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普遍认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但对于“全球化”的意涵却几无共识。我们无意在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深信，以更早期全球化时代为背景，检视现今跨地区往来日益密切的现象，不仅可以更深入理解何谓“全球化”，还至少可以厘清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谬误。今日的世界是个立即满足、即刻通信、风潮短暂、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鼓吹形象即是一切的广告大行其道的世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学生，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学生，看到的、关心的，可能只有眼前短期的趋势和争议。我们之所以推出这本书，是因为我们认定，即使在后现代时期，世人除了会想了解这个更刺激、更繁忙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也会想了解支持社会、经济变迁但隐而不显、演变缓慢的重要结构，以及大时代环境中的循环变化。我们以过去五百年在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搜罗探讨这些事件的文章，以更清楚了解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因此，我们从反向切入，我们要问：“全球化”不是什么？首先，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是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正如先前所阐述的，在过去，传教士、战士、科学家以及其他不以取得物质为主要目的的人，往往加强了全球不同地区的交流，同样，今日的国际特赦组织、红十字会、红新月会来看，似乎是前景看好的投资对象，结果外来投资却一直付诸阙如，这表明，不管是好或坏，本土的体制的确影响全球网络渗透的程度。

其次，诚如上述例子所表明，全球化的主要特色，既非过去所认为的，在于国家与公共领域不可阻挡的扩张，也非如今日所较流行的看法——在于国家的萎缩。事实上，诚如某教授语带嘲讽的说法，国家只在一个地方真正地在萎缩，即在某些政治科学家心里。如今，中央银行或许无法随心所欲设定利率，但它们能这么做的时期其实甚短，而且只出现于某些国家。即使是五十年前已列强国之林的国家，如今仍有许多更新且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在互联网和遗传学之类新领域施行知识产权。现有或即将诞生的侦察科技，使人类更有可能更大程度掌控社会、市场。民意调查使今日的领导人，比罗斯福、丘吉尔或斯大林，更能掌握民意动向，更懂得如何让人民相信新观念或新奋斗目标（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工具是否一样高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两个世代前国力薄弱的一些国家（或不存在的国家）纳入思考，会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影响人民生活的力量，增长幅度往往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儿童大部分（虽非全部）已享有小学义务教育，甚至往往享有初中义务教育；全球各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大部分已被迫营定居生活，接受国界与土地私有的观念，且在某些例子里，因为筑水坝和政府在偏远地区进行的其他工程而被迫迁居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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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接轨，已同时强化又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即使在晚近亦然。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些产油国家，在靠着石油收益而得以由上而下建立国家之前，往往没有办法向人民征税，进而无法在其他方面影响人民。1970 年时仍然只能粗略掌握境内人口数目的沙特阿拉伯，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之一，如今它已拥有世界上某些最先进的军事和警用技术。诸如迪拜和阿布达比等酋长国，也已利用石油岁入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石油酋长国提供服务而赚取的钱，来补贴少数公民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同时准许大量临时移民入境去干脏活儿，却只享有有限的权利。对于定居公民而言，这并非万全之策，发生在巴林的紧张冲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最莫名的吊诡之一就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臭名昭著且在美国身陷各式法律问题的黑水（Blackwater）保安公司，其创始人埃里克· 普林斯（Erik Prince）如今以阿布达比为基地又经营起一家新的安保公司，并已为当地政权抵抗包括恐怖主义到外来契约劳力暴动等任何动乱做好了准备。这些唯利是图者本身当然就是外来契约劳力，尽管属于一种精英类型：大多数人的军衔和档案都是来自哥伦比亚（通常是在那里参加过毒战的老兵），其他的则是南非人；训练官基本上都是美国和欧洲特种部队的退役军人。（计划的一部分似乎是避免雇用穆斯林，以防他们可能不愿向其他穆斯林开火。）

因此，加速的全球化中的外部联结，通常可以令国家更为强大、更无拘无束，以至于忽视国内的选民。但另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许多国家，为取得国际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政策，从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往往可见到人民的效忠对象由国家转向种族—宗教运动组织（包括中东地区伊斯兰基要派组织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美洲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组织提供一部分基本医疗、教育、国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务。在其他地方，例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乃至美国部分都市地区，贩毒组织和街头帮派已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险的职责。但即使在这些例子里，国家仍得保护私人财产，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由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严重失灵，已有人再度强调国家的宪兵角色，例如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地区国家似乎唯一能做得相对较好的就是暴力。更复杂的情况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政府屈从于全球经济压力，还是借由这些压力获得了更多权力：人们怀疑（尽管很难证实）精英群体时常欢迎那些削减他们更贫困的同胞之利益并弱化曾经强大的同盟的机遇，却声称事实上是银行家们逼迫他们如此。总体而言，“全球化”对政权的影响相当复杂，且远非那么明朗。

再次，我们应该知道，“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年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乃是东亚和东南亚；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份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事实上，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从文化上来看，没错，几乎每个地方都认得米老鼠，但跨国流行文化的增长有许多部分是地区性的，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拉丁美洲国家与南欧国家间电视小说（telenovela）的交流，印度电影在亚洲的普受欢迎。从咖哩到寿司到漫画等各种事物的流行，显示西方除了在文化上影响他人，也在文化上接受他人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令究竟“西方”意味着什么，也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