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一直发挥引领经济发展“牛鼻子”作用的开放型经济，显然应该在转向高质量发展方面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这是基于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形势、新阶段做出的精准判断，从而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出口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依托劳动力等传统比较优势以及借助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增长奇迹，但在国内外一系列影响因素深刻变化背景下，近年来进入了增速趋缓乃至负增长通道。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6年的外贸出口增速分别为7.9%、7.8%、6.0%、-2.9%和-7.7%，不仅跌破了过去二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甚至落至GDP增速之后并出现负增长。这一变化表明，我国货物出口已经陷入了出口增长困局。在出口贸易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的共识下，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重要战略部署，通过提升出口质量来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是新形势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针对如何破解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学术界大多数相关研究均集中于对中国出口贸易表现出“新常态”现象的原因探讨，以及对出口转型升级的讨论。这两支文献均能够为我们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提供有益借鉴和启发。围绕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新常态”的驱动因素，学术界主要从外部冲击和国内结构性两个方面进行了广泛分析和讨论，并得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基于外部因素对国内出口贸易的冲击，国内学者在此方面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代表性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及其后续影响，是造成我国出口贸易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石红莲，2010；毕玉江，2015)，并且在贸易方式、贸易商品、贸易国别、贸易主体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陈绵水和陈秋云，2010；戴翔和张二震，2015；李扬和张晓晶；2015)，而具体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外部需求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弱(Abiad,2014)、投资不足(Chinn et al.,2014)、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佟家栋和刘程，2013)，以及垂直专业化分工收缩(Gawande et al.,2015)等。围绕中国经济包括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转型的必要性、转型的现实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就转型的必要性而言，传统外向型经济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外向型经济要从理论、路径和政策等各层面进行重造，从而构建新型外向型经济，提升出口竞争力(陈睿洁，2011)。特别是我国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低级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外向型经济，这种发展模式既是推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和未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升级的主要理由所在(刘志彪，2010)。至于转型的现实基础，代表性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取得了数量上的成功，质量上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进一步推动包括贸易转型在内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从而能够为出口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机制和基础(钞小静和任保平，2008)。

1∶500模拟法地形图测绘，在以往“测量基础”课程综合实践中一般采用经纬仪配合水准尺的方法测绘，其特点有：距离测量采用视距测量方法，高程测量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方法，需要观测的数据和计算的数据较多；采用极坐标的方法展绘出特征点的位置。利用经纬仪测图不仅外业计算工作量大，测图速度慢，而且与全站仪数字测图按坐标展点的方法不同，不利于学生后续对全站仪数字测图的理解。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虽然能够为我们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提供有益借鉴和启发，但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必要，突出表现为前一支研究文献着重于成因探讨，缺乏对有效对策建议的分析，而后一支文献着重探讨了转型的必要性和基础，但是对转型的路径却语焉不详。通常而言，出口贸易竞争力可以从宏观空间结构质量、中观产业结构质量和微观企业活力质量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因此，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拟从上述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出口增速的受限情况以及如何实现新突破。具体而言，第一，从对外发展空间以及对内发展空间方面分析中国出口增速变化，据此从优化空间布局的质量层面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之道。第二，从出口商品结构层面探究出口增速下降的可能成因以及可能存在的增长潜力，进而从优化产业结构的质量层面探寻出口增速下降的应对措施。第三，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表明，企业活力质量即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出口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微观经济内部探索中国出口活力与出口增速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而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现的企业活力质量层面探寻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的措施。

二、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基于对外发展空间质量的考察

对外发展空间结构质量是决定一国出口绩效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空间结构应该是较为均衡的空间布局。因此，从对外发展空间的质量层面考察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变化情况，不仅能够厘清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来源国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外贸出口的相对重要程度，同时也能明晰中国对这些国家外贸进口的相对重要性，为进一步从优化对外空间布局的质量层面，探索出口增速下降成因和破解出口下降困局提供了可能。图1绘制的是2000-2016年我国年度出口额在主要出口国别市场的变化趋势(单位：亿美元)，图2绘制的是2000-2014年我国年度出口额在主要出口国别市场进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本文选取的主要出口国别包括：三大传统市场(同时也是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即美国、日本和欧盟；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英国《经济学家》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也称“金砖国家”；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埃及等“新钻国家”；另外，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本文分析年份是从2000年开始，“一带一路”战略是从2013年开始提出，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列为本文考察对象，更能明晰“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出口增速变化的可能影响。因此在图1和图2分析中，我们特别列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所选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埃及的西奈半岛、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女子望着他，努力抬高手臂，嘴巴微微开阖，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他急忙俯下身子，将耳朵贴到了女子的唇边，女子却只呕出了一口血，然后便一动也不动了。

