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的阶段，虽然目前已进入经济“新常态”，但其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位居前列。而经济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甚至已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身体质量却在逐年下降。环境污染会加大极端天气发生的频数，导致稀有物种灭绝；不仅如此，环境污染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会引发社会矛盾，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2014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在参加排名的178个国家中位列118位；同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空气质量报告显示，中国仅有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中国的雾霾天气、自然灾害、水土流失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充分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2001-2014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1166.7亿元增加到9575.4亿元，增长已超过8倍，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57.14%，这样的增长速度甚至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其占GDP比重从原来的1.06%上升到现在的1.51%。2014年，北京、河北、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为624.4亿元、455.5亿元、562.3亿元、880.6亿元、474.2亿元、428.7亿元、823.8亿元，其总额为4249.5亿元，约占全国的44.4%。由此可见，污染治理投资主要集中于高污染省份。

二、文献综述

环境污染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Grossman（1972）认为健康不仅能作为具有效用的消费品，而且是可带来收入的投资品，这印证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Jerrett（2003）、Narayan（2008）等认为环境质量与个人保健支出呈反向相关关系，当环境质量越高时，我们的个人保健支出就会越低。Neidell（2004）、Ou（2008）、苗艳青和陈文晶（2010）等认为经济社会底层对环境污染是最敏感的群体，当环境污染影响到身心健康时，他们更能代表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沈能（2012）、包群（2013）、Halkos（2013）等均认为GDP是环境污染的门槛变量。而本文研究的是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更进一步地研究经济增长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拐点和极大值点问题，最终在治理环境污染中选择经济政策时，提出合理的建议。

在相关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方面，政府在污染治理中有着领导作用，政策的执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性。朱军（2015）认为“污染税”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而且持续时间长。而与之相反地，熊波、陈文静等（2016）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对空气污染治理的质量不仅具有门槛效应，而且具有极强的倾向性，对于目前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极微。余长林、高宏建（2015）研究认为政府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存在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通过减少政府经济活动降低环境污染，而另一种机制是通过扩大隐形经济加剧环境污染。更具体地，吴军（2009）以废水排放中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研究对象，利用LM生产率指数将环境因素纳入TFP分析框架，对TFP进行测算。黄菁（2010）认为环境保护投资对于废水和二氧化硫减排作用显著，而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远不足以控制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进一步地，黄菁、陈霜华（2011）实证结果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这说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具有政策效果，其具有时间滞后性，是回报慢的长期投资，需要坚持。

在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张可、汪东芳（2014）对2002-2011年中国283个城市进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经济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对于经济集聚具有抑制作用。更深入地，Vinkanen（1999）、Frank（2001）、Verboef和 Nijkamp（2002）等人验证了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工业集聚。闫逢柱（2011）、李伟娜（2010）等研究环境污染与中国制造业集聚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刘习平、宋德勇、张可和豆建民（2013）等认为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消耗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Hossein 和 Kaneko（2013）、Qian（2014）、吴玉鸣（2012）、马丽梅和张晓（2014）、高爽（2011）、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等均认为环境污染存在负面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验证方面，彭水平和包群（2006）、符淼（2008）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证明中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是否符合该曲线。Carson等（1997）、Gale和Mendez（1998）认为经济发展会使环境污染单调减少。而与此相反的结论有，Panayotou（1993）、Cole（2004）、包群和彭水平（2006）等认为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

无机锚固胶：采用NK尼高无机锚固胶，相关安全性能指标和工艺性能标准应符合GB 50728—2011《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第4.2节和第4.8节中Ⅰ类A级胶的规定，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JGJ/T 271—2012《混凝土结构工程无机材料后锚固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其中，Wij=Wji，对角线上的元素W11=W22=W33=…=WNN=0，Wij=Wji，此为N阶对称矩阵。然后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行标准化（row standardization）处理，即将空间权重矩阵中的每个元素（W^ij）除以其所在元素行的总和，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行的元素之和为1。

三、数据来源与矩阵建立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靠性与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区间为2007-2011年，跨度为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所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局、中国城市生活与价格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进度数据库、北京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等。从中收集到的数据有氨氮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GDP、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和人口密度。而科学技术支出、环境保护指出、交通运输支出、建筑业总产值和金融业总产值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来源可靠，表1为相关变量的初步分析结果。

 

表1 变量初步分析

  

注：作者通过stata14输出结果整理得到。

 

?

