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具有千年国际商埠基础并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优势，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广州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开放格局，并为打造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即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而努力，为广东发挥对全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支撑作用而创造新的业绩。

自营项目之轮是城投的方向所在，发展之本.自营项目对保证企业的独立性、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自营板块大的企业一定是好企业.自营板块的开发，可以利用指定项目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及特殊资源，起步快；自营项目自主性大，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自营项目更容易利用资本市场开展经营活动，让员工快速实现财富增加.就目前来看，一般的城投公司大多选择金融板块，城市商业区开发板块，房地产板块，建材矿产板块，城市土地区块开发板块，广告开发板块，城市水、电、燃气、公交等公用设施营运板块作为发展方向.只有真正把自营板块做大做强，城投才可以说是有实力，有影响力，是可持续发展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开放型经济格局不断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开放型经济格局演进过程可依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等重要历史节点，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先行开放创优势（1978—1991）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开始打破传统体制桎梏，1979年起开始发展“三来一补”和中外合资合作等企业形式。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州等14个城市成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1984年12月，经过6个月筹备，获国务院批复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奠基。广州市所制订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成为全国首个开发区条例。

1986年广州市政府制订的《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明确强调“以对外经贸为导向”，“为把广州建设成具有强大内外辐射能力的、多功能的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础。”①1987年12月，原黄埔港务局与广州港务局合组为新的广州港务局，成为华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枢港。1988年，全港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已在全国主要港口中分别居第四和第三位。从1988-1991年，全港货物吞吐量由4375.5万吨增长到4668.4万吨，国际集装箱进出口量由12.39万标准箱增长至16.1万标准箱。②

1988年广州市出台《关于简政放权，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若干规定》，率先加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1985年1月，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外经一条街”，集中了广州市外经贸、工商行政、税务、劳动、银行、保险、海关等有关管理单位在此设立办事处，是投资者能“在一个屋顶下就把事情办成”的对外经济贸易实务总汇，198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外商投资管理事务中心。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广州不仅为外资进入提供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利用外资的方式也在调整。从1984年开始，逐步由开放初期以“三来一补”为主转向以合作经营和合资经营为主。③1978-1991年广州市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15193项，合同外资金额约45.7亿元。④

（二）扩大开放促发展（1992—2011）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强调改革开放的决心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之后，广州市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最主要的内容有：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沙经济区作为广州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启动点；创办新塘加工区、莲花山加工区、黄埔大沙工业区等三个新的外向型开发区；更加大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主要引导外商投资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一批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项目；扩大与港澳和国际间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合作交流，不断提高交流合作的层次；办好境外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设厂或与当地合办企业。⑤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广州的商品进出口总值在逐年增长，从2001年的130.37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19.52亿美元，并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12年的外贸额进一步升至1171.31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长期高于50%，直至2012年仍占50.76%，比全国的42.11%高出8.65个百分点。

1992年后，在取消外汇留成、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新政策的支持下，穗港澳合作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先后建立了“穗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穗澳高层会晤制度。⑥2003年6月和10月，中央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穗港澳经贸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广州—香港CEPA入门网站”亦在同年9月启动；2008年3月，广州市政府在香港举办穗港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08年广州外经贸白皮书》发布会。广州市成为与香港特区政府在境外举办联合商会、开通CEPA招商网站和到香港发布城市外经贸白皮书的首个内地城市。同时，广州在全国率先简化外商投资办事程序。2003年1月，广州市政府制定《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审批管理规定》，2004年1月，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六个放宽”和“六个取消”政策⑦，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办事效率。2011年8月，广州市政府又出台了《广州外商投资商业及并购项目审批指引》，进一步下放了外资审批权限，为外商投资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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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11月，广州对1991年成立的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1992年成立的广州保税区以及2000年成立的广州出口加工区实行“四区合一”，把广州开发区建成东部制造业基地，使之成为全市利用外资、出口创汇和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⑧同时，为加快南沙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2001年8月广州成立了广州南沙开发区建设指挥部；南沙开发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创办之初1994年的42864万元增长到2011年的5710615万元，增长约132倍。

（三）优化开放绘新图（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同年12月，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就到达广东，从深圳、珠海、佛山到广州，考察中明确指出：“这次调研，是我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并提出要加强广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和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的要求。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广州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关系不断升级，连续多年保持增长态势。

2014年，中央宣布增设包括广东自贸试验区在内的第二批自贸试验区。广东自贸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蛇口等三个片区。广东自贸试验区运作以来，体制机制改革成效明显。通过“智检口岸”平台，通关便利化水平大幅提高，实现大多数货柜查验手续可在一分钟内办结。2017年前三季度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进出口总额达196.5亿美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137.7亿美元，增长38.5%，增幅领先全国。⑨此外，南沙自贸试验片区的跨境电商产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跨境电商方面的多项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其中“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被纳入商务部2015年的实践示范案例。⑩

二、广州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创新

（一）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外贸发展方式主要体现在路径与主体方面，其转型变革则主要反映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关系的演进以及相应形成的贸易主体的变化上。广州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抢抓机遇，依托市场、培育主体，因势利导、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决定首先在广东、福建、上海等沿海省市进行加工贸易试点⑪。在广东被赋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鼓励下，加上毗邻港澳地区的地理优势，广州市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加工贸易并持续领先的地区之一。最初的加工贸易以来料加工装配为主，作为利用外资、扩大出口的启动模式；之后是以进料加工为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广州市加工贸易的直接动力；现在更多是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相结合，分工更加明确，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加工贸易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年），来料加工发展较快，并占主导地位，进料加工开始起步，1987年广州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7.14%；⑫第二阶段（1988—1995年），广州主要仍然是承接港澳产业转移，并通过香港实现转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进料加工发展迅速，并从1990年起在加工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标志着广州加工贸易企业能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第三阶段（1996—2008年），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较多将成熟的制造工序和加工技术直接转移到广州，加工贸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加工贸易增值率显著提升；第四阶段（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世界经济受挫后的缓慢复苏和国际投资转移、我国外贸政策转变以及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与汇率因素等影响下，广州市的加工贸易进出口规模虽在短暂下降后仍恢复上升，但其占比已经明显下降，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50%～70%下降至2017年的28.2%。

