略在某一空间尺度、就某一项功能而言非常重要的城市。

4.2 城市网络形成和演化机制的实证分析

城市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的分析是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对城市网络形成和演化的解释一般借助西方学者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流动空间理论和中心流理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冷炳荣等从结构动力机制视角通过构建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和地方背景三者相互作用的概念性框架阐述了城市网络的作用机制[78]，然而国内还很少有研究试图从实证角度探讨城市网络形成和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

3．瘤组织凋亡相关分子Bcl-xl、Survivin、Bax、caspase3 mRNA表达的检测：提取各组移植瘤组织总RNA，检测RNA纯度及浓度，经逆转录后PCR扩增，以β-actin为内参。引物序列见表1，由金唯智公司合成。扩增产物经1.5%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紫外成像系统观察、拍照并分析图像。

城市之间本身并不会自发地形成联系，各类企业、机构以及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才是产生和推动城市联系的行为主体。对城市网络形成机制的分析因而可以转化成对各类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分析，而行为主体之间是否发生联系则主要取决于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方面的影响。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例，其布局在不同城市的分支机构是产生城市联系的主体，因而企业决定将其分支机构布局在哪些城市直接影响着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影响这一决定的因素一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商业环境等城市层面的属性，另一方面则包括企业发展战略、经济实力等企业层面的属性。因此，从城市和个体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影响行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因素对理解城市网络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成为今后研究关注的内容之一。

4.3 城市网络的外部经济

网络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城市网络产生外部经济的一个重要体现。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学者近年来已经展开这方面的研究，而目前国内关于城市网络外部经济性的分析仍然较少。理论上讲，与未处于网络中的城市相比，处于网络中的城市在获取资金、信息和人才等要素方面拥有更多机会，这主要得益于网络将众多城市“集聚”在一起形成的集聚效益。菲尔普斯（Phelps）认为这种集聚经济是后工业化时代传统的马歇尔式外部经济在城市层面的表现形式[79]。同时，即使对处于同一网络中的城市而言，由于在网络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其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也有可能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对城市网络外部经济的实证研究可以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对于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部分中国城市以及处于国家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的城市，分析其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二，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分析我国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借助区域科学、经济地理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这也将推动城市网络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5 结语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深入分析这些成果非本文篇幅所能及。因此，本文仅从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比较，通过比较梳理中西方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研究的发展脉络，归纳和总结了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的常用方法和主要内容，并对今后城市网络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单的思考。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研究尺度上，西方学者主要关注前两者，而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后两者。在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城市网络研究在城市联系类型选择和网络分析方法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是在区域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仍需对西方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加以借鉴。同时，今后城市网络研究在延续现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可以重点关注多尺度城市网络的嵌套衔接、城市网络形成和演化机制的实证分析以及城市网络的外部经济分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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