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促进香港、澳门发展与内地发展紧密相连的特别使命，这是与我国其他区域发展战略在定位上的显著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是其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所在。在“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下，如何让湾区城市融合发展，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经济效益、释放更强功能、承载更大使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为对这一挑战性命题的回应，本文主张如下观点：第一，以开展科技创新区域合作为突破点，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聚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融合发展进行破题的着力方向。第二，相较于破除经济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一体化融合的制度壁垒，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一项阻力较小且更为务实的增量改革，它在创新型经济的共同目标上，不仅符合当前湾区城市的共同利益，而且也符合我国进一步发展崛起的战略需求，将为我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支撑。第三，以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构建创新型经济区域共同体为核心目标的湾区城市融合路径，可以倒逼阻碍创新要素流动、创新资源整合的制度环境与体制机制改革，这一核心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指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制度、行政管理等方面一体化改融合改革的方向。第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可以按照“创新走廊——创新环带——创新群落”三步统筹推进：第一步，全面推进广深创新走廊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第一道坚挺的创新脊梁；第二步，珠江东岸与西岸创新联动一体化，打造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第三步，以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进一步吸纳其他珠三角城市乃至泛珠三角地区，推动形成一个有层次、有梯度的湾区创新生态群落。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当前中国孕育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需求；第三部分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四部分在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思路；第五部分则聚焦于发展操作层面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路线图；最后是结语部分。

二、当前中国孕育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需求

从全球范围看，创新活动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在那些越是知识密集型的部门或区域内，创新集群的趋势就越显著（Fagerberg et al.,2005）。比如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金融服务等产业的全球领先者大都密集地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地区。从成因上看，创新的集聚特性与知识类型及传播、技术复杂系统、累积性学习、规模经济及社会网络机制等紧密相关，也与地理邻近性使得促进创新网络发展的文化认同、相互信任、教育体系、制度环境、劳动市场等多种支撑因素有关（熊鸿儒,2015）。一个或多个创新集群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的“极化”，且这种“极化”效应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辐射力，在地理形态上就可以形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所谓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指全球范围内少数能级最高的科技创新城市或区域集群，它是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和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是世界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和产生中心之一，对全球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根据全球创新数据机构2thinknow（澳大利亚智库）最新发布的2016—2017年度城市创新指数报告，在当前全球创新城市100强中，美国是拥有创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多达34个，相当于前十名中其他国家数量的总和，可谓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的“超级大国”。北美、欧洲构成全球创新网络的两个核心区，亚洲尚处于边缘位置，数量仅占18%。亚洲及其他地区的科技创新城市的数量和等级都处于弱势地位，亚洲支配型科技创新城市（Nexus Class，共有53个，北京排在全球第30位，上海排在第32位，中国香港排在第35位）的数量有9个，约为美国的一半。显然，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城市的数量和等级是该国科技实力乃至经济实力在空间上的直接反映。

德公公当即发怒：“糊涂至极！什么自焚？什么升仙？一派胡言！你身为他们几个的大哥、远字营营主，老四为人谋害，不思问案报仇，却相信异端邪说，说出如此荒诞不经之言，当真让我心寒失望！”

图1 2thinknow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100强的空间分布

图2 2thinknow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100强在主要大洲的分布比例

数据来源：2thinknow(2017).

从国际竞争层面看，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能够大为增强我国在全球国家竞争体系中的创新优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急剧调整和变化，全球创新空间和分工体系处于一次“大洗牌”的前夜。在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均加强了在相关领域的部署和争夺。由于创新驱动下的全球经济必定是不均衡发展的，即谁在创新领域做得好，谁就赢得了主动，谁就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赢得相对于别国的竞争优势，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更快，或是经济增长率要更高。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尽管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崛起，但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仍然通过政治和经济权力占据了供应来源和世界市场的资源，并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和新组织类型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进一步崛起发展必然要求加快孕育形成多个全球性的科技创新高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从而支撑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网络体系中最终占领领导和支配地位。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国家竞争体系中若不能占据创新优势，长期将难以步入世界政治经济权力格局的顶端。

注：本文为第六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题报告之一（有增删）。

从国内改革层面看，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载体支撑。激发和利用知识创造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引擎，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关口跨越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支柱所发挥的效用日益疲软：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已经结束。尽管仍有超过4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因为年龄、健康和缺乏教育而未能转移的人群。第二，一直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高增长率已经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而且这一方式的收益率在不断降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大力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意。深层次看，科技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因为支撑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和科技等，最难获得的和最难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就是科技。因此，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这样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和产生中心提供空间载体的引领性驱动。