与此同时，在外贸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广州市企业自主开展的一般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外贸政策开始倾向于减少加工贸易比重而增加一般贸易比重⑬，诸如2007年我国出台调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退税、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等财税政策，以平衡贸易收支；除政策调整因素外，也由于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成本上升及人民币汇率升值，一些外资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受上述因素的影响，2013年之后广州市一般贸易的占比和绝对规模超越了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占比的提升，说明广州市的自主出口能力在近年来有所加强，说明广州的外贸结构正在由“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向“民营企业+一般贸易”转变。从1987年到2016年，广州一般贸易出口额由3.13亿美元上升至1903.56亿美元，进口额由454.13亿美元上升至1845.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4.7%、23.1%。2017年广州市一般贸易进出口4390.5亿元，已占同期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5.2%，比加工贸易占比高出17个百分点。

从产品结构看，广州市一般贸易出口从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起步，现已转向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为主；从经营主体看，广州市一般贸易出口主体从最初以外贸公司为主逐步发展为以生产企业为主，从以国有企业经营为主逐步发展为三资企业迅速崛起、民营企业高速发展的格局，从1987年至2017年的31年间，广州市一般贸易出口年均增速领先于广州市同期GDP的增速，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

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和重组，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强国的优势领域。近年来，广州加强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经验做法是注重产业集聚，提升贸易比重，发展服务外包，优化贸易结构。

2016年2月14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广州等10个城市成为了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近年来，广州市服务贸易额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17年上半年增幅24.6%，达到211.4亿美元。在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下，产业集聚程度也显著提高，并呈现高端服务业比重加大的趋势。其中转口贸易及贸易佣金、经营性租赁服务、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和公共关系服务等其他商业服务的占比较大，运输及相关服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权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的占比也较为可观，旅游、建筑安装及劳务承包服务、包括现代服务贸易的其他商业服务的占比大幅上升，说明广州服务贸易结构处于不断优化之中。

本研究通过在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进行长期田间定位试验，研究不同减量替代控释氮肥处理对稻田田面水各形态氮素动态变化特征以及水稻产量的影响，以期为降低农田氮肥使用量，减少氮素流失量，减轻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是做大服务贸易的重要路径。广州的服务外包规模连续多年在华南地区名列榜首；在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中，广州在31个城市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南京和上海。其次表现在企业层次和产业集聚明显优化，自2015年开始，广州位列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第一梯队，广州企业入选十大在华服务供应商和百强成长型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入选企业数量居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位。近年来，广州市已经认定8个服务外包产业园、5个服务外包示范区、两个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平台。与此同时，广州还具备较强的产业竞争力，聚集了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全球外包100强企业、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以及大型跨国公司。此外，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良好。目前广州市对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优势突出，而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新兴市场拓展也在加快。

（三）利用外资的创新发展

在现阶段，电网建设规模逐渐扩大，保证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电气工程作用日益凸显，直接关系到系统运行效果，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完善的策略，将具体效果落实下去，解决过程中遇到问题，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图1 1979-2017年广州市利用外资规模的演变情况（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以及广州市商务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有关统计资料绘制，其中2017年为1-9月的数据。由于统计制度的变化，2015年起仅统计外商直接投资，故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仅统计至2014年。

1979—2017年，广州市引进外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引进外资的规模处于相对平缓的增长态势，其中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由1979年的984万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27263万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则由1979年的165万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18613万美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掀起了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⑭。受此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广州利用外资规模经历了一个迅猛飙升的过程。对于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而言，其由1990年的27263万美元猛增至2000年的311541万美元，期间增长了10.43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则由1990年的18613万美元迅速增长至2000年的298923万美元，增长15.06倍。2000—2005年间，广州市引进外资的规模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短暂的波动回落趋势，其中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由311541万美元下降至284128万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由298923万美元下降至264882万美元，降幅分别为8.8%、11.39%。在此之后直至2017年，广州利用外资的规模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由2004年的240062万美元猛增至2014年的543905万美元和2017年截至9月份的563800万美元。

（2）在国内领先基础上优化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广州的营商环境在我国内地领先，但由于中国整体营商环境在全球排位相对靠后（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10月31日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大陆排位78，而中国香港排位第5），所以广州与国际一流城市的差距仍然存在。广州应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多借鉴香港营造先进营商环境的经验。广州下一步的营商环境优化的重点是：一是在市场进入方面继续提供更便利化的营商服务；二是加强市场运行的监管，要进一步按照法治化要求，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和所属行业，完善其市场行为过程及行为结果的监管制度与监管方法；三是可以牵头举办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国际性论坛，既可达到与国际经验的交流，又可争取到广州在这个领域的更高层次的话语权。

广州在外资利用方式的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如改革开放初期，首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就在广州建成；广州地区高校也首开了接受外资捐建教学设施的先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借款方式是广州市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我们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广州市对外借款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基本介于20%～50%之间，但此后增速减缓且一路回落，到了1999年已不足6%。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广州市掀起了新一轮吸引外资热潮，此后外商直接投资占利用外资总额比重基本上超过了80%，由1979年的16.77%上升至2014年的93.9%，最高时达到97.57%。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的趋势也日益显现。基于《广州统计年鉴》各年数据的计算整理结果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为主要方式。1990年，独资经营方式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所占比重只有19.08%，直至2000年还不占主导地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独资经营方式的投资额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连年攀升，2005年按照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计算的比重高达70.5%，到2015年进一步上升至73.55%。⑮

