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农牧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而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城镇数量不断增加，从1995年到2015年间，中国城镇数量由17632个增至21167个，二三产业比重由80.5%上升到91.1%①，在城镇就业机会增多的拉力以及农村土地短缺、农产品价格下降等推力的作用下，大量的农民进城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由70.96%下降到43.9%，城镇人口比重由29.04%上升到56.1%。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加快了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满足了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GDP保持30年9%的增长速度中，农民工至少贡献了1.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16%[1]。然而，受原来城乡二元体制和制度的约束和限制下，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时受到了许多阻碍，使得就业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大多数农牧民从事的行业是以简单劳动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这些工作不仅稳定性差，工作时间较长，有时还伴随较高的安全风险。同时，进城就业的农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人口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虽然中央和各级政府出台了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制度的惯性作用，对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改善进城农民生活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因此还应在城镇化过程中制定具体的、操作性较强的、更加完善的制度与政策，保障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权益，制定有利于促进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就业制度。

二、相关文献综述

就业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择业能力、从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国际劳工组织(ILO)将就业能力定义为“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进步以及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的变化的能力”。国外对就业能力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由英国学者William Beveridge首次提出，他将就业能力用简单的两分法进行描述，即“一个人既可以适合雇佣也可以不适合雇佣，既身体健康就可以立即在劳动市场找工作”[2]。20世纪80年代后，就业能力的含义不断演变，由关注个人扩展到关注企业、组织及劳动力市场层面。Gaspersz&Ott(1996) 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人专长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3]，Forrier 、Sels(2003)认为对就业能力评价应突出“个体在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的机会”[4]。进入21世纪，国外学者对就业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就业保障及就业政策的关系方面。Hans Pruijt and Pascal De′roge′e(2010)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荷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现就业能力对就业保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5]。Taylor and Francis(2010)探讨了就业能力困难群体的工作问题，建议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帮助他们[6]。

国内学者对于就业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且关于就业能力的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着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以及转移农牧民等。如国内学者郑晓明(2002) 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7]。赵颂平,赵莉(2004)认为，大学生通过学习和培养多种与职业相关的技能、能力，形成适应职业需求的核心素质群，从而满足自身的就业理想和社会需求[8]。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研究主要包括城市融入、就业特征、影响因素等方面，王佃利、刘保军(2011)等学者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四个维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分析框架，认为应根据群体需求，解决实际问题[9]；曾书琴(2012)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城市文化过程中存在的行为、知识、意识、心理等主要冲突，探索了从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城市社会和谐融合[10]。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转移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研究较少，仅从就业能力的构成、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林竹、朱柏青、张新岭(2010)认为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核心内在影响因素，社会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对就业能力产生影响，个性特质和外部环境是影响就业能力的外在因素[11]。罗恩立构建了基于微观、中观和宏观客观要素指标导向的广义就业能力分析框架，从整体视角讨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及构成要素[12]。李杰(2013)运用SPSS软件对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的岗位级别比较高，年龄对农民工获取工作数量与工作年限都有强的正相关关系等[13]。

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民族地区为切入点，以提高农牧民在城市的就业能力为目的，并围绕就业能力的内涵，综合分析内蒙古转移农牧民在城市就业的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为内蒙古转移农牧民提高就业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内蒙古转移农牧业人口就业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规模逐步扩大，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需求愈发迫切，城市建设也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发展，农牧民在城市就业的环境、政策、渠道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也对农牧民在城市就业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市民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都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与人口在城市聚集是在同一过程中实现的。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却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它包括两个过程，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的过程[14]。就内蒙古而言，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实现，但是由第一阶段跨越至第二阶段仍步履维艰。造成上述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农牧民自身的制约因素，也有就业环境及政策的外部影响，分析农牧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的现状，对促进农牧民就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我曾询问老三凯安的老师能否减少三年级学生的作业量，因为作业实在太多，会影响到孩子的体育锻炼和睡眠时间。老师告诉我，一旦作业的量降下来，父母们就会焦虑地要求她布置更多的作业，因为他们担心孩子的学业会落后于其他学校的学生。这是父母在教育中缺乏丰盈心态的典型表现。