  

图1 2000-2016年中国年度分国别出口额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单位：亿美元。

[2]钞小静、任保平,2008：《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TFP贡献的考察》，《当代经济科学》第4期。[Chao Xiaojing and Ren Baoping,2008,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FP, Contemporary Economic Science,4.]

通过对比中国向各国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可发现(以2016年为例)：向三大传统市场欧盟、日本、美国的出口占比高达40.67%，几乎占据了总出口的半壁江山；其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为26.06%；最后才是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占比分别为17.00%和13.25%。同样我们可以计算样本区间内其他年份向各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结果显示我国外贸出口格局仍旧显示出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为主、其他国家出口为辅的布局特征。基于图1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对传统三大出口市场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对其他新兴市场出口增速并无延续之前的良好态势，同样表现出增长乏力甚至增速明显下滑的现象。由于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出口对象国的GDP水平，总体来看，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的GDP总量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在2000-2016年间前者经济增长的趋势更加显著，取得的成就更加优于后者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变化趋势说明，随着这三类国家GDP的进一步快速增长，中国向其出口应会有更大的潜力可挖。这是进行外部空间拓展的现实基础。

  

图2 2000-2014年中国年度分国别出口额占各国进口额比例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由图2的变化趋势可见：中国分国别出口额占样本内考察国家总进口额的比重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说来，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1.63%上升至6.14%，上升幅度为4.5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美国进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4.14%上升至16.42%，上升幅度为12.28%；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日本进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10.98%上升至18.40%，上升幅度为7.42%；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出口额占“金砖国家”进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13.87%上升至28.49%，上升幅度为14.62%；中国对“新钻国家”的出口额占“新钻国家”进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0.36%上升至14.91%，上升幅度为14.5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0.62%上升至14.95%，上升幅度为14.33%。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出口额占“金砖国家”进口比例的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新钻国家”，接下来依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纵向比较来看，中国分国别出口额占各国进口额比例的排序在样本考察期间内比较稳定，依次是“金砖国家”、日本、美国、“新钻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发现，在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下滑的同时，中国对样本内国家的出口占各国出口的比重不降反升，但每个国家增加的幅度都是不一样的，其中“金砖国家”的增加幅度最为明显，而三大传统市场之一的欧盟增加幅度却比较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幅度也并不高，表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存在继续拓展的广泛空间。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外部空间结构失衡是出口贸易质量发展不高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何优化出口空间布局，使得出口空间布局更加均衡和合理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潜力。

三、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基于对内发展空间质量的考察

内部空间布局的结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出口贸易的整体和协调竞争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获得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外贸增长成就被学术界誉为“增长奇迹”，但在外贸增速获得整体发展的同时，同样存在着内部发展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笔者根据统计《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出表1和表2，表1反映了2001-2016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每年出口额的同比增长率，表2反映了2000-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每年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

 

表1 2001-2016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出口同比增长率

  

全国东中西20016.74%7.28%1.82%0.81%200222.36%23.01%11.60%23.97%

 

续表1

  

