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消费的基本主体。居民家庭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动力，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家庭消费，不仅反映着家庭的经济实力，也反映了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准和廉洁程度。家庭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特殊阵地，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因而研究家庭消费的廉政建设，对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消费蕴涵的廉政逻辑

家庭消费是指家庭用于生活消费以及其他消费的全部支出，通常包括食品、住房、交通、旅游、教育、医疗、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和人情往来等方面的费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消费单位，我国人口众多，家庭基数大，家庭消费在整个国民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消费水平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1]不仅家庭消费水平提高较快，家庭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6年，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而与个人发展和享受相关的支出却增长迅猛。2016年居民人均居住、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支出分别增长9.6%、9.7%、12.3%和12.0%，增速比上年提高2.8、2.8、0.8和0.4个百分点，人均文化教育支出也保持了11.2%的较快增长。[1]家庭消费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廉洁文化现象。家庭消费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也蕴含着一定的廉政逻辑。

（一）家庭消费反映收入差异，折射家庭成员的清廉程度

家庭收入决定家庭消费。通常收入越多的家庭，家庭消费就越多；收入越少的家庭，家庭消费也就越少。低收入家庭，主要以生活必需品消费为主，消费内容比较单一；高收入家庭，消费内容已从生存性的数量型向享受性的质量型转变，从物质生活逐步向精神生活过渡。尤其在文化娱乐、旅游和教育消费方面，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差距较大。[2]当然，家庭消费也存在一个最低限度，要生存就要消费，即使没有收入，家庭消费也必须维持在一个基本的必要水平，而这种消费支出的来源可能是靠社会救济或者亲友帮助。[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多，家庭消费量就越大，收入增长较快，消费增长也较快；反之，收入下降，消费也下降，甚至有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别无其他消费能力。因此，家庭消费能够生动体现家庭收入。家庭收入状况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但家庭消费则难以掩饰。相比家庭收入，家庭消费更能准确反映家庭的真实情况，诸如家庭喜好、消费结构、生活质量等等。家庭的高消费，通常意味着家庭的高收入，而这些高收入如果不是来自合法渠道，或者高消费系由他人买单，那家庭成员的清廉状况就值得令人怀疑。

回头细琢磨，当年一些他想不通的事，现在全都找到了答案。李红最先知道杨蓉去了小火车站上班，知道追她的是个公子哥，还有那次俩人谈话后，杨蓉就不来菜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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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消费体现消费道德，映射家庭成员的品行操守

奢侈消费是指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的高级消费。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水平也必然随之提高，人们适度购买奢侈品，出现高消费现象也属正常。根据奢侈品权威研究机构2016年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同比增长9%，算上汇率变化，这个数字比2014年足足增加1000亿人民币。中国人在2016年买走了全球约46%的奢侈品，奢侈品消费达到千亿美元。[11]据麦肯锡估计，2016年有760万户中国家庭购买了奢侈品，超过了马来西亚或荷兰的家庭总数。其中，家庭年均奢侈品消费达7.1万元人民币，是法国或意大利家庭的两倍。总体来看，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年支出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市场。[12]

（三）家庭消费融合身份地位，增大家庭成员的廉政风险

1976年震后对桩号 0+350、0+500、0+700、0+900 坝轴线位置坝基砂土顶层所进行的标准贯入试验所得锤击数分别为 19、13、40、15。 由此推断坝基砂土发生7度地震时不发生液化；当发生8度地震时，部分坝段坝基砂层开始液化；当发生9度以上地震时，坝基浅部砂土基本全部液化。

二、家庭消费隐含的腐败轨迹

综上所述，家庭消费已经不是一人一家之事，事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因此，需要切实加强家庭消费的廉政建设。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往往对其所处社会的阶层、地位、能力、财富等社会标签有一种认同和归属感，消费行为融合了身份地位的符号元素，具有社会属性，它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秩序与存在逻辑。通俗地说，消费者会举头望招牌、低头摸口袋，掂量自身什么实力才选择进什么店铺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消费的是物，体现的则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6]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都是对身份认同的消费。[7]福赛尔认为，可以根据一个消费者的品位与格调判定该消费者所属的社会阶层。[8]因此，消费充分体现了社会阶层分布和个体身份认同。一方面，消费行为是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通过消费可以体现和维持某种身份地位；另一方面，身份地位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个体总是下意识地选择与其身份相匹配的消费方式。在现代社会，消费已成为身份、地位的重要甄别指数，个人的消费方式、品味和风格既能展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又能构筑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高度。[9]通常而言，家庭消费超众，意味着家庭成员能力强、地位高、资源广、财富多，也意味着其接触腐败的机会较多，这实际上增大了家庭成员的廉政风险。

