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品，政府提供是其重要来源。而对于政府而言，财政是配置资源的核心手段，因此政府在医疗服务中的资源投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故政府在某项公共品供给上的支出规模代表着政府在该项公共品方面的服务能力（Coleman，1975；辛方坤，2014）。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召开，习总书记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而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稳定。因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和预算公开改革的背景，研究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当前学术界对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研究较少，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影响。Habi（2001）发现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与地区竞争有利于提高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支出水平。李婉（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导致政府侧重于经济建设支出，而减弱教育、卫生等福利性服务供给。龚峰和卢洪友（2013）利用2002-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财政分权不利于地方医疗卫生服务的配置。辛方坤（2014）采用LSDV法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进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阻碍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速度。另一个方面是政府转移性支付对地方医疗服务能力的影响。吴旭东和王建聪（2011）通过对民族地区实证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于均衡民族和非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有积极作用，但是扩大了民族地区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田侃和亓寿伟（2013）运用197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医疗服务供给结果和成本两个角度，研究了转移支付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医疗供给的影响。李杰刚等（2013）利用河北省县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专项转移支付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崔志坤（2017）运用2002-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转移支付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水平。

高校内部审计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内审机构及内审人员在长期的审计实践中遵循的原则和理念、体现的形象和风貌以及与内部审计相关的行为方式、制度规范、物质实体、组织结构等因素的总和。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医疗服务能力的研究较少，且多是基于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视角的研究，而基于财政透明视角的研究较为缺乏。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表明，提升财政透明度是我国今后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从财政透明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周黎安（2004）指出地方官员具有经济参与人的特征，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支配权，财政激励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同时，地方官员还有政治参与人的特征，中央政府通过人事权来激励官员去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基于周黎安（2004）的政治锦标赛模型展开研究，就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通过付文林（2011）和刘剑雄（2009）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及官员通过扩大经济性建设支出、挤出卫生、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来促进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26日指出“人民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反映出当前政府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急迫性。而就政府如何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前提下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维护公众利益的问题上，申亮和王玉燕（2017）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发现提升财政透明度可以有效维护公众利益，降低政府和官员的异化行为。

（2）财政透明度（FT）。关于财政透明度，当前学术界较为权威的就是上海财经大学从2009年开始发布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每年的评估报告以发布年限的前两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评估，满分为1180分，然后进行百分制折合。根据8年的报告显示，我国各省份财政透明情况在逐年变好，财政透明度逐年上升。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将展开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和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关系分析。

三、研究假设

（一）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

3.加大肉牛人工授精技术的普及力度，使超过50%的种牛养殖户掌握该项技术，确保每一头发情种牛均能适时配种，提高种牛的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在财政分权体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下，我国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基于追求经济发展和职位晋升的双重目的，会降低国家治理水平、扭曲资源配置，将资源更多地投入于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减弱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性投入（谢芬和肖育才，2013；安苑，2014）。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越低。

（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

自新预算法修订以后，我国预算公开改革进入全新的时代。与此同时，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表明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提升财政透明度。财政透明度是指政府要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政府的结构、职能、政策意向、账户信息（George Kopits和Jon Craig，1998）。只有当政府的预算是公开透明的，政府才会在财政预算编制前广泛地听取民意，了解公众的真实需求，从而减弱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和盲目追求GDP的投资行为，最终加强社会福利性投入，满足人民健康生活的需要。同时，财政透明度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王少飞，2011；温娇秀，2015；肖鹏，2015），而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核心指标还有满足社会公共服务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是实现健康中国的根本要求。

综上所述，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提升财政支出水平（李燕，2016），满足人民追求幸福健康生活的需求。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越高，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越高。

（三）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

根据诸多学者研究，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提升，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能力也在随之减弱，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存在着很大的异化可能性。在官员委任制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下，同时缺乏成熟的监管体系，地方政府和官员出于自利和追求政绩的目的，会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投入，减少公共福利的资源投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黄寿峰（2015）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可以提升信息公开水平，强化权利监督，有效抑制官员的腐败。