（二）空间权重矩阵

学校管理采取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管理模式。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同形成一个管理团队，大学主要负责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提升及课程教学方面的专业指导。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学平台中的一种模式，即正向合作模式，通过龙岗区人民政府与大学合作实现公对公的办学。它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立的一所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专业诊断评估，目前运作良好。

 

其中，n为时间总数。因而W1、W2、W3、W4中的元素组成的矩阵为：

 

综上所述，大多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政府政策方面，还有就是对于EKC曲线的验证，而本文重点在于环境污染的经济政策选择方面。

 

最后经过行标准化的空间矩阵为：

 

四、环境污染空间自相关检验

c。首先对Moran's I和Geary's c进行定义如下：

 

 

在公式（5）中为研究省份数（n=31），-1≤Moran's I≤1。当 Moran's I＞0 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即地区与地区之间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而当Moran's I〈0时，表示空间负相关，即地区与地区间低值与高值相邻。Moran's I绝对值越大，表明空间相关性越强。

FD5-4型真空冷冻干燥机，美国西盟国际集团；JSM-IT300LA型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电子株式会社；D8 discover型X-射线衍射仪，德国Bruker公司；IRTracer-100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日本SHIMADZU公司。

接下来，令公式（13）等于零，即

Moran's I和Geary's C的部分年份空间自相关检验下表2所示。

为了检验环境污染治理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首先建立了四种空间权重矩阵：第一是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1），其组成因素Wij表示i地区与j地区的货运量（万吨）差值绝对量的倒数。关于地理矩阵的定义，学者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最长用0-1矩阵（李林等（2011），王淑英等（2016）），由于0-1矩阵具有的一些缺陷，伍骏骞（2016）进行了改进，利用实际交通距离建立矩阵。第二是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2），其组成因素Wij表示i地区与j地区的人均GDP（元）差值绝对量的倒数，与本文有相同的经济距离矩阵（林光平（2005），邵帅（2016））。第三是金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3），其组成因素Wij表示i地区与j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亿元）差值绝对量的倒数，除此之外，金融矩阵的建立还有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等。第四是政府干预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4），其组成因素 Wij表示 i地区与 j地区的财政支出（亿元）的差值绝对量的倒数其中，W1、W2、W3、W4中的元素计算公式为：

 

表2 中国环境污染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注：作者通过stata14输出结果整理得到。***，**，*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z值。

 

?

然后令公式（11）等于零，可得：

  

图1 金融权重矩阵下部分年份中国氨氮排放量散点图

  

图2 金融权重矩阵下部分年份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散点图

  

图3 金融权重矩阵下部分年份中国废水排放总量散点图

 

表3 金融距离权重矩阵下部分高-高型环境污染省份

  

?

全局莫兰指数反映的是整体的空间相关性，不能全方位反映各省具体情况。因而本文对环境污染还进行了局部莫兰指数检验，并将部分检验结果列于表3中，由表3结果看出，我国高-高型环境污染区域集中于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市，而山西、上海、北京、福建、江苏也有部分年份处在高-高型环境污染区域。总体来看，高环境污染“纽带”会员集中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组成高排放“纽带”群。

五、模型设计与推导

（一）模型设计

上文中已对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进行了测度，证明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由于在一般的面板模型中进行估计会有误差，本文将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但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与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估计具有一定的偏差，而空间Durbin模型的优点就是数据不管适用于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还是空间自回归模型（SAR模型），空间Durbin模型都能得到无偏估计，该模型对于测度空间外溢效应更具有一般性。本文建立的空间Durbin模型如下：

 

即 lngdpi，t 取值为

结合横向、竖向及纵向应力计算结果，对同类型桥梁端横梁锚固区设计提出优化建议。端横梁锚固块最大主应力为拉应力的区域集中在两个区域，分别为横梁与底板交界处及人洞边缘。横梁与底板交界处拉应力主要来源于纵桥向拉应力，因此建议在此处采取倒角措施，并加强纵桥向配筋。端横梁靠近跨中一侧人洞周边区域横向应力较小，竖向拉应力较大，主拉应力主要是竖向拉应力所致，因此建议端横梁靠近跨中一侧配筋设计时竖向配筋应强于横向配筋。