从外资流向的产业结构看，2015年及以前广州市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这两大部门。根据我们的计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占比高达82.86%，但2015年占比已下降至21.4%，并在2016年进一步下降至9.38%。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市制造业外商投资的地位和作用较之早期明显下降。在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广州市房地产业的占比长期呈波动上升态势，由1990年的4.5%迅猛增长至2015年的50.38%。除房地产业外，在第三产业内部，外商对广州租赁与商务服务、交通运输、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资占比在近年来也趋于上升，但上述新兴服务业在利用外资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图2反映了1990—2016年广州市三大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占比的变化趋势。观察可以发现，在1990—2016年间，第一产业的外资占比始终是最低的，一直稳定在0.34%左右的水平；第二产业的外资占比在2005年以前处于高达64.91%之上的水平，领先于其他两大产业的占比，但在2005年之后被第三产业赶超，而且截至2016年已大幅下降至10.42%；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的外资占比在考察期内一直处于略带波动的上升走势，其由1990年的10.39%飙升至2016年的88.81%。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市第二产业利用外资的比例下降和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比例的上升有利于推动广州产业结构由“二、三、一”格局向“三、二、一”格局方向演进。

图2 1990—2016年广州市三大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并绘制。

（四）企业“走出去”的结构优化

广州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国别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主体结构的优化。本世纪初以来，广州市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战略，进一步推动了一批大项目“走出去”，广州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为迅猛的增长态势。从2010年到2016年，广州市对外投资新增企业（机构）由98个增长至263个，中方协议投资额由48902万美元增长至528266万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16年达到222772万美元。

据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广州蓝皮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6）》⑯显示，广州企业投资已遍布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布局全球营销网络。目前，已有44家企业在海外从事研发业务并设立研发中心，海外布局趋向高端化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下，沿线国家成为广州企业投资新热点，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新增28个，中方协议投资总额5.98亿美元。从投资领域来看，广州企业“走出去”的行业结构趋于多元化，企业境外投资中方协议额的三次产业比例分别为2.3%、3.5%、94.2%，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批发业、商贸服务业、租赁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同时，以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加快走出去步伐，2015年广州企业在海外设立8个电商项目，涉及中方协议投资额4440万美元。在企业主体方面，民企已成为广州企业“走出去”的绝对主力。2015年，广州民营企业在境外共设立了275个直接投资项目，同比增长了108.3%，约占全市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九成；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达到了3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6%，约占全市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八成。2016年以来，广州企业境外投资逐渐从偏向商贸业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其产业分布更加全面和合理。

（五）广州开发区和南沙自贸片区的创新

1.广州开发区的发展经验

1.1 换元基础上的数形结合法 换元思想是指通过变元或式表示、代替或转换为某些确定的数学对象，将数学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从而达到化未知到已知的终极目标的一种思维倾向。换元思想的本质是映射转移，或者说就是引进某种新的映射，对原给定的函数进行分解或实施复合，它的理论依据是等量代换〔2〕。

作为1984年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广州开发区经历了创建摸索期、快速扩展期、整合发展期以及稳定发展期四个阶段，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创建摸索期（1984—1991年）阶段，广州开发区完成工业总值53.28亿元，实现利润7.68亿元。到1990年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台湾等15个国家和地区在开发区投资办厂。⑰1991年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当年全区工业总产值21.73亿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20.32亿元；全年出口创汇19928万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12824万美元（含替代进口），分别比上年增长58.27%和91.43%；出口总值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由上年的10家增加到20家。⑱

在快速扩展期（1992—1998年），广州开发区突破原西区用地，扩展到现在的东区、保税区、永和区和科学城，形成了分散片区结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进驻比例显著提升。1995年，开发区提出第二次创业的思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饮料制造业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生产服务业也得到重视。这个时期开发区产值有大幅提高，集群效应日益显现。

在整合发展期（1999—2007年），广州开发区利用外资从量的快速增长向质的完善发展，打破出口加工区状态，引进内资和外资并举，高技术企业迅速增多。2002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实行合署办公，形成了全国国家级开发区独一无二的“四区合一”新型管理模式，全区总规划面积78.92平方公里。2002年，白云区萝岗街、黄陂公司、领头公司、天河玉树村、黄埔笔岗村委托广州开发区管辖，各个经济功能区实现了空间上的联合，开始了连片整合发展。2005年，依托广州开发区设立了萝岗区，开发区的定位从工业区向新城区转变。产业结构上，形成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六大产业支柱；第三产业不断壮大，生产生活服务设施逐步完善。

SMPT-1000设备是一个完整的、基于实验室环境的对工业现场在线化的半实物锅炉仿真系统[9]。在SMPT-1000上包含汽包水位对象的实验项目总貌如图5所示，与汽包水位系统相关的检测仪表与执行机构变量有： 锅炉给水质量流量(FI1101)，过热蒸汽质量流量(FI1105)，汽包水位(LI1102)，锅炉上水管线控制阀(FV1101)，过热蒸汽出口管线控制阀(FV1105)，锅炉上水管线控制阀旁路阀(HV1101)。

2008年至今为稳定发展期，广州开发区向着现代化产业新城建设迈进。一是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双提升”和转型升级，大力打造生产力创新载体，从出口加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领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层级的数次飞越；二是完成开发区模式的三次迭代，从工业园区到现代科技园区再到产城融合的新城区，开创出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三是锐意改革，率先探索大部制，再到“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步入稳定发展期阶段之后，广州开发区启动了中新广州知识城建设，力争引领新知识经济和新工业革命时代，建设成为珠三角自主创新的新高地、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2014年，萝岗区与黄埔区合并为新的黄埔区，为开发区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空间依托；而开发区对黄埔区的带动作用也充分显现，加快吸引了一大批国际创新项目、海外人才落户和创业，加快向质量效益的提升转变。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值均居全市第一；财税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13亿元，居全市和全国开发区第一。