(一)内蒙古农牧民就业的概况

近几年来，内蒙古积极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有关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加大了对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和就业质量不断增强。2008-2016年，内蒙古转移农牧民就业人数共2257.4万人，其中转移就业超过6个月的农牧民数量逐年增加，占全部转移就业人数的比重约为78%，转移就业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改善。2016年，全区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257万人，转移6个月以上的211万人，比上年增加0.5万人，培训后转移就业的农牧民13.5万人。从就业去向来看，农牧民转移就业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鄂尔多斯市为例，截至2016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10.3万人，完成总任务数的93.8%，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15.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38.2%和46.3%。城镇失业登记率正在逐年下降(见图1)，2016年内蒙古城镇失业登记率为3.65%，低于全国4.02%的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第九位，仍属失业率较高的省份，就业保障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见图1)

图1 2008-2016年内蒙古农牧民转移就业人数和城镇失业登记率 数据来源：2008-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当前，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统筹城乡就业的最终目标。欧盟在构建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表明：在城乡、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国家要优先制定就业制度，逐步取消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要彻底破除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增加农牧民就业的选择空间，扩宽农牧民就业的渠道，还应在制度体制改革方面多加努力。一方面，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是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把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放在劳动力自由迁徙和流动上，而不是为了引进先进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方面。二是要逐步消除户籍制度所附着的隐性福利，恢复户籍制度本身的管理功能，让农牧民在就业选择、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和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三是努力推动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农牧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引导其在城市落户，增加其在城市工作的稳定性，也为企业加大对农牧民的培养力度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加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具体落实和有序推进，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和法律保障，消除农牧民进城就业的后顾之忧，同时也给城市就业者提供到农村寻求发展的机会，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统一。

(二)城乡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就业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

随着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内蒙古城镇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43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726万人，增长了1.7倍，农村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明显减少，由2000年的59.5%下降到2015年的50.4%。这些数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蒙古城镇化水平呈现持续稳定上升的态势，农牧民选择进城务工的数量不断攀升，城乡就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

笔者在实际调研中了解到，困扰农牧民转移就业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旧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目前内蒙古正面临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改革关键期，这就要求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实现有序转移，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吸收第二产业劳动力的转移，消化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然而，农牧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培训都与城市劳动力存在巨大差异，难以适应岗位要求，保持稳定就业的难度较大。一方面，农牧民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低，受教育水平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教育。据统计，在呼和浩特市就业的农牧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6.8%③，可见，文化知识水平偏低使得农牧民在就业起点上就输给了城镇劳动力。另一方面，农牧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识较差，且难以集中。在转移就业的农牧民中，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偏低。2016年，内蒙古农牧民转移技能培训13.5万人，占全部转移就业农牧民的5.3%，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呼伦贝尔市接受培训的农牧民占全部转移农牧民的比例仅有8.1%。笔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目前农村劳动力对于外出务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热度有所降低，而对种养殖技术等关于职业农民培训的积极性较高。此外，内蒙古的区位条件导致城镇之间距离较远，乡村布局分散，对农牧民的培训难以实现规模化、系统化，培训的成本相对较高，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需求，培训效果以及农牧民在城市的就业能力也受到相应影响。