全国东中西200334.64%34.74%33.88%32.65%200435.36%35.60%33.97%30.36%200528.42%28.83%21.68%27.94%200627.18%27.13%25.30%32.22%200725.69%24.93%34.97%33.99%200817.28%15.80%29.40%40.50%2009-15.88%-14.39%-31.16%-27.93%201031.31%30.97%40.39%27.39%201120.32%18.45%37.99%46.61%20127.92%5.87%18.66%40.49%20137.86%6.98%14.38%15.12%20146.01%4.37%13.76%23.30%2015-2.89%-2.41%3.10%-17.19%2016-7.77%-7.57%-9.54%-8.50%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根据表1数据显示，从全国维度分析，自2001年起，东部地区12个省份的出口额平均增长率就长期领先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比如在2001年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6.74%，而东部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增长率略高于全国，为7.28%。这种东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的情况一直维持到2005年，2006年东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首次出现低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的情况，2006年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27.18%，东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27.13%，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样本区间内的最后一年即2016年。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到，当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负数时，东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也为负数，但始终略高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出口额下降幅度没有全国出口额下降幅度大。中部地区与东部情况类似，其分界年份同样是在2005年，即2005年以前中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低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西部地区与全国的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样本期间内处于浮动趋势。从区域维度分析，自2001年起，东部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增长率就长期领先中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比如在2001年东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7.28%，而中部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仅为1.28%。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在2007年中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并一直持续到样本期间内的最后一年即2016年。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出口额平均增长率的关系在样本期间内处于浮动趋势，同样，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也处于浮动趋势。将各区域的出口额同比增长率与其GDP总量结合起来分析(以2014年为例)，2014年东部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率为4.37%，低于全国出口额增长率6.01%；当年中部地区GDP总量为394400.4亿元，在全国GDP总量占比为58.49%。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3.76%和23.3%，均高于全国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其中中部地区当年GDP总量为175293.1亿元，在全国GDP中占比为25.60%，西部地区当年GDP总量为104656.7亿元，在全国GDP中占比为15.52%。综合以上分析基本可得出以下结论：东部地区出口增长率由高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转为低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且在近几年其增长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东部地区对我国出口拉动具有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出口额增长率由低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转为高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但在近几年其增长率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局面，也就是说中部地区虽然可以拉动我国出口，但这种拉动作用在不断下降；对于西部地区，虽然其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但当其出口额增长率低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时，并不会低出很多，而当其出口额增长率高于全国出口额平均增长率时，这种高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这一点意味着西部地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尽管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全国GDP中占比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占比，但这两类区域的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却在很多年份均高于东部地区，这种趋势在近几年表现越来越显著，说明中、西部地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拉动仍有很大潜力尚未被挖掘。

Ailure mode and stability analysis of high fill slope of a proposed airdrome in Guizhou

 

表2 2001-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比例

  

东中西200190.69%6.23%3.07%200291.15%5.95%2.90%200391.64%5.42%2.94%200491.71%5.39%2.90%200591.87%5.34%2.79%200692.16%5.06%2.78%200792.13%4.98%2.89%200891.57%5.35%3.08%200990.40%5.90%3.69%201092.01%4.83%3.16%201191.77%5.17%3.07%201290.34%5.93%3.74%201388.62%6.52%4.87%201487.90%6.91%5.19%201586.55%7.41%6.04%201686.98%7.87%5.15%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根据表2数据可见，尽管在样本期间内东部地区每年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其在全国出口额中所占比例最低也为2016年的86.55%，最高甚至在2006年达到了92.16%。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其中东部地区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016年的7.87%，西部地区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015年的6.04%，尽管在样本期间内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增加幅度非常小。据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在内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以东部地区为主导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综合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东部地区对我国出口拉动逐渐呈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虽可拉动出口但促进作用逐渐降低，西部地区可显著拉动出口的当下，我国内部空间的经济发展格局依旧是以东部地区为主导，中、西部地区为辅。毫无疑问，内部空间结构失衡同样是出口贸易质量发展不高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如何优化出口内部空间布局，使得内部区域能够更加协调和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潜力。

四、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基于出口产业结构质量的考察

[10]佟家栋,刘程,2013：《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Tong Jiadong and Liu Cheng,201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rotectionism and the Adjustment Perio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

  