2.南沙自贸试验片区的发展起步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自贸试验片区作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内面积最大片区，其总体目标是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试验，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建立起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全面推动珠江三角洲转型发展、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更大作用。战略定位是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构建引领广州乃至广东产业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打造广州市对外开放重大平台。

图1是慢动杂波和SST回波不连通的多帧积累示意图，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SST在杂波环境中运动的情况，这时的多帧积累回波情况就会比上述目标与杂波分离的情况复杂得多。本文处理的雷达图像是一种二值图像[9-11]，其中“1”表示存在目标，“0”表示不存在目标。如果目标回波出现叠加将难以对所检测目标类型进行区分，因此本文处理的前提是假设目标回波相互间不存在叠加现象。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挂牌以来，始终把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作为抓手，取得了突出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大批成果。南沙自贸区提出创新体制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管理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建立以社会信用体系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建设覆盖全区、联通各领域的数据收集、分析、运用信息共享平台，着力打造智慧广东自贸试验区。

目前，南沙自贸区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以“智慧口岸”为重点的贸易便利化体系，投资项目备案事项实现了统一网上全程办理，极大地提升了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投资便利化水平。如搭建企业登记“一口受理”信息平台，在全国率先实现“十三证三章联办”，为企业开办提供“多证合一”，以商事确认制取代原来的行政许可审批制等商事登记制度，简化程度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试行电子税务系统，在全省率先发出首张地税电子税务登记证，60%以上业务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实行“先办理后监管”改革，实现90%以上税费业务即时办结，设立自助办税服务区，推行移动终端“微服务”，为纳税人提供微信、网站和电话等渠道预约办理涉税业务；在全国首创了政府以购买服务方式帮助进出口企业支付查验费，对查验没有问题的集装箱，免除企业吊装、移位、仓储等费用；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立涵盖海关、检验检疫、外汇、边检、海事等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促进通关效率提高50%以上。加快电子口岸平台建设，推进便利化通关模式与“单一窗口”的衔接、融合，目前广州海关还在南沙自贸试验区建立粤港陆空跨境联运中心，探索开展“入仓自行理货”业务，推动形成了粤港澳通关服务合作新模式。

铁路行业十分关心的一些问题，如轮轨噪声、钢轨粗糙度尤其是波浪形磨耗的萌生和发展以及车轮多边形的形成等，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轮轨的高频相互动力作用产生的。在频(率)域中处理轮轨相互动力作用时，通常需要计算车轮在轮轨接触点处的动柔度。在过去，多数研究者在计算车轮的动柔度时不考虑车轮的旋转，甚至把车轮当成刚体，只有少数人在做了一定的简化后考虑了车轮的旋转。

近年来南沙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发展阶段，GDP连续三年保持了领先全市的两位数增幅。截至2017年6月，已有74个世界500强投资项目和103家总部型企业进驻；在企业结构上，注册资本达1亿元和10亿元以上的企业分别为296家和31家；一些具有与门户枢纽功能相关度高的行业及其企业，如国际融资租赁、电商外贸、交通航运、通信信息、产业金融等类别的优质企业及高增长企业有较多集聚。出口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外贸进出口额2017年前三季度增幅41.9%，超出广州全市增幅（17.9%）一倍多，占全市1/5强。投资拉动作用也比较明显，其中与交通（港口、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相关度投资居全市各区之首；截至2017年上半年，南沙港区已开通81条国际班轮航线、31个无水港和3条国际邮轮航线；以南沙港为主体的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已居全球第六、全国第五位。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广州市在利用外资方面形成了创新方式、兼容发展、优化质量、完善结构的经验做法。根据历年的《广州统计年鉴》以及广州市商务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在图1描绘了1979—2017年广州市利用外资规模的演变情况，分为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两种情形。

三、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使命新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2018年3月7日，习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⑲

作为广东省省会和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广州，必将在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批示中发挥枢纽与引领作用，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方面，更须抓住新机遇、承担新使命。

（一）广州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走在前列的必要性与既有条件

1.广州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走在前列的意义

从广州市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要求看，在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不断凸显的大背景下，具有悠久开放型经济发展历史的广州，无可争辩地成为被选择并被寄予重大期待的中心城市；从广东省和广州市自身做强发展优势的需要看，广东省和广州市开放型经济水平提升、支撑力加强，也是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要发挥引领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就需要在新时代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抓住从量到质的转换机遇；从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首个以“湾区”概念确定的世界级城市群组团，与国际市场联系特别密切的、对全球开放型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特色高度契合，必须强化广州在湾区的支撑作用，并与香港、深圳等重要城市联手发挥具有各自特色、优势互补的效应。

2.广州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走在前列的条件

（1）广州是国内开放历史最悠久的主要城市

综观两千年间所拓展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始发港与目的港的航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的形态，使广州逐渐形成全球化的大型贸易枢纽。欧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商船1720年起基本集中到了广州，1784年美国对华贸易的商船首航亚洲就以广州为目的港，甚至美国商人在1799年还为此命名了“广州号”的来华商船，以及把广州的名称Canton移植于美国20多处地名，可证明以广州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清代中期已经覆盖了大半个地球。

从吕、范交恶开始，富弼作为范仲淹坚定的盟友，对吕夷简有着几乎无可化解之恨，以这样的心理，怀疑吕夷简有意在国书上做手脚在所难免，但晏殊与吕夷简共事多年，认为吕不可能有意为之，而且，在那样一个场合做和事老，为吕开脱，也在情理之中。在仁宗对吕夷简宠遇不衰的前提下，对一个于宋室不无大功之朝廷重臣，晏殊维护作为宰相之吕夷简，而不是帮着女婿指责宰相，从而息事宁人，化解危机，这才是元老大臣之得体举措。

