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朵：写作到了某个阶段，我们需要躬身自问：诗在竭力追求一种真实或真相吗？如何区分诗之真与尘世之真？如果我们当诗神也是一位慈父（似幻亦真），你认为此生他所允诺的“生活”是不是一次磨难之旅？源自诗神的光亮，因其“诡谲”，才益发引起我们的好奇与豪情，看上去，尘世中的父亲黯淡无光，难成知音，从而加深了诗是一个内在秘密的感知？

周 鱼：作为那个日常的、属于俗世生活的女儿，我永远是走神的、不称职的。诗歌是与日常生活分不开的，但是它从中挑剔、规避那些完全沦入俗世事务的时刻，或者在它的周边徘徊。“完全”（或许这个词并不够准确）的俗世意味着俗世生活的魅力已被一种惯性消解，而成为没有灵魂，甚至对身体也不再有启发的时刻，成为麻木。而诗歌永远被一种光芒笼罩，这光芒就在生活之中，却并非人人看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神会引诱人去切入的是生命的要害之处，这个要害之处又是俗世所回避的，于是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必然性的抗争，因为这个抗争，你执着于写诗，必意味着你要承受一定的精神负荷，甚至是身体的，但是某种声音已经告知你这种抗争是你必须去做的，甚至与“坚持”的关系也不是最大的，而是首先与“需要”相关联，因为你需要在抗争之中去得到对生命诚实或者看得更多一点，走得再进去一些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所谓“磨难”是带着希望的，在对诡谲的多层次的解剖的同时，你有一种对内在交付的心安感。写诗，每一次给我带来的是平静，或者有时在某些诗的诞生过程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平静，十分大的平静，好像世界向你敞开了一个最终归宿，你提前知道了那么一个无法说清的秘密。

但这一切不意味着诗歌不能进入俗世生活，甚至它从中受到鞭策，反过来它是一位受教育者，它需要在生活中变得谦卑。有时诗写这件事甚至在尘世的面前变得经不起推敲，如果诗歌变成了思想的累赘或者自我的膨胀或者一种寻找的恶习，不如，去好好洗一件衣服。

“有的时候，我忽然不懂得我的馒头/我的米和书架上的灰尘。/我跪下。我的自大弯曲。”这是诗人蓝蓝的一句诗，它给过我训诫，一个人对于尘世的哺育应具备基本的感恩。这里引申到一个宗教性的问题：在向诗神交待，向一种宗教性的顶点不断前行的路上，我个人希望自己记住的是自己永远是一个人，去接住所有一个人应该受到的试炼，从对自我的关心到一步步破除我执，但不要“全然离开”，我挺担心一些修佛之人完全作为局外人只看生活而不参与的状态，我对此有所怀疑。诗，也一样，旁观的诗歌其实很多，它们有的很棒，诗人对内与对外的目光已经得到了高层次的相互转化与融合，但有的则只是看起来很棒，却透露一个很简单的危机：不够真诚。

木 朵：看起来，“真诚”是逼近真相的一个必要条件，体现了创作者的严谨态度和自我监督的决心，也隐约表示写诗不仅是纸片上的划痕，不单是一种思虑和精神上的震颤，还是一个行动。真诚既在慎独层面发出指令，也在服务于诗神、向早期杰作致敬方面提出要求，我的意思是，真诚既是诗人对自我的苛求，也是能够坦然面对诗神和曾施加影响于我们的杰出诗人。那么，一首诗如何做到看上去是真诚的实际上也是真诚的？“真诚”既可以是一首诗打算体现的气氛，也可以是诗的主题——在诗中谈论真诚的可能性。或许，卡瓦菲斯会教给我们做到真诚的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尊重并耐心刻画我们的“感官世界”，设法弄清楚感官世界的蛛丝马迹，而非遮遮掩掩，诗才首先是真诚的然后是一个人乃至一个语言族群的真相？