(三)内蒙古转移农牧业人口就业政策的演进

农牧民转移就业，既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也对解决农村“三农”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将“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解决其到城镇就业的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素质和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要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多渠道就业，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为了促进剩余农牧民的转移就业，内蒙古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和引导农牧民有序地转移就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跨省、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农牧民进城就业政策环境进一步完善。2005年以来，统筹城乡就业受到了高度关注。同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引导和组织农村牧区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有序流动；2006年出台了《关于妥善解决农牧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从农牧民技能培训、就业政策、农民工工资、公共服务、基本权益、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农牧民进城就业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为了有效推进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有序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转移就业，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到，要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加强农牧民工输出输入地劳务对接，实现输出输入地务工人员信息互联互通。同时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先后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5)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6)，进一步放宽户口准入条件，为农牧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虽然农牧民进城就业获得了多方政策支持，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得到了尊重和相对的公平，但是农牧民与城市的关系不仅只存在于劳动合同上，他们生活在城市，还需要得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然而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这些和户籍制度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没能相应跟进，政策调整和落实的效果都不够彻底，户籍制度改革仍需继续深化[16]。同时，农牧民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以及进城的成本过大都影响了农牧民进城就业的稳定性和农牧民市民身份的转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李铁主任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是通过行政权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低价出让，形成政府财政高收益而换来的……在城市的成本上，公共服务的力量上，对农民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导致进城越来越难”[17]。可见，继续推进农村牧区人口的转移就业还存在诸多障碍，对其在城市选择岗位、稳定就业及创业环境十分不利。因此，通过分析转移农牧民在城市就业能力的不足，对改善农牧民在城市的就业环境及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农牧民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跟户籍制度有关。虽然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都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但是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仍需很长的一段时间，导致农牧民在城市务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保障项目不健全。农牧民在城市工作，但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障上却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大部分农牧民只在农村参加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缴费水平偏低，与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对接存在较大困难，遇到失业、工伤等突发状况时，农牧民的基本权益也较难得到保障，致使许多农牧民不得不重新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另外，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直接影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如图2所示，2006-2015年内蒙古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4%左右，社会保障支出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从而影响了农牧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力度，努力平衡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四、转移农牧民进城就业的困境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中小企业、个体经商户裁员、倒闭、兼并重组的现象频频发生。为了稳固转移农牧民在城镇就业的工作，2017年自治区政府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推进实施农牧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强化转移就业服务功能，加大农牧民工转移就业力度，健全农牧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在随后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继续强调，加强就业培训，提供公益性岗位，拓宽就业渠道，促使移民群众充分就业。可见，内蒙古自治区为提高农牧民在城市的就业能力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帮扶政策，农牧民工整体的就业环境和就业保障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牧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就业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多方因素共同作用，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制定相应地政策提高其在城市的就业能力。

(一)农牧民就业观念落后，择业空间小

就业观念决定了就业行为，从而影响就业的成功性及就业质量等问题。内蒙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地域广阔，东西差距较大，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民族风俗使得有些农牧民不能适应外出打工的生活，就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常常抱有安定、吃饱、穿暖、不离乡不离土的观念，只要是有地可种、有牧可放就不愿意离开家乡，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部分牧民习惯了自由开放的游牧生活，对企业管理和约束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应，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从而影响了择业范围和就业质量。

根据地质情况及结合以往施工经验，采用CZ-8B型冲击钻机钻劈成槽，采用先Ⅰ序槽段的施工方法。在同一槽段内，先施工单号主孔，后施工双号副孔，主孔、副孔采用圆套方式劈打成槽。槽段造孔工作结束后，对造孔质量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包括孔位、孔深、孔径、孔斜等），检查合格后进行清槽换浆工序。

图中膜通量增加明显，因为实验刚开始时盐溶液浓度相对较低，水的活度大，相同温度下水的蒸汽分压较大，水蒸气的跨膜驱动力大；而随着实验进行，盐溶液浓度越来越大，膜通量逐渐减小。由盐溶液蒸气数据知，同一温度同一浓度时3种溶液的蒸气压大小为：KCl>NaCl>MgCl2；3种盐溶液的蒸气压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减小，所以3种盐溶液膜蒸馏的跨膜驱动力依次减小，膜通量依次减小；同一浓度下，3种盐溶液各自的蒸气压值随着温度的增大而升高，60 ℃时的膜通量最大，30 ℃的膜通量最小。这是因为温度高时，溶液表面的水汽分压增大，传质驱动力增大，膜通量增大，所以可以得出温度越高时膜通量越大。

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使得农牧民在城镇就业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接纳范围相对狭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又被分割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一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提出的，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他们认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环境、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以及升迁机会等均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且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虽然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但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大部分农牧区劳动力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选择苦、脏、累、险等行业的就业岗位，择业空间受到很大限制，择业能力普遍较弱。

冠心病是临床多发心血管疾病之一,以老年人为高发群体,患者多出现胸痛以及心绞痛等症状,导致其生活质量发生明显下降,而老年人因身体素质较差,身体机能衰退等原因很容易发生心律失常以及高血压等疾病,以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最高。因此,临床上必须要积极探寻治疗老年人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有效途径。本次研究通过分别以美托洛尔、稳心颗粒联合美托洛尔对本院老年人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进行分组治疗,对比其疗效,详情如下。