 

其中，在模型（7）、（8）中的定义为空间权重矩阵之和。μi为个体效应，λt为时间效应，μi，t、εi，t为随机扰动项。lnYi，t=（lnae，lncde，lntwd）、∑ln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之和，包括人口密度、科学技术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交通运输支出和金融业总产值等。

（二）模型推导

为了方便对模型（7）、（8）进行推导，我们进行如下定义：

(2)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党政负责人作为双主任，牵头二级关工委的工作，组织机构健全，将老协、工会、办公室等各相关行政部门骨干力量纳入关工委队伍，形成合力，做到教职工和学生两手抓，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关心下一代工作。

令

则模型（7）、（8）分别可转化为（9）、（10）如下：

 

为了求解公式（9）的最优化问题，首先对公式（9）求偏导有：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环境污染空间关联性，本文还画出了基于金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部分年份环境污染的 Moran's I散点图 1、2、3 所示：①图1、2、3为作者通过stata14输出结果得到，受篇幅限制，其他年份以及其他空间权重矩阵下的莫兰散点图并未画出。在四象限莫兰散点图中，第一象限表示高-高型集聚为正空间相关，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表示高-低型集聚为负空间相关，而第三象限表示低-低型集聚为空间正相关。

 

即当：

 

此时，lnYi，t取极大值，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极大值点为转折点，与数学中定义有所区别。同理，我们对公式（10）求偏导，有：

Western蛋白印迹结果（图4）显示，PI3K/mTOR双重抑制剂NVP-BEZ235可显著抑制由PF-4708671所导致的p-AKT473活性增强（P＜0.01）。平板克隆结果（图5A-D）显示，与单用PF-4708671或NVP-BEZ235相比，两者联合处理后MDA-MB-436及A549细胞的克隆形成数显著降低（P＜0.01）。CCK8结果（图5E，F）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单用PF-4708671及NVP-BEZ235均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效果（P＜0.01），但2种抑制剂联用时，显著增强了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P＜0.01），且两药联用存在协同作用（CI＜1）。

 

在公式（6）中，一般 0〈Geary's C〈2，当 Geary's C＞1 时，表示负相关；当 Geary's C=1 时，表示不相关；当Geary's C〈1时，表示正相关。

由图2可知，分别通过溶剂/水热法和不同锌离子/有机配体比所制备出的颗粒表现出明显的粒径差异。经测量，如图2(a)所示的纳米ZIF-8粒径约为40 nm，图2(b)所示的纳米ZIF-8粒径约为70 nm，图2(c)所示的纳米ZIF-8粒径约为100 nm。其中，70 nm的ZIF-8粒径最为均匀，但与40 nm的一样是类球状形貌，而100 nm的ZIF-8颗粒则是方钠石状，这是由于所采用的制备溶剂不同所造成的。甲醇为极性溶剂，而甲醇/水的混合溶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溶剂极性的强度，因此，不同的溶剂极性导致了不同的颗粒形貌产生。

 

经过整理可得：

 

然后求解公式（15）可得：

 

 

为了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拐点问题以及经济政策的最优选择，本文将在模型（7）中加入经济增长的三次项，得到模型如下：

 

或

 

此时，lnYi，t为转折点，在本文下面的实证部分，将会对模型进行验证。

供水安全具有经济性。如果供用水的成本或价格偏高，超过了供水对象的承受能力，反过来会破坏供水安全。以天津海水淡化利用为例，目前已建成投产的海水淡化厂均存在大面积停工现象。造成海水淡化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目前城市自来水厂是政府补贴性的指导价，而海水淡化是按照生产成本计算出的市场价，目前约为8元，相对城市4元左右的自来水水价高出一倍，用水主体毫无疑问无法承受。