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天时、地利与人和

“天时”方面，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期。历史地看，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形成与科技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继大伦敦地区之后，以美国波士顿地区为核心的纽约湾区，抓住了电力时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重大机遇，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20世纪中后期，以硅谷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领衔了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而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与此同时，这个信息时代也成就了日本东京湾区在创新高地中的世界性地位。21世纪以来，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全球创新网络正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新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在崛起。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板块转移，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具备孕育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所需的资源保障和市场深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它们可以一起成为中国未来在全球创新格局中抢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竞争区域。

“地利”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核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已经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都市圈，世界上没有哪个湾区如它一样同时具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香港）、高科技中心（深圳）、制造业生产基地（东莞、惠州、佛山、中山、深圳）、世界级的教育中心（香港有五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和世界级的物流和运输枢纽（世界物流量最大的区域，并有一个世界货运排名第一兼国际客运连接度世界前三的机场、三个世界排名前十的港口（深圳港第三、香港葵涌货运码头第五、广州港第七）。截止2017年，仅广州、深圳、东莞三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就接近15000家，拥有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创新、广汽集团、广药集团、金发科技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龙头企业。根据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公布的全球创新活动群落100强，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具有综合创新优势的东京—横滨地区，而圣何塞—旧金山（硅谷地区）则以“计算机”领域的创新优势位列第三；广州排名第63名（Cornell University et al.,2017）。上述情况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领域已经占据一席之地。

可问题是，白天明这个人不但好色，而且好赌——跟死了的烂眼阿根一个德性。对了，他长得就像烂眼阿根，虽然白天明的母亲始终保持沉默，但大家都说他就是烂眼阿根的种。说来也奇了怪了，白天明和张翔感情特好，和亲兄弟没有啥分别。他打了一年工，工钱一半进了洗脚屋，一半进了赌友们的口袋。所幸的是，他们返村的前一天晚上，白天明手气不错，终于能够口袋里装着千把钱回家，但比起苏秋琴那摞钱来，就太小巫见大巫了；他非但拿不出手，也怕拿出来“遭毒手”，让苏秋琴没收了。这可是白天明的“保命钱”，他还要靠它赌上一个长长的春节呢。白天明拿不出钱来，苏秋琴也不难为他，说行啊，那我们就各过各的吧。

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是一个共享、开放的创新经济城市群，具有很强的吸附和辐射带动作用，这样位于环带沿线周边或延伸端开放度高、有产业配套和技术吸纳能力、创新要素和产出密集的其他珠三角城市、粤东西北城市乃至泛珠三角区域，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下，就可以逐步被吸纳进入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一个有层次、有梯度的大湾区创新生态城市群落。

（二）挑战：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体制障碍

创新资源国际竞争白热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充分学习德国经验，纷纷采取措施从传统的“泛金融化”发展模式向科技创新及经济“再实体化”进行转型。2010年以后，伦敦大力实施“迷你硅谷”发展计划，全力打造东伦敦科技城，仅2011年，就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将总部设于东伦敦科技城。伦敦已成为欧洲成长最快的科技创新枢纽。纽约亦然，正在崛起为美国东岸的科技重镇，并力图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之都（杜德斌、段德忠,2015）。在当前以科技创新推动全球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下，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均加强了在创新相关领域的部署和争夺，资本、高科技人才（包括从事科研的科学家）、科技企业等高端创新资源不断回流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显著，国际交流与人才流动障碍、跨国专利诉讼、高技术出口限制等新形式的国际“封锁”日益频现。

稀缺资源地方争夺无序化。深层次看，科技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因为支撑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和科技等，最难获得的和最难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就是科技。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吸引稀缺的高素质人才、资本、企业家、高科技企业等创新资源落地本地，各地政府在财税、土地、产业、人才、研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层层加码，财政投入持续加大，目标预期不断攀高，各种名目的高科技孵化器、众创集聚区、新兴产业园区遍地开花。不断升级的地方争夺战可能滋生创新发展“大跃进”的浮夸之风和科技产业的“市场泡沫”，从而对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转型的社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湾区内部差异壁垒化。由于粤港澳三地经济体系、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生产要素、人员、资金等各类要素仍然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科创研发与产业布局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穗、深、港三地“龙头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地方本位与制度壁垒导致湾区城市资源整合的一体化进程缓慢。此外，内地在经济、社会、科技管理领域形成的“内外有别”的管理体制，直至今天，在国际人才(包括学生)来华学习、就业、生活、发展等方面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在国际组织、大学、科研机构来华“落户”与开展业务等方面仍有着种种限制，在国内人员、企业和各类机构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乃至到境外、国外活动与发展等方面，仍然受制于一些僵化乃至过时的规定，不利于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都亟须改变。