（一）异化的家庭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是指人们在亲友、邻居、同事或其他熟人发生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升学就职等人生大事时，或在传统佳节、日常往来等场合中出于礼节、表示心意等方面的支出。[10]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一种传统习俗，人情消费是家庭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支出。礼尚往来的人情消费本是纯粹的私人活动，是亲朋好友融洽关系、交流感情的重要渠道。但是，如今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原则打破了人情消费的传统意蕴。时下的人情消费，消费对象不断扩大，消费种类日渐增加，消费标准逐步攀升，已经超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礼尚往来的范畴，礼金轻重代表人情深浅，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尺，礼尚往来逐步被异化。异化的人情消费目的性极强，常常与各种诉求相联系，并逐步渗透到公权力领域，成为腐败的温床。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项，办事的效果往往与“礼”的贵重程度有关，这已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和“潜规则”。在异化的人情消费中，礼品的工具性越来越强，在不送礼就难以办事的社会意识下，礼品总是流向权力拥有者和资源掌握者。而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使得利益相关者想方设法进行利益输送，因此，掌权者便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利用公权谋取私利。在这种交换关系中，送礼者获得所需资源，一切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进而人们对权力的崇拜随之强化，人情消费肆意泛滥，权力腐败愈演愈烈。久而久之，这种“潜规则”会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也许，这种人情消费对很多人来说并非主观所愿，但无人能够逃脱和免俗。人情消费的泛滥不仅增加了人们的负担，扭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

（二）过度的家庭奢侈消费

消费道德，是指人们在消费活动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家庭消费不仅是一个满足家庭生活的私人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道德伦理色彩的社会活动。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讲，“一切已往的道德观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消费活动深藏着经济利益关系，而道德是物质关系的产物，用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因此，消费行为具有道德的属性。消费行为不仅包含消费支出与消费结果的经济关系内容，而且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内容，即消费的方式和结果对他人的影响。而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消费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可见，消费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联系在一起的”[5]。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人的消费行为不能仅仅理解为人的欲望的满足，还应理解为人的理性的社会活动。人在消费过程中，不仅追求个人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需要，还追求人格品质和身心的健康发展。但是，现实中人获得消费的满足是有限的，而追求消费享受的欲望是无限的。因此，需要理性的道德力量对欲望进行自我抑制。这就需要恪守消费道德并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心理力量，对消费冲动进行内在弱化和控制。因此，消费与道德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方面，消费道德引导、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消费行为促进消费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家庭消费体现家庭成员的消费道德。失却道德理性的家庭消费，通常意味着家庭成员的品行不高、操守不严，很难设想这样的家庭成员能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闪着神秘色彩的蓝宝石被斯里兰卡人视为驱邪的吉祥物，代表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和五谷丰登，是“灵魂的宝石”。“星光蓝宝石”更被视为“命运之石”。

职务消费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为正常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所必须发生的各种消费的总称，主要包括差旅费用、交通费用、通讯费用、接待费用、会议费用、办公费用、礼仪费用、社交费用、学习培训费用、报刊费用等支出。[15]职务消费是必不可少的，适当的职务消费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职务消费的成本来自于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它是一种公务活动，从实际来看，职务消费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职务消费铺张浪费，二是职务消费公私不分。因此，职务消费一直以来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就职务消费公私不分而言，究其原因，客观上在于职务消费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公私界限模糊，致使在正当职务消费之外，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公务之名的纯粹个人消费大行其道。从职务消费当事人的主观角度来讲，当事人未能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未能理清公务与私事的界限，未能完成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之间的角色转换。这是导致家庭消费与职务消费混同的最主要的原因。人作为社会性的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和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通常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在公共领域中他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私人领域中则是普通的公民个人。这两个领域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都是不同的，不能混同，否则将会出现角色冲突、公私不分。有的公职人员对自己的角色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是故意模糊，把职务消费当成个人消费，进而滋生腐败。[16]有的职务消费面广线长，诸如手机话费、差旅费、公车燃油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等等，名目繁多，潜在的腐败机会也较多，有的则借机将个人家庭的消费全部算在职务消费的账单中，一人当官，全家享受。