广州地理区位的空间优势在于：一是居于珠江三角洲地理中心，是这个极具活力的改革开放先行区域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二是位居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正在打造和具有新发展潜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广州是该湾区主要发展极之一；三是居于当今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最好的亚太区之中部，广州无论从交通还是从市场拓展看，均拥有进入国际市场较便捷的条件。

广州发展的要素形成条件较好。从人才是第一资源看，广州拥有广东省60%的本科大学及一半以上的高职高专学校，其中广东省的国家“双一流”的一流高校及18个一流学科都集聚在广州，省重点建设学科的三分之二也在广州；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广州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等于北京两倍半以上、上海的三倍半和深圳的九倍半，这使得广州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得以维持在一个领先的水平；与此同时，广州还是高校毕业生净流入的主要城市，在科技创新与国际化人才产出方面的条件居华南地区首位。相应地，一批国家、省的驻穗科研机构以及市属科研院所与高校一道，是广州科研成果培育及提供技术要素产出的重要基地。

5.2.4 大荔县核桃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初步完善，镇村两级管理站、信息网络、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作用的发挥，使核桃生产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与应用，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国际化交通网络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础条件。广州近年来加快国际航空航运枢纽及轨道交通枢纽建设，目前广州港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发生海运贸易，近年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全球第六和第七位；在旅游客运方面，2018年南沙将建成国际邮轮母港。广州白云机杨作为中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已开通国际航线149条、国内航线150条，开通航点超过200个，在国际民航组织ACI测评中持续位居“世界十佳服务机场”行列；广州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广州始发的中欧班列在2016年8月28日也已开出；广州轨道交通体系覆盖能力近年迅速扩大，市内地铁运营总里程截至2017年底已达到390公里，居全国第三、世界前十，日均客流量700多万人次，客流强度全国第一；在信息渠道上，广州地区拥有全国的最大地方传媒集团，又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互联网出口。

（3）广州城市治理水平和质量持续提升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2017年9月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7》，广州市总体排名位列前三名，其中“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一级指标排名全国第一；广州市同时获得了“法治政府建设典范城市”荣誉称号。广州市着力打造更为优良的包容性发展氛围和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多年获得包括世界银行和《福布斯》营商环境评价等评估在内的中国内地营商环境第一名；获得2015年4月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考核之副省级城市第一名；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机遇之城2017》报告中，广州居全国“机遇之城”第一位次；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的《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衡量生态投入与人类发展》中，人类发展指数，广州排名全国第一。

（二）广州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上必须克服的不足

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面向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未来的挑战和作为重要国家中心城市的责任，广州必须扬长补短，努力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走在前列。目前广州需要加快补足的“短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创新资源集聚还需增强

创新是国际一线城市的基本属性，是保持城市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从1985年至2016年12月，广州累计获得发明专利受理数126903件，其中2016年当年就有31892件，占20余年累计总数的1/4，当年增幅高达58.8%，增幅领先国内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而截至2016年12月的累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数为38322件，其中2016年当年获发明专利授权数7669件，占累计总数的1/5，当年增幅为15.7%，增幅列国内第三。广州作为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业态创新居全国前列，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在2015年增长3.7倍基础上，2016年又同比增长1.2倍，遥遥领先于全国的增幅（38.7%），达到146.8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499.6亿元）的29.4%，占全省的64%。

但是，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比较，广州的创新力还有提升的空间。如广州市“十三五规划”拟定2020年R&D经费投入强度目标值仅为3%（上海提出3.5%以上，深圳是4.25%），广州企业创新力主体地位尚有待做强。在发明专利获得授权方面，广州截至2016年底的累计数居国内城市第六位，其中2016年当年获发明专利的数量尽管创历史新高，但横向比较相当于上海的38%和深圳的44%，仍然居国内城市第六位（参见表1）。

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城市科技创新力的一个重要指标。2016年，深圳这一比重为4.04%、北京5.95%、上海3.6%、广州2.5%、武汉与杭州都是3%，天津2.96%。随着2016年7月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正式根据新的国际标准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研发支出（R&D）计入GDP（国内生产总值），广州经济总量连续居全国第三达29年的历史被改写为2017年居上海、北京、深圳之后的第四位。

山洪预警指标FFG是指可引发山洪的时段降雨量，在美国通常是指1、3、6小时三个固定的时间段。需要说明的是：FFG是指预报河流断面上游流域上的平均雨量；由于山洪不仅与当前降雨有关，还与小流域下垫面条件、前期洼蓄量、土壤湿度等因素有关，在不同条件下，导致某一山洪沟发生洪水所需的降雨量也不同，因此FFG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需要估算的动态变化值。

2.国际交流能量还需增强

国际交往主要包括人、资本、文化的国际流动。目前广州常住人口中，外籍人口占比略超2%，而在中国城市中列全球城市首位的香港，这一比重目前达7%左右。从境外游客进入广州的情况看，2016年为861.87万人次，其中外国人329.68万人次。按入境游客人次统计的平均外汇收入，广州是727.7美元，全国是866.8美元；若仅按外国游客人次统计的平均外汇收入，广州是1902.5美元，全国是4265.9美元，可见广州通过境外游客特别是外籍游客获得的外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境外及外籍游客在广州的消费偏低。

外资集聚度能够从资本及资源配置上体现城市的国际经济交往程度。广州近年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在国内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居中等稍偏下水平（参见表2）。

文化交流在国际对话交流中具有广泛作用。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主要代表性城市。但由于多干少说和不予计较的文化特点，广州对外宣传的力度长期不足，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在国外的知名度有所弱化，其中因素之一是被以Guangzhou取代Canton为城市外文名字，没有意识到在国际社会等同于发生了城市更名，而未做“更名”的反复宣传⑳。