首先，“审执分离”已经逐渐成为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践层面的共识，“审判的归审判、执行的归执行”是审执分离改革的基本要求。[11]《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执行依据明确作出了具体的规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具体要求，而执行依据可执行性的欠缺属于审判权没有用尽，并不在执行权的管辖范围之内，依然属于审判权的范畴之内。因此，当执行依据出现不明确的情形时，仍然需要启动审判权，在审判权的权限范围之内加以解决。

周 鱼：有所打折的真诚，可能来自一位刚刚习诗不久的练习者，也可能来自一位已经训练有素的诗写者。前者对诗的技艺有一种“紧张感”，后者对诗艺有一种“熟练感”，都有可能与他们的愿望违背，在诗艺面前弯曲了真诚。

设该仿真是在8阵元均匀直线阵上的实现[4]，阵元间距为半波长，设SNR和SIR均为10dB，噪声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高斯白噪声。

我之所以对文字负债，这归结于：对生活负债，对那个既虚无又丰盈的时日自觉有负债感。每个人来到世上都被分到了一定的份额，这就像一份礼物，让人不能不去严肃对待。日子里面暗藏着神旨。文字是一种介质，通过这个介质要去做的是对自身生活的矫正与回应。“我如何看生活”；“生活如何审视我”。

周 鱼：在写作方法上，我们每个诗人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前人的影响，拿我个人来说，汲取的不仅一位，也不仅两位，我会看到窗外的小路上站着一个队列，将那个转角占满。但我们不能只以模仿来向诗神交差。这亦不能称之为是一桩差事。或者说这桩差事具有它独特之处，我们需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在被安排之处，然后，我们所从事的是什么呢？——等待。等待诗来找我们，我们不去找诗。“如何写”作为一个诗人的素质、功夫、积累、研究，而一旦应用它，最好则是它已化为血液，当下自然流淌。而血液为什么流淌着，这更关乎“写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被突然找到？——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所处于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母体”，我们总在这里面去撞，去闯。也是在这里面，存在新事物。

在那些大诗人之中，我偏爱卡瓦菲斯。因为他就是那么一个“生长”型的诗人。一年夏天，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了一本明黄色的诗集，是2002年出版的黄灿然先生译的卡瓦菲斯。在此之前我读到过一些简练型的外国诗人，但从没有一位像卡瓦菲斯这么极致。布罗茨基说那是“一种成熟的简练”，我想它是一种转向。这个转向的前提是它拥有复杂或者说深刻的内核，但它在出口处忠实于一种“本来”的昭示状态，这个本来并非一定是诗人当下体验如实的拓印，它里面可以包含着想象，但是卡瓦菲斯显然深谙“让它们在时间之中存在”的“活”的状态。他许多来自杜撰和回忆的诗，却都能将我带入一种“当下”感受中。读者仿佛是能够体验到他的体验的，可以被带到那个场景里，他将许多复杂的情境保留在了表象的背后，但它们依然存在，像一片沉默之海，这比单纯地用语言去用力描述海究竟是如何沉默或海的沉默有何意味来得打动我。他已经通过简单的几个线条将我带到了线条之外他所空出的部分里，并留在那里失神。一个诗人让一个读者失神。没有比这更美妙的。

所以我亦不以为卡瓦菲斯式的真诚就一定不事“遮掩”，他只是善于另一种沉默。他的语言也具有自身的炼金术，我并不知晓他会在写诗过程中进行多大程度的揣摩，但它们一定不是毫不修剪之物，依然是一种语言的光照，有它照耀的范围，而阴暗之处与光明之处在它之中同等重要，他同时创造两物。这样光照的艺术，是智慧的，却不耍聪明，正因不耍聪明，敬畏语言而又不成为语言的奴隶，它更忠实了诗的本来，没有损毁真诚，这是我学习的方向。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也会有难逃“寻找诗”的恶习的时候，掉入语言的陷阱。在这时完成的诗作可能能够给我带来对诗艺的实践与探索，但是它们将不会是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来的，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曾与我真的照面，它们会去往一旁的道路，是一种我曾误认的漂移物。