图3 2000-2016年各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额

鉴于中国出口贸易在2000-2016年间年度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00-2008年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08-2011年间是危机冲击后的外贸发展恢复期，2012至今是中国外贸增速的新常态时期。因此笔者将按照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来分析各类产品出口额的变化。由图3显示的年度出口商品结构图可发现，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00-2008年间的出口额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上升278.07亿美元，上升幅度为276.63%；2009年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其出口额相比2008年下降了37.9亿美元，下降幅度为10.01%；2009-2011年间其出口额又逐年上升，上升幅度高达50.61%；2012-2016年间其出口额下降26.14亿美元，下降幅度为4.30%。资本密集型产品在2000-2008年间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上升530.41亿美元，上升幅度为600.49%；2009年比2008年下降155.05亿美元，下降幅度为25.06%；2009-2011年间其出口额又逐年上升，上升幅度高达72.25%；2012-2016年间其出口额下降53.18亿美元，下降幅度为5.58%。技术密集型产品在2000-2008年间出口额上升，总体上升287.14亿美元，总体上升幅度为935.61%；2009年比2008年下降27.24亿美元，下降幅度为8.57%；2009-2011年间其出口额又逐年上升，上升幅度高达43.10%；2012-2016年间其出口额下降19.65亿美元，下降幅度为4.11%。资源密集型产品在2000-2008年间出口额上升，总体上升69.19亿美元，总体上升幅度为246.74%；2009年比2008年下降18.66亿美元，下降幅度为19.20%；2009-2011年间其出口额又逐年上升，上升幅度高达60.51%；2012-2016年间其出口额下降5.71亿美元，下降幅度为4.06%。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0-2008年间出口额上升幅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在前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较大。2009-2011年间出口额恢复幅度排序从大到小依次是资源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即在危机之后的短暂恢复期，资源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外贸出口的恢复作用更加明显；2012-2016年间出口额下降幅度排序从大到小依次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即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对出口下降具有更好的稳定作用。

 

表3 2001-2016年各类出口产品在总出口中占比

  

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200011.32%40.60%35.68%12.40%200111.08%39.07%35.79%14.06%20029.99%37.45%36.24%16.32%20039.11%34.56%35.78%20.55%20048.01%31.32%37.45%23.22%20057.71%29.99%37.86%24.44%20066.79%29.04%39.75%24.42%20076.39%27.96%42.00%23.65%20086.88%26.81%43.81%22.50%20096.69%29.03%39.51%24.76%20106.62%27.64%41.70%24.04%20116.80%27.68%43.09%22.43%20126.42%27.88%43.03%22.67%20136.45%27.90%43.73%21.92%20146.41%27.62%44.32%21.65%20157.73%27.65%43.07%21.55%20166.50%28.05%43.37%22.07%

数据来源：根据comtrade 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宏观空间结构质量、中观产业结构质量和微观企业活力质量通常是影响出口贸易发展三个重要质量维度。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增速下降，基于本文的分析表明，实质上就是传统质量结构已面临显著的局限性。换言之，稳定乃至重拾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强调的“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要战略部署，从上述三个质量维度进行完善，即在外部出口市场拓展新的空间，在内部空间布局上要形成协调发展新格局，在出口商品结构上要提升高端商品出口比重，在出口活力上主要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

五、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基于企业活力质量的考察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阶段，显然通过传统的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以及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出口增速已经不适应当下经济增长的新格局，经济转型升级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质量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关注，也逐渐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随着要素投入积累到一定程度, “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胡鞍钢, 2003)。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出口贸易可以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出口贸易效应、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竞争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叶明确和方莹，2013)，进而进一步提升出口增长的活力和竞争力。由于《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只出版到2016年，因此笔者只能获得至2015年的相关数据，故笔者计算了2001-2015年间中国年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如表4所示)。鉴于以往研究对我国TFP增长率的分析存在较大分歧，结论之间的差异一部分是由于数据不同造成的(比如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投资品价格指数和折旧率的确定)，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关于TFP变动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法：增长核算法，生产函数法，随机前沿分析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本文主要考虑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借助C-D生产函数用最传统的增长核算法计算出样本期间内的TFP。TFP计算中用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关于TFP计算过程中涉及到的资本存量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公式(1)。其中t是第 t 年；Kt+1和Kt分别是第t+1年和第t年的资本存量，初始年份(2000年)资本存量用当期固定资本形成额/10%表示(Young,2000)；δt是第t年资本存量的折旧率，经济折旧率则参考现有研究(张军等，2004)计算的 9.6%；It+1是第t+1年的名义总投资，名义总投资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PIFt+1是第t+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000年=100)，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可从 《中国统计年鉴》 上获得，由于得到的数据采用的是上一年=100的指数，本文还将根据环比指数相乘等于同比指数的方法进行处理统一转换成以2000年=10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Kt+1=(1-δt)Kt+It+1/PIFt+1*100

(1)

 

表4 2001-201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

  

年份GDP(亿元)资本存量K(亿元)劳动力L(万人)TFP增长率(%)2000100577345260.0072085-2001111250352333.17727979.342002122292363370.02732808.622003138315382802.647373611.252004162742409977.167426415.282005189190440913.107464713.912006221207478784.557497814.362007271699529164.317532119.752008319936587475.037556414.652009349883662240.86758285.79