表1 国内6大城市截至2016年12月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单位：件）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城市 北京 深圳 上海 杭州 南京 广州历年累计数额 207375 111460 110195 48527 43988 38322其中：2016年 40602 17665 20086 8666 8705 7695

表2 国内部分城市2014-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额比较（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或统计局数据整理。

城市 上海 天津 北京 成都 武汉 苏州 杭州 青岛 深圳 广州2014年 181.7 188.7 90.4 87.6 62.0 81.2 63.4 60.8 58.0 51.1 2015年 184.6 211.3 130.0 75.2 73.4 70.2 71.1 66.9 65.0 54.2 2016年 185.1 101.0 130.3 86.2 85.2 60.0 72.1 70.0 67.3 57.0三年合计 551.0 501.0 350.7 249.0 220.6 211.4 206.6 197.7 190.3 162.3

3.城市产业结构还需优化

（2）广州拥有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良好现实条件

面对这个男人，紫云终于感动了。从初中时就跟在身后，又追随到上海，把恋爱当成终生事业，只追求一个人，紫云能不动心吗？这天晚上，林志没有离开紫云的房间。

城市的治理首先来自经济层面，作为城市资源的宏观调控方，需要更好联手企业实现全球博弈。关注与介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种责任。面对当代全球城市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并通过高端服务业发挥全球辐射力的情况，广州需要重点发展全球服务业，在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需要补短板。

表3表明广州金融业占比在国内一线城市中相对弱势，且广州“十三五”规划拟定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到2020年是12%，仍未达到2015年京、沪、深的水平，与伦敦20%左右和纽约30%的占比距离遥远；而上海目前拟定的2040年金融业发展占GDP比重的目标值是≥20%，已经直接挑战一线全球城市的金融地位。

全球城市是国际贸易枢纽城市。国际贸易是广州有传统优势的产业，但2017年广州进出口贸易额只分别相当于上海、深圳的30%和35%；特别在服务贸易方面，按2016年的国际服务贸易额统计，上海是广州的16.5倍，北京是广州的3.1倍。广州港虽然是国内第四大货物吞吐量的港口，但其外贸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偏低。2017年1-11月广州港外贸货物吞吐量仅占总吞吐量的22.9%，远低于同期上海港外贸吞吐量占比58.1%和深圳的78.4%。

表3 广州金融业占GDP比重与北京、上海、深圳的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各市金融管理机构或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计算。

比较年份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2015年 17.1 16.2 14.5 9.0 2016年 17.1 17.3 14.8 9.2 2020年（计划） 18.0 20.0 15.0 12.0

四、以全球城市为目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确立开放优势领先的全球城市目标

（3）全面建成（2050年前）：全面建成高水平全球城市，重要指标与全球一线城市基本对接，提前达到2050年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对广州率先引领的要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功能全面发挥，经济实力居国际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达到发达国家先进城市水平，人均GDP达10万美元以上㉑；产业结构层次与国际一线城市基本看齐，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水平领先；国际商务活动层次高，营商环境居国际先进水平，成为跨国公司总部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国际商流、物流、金融流、信息流、人流高度活跃，卓著的全球商务枢纽、国际航运和航空枢纽、国际经济与科技创新枢纽、国际文化信息交流枢纽功能全面实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领先，环境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重要枢纽型节点城市效能，在主要的全球城市评价体系中进入全球前20名。

2016年8月4日，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广州要“坚持开放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和区域合作，构建全球城市网络重要节点”。2016年12月，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18年2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了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

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即全球城市的总目标的内涵是：以强化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建设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为依托，围绕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核心功能，做强全球商贸中心和国际商务枢纽、国际航运和航空枢纽、国际经济与科技创新枢纽、国际文化信息交流枢纽，完善中心城市治理体系，成为重要的国际枢纽型网络城市，建成总体素质优越、开放优势领先、具有充分活力的全球城市。

2.广州全球城市目标战略的实施步骤

（1）起步阶段（2016—2020年）：根据党的十九大对21世纪上半叶中国发展阶段的新划分，拟订实现2035年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对接的思路与规划，并奠定2050年远景目标的基本架构。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中，初步发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协调引领作用和重要发展极功能；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商务服务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航空航运枢纽及轨道交通枢纽的覆盖面和运营力显著增强，城市创新力有新的增长，国际交流对话能力有效拓展；城市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环境生态质量持续改善，宜居宜业环境居国内前列的地位更加巩固。

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4周的治疗，之后进行C14检查，对患者治疗后的C14检出率进行统计，详细记录幽门螺杆菌转阴时间、溃疡消失时间与症状的缓解时间。对患者的胃镜检查效果进行评估，按照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进行表达[6]。其中痊愈：溃疡于周围炎症全部消失，显效：溃疡面消失，炎症存在，有效：溃疡面积缩小一半以上，无效：溃疡面积缩小在一半以下。

（2）基本建成（2035年）：成为对全球资源配置有较大影响力的准全球城市，率先提前达到国家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对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国际性航空航运枢纽地位稳固，经济实力增长显著，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以上，现代大都市产业体系基本建立，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商务中心之一，拥有亚太乃至全球重要的商贸、金融、物流、信息平台；城市文化软实力、创造力、传播力显著增强，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合作频繁活跃，成为国际会议、展览、论坛、体育赛事和大型文化活动等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主办地或承办地；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引领地位凸显，国际化人才、资本、技术和国际企业总部集聚度持续增强，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亚太区重要枢纽型节点城市功能。