(二)农牧民劳动技能单一，从业能力较弱

从就业结构来看，2015年内蒙古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为39.1∶17.1∶43.8，与2000年相比，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了1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了13.1个百分点，而同年的产业结构为9.1∶50.5∶40.4②。显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相对于产业结构来讲仍然偏高，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转移就业的承接能力不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产业尚未完全发挥带动就业的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农牧区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相对滞后，劳动力资源没有实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本实验以新鲜绵羊后腿为材料，添加生姜蛋白酶和猕猴桃蛋白酶等植物蛋白酶，通过检测TN含量、NPN含量和PI等蛋白质降解指标，结合SDS-PAGE电泳分析其对肌肉蛋白质降解的影响，为日后干腌羊火腿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工艺改进提供理论支撑。

2.2.4 线性关系考察 配制5-羟甲基糠醛浓度为119.0μg·mL-1和苍术素浓度为 215.3μg·mL-1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取 0.1、0.2、0.4、1.6、2.4、3.0 mL，置20 mL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加盖摇匀，即为5-羟甲基糠醛浓度分别为0.595 2、1.190、2.381、9.522、14.28、17.85 μg·mL-1， 苍术素浓度分别为为1.076、2.153、4.305、17.22、25.83、32.29 μg·mL-1的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10μL，记录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

从就业政策看，自治区和地方政府为促进转移农牧民就业相继出台了一些惠民政策，加大对外出就业农牧民的培训力度，努力扩宽其就业范围。但这些培训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强，培训内容比较简单，培训效果不明显，且农牧民往往接受的都是被动的培训，很难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选择培训课程，导致同样的行业中农牧民扎堆就业，增加了就业竞争力和就业难度。另外，对农牧民就业人数吸纳较多的中小企业，其综合实力较弱，为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很难为农牧民提供培训或学习的机会，农牧民在工作中提高技能、增强就业能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只能在低层次的岗位流动，很难实现职业层次的垂直流动，因而阻碍农牧民从业能力的提升[18]。

(三)公共就业服务建设滞后，农牧民创业困难大

就业服务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二是为想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提供相关帮助。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中对公共就业服务的界定为：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训练、社区就业岗位开发服务和其他服务内容[19]。近几年，随着对统筹城乡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公共就业服务建设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但与城市相比，农牧区的公共服务建设严重滞后。农牧民所接受的就业服务不仅内容单一，层次性、多样性和针对性不强，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需求的调节能力较弱、信息传递不畅，导致用工企业招不到人与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矛盾并存，劳动者更愿意通过自发性的或老乡介绍等非正式渠道寻找工作和获取职业信息。根据包头市对长期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调查报告显示，80.8%的农牧民工是通过自己亲友熟人介绍和参加应聘获得的工作，只有14.1%的农牧民是通过政府组织的招聘获得的工作④。此外，由于就业服务对象由过去的城镇职工为重转变为所有劳动者统筹兼顾，覆盖城乡劳动者的就业管理、就业服务信息平台等建设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牧区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相对于进城择业而言，农牧民在城镇创业更加举步维艰。首先，农牧民的创业能力受个体客观条件影响，创业能力略有不足。张广花、苏新林(2010)提出了农民创业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会能力[20]。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在内蒙古转移就业的农牧民群体中，受教育程度大多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些义务教育阶段，受到高等教育的农牧民所占的比例极为稀少，就会导致许多农牧民在自主创业时缺少相关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经营的竞争意识，所以农牧民在创业项目的选择范围相对狭窄，且主要集中在规模小、创收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抗风险能力较差，很难在产业相对健全、竞争相对激烈的城市中立足，创业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偏低。其次，农牧民的创业能力受地区经济环境、创业政策及金融扶持力度等方面的影响，创业外部条件不完备，使得农牧民的创业动机大大降低，创业成功率以及企业的发展均会受到制约。如有些地区对于没有在城镇落户的农牧民在提供创业帮扶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时设立较高的门槛，使他们享受不到对于创业人员的优惠政策，导致农牧民在城市创业缺乏发展潜力和后劲，影响了创业的可持续发展[21]。

(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生活成本大

师范生通过全身心融入实习支教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很快发现自身在知识、能力、技能、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很多不足，唤醒和激发他们在实习支教过程中乃至返校后的大学学习意识，有针对性的吮吸欠缺知识，努力提高综合素质，不断修复和完善自我自觉性和主动性。自我价值目标、职业目标和情感目标更加赋予理性思考的内涵，坚定大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理想、就业创业、服务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意识、大局意识和家国情怀的信心，激发青年学子投身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昂热情，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目标。