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思路

（一）聚焦湾区一体化，强调坚持穗深港三极引领的协同创新模式

推动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走向世界级一流创新型湾区的关键一步，而走好这一步，在强调城市之间保持竞争以激发发展活力的同时，更须在省级乃至国家层面加强广州、深圳、香港三个“极”的协同创新合作体制机制。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首先要明确的基本战略模式，也是区别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依赖于北京、上海这样单一中心极引领发展路径的最重要方面。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上，从单区域独立创新向跨区域协同创新转变愈发成为显著趋势，即科技创新越来越不局限于单个城市和地区，而是更加注重不同城市和区域的协作，形成典型的创新城市群。从国际经验上看，这种创新城市群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核心城市以较强的辐射力带动周边城市发展，通过在国际大都市周边形成创新群落，推动了区域整体创新。比如，伦敦依托生命科学等领域较强的创新优势，与周边牛津、剑桥地区紧密协作，形成了英格兰东南部生命科学研究“金三角”。纽约则依托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优势，与周边波士顿、华盛顿等地区有机协同，形成了美国东海岸创新集群。二是不同区域发挥各自优势错位发展，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城市群。以德国柏林地区为例，柏林市与周边的勃兰登堡州实施了“联合创新”战略，建立了5个两地共建的创新集群，涵盖生命科学、创意经济、交通、新能源、光学等领域。从中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创新集群的可行路径就在于首先促成穗深港三极的创新联盟，再以三极创新联盟带动澳门、东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等其他城市协同发展，从而推动大湾区整体创新。

（二）聚焦官产学研用一体化，全面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体制机制

简言之，从深港、广佛、珠澳的三个同城化开始，扩大范围并形成相互交融，以协同创新城市群的方式促进实现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最终形成“广州—东莞/惠州—深圳—香港—澳门/珠海—中山—江门—佛山/广州”的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

（三）聚焦重大科技前瞻布局，统筹建立一批匹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国家实验室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必然是原创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从美国经验看，国家实验室始终是美国国家意志和战略的坚定体现，是连接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重要桥梁，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地位。当前知识、学科、技术、产业、金融相互融合已成趋势，但我国较为封闭的国家实验室管理体制以及较为传统的科研布局，愈发难以适应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时代要求。按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级水平、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立足湾区有基础有优势能突破的原则，粤港澳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下，应聚焦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信息科学和技术、先进制造和材料科学技术、南海科学研究等湾区有基础、有优势、能突破的领域，向国家积极争取支持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国家实验室，对标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型管理体制机制，拓展国家实验室与学术界、工业界的积极合作，引领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图3 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理论

注：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在深入研究“斯坦福大学-硅谷科技园”“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等创新奇迹的基础上提出的区域创新理论。

（四）聚焦新兴产业培育，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业集群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把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依托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等几条重要的交通连接线，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扩展至“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通过穗深港三极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吸纳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澳门等珠江西岸城市，推动珠江东岸与西岸创新环带一体联动，打造环珠江口科技创新产业高地，在此基础上，将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8K电视、装备制造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布局在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上。中央与地方合力培育与打造一批国际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科技产业集群，抢占全球高端制造与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

（五）聚焦引才用才育才机制，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人才是科技创新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能否培育、集聚和用好一大批优秀人才，事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成败。当前各地正在开展异常激烈的海内外人才争夺战，在创新人才高度稀缺的现实条件下，必须“引才”“用才”“育才”相并重，除了结合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升级人才需求，下大力气引进创新人才之外，也需要将如何培养内生的、适应于智能时代变革需要的创新人才放在更为重要的基础性重大工程予以对待。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为中心，一方面，在人才管理的体制机制上，要充分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人才理念和人才制度设计，从人才的培养、吸引、使用、服务等各个环节和人才评价、流动、激励、管理等关键机制上通盘考虑、系统设计，构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人才市场体系和快捷、高效、便利的人才服务体系，促进人才链与技术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对接，促进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要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重点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探索实施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多学科融合、基于项目学习、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品位的创新人才教育模式，考虑统筹设置一批以STEAM①教育和创新精神培养为主的中学，以及大力鼓励增设一批以科创教育为主、服务大湾区的新型大学/学院。