诗已经存世久远，“真诚”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来说，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当我们能够猎取到的前人的诗歌财富愈多愈容易，我们要从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就愈难。我们的真诚不仅要向宗教性的神敞开，还要接受那些“前面的人”，即那些伟大的先辈诗人们的检阅。这里我想借用同时代诗人徐芜城的一首诗（《读〈我的灵魂〉》）：

推进农业发展区域化布局。积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区域布局规划，完善涉农优惠扶持政策，重点支持绿色果蔬、苗木花卉、食用菌、良种繁育等产业发展，做优葡萄、冬枣、莲藕等特色农产品，推动优质小麦、谷子等大宗粮食作物种子化发展，鼓励种植优质花生、油用牡丹和油菜等油料作物。

当一个虔诚的诗人刚刚得到一个飘忽的灵感，

其实，我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此刻我是在一个很大很长的房间里，两边各有一排床，有的床中间用帘子隔开。房间的右边是护士站。如果我没猜错，这里肯定是无畏派的人生病或受伤时来的地方。一个护士从写字夹板上方抬起头来看我们，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耳朵上打那么多洞的护士。一些无畏派的人自愿做一些传统上由其他派别来负责的工作，毕竟，无畏者每次受伤都长途跋涉去市中心的医院看病很不划算。

众神比他还要焦急地想要促成这首诗的诞生：

精通韵律的那一位又来修修改改，让节奏变得更加明快；

这一个想出一组意象，那一个立即把它们变成句子，

“巧妙地平衡”是难的。当它如徐先生诗中所描述得那样轻巧时，那便是一种精湛的诗人写作的状态，在一切开启的面前，轻松地完成适当的关闭。这里面有一个笃定的、已经安然的交付。这既是“他写”，也是诗人自己在写，当他做到“平衡”，或许这“平衡”就是那条出路。而什么是平衡，这是又一个问题，我想不同诗人有不同的平衡，基于不同个体，平衡并不是指将一切摆放恰当，形成不摇摆的水平线，它是取与舍的关系。它对于某些诗人而言就是一种偏僻的执着，但已自足，关键问题在于对自己的认识程度及是否忠于。

巧妙地平衡创造者之间的纷争。

诗人只是目睹了这奇迹的发生，只是偶尔运用那么一点技艺，

对感官世界的忠诚，也可说是卡瓦菲斯所选择的“偏僻之处”，这也是对我构成吸引力的一点，诗歌是精神的，却也是感官的，是语言的，却也是非语言的，我警惕语言这一精神工具，事实上它狡猾如蛇，有时感到自己在需要它、臣服于它的同时在对它进行一再的反抗。用语言的流浪走向非语言：安抚一种难以褪去的乡愁：对身体的、感知的乡愁。“比起喋喋不休的精神，更加可靠的是记忆与肉体”（摘自《六月》，一首我写的向卡氏致意的短诗）。

木 朵：每个诗人的写作都受到诗歌传统或者伟大诗人的影响，比如在你这里，卡瓦菲斯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启示作用的诗人，那么，在你的创作过程中，如何来避免或者调和卡瓦菲斯对你的影响？好比是文学史同时创造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讲法来奖罚不同时期诗人们的努力与成绩，而后来的诗人需要不断地折衷、添加新花样来寻找一席之地。当下这个时期，诗的进度最需要怎样的一次补给？

我以为诗歌的真诚是在一种忘我状态中产生的。忘我并非全然无我了，但你将自己掷进诗行。这还是出于一种需要，强烈的需要。在当时当刻，对于诗艺的部分，你其实是松弛的，你投入其中但不那么自知。如同“一棵树如果知道自己是如何生长的，那是一件多么可怖的事”，诗歌与树的生长一样，里面要有本能的反应，不要绑手绑脚，对写作的陌生容易绑手绑脚，过于熟悉也容易这样，因为它们都不再是生长，而是十分人为的“做”。