（2）方法替换来检验稳健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财政透明度指标的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7-2014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财政透明度指标来自于2009-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其中，2009-2016年的财政透明度是基于2007-2014年全国31各省的数据进行评估的，反映的是2007-2014年31个省的财政透明情况，因此本文将选取2007-2014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他数据则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国家统计局、中经网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

具体变量名称及定义见表1。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着重考察当前财政分权、财政公开透明下的地方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一般来说，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用医疗财政支出规模来表示；同时，为了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将选取人均医疗财政支出（Medical）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1）财政分权（FD）。关于财政分权指标，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当前学术界对于财政分权指标的构建具有多种方法，并且都可以反应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本文参考傅勇（2010）、谢贞发和张玮（2015）等学者的做法，采取各省份人均预算内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各省份人均预算内政府本级财政收入+中央人均预算内政府本级财政收入）来作为财政分权（FD）的指标。

之所以采用财政收入来作为衡量财政分权情况，是由于对于医疗财政支出而言，中央转移支付是部分落后地区主要支出来源，由此利用财政支出来计算财政分权，不能良好地反应真实情况。因此，本文选择采用财政收入来计算财政分权，这样就可以切实反映财政分权对医疗财政支出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坚持以市场经济高效发展为需求导向的同时，要密切考量通航主客体在运营管控层面的现实压力，表明船舶主尺度尚且不能按照理论分析值全面放宽。

主要试剂与仪器：二甲基亚砜（DMSO）、尼罗红溶液(2 g/L尼罗红母液，稀释 100倍使用)、DL2000Marker，购于Zomanbio公司；植物基因组提取试剂盒，TAKARA；LRH-150生化培养箱、Infinite®200多功能酶标仪、Eppendorf 5804R冷冻离心机。

五是建立了社会监督制度。制定下发了 《天津市河道水生态环境社会监督员聘请与管理办法》《实行 “河长制”管理的河道“河长”公示牌设立工作要求》，全市共聘请社会监督员290名，设立河长公示牌400个。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共受理河道水环境社会监督投诉事项34件，办结率100%。

3.控制变量

参考崔志坤（2017）和储德银（2015）的文章，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1）人均GDP（gdp）。GDP反应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用人均GDP来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来研究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影响。

（2）城镇化水平（czh）。当前城镇化政策的推行，使得地方政府会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基础建设中去，从而对于医疗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削弱了地方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

（3）对外开放程度（mx）。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地方财政资源的配置，从而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4）财政收入（r）。一个地区的财政越富裕，那么其财政约束就越少，医疗财政支出就越高，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就越强。

（5）人口增长（rk）。以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示。

 

表1 变量名称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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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一，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在以上模型中，如果β1显著为负，则初步说明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医疗服务能力越低。为了检验假设二，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不过，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2007年8月份，在朋友的介绍下得以到北大当保安，有机会参加北大重大事件和赛事的一线保卫工作，比如胡锦涛主席视察北大、外国政要参访北大等安保工作，以及北京奥运会安保志愿工作等。

 

在以上模型中，如果β1显著为正，则初步说明财政透明度越高，地方财政医疗服务能力越高。为了检验假设三，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在以上模型中，如果β1显著为正，则初步说明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医疗服务能力的负向影响越低。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国家统计局、中经网数据库、wind数据库及《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数据范围选取为全国31个省（台湾、香港和澳门除外），数据时间为2007-2014年，这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09-2016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对于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给出。

通过MOSA求解面向广义能耗的调度优化问题的初始解，包括采用随机方式选取子批量的加工批量、工艺路线、工序选择的加工机床、刀具和搬运设备，以及通过先到先服务(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CFS)规则选取工序选择的夹具和安排子批量在机床上的加工顺序。根据上述方式生成调度方案的初始解R0，并通过广义能耗和完工时间目标函数计算柔性作业车间广义能耗F1(R0)和完工时间F2(R0)。

（1）地方人均医疗财政支出的均值为493.2，最大值为1538.66，最小值为93.15。这表明地方政府间的医疗服务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财政透明度的均值为29.303，标准差为12.559，这表明我国整体财政透明度不高，地区间的差距较大。