1.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即全球城市的总目标

（二）广州建设全球城市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举措

1.着力创造条件提升全球经济要素的配置能力

（1）开辟国际商务服务的新路径。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应该进一步提升视野，向国际商务枢纽转型。一是构建第三方服务的平台与机制。要从主要从事“中—外”贸易，向同时拓展“外—中—外”和服务“外—外”贸易转变，使广州不仅发挥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作用，也发挥服务全球各方贸易的第三方平台作用，这对于广州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深度介入，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形成一批运营国际商务服务的企业。发挥广州电商外贸优势，引导一批企业分离商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业务，形成开展专业化国际商务服务业务的企业群体，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多语种、全方位的国际商务服务体系，在鼓励外资进入该领域发展的同时，培育植根本土的大型国际商务服务集团。三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目前，广州南沙被定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南沙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以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和创新型门户枢纽为抓手，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相匹配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机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高端资源集聚与辐射的中心枢纽，建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撑作用突出的广州城市新核。争取在2020年前后，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和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的“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意见，加快建成自由贸易港（区）。

在外资进入规模增长的同时，广州市吸引外资的来源地结构存在以下特点：一是香港地区始终是广州外商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这与广州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以及人文因素相近等密不可分。二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实际投资金额也常年名列前茅；三是欧美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在广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仍然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四是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广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已崭露头角。

（3）国际资源配置要重视外资在广州的集聚度。广州的外资利用规模、利用范围，均与广州目前的经济规模和丰富的行业门类不对称。要着力开拓利用外资的渠道和领域，提升国（境）外优质企业、优质资本在广州的集聚度。一是紧扣广州建设国际航运航空枢纽的战略，不仅引入国外航运航空企业设置各类总部或基地，而且应当开放航运航空港的建设项目，形成基础建设中的多元投资格局，为后续运营主体的多元化的顺利过渡创造条件。二是对外资引入时不仅关注世界500强，同样应关注新兴产业和国际商务服务类等我方相对需要加快发展的领域，或者我方需要补足的短板。三是引入国外优质的高等教育机构，目前在深圳、汕头、珠海等省内城市已有国外或境外高等学校进驻办学（合作），广州更需要选择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高端人才培养，选择时应该考虑学科结构符合广州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避免过多长线专业设置。

2.增强本土企业实力夯实开放发展的内生基础

企业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城市的资源配置实力需要通过企业实施，并取决于企业整体实力。增强企业实力对广州尤其重要；企业实力增强包含两个方面：企业做大和企业集群的做大。因此，我们不仅要鼓励和引进外资与内资的大企业，更要鼓励和支持本土中小企业成长。我们注意到东京在2014年的规划中并没有涉及大企业的指标，却特别提出帮助更多中小企业进入增长中的行业，以及帮助它们扩大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量目标。

广州增强本土企业实力的工作重点是：一是要鼓励单个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上规模，在治理水平方面上档次。目前除了广州市占比特别高的个体户不愿意转型为法人企业，以致法人企业数量明显低于北京、上海、深圳外，还存在着法人企业研发机构设置比例不高的问题。按照一般规律，企业的公司化水平越高、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有必要和可能设置R&D部门，所以需要政策激励企业转型升级。二是对于中小企业比例肯定远高于大企业的情况，组建成熟的产业网络，帮助中小微企业借助产业网络的协同关系，分解自身的非核心业务和非主要功能，以利突出凝练自身核心业务、核心功能的市场竞争力。在这种产业网络结构中，不仅实现中小微企业提供相互服务，而且发展了大批专业服务机构，这种专业的深化的服务机构可以大大提升企业获得服务产品的质量，政府也可以加强产业网络体系的组织和政策指导，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和增进效益。

3.全面扩展国际性枢纽型网络城市功能

（1）注重航空航运枢纽的国际性市场主体建设。其重点是要特别加强总部经济的布局，大力引入国际性航空、航运企业的总部（区域、职能等总部），以及围绕航空、航运业务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总部（如维修保养、航运航空金融、物流等商务服务业总部）。目前在开发建设阶段，如南沙港口，主要依靠国企，今后则需要更多引入国际企业的总部驻点并参与经营，以提升这些交通枢纽的“全球”属性。

（2）围绕航空航运枢纽功能，打造国际协作平台。基于中国致力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促进正和博弈关系和包容性发展，同时也提升广州的全球地位，广州这个国际航空航运枢纽需要及时谋划建立一定口径的国际航空公司、机场的合作机制，国际航运公司、港口的合作机制，国际航空航运大数据处理的共享、合作机制，国际航空航运商务服务体系的共享、合作机制，国际城市快捷公交体系的交流、合作机制，等等，并着力发挥组织引领作用。

（3）加强作为全球城市的内外疏通效能。全球城市的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体系，不仅对其外部世界的联结是必要的，而且对其内部的城市运作也是必要的。许多全球城市的市内交通线路、站点设计都考虑了国际性来客的感受。对长期定居的市民，纽约等一些全球城市为此还在规划中把缩短平均通勤时间的目标数值加以确定。所以，要既优化规划布局，又优化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发挥综合交通网络输送能力，完善区域主要交通枢纽的承接转送能力，降低运输、物流和人们的出行、中转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4.建设国际经济贸易能量更强的全球城市

首先，在广州电商外贸领先国内的情况下，继续做大电商贸易企业实力，发展相关企业集群，发展配套的智能化、规模化的第三方物流基地，鼓励、支持本土电商外贸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仓，发展海外配送体系；同时在本土进一步鼓励服务于电商外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牵头拟定和完善电商外贸的有关规管体系（标准），争取奠定在该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要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深化发展，做好服务贸易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在做大国际服务外包（性质属于服务产品的加工贸易）的同时，要着力培育自身知识产权的服务产品的对外输出（即一般贸易意义上的服务出口），前者的重点可面向港澳、欧美，后者的重点可针对东南亚、西亚中东等地，特别是沿海上丝路的商贸环节及基础设施建设环节进行拓展。