图2 2006-2015年内蒙古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2007-2016

农牧民进城寻找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其主要进入的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就业人员。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359元，同比增长8.1%，剔除掉超时劳动的工资，农民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获得的月收入，还不到当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0%。同时，农牧民还需在教育、医疗、生育、住房等方面支付比在农村生活更多的成本。如图3所示，内蒙古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高于城镇居民，而这几方面，恰好是城市工作生活中和农村差异较大的项目。就住房而言，大部分农牧民进城就业都是租房而很少买房，房租支出成为农牧民在城市生活消费中最必不可少的一项，而且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多数进城打工的农牧民不太了解政府的保障房政策，也不知道怎样申请，同时许多地方的保障性住房位置偏远，周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交通出行的成本。

所研制的低温等离子电源功率电路部分主要包括PWM整流电路、DC-DC调压电路、高频逆变电路、LC滤波电路以及高频变压器升压电路。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总之，农牧民在城市仍属于弱势群体，不稳定的工作，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过高的生活成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牧民在城市的就业能力，因此，需要尽快完善农村牧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牧民的社会风险抵御能力，以保障城镇化顺利、有序地向前推进。

图3 2015年内蒙古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的比较 资料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2016

五、增强内蒙古转移农牧民就业能力的建议

农牧民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赋予其公平公正的社会福利和权力地位问题，而且也要增加其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能力。“十三五”期间，内蒙古的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对城市就业的岗位及职业技能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及高端产业的快速发展，单纯靠体力的社会劳动者在城市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大量的农牧民由原来的建筑工人转变为建设工人。就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技能和精细的岗位分工。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多措并举提高转移农牧民在城市的就业能力，是实现农牧民从城市农牧民工到市民角色转换的重要途径。

(一)转变农牧民就业观念，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是转移农牧民生存的基础。提高农牧民就业能力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农牧民从思想上改变传统的就业观念，消除其对城市就业的心理隔阂，尽快适应自己身份的转变，增加其对城市的认同感，要在有意向去城市打工就业的农牧民中定期开展职业心理教育等相关讲座和培训班，培养农牧民自我控制的品质、持之以恒的毅力和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也可以邀请已经在外工作多年的老乡传授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验，以期让农牧民在进城就业之前做好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心里准备，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主动适应城市。其次，还应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为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开设有关企业运行和管理的讲座，针对不懂汉语的农牧民开设汉语辅导班，帮助其增强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使其从思想上适应新的岗位要求。

随着农牧民转移就业数量的增加，农牧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劳动收入不断增多。2016年内蒙古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609元，比上年增长7.7%，但增速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0.1个百分点，且总额仍然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5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2年的3.04∶1缩小为2.84∶1，与去年数据持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牧民工工作收入稳步增长，且本地务工收入增幅大于外出务工收入。2016年，赤峰市本地非农务工人员月收入同比上涨20.2%，而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农牧民工在省外和一些大中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难度增加，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有所下降，月收入同比降低2.5个百分点[15]。基于上述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离家较近的县城或地县市就业。以呼和浩特市为例，2016年，呼和浩特市农民工(不包括举家外出农民工)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和区外就业的分别占98.9%和1.1%。

(二)以产业转型带动就业增加，以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

经济学规律表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产值越大，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因此，产业转型是今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根据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比重分别为17.0%、45.6%和37.4%[22]。对内蒙古而言，在2003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2015年达到11000美元，但是就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仍严重偏低。面对第二产业就业容量不足和农牧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应通过升级制造业发展水平，促进相关服务业发展来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的制造业发展应具有地方特色。除继续发展与地区能源优势相关的制造业外，还要大力发展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民族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能够明显带动就业及相关服务业发展的制造行业。另外，针对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将传统服务业改造与新兴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优先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对吸纳转移农牧民较为明显的行业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如家庭服务业、汽车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餐饮零售业等[23]。