（六）聚焦统一人才市场，加快推进港澳居民在内地全面享有国民待遇改革步伐

以粤港澳人才流通促进港澳与内地民心相通。港澳居民在创办企业、就业许可、社会保障、公务员考试录用和事业单位聘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此次，广东应向国家积极争取更大的政策自主权，在港澳人才引进、创业、就业、永居、税收、金融、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改革，大力推动形成粤港澳统一的人才市场。

五、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路线图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具体路线图，可按照“创新走廊——创新环带——创新群落”三步进行统筹推进。

（一）创新走廊（近期目标）：全面推进广深创新走廊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第一道坚挺的创新脊梁

图4 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创建路线图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已于2017年9月22日经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实施。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相当于一条创新“项链”，“项链”上的各式“珠宝”就相当于在广州、东莞、深圳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型科学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科技金融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等的创新资源。

穗莞深合体串连成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可以产生很强的创新集聚优势，创新力量就从原来的1+1+1变成了现在（1+1+1）的N次方。广州、深圳和东莞，总面积约1.18万平方公里，却以占全国约0.1%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约6%的GDP；人均GDP 13.6万元，超2万美元，达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标准。特别是在创新经济方面已有良好的创新基础，聚集了广东六成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三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维持在60%或以上。2016年，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14805家，拥有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创新、广汽集团、广药集团、金发科技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龙头企业；实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624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3.2%，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显示了广东建设世界一流科创中心、比肩硅谷的雄心壮志，也有助于广深双核消除门户之见，走向融合发展。当前最为重要的则是根据规划要求，加快“一廊十核多节点”空间格局的建设，实现广州和深圳两大超级城市的创新连接，从而竖起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第一道坚挺的创新脊梁。

GB/T 4893.4—2013规定的试验方法，是一种经验性的试验方法，除了取决于该漆膜对上道涂层或基材的附着力外，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所以这种试验方法不是一种定量的测试方法[1]，其结果是评定结果。

（二）创新环带（中期目标）：珠江东岸与西岸创新联动一体化，打造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

目前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主要解决的是促进以广深为核心的珠江东岸地区形成紧密联系的一体化区域。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基础上，下一步可通过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首先，沿着广深港高铁这条极为重要的连接线，将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四个城市串联起来，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扩展至“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实现广州、深圳和香港三大城市创新资源联动，建立起穗深港三极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

①STEAM代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数学（Mathematics）。STEAM教育就是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STEAM教育理念最早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倡议。

湾区拥有国家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科研资源，如何架起知识创新与商业化之间的桥梁，让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湾区区域创新动力模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关键是要建立官产学研一体化、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官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现为行政链（由区域或国家政府及其机构组成，拥有政策支持、宏观调配和资源供给功能）、生产链（由若干组织化公司组成，拥有捕捉市场信息和资金运作功能）和科技链（由学术和研究部门组成，拥有知识生产及科技创新功能）“三链”缠绕在一起通过契约合作关系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联动模式（Leydesdorff & Meye,2007）。为此，要加快构建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体系，从政府主导、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企业参与的模式，转变为企业主导、院校协作、成果分享、政策保障的模式，真正建立起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要健全创新服务金融支撑体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金融、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研发、孵化、专利和产品交易等各类平台建设，加快专业化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提高科技创新向产业化应用的转化效率。

（三）创新群落（远期目标）：以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进一步吸纳其他珠三角城市，打造一个有层次、有梯度的湾区创新生态群落

“人和”方面，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一项符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共识的增量改革。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体系、四个支点城市”的格局，是其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所在。这导致粤港澳三地在经贸、金融、产业、基础设施等合作领域，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上各自为政、合作协调机制匮乏、重复建设乃至恶性竞争加剧等问题。以开展科技创新区域合作为突破点，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聚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当前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融合发展进行破题的着力方向，是一项阻力较小且更为务实的增量改革。科技创新区域合作之所以能成为打破粤港澳协同不足局面的重要抓手，在于它主要是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合作，可以避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等因素过多的影响。事实上，从利益需求看，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创新型经济契合当前湾区主要核心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随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加快实施，港深交界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及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加快建设，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