根据表2可以看出如下结果：

通过解读模型（1）的结果可以看出：

从表2可以看出，该面板数据中部分数据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为了降低数据波动对结果的影响，所有数据均取对数之后，再进行回归。

（二）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基准模型结果分析

与大班额的教学相比，小班化教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既可以提高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度，又可以增强班级凝聚力，营造良好的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氛围。在小班教学的背景下，探索合作学习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能够充分利用小班教学的教育优势资源，将出现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予以克服或解决。

本文主要运用stata14软件估计回归结果，在回归时为了避免变量数值波动较大，本文将所有数据均取对数后再进行回归，以消除变量波动对结果的影响。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上述模型均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之后进行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发现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因此，本文选择使用FGLS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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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分权均值为0.38，最大值为0.83，最小值为0.25，这表明财政分权差别程度不低。

（1）财政分权负向显著影响着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这验证了假设一，同时表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供给能力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这个结果与黄国平（2016）在《宏观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财政分权、城镇化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失衡》中的结果一致。它表明在当前我国特有的财政分权和政治相对集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官员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促进经济增长的基建领域，以实现完成绩效考核和职位晋升的目的，最终导致医疗服务能力的降低。

 

表3 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对地区医疗服务影响的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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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时观察控制变量，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也会随之上升，该结果与腾堂伟和林利剑（20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同时也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医疗服务水平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现状。

（3）对外开放水平负向影响着我国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这与陈硕（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4）城镇化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忽视了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

最后是五六条家乡的野鱼——麦穗鱼，不成风景，喧闹地追来追去。我也没在意，隔三差五，就有一条翻起白肚皮。两个月后，水安静了，也空了。

（5）财政收入正向影响着政府医疗服务能力。

（6）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的正向影响着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这是因为地区人口的增多势必会使得政府加大对医疗服务的投入。

通过解读模型（2）可以发现财政透明度正向显著影响着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验证了假设二，并且和李燕（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通过解读模型（3），可以发现财政透明度和财政分权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医疗服务能力的负向影响越低，验证了假设三。

2.稳健性检验

（1）指标替换来检验稳健性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将通过创建财政分权指标FD1=各省财政收入/（各省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张树剑，2016）代替 FD 来构建模型（4）、（5）、（6），见表 4。

政府预算公开为社会大众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监督政府的平台，同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得政府政策可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张琦和张娟，2012）。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还可以降低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刘佳，2015），降低官员的腐败程度（李春根，2016），提高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从而减少财政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及官员自利和机会主义行为，最终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合理地分配资源，满足民众追求健康、幸福的真实诉求。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医疗服务能力的负向影响越弱。

随着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不断深化和推进，财政分权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首先，财政分权会降低公共部门的供给效率（Bardhan和Mookerjee，2000）；其次，财政分权会扭曲公共产品的供给，拉大经济和收入差距（马万里等，2013；储德银等，2015）；再次，财政分权会引发地方政府寻租和恶性吸引投资的问题（Fan、Lin和Treisman，2009；邓玉萍等，2013）；最后，在传统绩效考核标准和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会减少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供给（Qian和Roland,1998；傅勇和张晏，2007）。

前文通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的面板数据回归，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认为接下来采用修正的标准差（PCSE）进行回归较为合适，回归结果为（7）、（8）、（9），见表 4。

通过表4可知，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财政分权、财政透明以及交互影响项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与前面基准模型回归保持了一致；控制变量也基本保持稳定。因此，该模型设定较为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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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国情，研究如何在财政分权和预算公开的体制下提升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本文首先对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医疗服务供给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抑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其次，通过对财政透明与地方政府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最后，基于我国实际国情——财政分权体制和预算公开，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对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有效控制财政分权对地方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实证结果并结合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抑制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主要现状是不合理的财权、事权划分和不健全的官员晋升机制，同时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核心就是提升财政透明度。当前我国财政透明还处于起步阶段，预算公开机制还不健全，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的医疗服务能力，需要我们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合理划分财权事权、健全官员晋升机制。故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宝玉爹如此一说，倒把喜姑的脸说红了。她略带娇嗔地说，人家这不是想向你老人家拜师学艺嘛！接着又说，我听人说，你演《黄鹤楼》里的刘备，脸上可以表演一边笑，一边惊慌，是真的吗？