（三）家庭消费与职务消费混同

奢侈品非一般消费者的购买力所能及，奢侈品市场火热的背后，隐藏的是行贿受贿之风。因此，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成为贿赂的宠儿也就不足为奇了。“经过10余年的试探和塑造，奢侈品腐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除了官员喜爱的奢侈品类型相对固定以外，奢侈品腐败的方式、流程，从最初购买到最后流向都已有迹可寻。简言之，奢侈品腐败进入成熟市场期”[13]。从近年落马高官的案件来看，办案人员均搜出价值不菲的各种名酒、名表和名贵珠宝首饰。随着反腐高压态势的不断深入，当抽名烟、喝名酒、戴名表，屡屡成为反腐导火索时，一些官员开始看重受贿的“文化含量”，比如收受名贵字画等“雅贿”。使用者和支付者分离，畸形的消费造就了畸形的市场。奢侈品市场火热的背后，隐藏着钱权交易的勾当，权力的任性不仅助推了高端消费，也制造了消费泡沫，制造了权力狂欢的幻象，不利于政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奢侈是腐败的催化剂，奢腐相关，奢腐相伴。一定程度上讲，奢侈性消费本身就是一种腐败。[14]奢侈之风曾一度在党员干部中盛行，腐蚀了党的健康肌体，破坏了党群关系，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翻开历史画卷，从夏桀到商纣、到隋炀、再到陈主，从两晋门阀到晚宋士族、再到清末贵族，或衰于骄奢淫逸之中，或葬于酒色游宴之中，或灭于玉树庭花之中，或亡于莺歌燕舞之中。[14]

三、家庭消费行为的廉政建设

家庭消费不仅体现家庭收入、家庭消费道德、家庭社会地位，还可以从中发现腐败的蛛丝马迹。

（一）自费消费，杜绝腐败

消费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私人消费和职务消费。如前所述，职务消费已经变味，腐败的“毒瘤”躲在职务消费背后生根发芽，衍生出诸多腐败。名目繁多的职务消费让人眼花缭乱，部分人挥金如土，大张旗鼓地借着“职务”之名挥霍浪费，更有甚者，家属“搭顺风车”消费。不当职务消费演变成一种消费腐败，影响了正常的分配秩序，浪费了公共资源。因此，要重点打击和遏制由“人民买单”或变相由“人民买单”的职务消费，使官员回归家庭消费，让自己掏钱消费成为权力运行规矩。首先，领导干部要转变“官”念，当官就是要为民着想，回归社会和家庭生活是一种常识。这个常识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衣食住行等非公务消费要自己掏钱，扭转“吃喝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的反常识生活状态。其次，实行职务消费制度化，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职务消费的规则体系，将职务消费支出情况公开化、透明化，使其在阳光下变得一览无余，自觉接受各种监督，彻底清除职务消费背后的腐败雾霾。公职人员除了国家规定的职级待遇和正当公务支出外，不应该有其他的职务消费，其他消费应该自掏腰包，这是杜绝腐败的重要手段，畸形的职务消费得以限制，商品价格才会回落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才会合理。

（二）适度消费，抑制腐败

适度消费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及个人收入水平相匹配的消费。适度消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第一，适度消费符合中国国情。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应倡导节约的消费模式，积极践行理性消费观念。第二，适度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适度消费的“适度”既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哲学范畴。中国古代哲学提出的“中庸”含有“适度”之意。宁俭勿奢，是古代消费道德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文化的民族。历朝历代，由盛而衰，常常表现在消费上由俭而奢，最后在统治者的纸醉金迷中“寿终正寝”。对此，唐代李商隐指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17]古人尚且提倡节制消费，我们今天更应该牢记毛泽东同志告诫的“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的优良传统不仅艰苦年代需要发扬，即使在繁荣富裕的今天仍然值得传承。第三，适度消费是一种美德。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民族精神。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利于个人优秀品德的形成和情操的陶冶。消费方式是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外在表现，折射出人的道德状况和人生境界，消费方式为我们全面认识、考察人的生活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消费这个外显层面，可以判断其消费与收入是否相称，透视其价值取向和内在品性，较为科学地测量出人的道德状况。[18]第四，适度消费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奢侈消费是腐败的动力源泉，如果心存过度消费欲望，当正当收入无法满足时，就易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每年查处的腐败案例来看，大都与过度消费有关。适度消费文化盛行之时，便是风清气正之时。[19]一个信仰坚定、头脑清醒的领导干部，通常难以产生非分消费欲望，不会有奢侈消费行为。但是，人也可能会被社会环境所改变，如果不抑制奢侈消费，不营造“以奢侈为耻”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就会败坏，腐败行为就会蔓延开来，一些原本清廉的干部就有可能会走向腐败。