里尔克说过：“诗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仅仅是出于感觉，而是来自经验。”这句话对我十分受用，虽然“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我写作亦不为了语言艺术上的革新的目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在诗歌中对新经验的攫取是没有必要的，虽然再新的经验也都是对于从前早已被写过的某个母题的重复，但它依然：再一次地，活生生的。

是，不可能再有新的人生的本质了。但是新的表象依然是取之不尽的，依然在不断地生发。而当我们丢开那种顽固的被规格化的思维模式，用诗眼去看待世界时，我们会更加发现的一点是：事物的表象，就是本质。事物的表象，就足够伟大。

类似“病一病儿、笑一笑儿、坐一坐儿、煞一煞儿”这样固定格式的动词重叠儿化结构，在表示时间短的同时，又具有缓和、委婉的语气，具有使语言更加口语化的作用。其他如：理一理儿、冷一冷儿、润一润儿、动一动儿、想一想儿……

所以诗歌不断地为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挖掘她的新的机会。这是我比较乐观的一点。我不认为诗会死。并且当时常有人感慨“这个年代的诗无论如何也是不及古典诗了”，我也不以为然。时代变了，诗面对的东西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它总有推陈出新的机会。但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的是，它的危机指向了诗人为人格局的变化，诗人们的人格是否与古典诗人之间已经拉开了几个台阶，诗心是否已经被时代的“坏”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

木 朵：我们都难以避开这样一个冲动：就诗论诗。我们在诗中谈论自身作为一个诗人的处境，或者是置身于沉默的诗神左右的体验，如你在《归还（写诗）》所述的“双手递还，交待”，把一些词交还诗神，我们白昼所调遣的词语乃是基于我们每个人跟诗神发生的借贷关系所得到的，这里需要还本付息，我们写得最好的作品最终都归功于诗神。到底是什么魔力让你乐此不疲地借入一些词，哪怕是收益甚微，代价不菲？如今，该如何给“诗”下一个定义，以便区别于古典诗人的怀抱？

但一旦求新，这里面必然存在着太多陷阱。如何去履行继承，什么东西是在求新中不能丢的，这些都值得思考。我个人感到它与诗人对“补给”问题的意识应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我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洁癖，以及对传统诗艺的敬畏。新的表象在给诗歌补充新的组织与肌理，甚至也是新内核的同时，那个永恒的东西却始终不以这些作为致命的开口，那个永恒的事物，“它不从事任何人间的事业。/它既完全属于这个时代，/又丝毫无需它的挽留，从它两端穿过……”（摘自《在十一月紫荆花树下》）。

如果哪位诗人的诗仿佛是与时代没有多大干系的，也许会说是“不合时宜”的，却依然是合理的，我想。这需要再过几个世纪由后人回头来看。

我观察到同代诗写者中不乏立足于“当下这个时期”去努力给诗的进度做补给的人，他们摒弃了许多旧有的写法，新经验在诗中自然丰腴，有几位甚至已经形成了明显风格化，自成一体，这些都值得我学习并为之激动。更多的人则在探索之中，无论是否会成功还是在历史的长线之中注定成为消失的、偶然的痕迹，我感到诗人对诗的革新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它是骄傲也是谦卑的，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处的时代具备一份无法丢弃的关切感。我们都在那支时间之箭上。

周 鱼：您给出了两个问题。第二个关于如何对如今的诗下定义，这样的权力应该不在我的手中。我只能对自身的写作倾向和观察整理出头绪。这一问似已在先前有所回答？历史是长的，我们正处于的如今在历史之河中或许很渺小，在对创新的思量之余，我并没有要绝对区别于古典诗人的强意识。这里我想着重回答下您的第一个问题。

煤矿的产煤处会有大量的裂缝和空隙出现，因为地质原因，这样会使煤层之间的空隙发生变化，严重影响煤层之间的透气性。而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可改变这种情况。利用含有沙子的高压水流或者其他的一些液体进行水力压裂，高压水通过煤层之间的空隙逐渐渗透，随着高压水的水压不断增强，煤层与煤层之间就会产生高压，使煤层的弱面进行延伸和扩展，同时，高压水中的沙子会填充新出现的空隙，这样，煤层与煤层之间的缝隙就会形成空隙网络，提高煤层之间的透气性，进而使煤层产生的瓦斯可以轻松转移消散，这样，有利于大面积瓦斯的抽采。合理利用水力压裂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煤层通气性，提高瓦斯抽取效率。