再次，要构建更完善的国际贸易合作机制。围绕海上丝路的概念，着力扩大与海外空港、海港城市的合作关系，建立互惠互利的商贸运输物流的合作组织，形成企业间、行业间、口岸间的合作纽带，发展外贸合作机制，减少贸易摩擦。

5.持续增强城市国际文化开放交流的能力

（1）重视广州独特文化基因，加强城市对外宣传工作。广州在国内一线城市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且已经明确“十三五”期间要“培育世界文化名城。”从两千年的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所孕育的商贸文化，到近40年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文化观念；从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和民主共和文化，到百年间的现代红色革命文化；从古代南越历史悠久的岭南文化传承，到当今全球视野的多元、包容性文化，广州具有的这样丰富的综合文化素质，在世界城市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文化与宣传具有内在的天然联系，建议全市所有区局级的官网，全面实施中英双语网站建设；各区文化旅游网站的设置应该按照至少“双语（中文简体+英语）+繁体汉字”开设，并鼓励增加其他外语语种（特别是南沙、黄埔、天河、越秀等区）。在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对外宣传中，须注意处理好“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和多元包容性和谐文化的并举关系。

（2）改造提升城市文化国际显示度。从大文化概念出发，推行“文化+”模式。全面引导各行业对文化的关注和运用，从城市建筑风格、地标地名、公共服务窗口对国际语言文化的运用、文化创意产业及其对其他产业的改造与渗透；加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拓展，组织粤文化产品（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产品）的国内外巡展等等；以文化的整合推广增强广州城市文化凝练与抱团，增进对国际旅游者的吸引力，建议组建文化旅游委员会，整合文化与旅游的资源和管理力量，做强配套服务，实现文化推广和国际旅游收入的双赢。

（3）做大国际会议会展的影响力。国际会议会展是开展国际对话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广州与国际一流会议会展城市如法兰克福、汉诺威、芝加哥等，在举办国际会议会展的数量和档次上，有很大差距。总体上，广州要做强国际会议会展，还需要多方面努力。一是国际会议会展运营企业的水平需要加快提升。需要引入国际一流会展企业进驻广州，尽快使广州跻身国际一流会展城市的群体。二是需要完善广州会议会展核心区的交通枢纽建设。吸取国际著名会议会展城市在打造会议会展中心的交通、信息便利度方面的经验，反思广州前期对琶洲会展区的交通枢纽构建不到位的问题，加快构建良好的服务会议会展区的交通枢纽。三是继续积极争取国际重要会议会展的举办机会，特别是重大的品牌会议会展。四是开创新的常设性国际品牌会议会展。要参照国际性品牌会展的专业化趋势，立足构建代表当今世界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的新型品牌会展，以及符合广州定位的品牌会议会展，如创办世界智能制造、知识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会议会展品牌等，争取在全球会议会展的舞台上扮演新的重要角色。

6.进一步提升国际城际合作层次

在全球城市体系进入网络化时代，城市间的关系进入重组期。在传统的以地域范围划分的城市群之外，新成长起基于网络联结而形成的不同层次的国际城市组团，即跨越地理区域局限的新城市群，“物以类聚、城以群分”的新状态愈益明显。广州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任务，在于加强与全球主要的枢纽型网络节点城市的紧密联系，并以进入全球高端城市群组的实际绩效，占领世界开放经济格局的制高点。

一是要与居于世界城市体系前列的全球城市之间建立更多有显示度的交流与合作项目。比方创办全球城市国际对话会一类的活动，并且除综合性项目外，借力《财富》论坛一类具有全球商界、政界影响力的高端论坛，还可以多设专门性项目，比如“全球城市金融对话”“全球城市商会年会”“全球城市文化交流”等项目。二是持续优化广州的友城结构，并建议开展与全球主要城市或友城之间对等的人员交流项目。人员交流可以是双向对口交叉挂职，也可以是人员数量对等但岗位不对称交流，还可以是总量大致对等但国别不对等进行交流。三是把构建国际科技文化交流与引领创新的门户枢纽作为南沙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功能之一。建议在南沙搭建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城际资源集聚为底蕴的国际交流平台，创办一批交流项目，构建长效的交流品牌，以创新促交流，以交流促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门户枢纽功能。

注释：

①廖惠霞,欧阳湘.广州改革开放20年大事纪实(一)[J].探求,1999(2)：23-25.

②数据来源：广州年鉴,1989-1992年.

③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7.

④广州年鉴,1989年,1990年,1991年.

⑤王永平.广州改革开放20年回眸[J].开放时代,2000(2).

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5.

⑦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9.

⑧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5.

⑨海关新政惠及多个自贸区[J].沪港经济,2015,(12)：36-37.

⑩张钰洁.浅析广州南沙自贸区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现状[J].财经界,2017(4).

⑪庞波.浅议我国当前的加工贸易[J].北方经贸,1998(3)：54-55.

⑫广州市外经贸局.广州加工贸易轻型升级——广州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J].大经贸,2009(6)：34-35.

⑬鲁政委,李苗献,蒋冬英.中国加工贸易政策：演变与反思[J].金融市场研究,2016(8)：21-26.

⑭张云.开发区30年模式变迁[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1226/17185690802.shtml.

⑮此处及前面相关的外资利用方式的数据，均由作者根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⑯朱名宏,伍庆.广州蓝皮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6)[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⑰廖惠霞,欧阳湘.广州改革开放20年大事纪实(一)[J].探求,1999(2)：23-25.

⑱广州年鉴,1992年.

⑲《新华每日电讯》2018-3-8.

⑳对于地名的历史译法,如果已经深入国外人心,是不宜变更的;Canton已经是广州千年商都的国际名称,比HongKong(香港)这种外文翻译的名字要悠久得多.广州其实是不应该在外文中更名的.

㉑本文涉及经济总量或人均GDP以美元测量的标准,均以当前美元价格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