为此，要通过产业合作、“飞地经济”、城市联盟等途径，将环珠江口创新环带尤其是穗深港创新极的新技术研发优势、高科技产业规模优势和科技创新的制度性经验，向外围城市进行输出，全面提升整个珠三角地区庞大的制造业集群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吸纳效应和反馈效应，从而形成一个相互支持与依赖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利用河北CORS网络RTK得到所有控制点的高程，统计出和四等水准测量的较差，计算出每个控制点四次观测的平均值，以四等水准高程为真值，计算出所有控制点高程中误差为±28.78 mm，精度亦满足《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关于四等GPS高程测量的要求。

六、结语：广州拥有足够自信共同引领大湾区创新发展

深圳、香港作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创新极的实力与潜力有目共睹，质疑者少。但在过去几年里，广州的一线城市地位遭到了好几轮质疑，尤其在2017年10月“北上杭深”纪念邮票推出以后，广州被移除出一线城市的声音再度泛起。且不论广州的城市GDP总量仍然位居前列，足足相当于两个杭州的体量，也不论广州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科教资源丰富程度全国少有，就论广州目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最新发展成绩，就足以让广州拥有足够自信，与深圳、香港等创新极协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高地，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劲支撑。

作为中国三大通信枢纽、互联网交换中心和互联网国际出入口之一，广州互联国际出口带宽超2000G，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互联网出口，国际局电路可直达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支撑了广州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创业，2016年全年广州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近100%。伴随着枢纽型网络城市格局的日渐完善，全球创新产业、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加速在广州汇聚。截止2017年，广州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4742家，是2015年总数的2.5倍，增速居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根据《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7》（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7），广州在2017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总排名第四；四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名第三、创新环境排名第五、创新服务排名第六、创新绩效排名第四。可见，广州完全有潜力，也有实力跻身我国一流的创新型城市行列之中。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s)的形式对计量资料进行表示，采用t检验。以n和%的形式对计数资料进行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大湾区足够大，容得下广州、深圳、香港三个“中心极”。大湾区的“龙头”之争没有意义，穗深港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构建创新型经济区域共同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需要穗深港全面开展积极合作，一道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统一、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易知XN非负，当XN用浮点数表示时，有XN=2l(1+d)，其中l为指数，d∈[0,1)，则可以得到：

华觉明:按照目前的规定,一项传统工艺若要得到保护,必须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且有传承的谱系,我觉得不太完善。比如说谭德睿先生,他复原了古代青铜器表面镀锡的工艺。从现有的文物来看,镀锡的方法有液态的和粉末状两种。那么,有科学依据的工艺复原是不是传统工艺呢?所以说现有的规定有缺陷,没有注意这种情况。我认为,复原的古代技术也是传统工艺。

注释：

其次，沿着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等几条重要的交通连接线，将已规划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佛山（顺德）、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澳门与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联结起来。

百雀羚三个主渠道势必会出现三个价格体系，对于不同终端形式之间的冲突，线上线下的冲突不绝于耳消费者早已麻木。这种以渠道利益最大化布局的商业模式，仅仅是将消费者作为购买者，而不是商业链的关键一环。纵观跨国护肤品成名品牌，除了日韩品牌会为某一渠道特别定制外，欧美品牌始终会用单一产品载体对接消费者，始终虔诚地以顾客利益为原点展开市场与营销工作，通过顾客购买企业获取盈利。关注重点是在“渠道如何卖”，还是“顾客如何买”，其实就是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的差距鸿沟所在的终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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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提供的两套组件产能分别能达到5396m3/h及2083m3/h，两者配合达到最佳滤净效果。同时辅以传统混凝过滤技术、沉淀过滤技术、颗粒活性炭过滤技术，确保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可靠的饮用水。通过这一系列的过滤工艺，该水厂的出厂水质已经完全达到了国家最新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2]熊鸿儒.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J].学习与探索,2015(9)：112-116.

2.生动实践了党的群众观。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拜群众为师，运用基层经验和群众智慧，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用群众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才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如桃花桥社区移民小区通过“听民声、为民用、由民管、贴民意、顺民心”的“五民理念”推动老旧散小区的“居民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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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LARP准则的某土石坝运行期风险评价………………………………………………阿依古丽·沙吾提（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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