自行来院患者在急诊科接诊时，如检查心电图而诊断为STEMI，则应立即联系心内科住院总医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直接将患者送入到导管室进行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PCI）术。

在写《归还（写诗）》时，心里面对的对象，正如写每一首诗都面对（或隐在）的那个对象一样：一位至高者。但并不特别觉得祂是“诗神”。所有的神，其实是同一位。无论是写作还是写作以外的生活，我朝向那个方向的时候我面对：那么一位。一位“总和”，一个“千万”，也是“一”。问我为何“乐此不疲”写诗，实际上就是在问为何要总去面对“那一位”。我把写诗视为修行的一种。僧人用打坐、念经等形式，诗人则可以用诗句。在我理解里的修行，就是时刻感知到那个至高者的目光，诗歌可以让人去直面审判者，在它的面前探求那份虔诚的深度，写，正如一次祷告。不写，就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如何祷告。写，是祷告的过程，至于结果，将是被那份白色的、圣洁的世界吸附，仍然是一片干净的虚无。没有任何可见的利益。我们不是以此行为来弥补虚无。世界最大的、最丰盈、最神秘的那个存有，就在那片极其寂静的空无之中。修行不能去破坏它，而是皈依。

从根本上来说，我最着迷的是文字去不到的地方。文字通过自己让你经过它的躯体组织而去往的一个所在。

——把那些从字典里找出的词，

那些曾轰鸣这一日的，在白月光中双手递还，交待：

“今天，那一个个字，我全都查过了。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中发展最快的技术之一，也是应用范围最广、实用性最强的技术之一，已成为信息社会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目前，许多中小企业在数据库应用中使用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高职学生的就业主要面向这些单位，因此，掌握这门技术是非常必要的。学习这门课程后，学生可以成为企业数据库系统管理员，也可以为软件开发做后台数据设计与维护。

北京市东城区老年大学经过32年的发展，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理念更加明确，教学管理逐步细化，教学效果日益显著，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该校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严谨课堂教学，加强信息化的教学管理；为提高教学水平，科学、均衡地设置精品课程和特色课程；坚持理论指导，推动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教研活动不断深入，使教学、科研双轮驱动；深入落实思想保证、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和管理保证“四位一体”，推动教学工作不断向深层发展。

现在还给你，这读不出的。”

（摘自《归还（写诗）》）

诗歌对我来说最伟大之处在于，它通过文字实现了文字的谦卑，而非文字暴君般的统治地位，诗歌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总在为真正重要的让位。即那一份“读不出的”。诗文永远是“不能完成”之物。它保留有空白。这空白，或许可说是在完成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最美妙的部分。至于它的秘密，我无法道尽，不被我说。事实上此次回答您的这些关于诗的问题，我内心深处有一份不安，忐忑于“说多”，又中了从前写散文的陷阱，人只要一说多，必将那个“完整的”破坏，这次谈话下来不知我又将诗的秘密破坏了多少。有时写了一首坏诗，也正因它有那些多余的裸露。

屈哨兵：我一直主张要开开心心办教育。教育是一个永远难以满足所有人要求的事业，并且是一个投入与产出不能即时做出量化评价的事业。如果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和议论，那是发展和前进中的正常现象，我们要用理性的眼光和态度来理解它、面对它。

对于我个人来说，对诗歌的爱，永远源于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有一日也许我不会再写诗歌，这并非不是可能的，当我也许转向了另一种“还债”方式。但我感受到的诗，一开始就并非只来自诗歌，这个诗意的、神秘的存有，将会在生活中永恒，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它可能是一首曲子，一幅画，一个器物，或者是极其日常的某一瞬间，我将永不疲倦地去掉入她的怀里，永远是她的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