六、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4-6报告了模型（7）、（8）在空间四种权重矩阵下的回归结果。首先从空间维度上看，在四种权重下表4、表5的空间系数ρ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而表6虽然显著水平下降，但基本上显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由于各省份之间气流、天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本地区环境污染将会影响到周边地区，而且环境污染治理途径也具有关联性。周边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将会影响到本地区，因而治理环境污染不仅是每个省份的行动，更是整个地区的行动，环境污染具有负面的外部效应，而良好的环境治理是政策效果的有效手段。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考虑含有经济增长EKC曲线的形状，从表4-6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的三次项和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而且基本上都显著，这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人口密度的增加使得技术人员和环保人员增加，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环境污染（氨氮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密度通过人口规模的增加加剧了环境污染（废水排放总量）的复杂度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难度，这与邵帅等（2016）研究的结论一致；而人口密度的溢出效应为正，对周边地区有正向的影响，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程度。科学技术支出将会抑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活居住环境，但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对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还待提高；而科学技术支出对于周边地区环境污染有比较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环境保护支出的投入将会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反而环境保护支出对周边地区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增加本地区的环境保护支出更利于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而且效果更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金融业发展对环境污染具有缓解作用，而建筑业、工业会增加环境污染；而目前金融业规模效应比较弱，因而对污染治理引致作用弱，甚至没有作用。

单元整组主题教学有着“整体”结构的完整性，穿插运用各个课型，需要精细设计好每一堂课，在整体视角鸟瞰其中每篇文章，能够明确分辨出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在基于具体的教学训练过程中，教师来进行逐步落实单元整组的教学。

 

表4 空间面板估计结果（氨氮排放量（lnae））

  

注：本文的转折点通过公式（12）（18）（19）算出，***，**，*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

 

表5 空间面板估计结果（化学需氧量排放量（lncde））

  

?

 

表6 空间面板估计结果（废水排放总量（lntwd））

  

?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7-2011年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对环境污染治理进行空间度量，初步分析得到，我国环境污染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周边地区，环境污染有明显的高集聚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特征。空间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符合EKC曲线，呈倒U型曲线。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支出与环境保护支出在环境污染治理中作用并不明显，起不到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而金融业发展效果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直加剧环境污染的，而是增长到一定阶段后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最根本的原因是环境污染治理资源没有合理分配，在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出现稀缺性，而在污染较轻的地区过多配置污染治理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如何对环境污染治理提出经济政策的最优处理方案，由结论我们得出的政策建议有：

第一，合理规划产业结构，从污染源头开始抓起。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清洁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必须有效转变产业结构，对于工业、建筑业等高污染产业，对其污染排放量加以节制，实行市场的环境规制和排污许可证；而处于对经济增长的考虑，应优先发展实体经济中无污染产业，实现产业绿色化。一方面，对中国地区间环境污染治理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让环境污染治理好的地区寒了心。对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及周边污染严重的地区，应制定严苛的环境保护制度，在合理的范围内加重环境税、碳税、资源税的征收，提高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实行淘汰制的企业制度，优化产业结构，使资源更多配置于效用最大化的企业。另一方面，对环境污染治理做出贡献的企业应给于激励措施，合理配置政府环境治理资源，发挥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首先，建立由学院党委组织统一领导下的竞赛工作团队。由党委副书记负责统一领导各个竞赛团队的组织协调工作，从政治的高度和全局的视角组织领导各项学科竞赛工作，避免了各学科竞赛团队之间缺乏呼应、难以协调、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同时组织学院相关部门承担各支竞赛团队的后勤保障与对外协调任务，学工、教务、办公室、教研室、实验室各部门协同合作，全方位参与全过程服务育人，保障了各个竞赛团队享有充足的教学资源和社会资源，保障与学校其他职能部门的合作沟通顺畅无阻，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学科竞赛中去。

第二，加强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提高用于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环境污染技术研发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没有效果，研发的力度不足以支持环境污染工作，应该把环境污染工作落到实处。环境保护支出少会引起环境污染的反噬，不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但也不应该过多地支出，这样会增加政府负担，滋生贪污腐败的思想，更不利于环境污染治理。要做到“够”但无盈余，先进治理工作者单独给予激励奖励，提高大家的污染治理积极性。

第三，对环境污染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应进行区域划分，有所侧重。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会造成治理成本高，但没有明显的效果。应该做到因地制宜，建立适合各区域的环境治理的经济政策。本文给出了氨氮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的经济增长转折点，对于经济增长超过转折点的地区是重点治理区域，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主线，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避免转折点低的地区向转折点高的地区转移，实现绿色增长，摒弃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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