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现代作家、人民艺术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期间的矛盾斗争；他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

[18]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文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七十年前（1947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撰写的评论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从此赵树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创作精神及成果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

不愿上“文坛”，要上“文摊”

20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为了统一认识、整顿思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是对文艺领域整风运动的指引和推进，《讲话》明确阐述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第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此之前有两种对待文艺的态度，一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学看成是现代启蒙价值的承载者，一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争论中凸显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前者强调新文化的价值内涵，后者强调新文化的传播效果。《讲话》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并将人民具体化：“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兵、工农联盟既是人口的大多数，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阶级基础。而赵树理正是“文艺大众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此十多年前他就认识到：“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声称不愿上文坛，要上文摊。第二，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讲话》提出这需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创作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二是要用工农兵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创作，也就是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艺实现普及化、大众化。而这些正是“从农民中长出来的作家”赵树理一直以来孜孜以求而又身体力行的。第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话》一方面强调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把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作为两条彼此平行又密切呼应的战场；另一方面指出文艺所携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文艺要服从于政治，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要统一起来。这更与赵树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理念紧密契合。

《讲话》公开发表时，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已经出版，《李有才板话》已写成并准备出版。而他写小说时还没有看到《讲话》。“我读了，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的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赵树理谈到后来看到了毛泽东《讲话》时的感受说，“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合法的东西了。”因此他“像翻身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觉得毛主席是那样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用一位赵树理研究者的话说，这是“政治家毛泽东的宏图伟略与文学家赵树理的创作理念的不期相遇、不谋而合”。

1946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周扬，深知典型的引领意义，他的目光盯住了赵树理。赵树理的两个条件是别的作家不具备的：一是解放区成长、共产党培养起来的作家；二是已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的成名作家。周扬在做了精心准备后，写出了《论赵树理的创作》，发表在1946年8月26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在这篇著名文章中，周扬高度肯定了赵树理，称“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

毛泽东同志《讲话》的核心是“人民性”，赵树理方向的根本是“人民性”。时隔大半个世纪，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脉相承，把“人民性”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再度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又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点与现实针对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现今的文艺有高原而缺高峰。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与人民之间仍然存在距离。在批评了抄袭模仿、快餐式消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低级趣味、胡编乱写、粗制滥造、追求奢华、炫富摆阔、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诸种不良倾向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说：“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事实证明，为什么人的问题深刻决定艺术家的精神资源，进而决定文艺追求什么以及如何选择发展的方向。

“应运而生的时势造英雄”

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战争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奠定了赵树理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同志撰文指出：“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解放战争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历史条件，赵树理方向不可能提出来。”正如孙犁所说：“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的时势造英雄。”

伊朗石油收入不会因制裁而大幅下降。美国此次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恰恰赶上了国际油价总体上涨的时间窗口，这使得制裁的效果大打折扣。以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为例，这期间，伊朗石油的出口量在200万桶/日左右，比上一轮制裁期间的出口量翻了一番，但这期间的出口油价较低，为40美元～50美元/桶。此次石油制裁恢复后，伊朗的出口量可能下降至制裁前的一半甚至更低，但目前逐步高企的油价使得伊朗的出口价格上升到70美元/桶以上，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出口量的骤减。也就是说，量少了，但价上去了，高企的油价帮了伊朗的大忙，使得其面临的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周扬还要把赵树理的作品传播到国统区。1946年8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沪文化界热烈欢迎解放区作品》称：《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们到处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颂，并给文艺界注入了新的血清，大家对于解放区生活的幸福和写作的自由也更加向往。赵树理的影响，开始遍及上海、重庆、南京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而这时恰是国民党片面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蒋介石声称六个月解决共产党军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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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华文化的大厦正是由汉字等一砖一瓦砌筑而成。时代的快速变迁，对这些文化载体有所冲击实属难免，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态度和措施去应对。就拿汉字来说，倘若对提笔忘字、提笔错字现象的关注仅限于一阵网络戏谑，任由碧瓦朱甍凋敝为残砖碎瓦，那将是时代的悲哀。这个意义上，关切“具字有几横”的讨论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希望全社会以一叶知秋的敏感，看到小讨论背后的大问题。

1947年7月26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专题讨论赵树理创作的文艺座谈会。会议反复热烈讨论，最后一致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陈荒煤在文章中说，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及他们分别代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思考着更深远的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在与蒋介石和与斗的谋局中，将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和为人民谋利益紧紧捆在一起，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是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用《讲话》精神武装起来的宣传、文化、文学艺术队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用文艺作品热情讴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力地争取了国统区的民心向背、对共产党的认同与向往。这支队伍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家、艺术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赵树理方向的现实意义

《讲话》指明了“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文艺工作者必须与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才能变成合格的文艺工作者。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文艺实践，成为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文艺发展的主旋律。而赵树理正是《讲话》精神最模范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创作的系列讲话精神，正凸显着“赵树理方向”当下的意义：

一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讲：“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赵树理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始终投注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迫切期望解决的问题上，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抒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讴歌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他在时代的大变动中自如地为人民群众塑像。赵树理曾经说过，他和自己家乡的农村社会，“有母子一样的感情”，“离得时间过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这样和农民“心气儿”相通的血脉联系，就是他创作的根与魂。尽管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一些山庄卧铺已经只剩了淡淡的乡愁，但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时至今日，仍有近半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再过几十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能离开农业和农民吗？中国人的吃饭，能放弃18亿亩耕地吗？能放弃农村吗？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是中国恒久的主题。赵树理所取得的创作成就，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最深厚的根基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二是始终坚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讲，“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人民是历史舞台的真正主角，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同志讲：“赵树理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农民，不背弃农民。他了解农民、热爱农民，他是农民的一份子，他笔下的农民有着地道的农民特质，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农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他的文字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赵树理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的作品主题是在生活中碰到的。”“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好作品。”“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局中人都值得写，同样也并不是每一个参加了局中的人都能写得好。必须要做生活的主人，对生活真正关心，有感情，以主人公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的一切，到了村子里，娃娃哭了你要管，尿了也要管，这样才有真情实感，写出来的哭是真哭，笑是真笑。”这就是赵树理创作的真谛。七十年，世事沧桑，风云变幻，多少旗帜、典范昙花一现，总被雨打风吹去；而“赵树理方向”，却几经曲折，历久弥新，巍然屹立傲苍穹，就是因为这棵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人民的沃土中。

三是始终葆有向党的文艺事业献身的精神。赵树理常说：“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他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身陷囹圄，始终对党忠诚不渝，什么时候都牢记自己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党的宣传战士，是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他说他的很多作品，是为“赶任务”而写的。他的创作，始终坚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多年来，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一些人无视中国革命的艰难与辉煌，在“去政治”的口号下，借此否定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试问：抗日战争时期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的政治、解放战争时期以推翻三座大山为目标的政治何错之有？政治是时代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把“政治”换成“时代”呢？赵树理为摧毁一个旧时代创建一个新时代而鼓与呼，错了吗？当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文艺生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就更要学习赵树理的创作精神，深刻体会认识自己肩头的使命和责任，深入学习和领会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时代的变革之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民族的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与人民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艺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