续表4

  

年份GDP(亿元)资本存量K(亿元)劳动力L(万人)TFP增长率(%)2010410708752180.967610513.582011486038850907.127642014.622012540896954042.63767047.8620135969631066117.35769777.0520146471821181239.20772535.3420156965941296859.98774514.9

数据来源：由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估算而得。

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在2001-2015年间TFP的年均增长率为11.09%，但将其和每年TFP的增长率对比可以发现：TFP增长率波动幅度很大。2001-2015年间我国TFP增长率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区间：2001-2007年间，TFP增长率基本一直在上升，其上升幅度达到10.4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扩散之后，2009年的TFP增长率相比2007年下降了13.96%；2009-2011年呈现上升趋势，其上升速度为8.83%；2011-2015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下降幅度为12.59%。由此可见，TFP增长率的趋势变化与我国2000-2015年间外贸出口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大体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夯实了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从而对出口增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是出口增速反过来也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关于这一点，有关“出口中学习效应”的讨论已经给出了证明。那么基于上述逻辑，尤其是生产率变化对出口增速可能的影响，也就意味着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增长。由此也可以说明，从TFP年度增长率角度分析中国外贸出口可以看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外贸出口至关重要。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伴随“人口红利”的消耗殆尽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致使以劳动作为主要投入要素产业的劳动力工资上涨，劳动成本的迅速提高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更具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传统发展模式的确遭遇巨大挑战，必须从以往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进一步夯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通过提高企业活力质量为出口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六、结论与启示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样本期间内占总出口的比例基本逐渐下降，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11.32%下降至2016年的6.5%，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40.60%下降至2016年的28.05%。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样本期间内占总出口的比例基本逐渐上升，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35.68%上升至2016年的43.37%，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12.40%上升至2016年的22.07%。总体看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据了外贸出口的绝大部分，其比例达到了70%左右，而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仅占据外贸出口的30%左右，也就是说，我国外贸出口始终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据主导地位，仍旧处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态。对比图3的分析结果，尽管技术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出口拉动作用较大，但其在我国总出口中所占比例仍旧较低，并没有发挥出技术密集型产品拉动出口应有的潜力。可见，出口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高端产品和产业出口占比相对较低，对拉动出口增长尚未发挥主导性作用，意味着产业结构质量相对较低，但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滞后，也恰恰说明了通过转型升级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可以成为破解中国出口贸易增速下降的可能措施。

首先，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拓展外部新空间，同时也要注重扩大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适当降低外贸市场集中度。“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兴经济体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从前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下滑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出口呈现出不降反增的良好态势，而与“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更是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良好趋势，因此在原有发展空间受限的基础上借助“一带一路”和新兴经济体积极拓展新的贸易空间，是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的一个重要举措。众所周知，我们主要依托低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低端嵌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因此在对外空间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时，我们从这种贸易关系中获益相对较小。当然，这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当全球经济重心即消费重心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市场时，出口市场倚重于发达经济体也是市场规律使然。然而，伴随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尤其是“东升西降”的变化，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理应随之向更加多元化的市场拓展。其中，当对外空间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时，我们可以极大限度地发挥在前一轮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技术水平所具有的优势，同时分散一些当下我国相对丰富的产能。

其次，及时协调内部空间发展格局，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始终占据着内部空间发展的主要地位，这种不协调的发展格局所带来的局限性在当下已越来越凸显。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我国整体竞争能力有限，因此制约了我国在价值链中的攀升，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已经陷入“低端锁定”的状态。我国若想打破内部空间发展的不协调，必须实现发展格局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中、西部很多地区处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地位，上文分析也表明中、西部地区对出口增速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可以说，逐渐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外贸出口中的战略地位是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的重要部分。

再次，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打造新的比较优势。虽然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但仍旧占据着我国出口贸易中的绝大部分。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仍旧依托传统的发展模式不仅使得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且也将面临更具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巨大竞争和挑战。应当说，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不仅是传统比较优势丧失后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的重要举措，因为新型比较优势必然意味着新的竞争力和动力来源。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型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必然是一个漫长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和新型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较明智的战略举措。

“发源于白山黑水，最终成功统治着满、汉、蒙、回、藏等诸多民族，拥有海棠叶形巨大版图，古老中华帝国的终极形态。大清，它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呢？”詹寻一边导入数据，一边喃喃自语。