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要求大量农牧民从事非农产业，而且对农牧民的劳动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政府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非常重视，颁布了《职业教育法》(1963年)、《综合就业与培训法》(1973年)、《就业合作培训法》(198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增强了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适应性，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改善内蒙古农牧业转移人口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鼓励有条件的政府、企业创立乡镇夜校、职工大学、农牧民学校等机构，为农牧民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大对农牧民职业培训的宣传力度，利用多样化的媒体渠道如村镇公众号、发放宣传册、在就业网站上发布培训信息等手段，扩大职业培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培训内容上，减少政府干预，鼓励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多样化的培训计划，建立健全就业需求预测体系，并能根据农牧民的年龄结构、自身素质、职业需求等开展差别化的职业培训，加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形成转移就业人员与市场有效对接、企业所需人员通过市场有效配置的良性循环，使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提升、同步优化。在培训教材上应提供汉语、蒙语双语教材，以满足少数民族转移农牧民职业培训的需求，同时匹配相应的师资力量，保障培训效果。政府要对现有的培训资源进行整合，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职业培训体系；加强对职业培训的监管力度，引入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农牧民的培训成果进行严格的审核与评定，并由鉴定机构向就业人员和培训机构颁发合格证书，并由此享受相关的培训优惠政策。另外，继续出台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使其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人才培养及创新发展中，鼓励其为农牧民工提供学习培训和晋升奖励的机会，使农牧民能够在工作中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

(三)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增强农牧民创业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共就业服务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劳资双方匹配失灵的条件下诞生的。公共就业服务也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将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定义为：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24]。因此，公共就业服务应该具有组织的非营利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就业服务政策时，要将城乡所有劳动力作为服务对象，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均等的就业服务。针对就业信息传递不畅、农牧民依靠地缘和血缘关系寻找就业机会等问题，应加大农村牧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方面的公共就业服务建设，扩大农牧区公共就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主动收集农牧民的求职愿望，并与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有效对接，充分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例如，包头市实现了旗县区人力资源市场、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社区和嘎查村劳动保障工作站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启动了“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建设工作，不断扩展全市就业服务空间，为城乡务工人员尽快就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构建统一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高就业管理与服务水平，并加强其在农村牧区的推广与应用，帮助农牧民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自由流动。

鼓励农牧民创业一方面可以解决农牧民自身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就业的倍增效应，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其他转移农牧民就业。首先，对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农牧民进行创业培训，帮助农牧民了解创业环境和创业政策，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知识，提高农牧民识别风险的能力，努力提升农牧民创业的个人素质，增强其在城市的创业能力[25]。其次，针对当前农牧民创业存在的各项问题，政府要对现有的创业政策进行梳理整合，加强对创业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再次，要积极扩宽农牧民创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农牧民的小额担保贷款力度，放宽贷款政策，增加基层为农牧民创业提供贷款的机构数量，允许农牧民将宅基地、自留地的使用权或经营权作为抵押，以满足农牧民对创业资金的需求。最后，加快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以促进农牧民积极、有效的成功创业。

(四)健全农牧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牧民在城市的“安居乐业”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表明：虽然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手段使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但英国政府一方面不断出台鼓励劳动力流动的法律政策，另一方面也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不但成功化解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的压力，还解决了农村人口转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可见，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是农村劳动力实现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一方面，继续提高农牧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通过加强宣传、逐一排查尚未参保的农牧民，并对困难人员给予适当帮助，逐步扩大农牧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积。提高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的对接效率，保障农牧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社会保险的同步跟进。加大对转移农牧民的普法力度，保护其在同工同酬、工资支付、劳动资源、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以增强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26]。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财政支出，而且财政的转移支出应向农村倾斜，逐步填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缺失，并且需要将其支出比例列入相关具有法律效应和舆论监督的政策中，确保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足够的财力支持。

拥有固定住房能够增加人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稳定性。而城市中高额的房价和昂贵的房租使得转移就业的农牧民居住条件十分艰苦。要改善这一状况，就要政府从城市建设规划和保障住房开始，根据本地区农牧民转移就业的情况，加大对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并将其适当融入核心城区，减轻低收入农牧民(群体)出行的交通成本，增加他们在城市生活的便利性。加强政府保障房政策在农牧区的宣传力度，让农牧民了解保障房政策及申请流程，逐步扩大保障房容纳范围，改善农牧民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减少住房消费，将省下来的工资用于提高生活水平或创业等方面。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就业的农牧民提供员工宿舍，帮助其解决在城市就业的住房问题，促进农牧民实现稳定就业。

[注 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②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③ 数据来源：2016年呼和浩特市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④ 数据来源于包头市就业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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