（一）完善预算公开制度

1.完善法律基础和制度建设

政府要推进法律机制建设，细化预算公开的法律法规，同时要将预算公开环节设定为法定环节，让预算公开有规范的法律依据；此外，政府要建立健全预算公开的问责和奖励机制，对于那些不按照规定公开预算的政府要切实落实责任追究并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同时要对积极公开预算的政府进行相应的经济和荣誉激励。

2.利用“互联网+”渠道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的预算公开渠道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开通微博、微信以及创建论坛等新媒体形式来发布预算信息，同时预算信息处理要做到“亲民化”，例如将预算信息处理成图片和表格。

3.加强预算监督

预算公开要求公众加强监督，只有加强预算监督，预算的公开机制才会更加完善。一方面，政府需要完善人大监督机制。当前我国人大召开时间和预算年度之间存在两个月的间隔期，这要求我们政府要在就预算年度结束前编制好一份“临时预算”，然后由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审核监督。另一方面，需要激发社会大众的监督热情。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要加大对于预算的关注度，及时报道预算公开信息，引导社会大众参与预算监督。

（二）完善官员考核机制

当前我国官员的考核机制仍然是GDP考核机制，虽然当前我国已经实行绿色GDP考核机制，但是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地方GDP的发展。这种考核机制仍旧促使地方政府将资源倾斜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挤出了医疗财政支出，降低了地方政府医疗服务能力。因此首先，我国应当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满意度评价体系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中，使得社会大众可以参与对官员的监督，从而切实满足人民健康生活的需要；其次，降低GDP在考核机制中的地位，将政府官员晋升与GDP指标相脱离；再次，进一步完善官员选聘评价机制。最后，进一步深化基层民主，发挥社会大众的监督作用。

调查显示，城市学生的身高、体重、坐高、胸围、肺活量等指标高于农村学生，与杨旭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城市学生的营养状况好于农村学生有关。农村学生的握力、50m跑、立定跳远、耐力跑、肌力、坐位体前屈等指标好于城市学生，与顾昉等[5]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农村学生除学习之外，还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有关。

一些诸如温度、压力等的外部因素也是造成供水管漏损的主要原因。由于水管管道材质和接头材质不一样，当温度变化时，在水管接头部位产生的轴向应力极易造成水管漏水。当水管中发生水锤现象时，瞬时高压和负压也极易导致水管爆裂，发生漏水现象。另外，即使在水管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压力越大，其漏水量也越大。国际水协对供水系统的“水平衡”进行了详细分类，如图1所示。

（三）合理划分地方财权和事权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过多地承担着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据统计高达80%以上），然而地方政府所具有的财力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例如：2015年中央财政收入69267.1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83002.04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5542.1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50335.62亿元。地方政府的财权明显不能满足事权支出的要求。因此，政府需要：一是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当前我国在法律上对于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划分是缺失的，我国需要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来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二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将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下降到50%以下，将全国性共同事物的事权划归中央，地方性事物的事权根据收益和便宜度合理分配给各级地方政府。三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阶段，要根据政府实际情况合理调整事权范围和财政收支范围。

立足于吉林省对服装人才的需求，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应主动适应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结构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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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储德银，韩一多，张同斌.财政分权、公共部门效率与医疗卫生供给[J].财经研究，2015（5）：28-41，66.

[3]龚峰，卢洪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3（9）：42-51.

[4]谢贞发，张玮.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荟萃回归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5（1）：435-452.

[5]崔志坤，张燕.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J].财政研究，2017（5）：24-37.

[6]谢芬，肖育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基本服务均等化[J].财政研究，2013（11）：2-6.

[7]刘小勇，李齐云.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15（4）：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