最后，需要实现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转变。要素和投资驱动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前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实现新阶段经济增长的需要。技术创新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实现技术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对外方面，要加强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扩大对欧美高端技术的吸收和利用，这就要求加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大量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边际产业转移、市场内部化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实现本国技术升级。对内方面，实体经济的创新动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机制体制的约束，原有的机制体制已经很难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技术研发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与企业创新脱节，使得相当一部分创新无法迅速成为实用性的生产力。总而言之，依托创新为我国经济发展寻求新动力，是破解出口增速下降困局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毕玉江,2015：《世界经济冲击与中国外贸波动——基于多国VAR模型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11期。[Bi Yujiang,2015,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hocks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Fluctu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ultinational VAR,World Economic Research,11.]

由图1显示的变化趋势可见，中国出口贸易于2000-2008年期间在各出口国别市场均表现出一致的增长趋势，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长幅度最为明显，2008年甚至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最大货物贸易国。与2009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表现趋势一致，中国对所考查样本内所有国家的出口额变化在2009年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2010-2012年间中国对所考查样本内所有国家的出口额变化与中国出口增速变化趋势也一致，均呈现出恢复趋势。但在2012年后，中国对所考查样本内不同国家的出口额变化与中国出口增速则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具体说来，2012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呈现出明显的下降，2013年中国对欧盟、日本、“新钻国家”、“金砖四国”、美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出口额仍然是呈现出上升趋势。2014年中国仅对日本的外贸出口额仍呈现出下降趋势。2015-2016年对各个国家的外贸出口的变化情况相对之前又比较复杂，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外贸出口额始终是下降的，而对“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的出口额始终在上升，与美国之间的外贸出口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3]陈绵水,陈秋云,2010：《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结构调整方向及策略分析》，《国际贸易》第4期。[Chen Mianshui and Chen Qiuyun,2010, The Adjustment Direction and Strategy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During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Trade,4.]

[4]陈睿洁,2011：《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 国际商务研究》第4期。[Chen Ruijie,2011, Chang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Oriented Econom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4.]

取参考文献［7］中的模型试验参数：挡土墙高度H=1.0 m，砂土容重 γ=15.6 KN/m3，填土内摩擦角 φ=34.2°，墙土外摩擦角 δ=2φ/3=22.8°，土体达到被动极限平衡状态挡土墙所需要的平动位移量Sc/H=8.5%。为比较分析，取RT位移模式墙底的最大位移S1与墙高H之比 S1/H=5.5%（情况1，即 S1/Sc=0.65）和 S1/H=11.6%（情况 2，即 S1/Sc=1.36）进行计算。

[5]戴翔,张二震,2015：《中国外贸发展“新常态”:表现、成因及对策》，《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Dai Xiang and Zhang Erzhen, 2015,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Guizhou Social Science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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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扬,张晓晶, 2015：《“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第5期。[Li Yang and Zhang Xiaojing,2015, “New Normal”: the Logic and Prosp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5.]

[8]刘志彪,2010：《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与对策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Liu Zhibiao,2010, Reflec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1.]