当然，提倡适度消费行为，并不是抑制消费。抑制消费是与适度消费相悖的，抑制消费不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利于发展经济。提倡适度消费也并不反对适度的“超前消费”。适度消费，关键在于“度”，只要在“度”允许的范围内，即在国情和家庭收入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超前消费”是合理的。如果脱离社会和自身家庭经济的实际状况过度消费，既有损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损家庭生活的和谐幸福，甚至可能会导致违法犯罪。

（三）道德消费，防范腐败

人的消费行为受到自身价值观念的影响，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消费观念不同，消费行为也迥然相异，其中不乏不符合道德的消费观念，导致种种与国情不相适应的畸形消费现象和消费行为，这就需要消费道德加以规范。[20]道德消费是人们在日常消费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和对整个世界兼顾的下意识举动。这里的“道德”最本质的含义在于：对人类、动物和环境不造成伤害或剥削。以“自利性”为价值基础的消费行为，将引发社会道德滑坡，将人变成了经济社会的消费工具。[21]而消费道德能够把人引向“善”的方向，指引人们合理消费，即以人为目的的消费，这才是人真正需要的消费。消费道德要求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应该兼顾个人自身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关系，要求在满足消费主体自身需求、提高消费主体素质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和谐进步。[22]随着消费者“道德”意识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道德消费或缺德消费表面上有利于自己，实质上有损自身的道德修养。如果人人都对消费道德缺失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么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因此，大家开始注重选择可再生能源的产品、购买在环保方面有杰出表现的产品、低碳产品、食用有机健康食品、拒绝皮草服饰、反对虐杀动物等。如今，我们己经进入消费时代，家庭消费的很多方面都能够揭示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等内在的本质的东西。消费方式也是考核人的道德水准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消费道德水平，规范消费行为，有助于从根本上防范腐败。

参考文献：

[1]统计局公布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EB/OL].（2017-01-20）[2017-07-18].http：//www.yinhang123.net/zixun/dujia/2017/0120/558625.html.

[2]姚琨璞，姚士立，虞华.高低收入居民家庭消费差异剖析——基于盐城市区城市住户调查资料[J].市场研究，2008（5）：52-54.

[3]雷钦礼.家庭消费行为的典型特征与跨期选择的优化分析[J].消费经济，2007（5）：57-6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

[5]卢嘉瑞.论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兼论消费经济学的独立性[J].消费经济，1998（1）：5-8.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1.

[7]Freidman，Jonathan.Cultural Identity Global Process[M].London：Sage，1994：104．

[8]姚建平.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5.

[9]姜彩芬.面子、符号与消费[J].广西社会科学，2008（5）：72-75.

[10]任敏.城市居民消费分层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4：44.

[11]2016-202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分析预测及未来发展趋势报告[EB/OL].[2017-07-18].http：//www.chyxx.com/research/201605/416449.html.

[12]麦肯锡：2017 中国奢侈品报告[EB/OL].（2017-06-15）[2017-07-18].http：//mini.eastday.com/a/170615143419556.html.

[13]靖力.奢侈品腐败进入成熟市场期 供销循环隐约形成[EB/OL].（2011-11-25）[2017-07-18].http：//legal.people.com.cn/GB/188502/16395395.html.

[14]周忠华，周中之.反奢靡之风与消费伦理的政治价值[J].理论经纬，2013（1）：128-135.

[15]龙太江.公务消费领域中的腐败隐患及其治理对策[M].北京：方正出版社，2007：116.

[16]徐龙.公务员为何不能用公款吃喝消费[J].中外企业家，2014（1）：244-245.

[17]李商隐.李商隐全集（上册）[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147.

[18]侯小丰.价值取向与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以腐败为视角[J].党政干部学刊，2009（12）：19-20.

[19]叶建华.适度消费是一种美德[EB/OL].（2010-05-12）[2017-07-18].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0512/21764 69.shtml.

[20]姜莉莉.消费道德教育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8-9.

[21]刘力.消费行为的道德理念分析[J].商业研究，2003（5）：128-129.

[22]刘强.浅论当代中国个人消费行为的道德取向[J].消费导刊，2007（1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