余额宝虽然流动性高，收益性高，很多用户并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基金，而认为收益是利息，利用高利率吸引大家眼球。忽视其风险性。购买基金，其基金类公司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一旦基金出现大幅缩水或者投资者集中赎回的情况，而基金手中所持流动资产又不敷支出。货币基金市场将面临严重的被动局面。尤其是增利宝基金只靠支付宝来募集资金，应对流动性的困难会非常大，如果发生不可预测的大规模赎回，又无法提现，对于上万亿元资金规模的余额宝来说，能否经得起挤兑风险的考验尚未可知。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手术前后视力变化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术前CST、CV、CAT与白内障术后最佳矫正视力的相关性,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出口产业结构的质量状况，不仅是决定出口效益和分工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出口竞争力从而影响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我国主要依托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依旧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因此在价值链中的分工也处于中低端地位。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在国内的讨论甚嚣尘上。但从出口商品结构层面考查来看，尽管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小，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此类产品基数过大，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总出口中仍旧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笔者根据comtrade统计数据库整理出图3和表3，图3反映了2000-2016年各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表3反映的是2000-2016年各类出口商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例。其中各类产品的划分是根据杨茹岱(2007)的划分标准，其参考OECD(1994)和Lall(2000)研究，首先将HS四位数分类商品和HS六位数分类商品整合为SITC三位数分类商品。由于统计标准的变化，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舍弃了一部分无法进行整合归类且贸易额相对较小的商品。接下来对按照SITC三位数分类的二百多种商品重新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PP)*资源密集型：001、011、012、016、017、022、023、024、025、034、035、036、037、041、042、043、044、045、046、047、048、054、056、057、058、059、061、062、071、072、073、074、075、081、091、098、111、112、121、211、212、222、223、231、232、244、245、246、247、248、251、261、263、264、265、255、267、268、272、273、274、277、278、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1、292、321、322、325、333、334、335、342、343、344、345、351、411、421、422、431、551、661、662、663、664、667。 、劳动密集型产品(LT)*劳动密集型：269、553、579、611、612、613、621、625、629、633、634、635、641、642、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5、666、821、831、841、842、843、844、845、846、848、851、873、885、892、893、894、895、898、899。 、资本密集型产品(MT)*资本密集型：511、512、513、514、515、516、522、523、524、525、531、532、533、541、542、553、554、562、571、572、573、574、575、581、582、583、591、592、593、598、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1、682、683、684、685、686、687、689、691、692、693、694、695、696、697、699、711、712、713、714、716、718、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31、733、735、737、741、742、743、744、745、746、747、74、749、751、759、762、771、772、773、775、776、778、781、782、783、784、785、786、811、812、813、881、882、883、884、891、896、897、931、961、971。 和技术密集型产品(HT)*技术密集型：752、761、763、774、792、871、872、874。四个大类。

我问：“茫茫”是什么意思？“茫茫的大沙漠”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学生可以通过查词典解决。）接着我出示几张大沙漠的图片让孩子建立感性认识，然后我又要求孩子用自己的话说说大沙漠的样子。有的孩子说：“沙漠一望无边，到处都是沙子。”有的孩子说：“在沙漠里，你看到的平地就是沙子地，山丘也是沙子山。”还有的孩子说：“翻过这座沙丘，前方等着你的还是沙丘，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前方等你的还是沙子。”

[9]石红莲,2010：《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传导效应》,《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Shi Honglian,2010, The Conduction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1.]

[12]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第10期。[Zhang Jun,Wu Guiying and Zhang Jipeng,2004, Estimation of China’s Inter Provincial Material Capital Stock: 1952—2000, Economic Research,10.]

[11]叶明确,方莹,2013：《出口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Ye Mingque and Fang Ying,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and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Based on the Spatial Doberen Model, 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5.]

[13]Abiad,A.P.Mishra and P.Topalova, 2014, How Does Trade Evolve in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IMF Economic Review,62(3):213-247.

[14]Chinn,M., B.Eichengreen and H.Ito, 2014, A Forensic Analysis of Global Imbalanc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66(2):465-490.

本文将上面的移动互联网问题作为出发点，以目前的研究热点LISP协议为基础，设计出符合要求的网络虚拟化方案。

[15]Gawande,K., B.Hoekman and Y.Cui, 2015,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9(1): 102-28.

[16]Jichung Yang and F.Gerard Adams, 1995,Social Overhead Capital Stock Estimation and Stock Increase Effects on Productivity in Korea,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21(1):67-83.

到底是什么曲子呢？叮叮咚咚应该是泉水喷涌洒向明净的晴空吧？不，应该是那个满月的深夜，门前那条小河涓涓流淌。不，应该是月光撒落在河面上的声音。不，是月光和流水共同组成的旋律。如银的月光倾泻下来，河水流动着，波光粼粼，清澈而富于变化，敦礼清楚地看到小鱼在水里无比轻盈地摆动自己的尾巴，时缓时急。

[17]Johnson, C.Robert and N.Guillermo, 2009,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Manuscript, Dartmouth College,40(5):127-158.

综上所述，只要被测物体在扫描过程中初始一段时刻是静止的，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数据集供Hough变换检测出来，最大限度还原标准投影序列。另一方面，如果被测物体在测量过程中始终不断运动，则也可以利用中间数据找出相对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位置。

[18]Theodore H.Moran, 2011, Foreign 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Measurements, New Perspectiv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WP11-11.

[19]Young,Alwyn, 2000,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NBRE Working Paper 7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