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贷款的价值受到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多重减值风险的影响。为了及时确认这些风险，形成预警和资本缓冲机制，银行会根据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对贷款计提减值准备，即贷款拨备。贷款拨备作为银行较大的应计项，其计提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后果。从历次银行危机事件中，都能看到贷款拨备的影子。例如，1984年，当时美国的第七大银行伊利诺斯大陆银行濒临破产，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向该行注资，事后表明，该银行大约有45亿美元不良贷款没有计提拨备；1985年，由于中东石油危机，加拿大商业银行用于石油生产方面的贷款的盈利逐年下降，不能收回的坏账不断增多的同时，拨备计提却严重不足，最终在受到官方大规模的流动性支持后仍然被迫关闭；等等。伴随着这些危机事件的发生，除了银行监管部门、会计准则制定部门、银行实务界在不断反思和改进贷款拨备相关问题外，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

由于拉曼增益的缘故,激发出来的信号在通过传感光纤的时候又会被拉曼泵浦光放大,所以我们在检测端可以得到高信噪比的探测激光信号。图5中同时给出了激光信号及OSNR随泵浦功率的变化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泵浦功率80 mW左右的时候,开始探测到激光信号,但是此时OSNR非常小。但是当激光信号一旦产生出来,OSNR增加非常快。当泵浦功率超过一定值,例如100 mW,OSNR接近40 dB,此后,即使进一步的提高拉曼泵浦功率,信号的OSNR增加非常缓慢,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值。

二、贷款拨备计提的影响因素

贷款拨备不同于一般的有原始凭证的会计科目，是基于对贷款损失的分析、判断和估计而计提的，不可避免的具有主观性和不精确性，管理层在计提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国内外学者将影响贷款拨备具体金额的因素整体分为两大部分：自由裁量因素和非自由裁量因素。由自由裁量因素决定的贷款拨备是管理层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计提的；由非自由裁量因素决定的贷款拨备则主要用来覆盖预期信贷损失，不因管理层主观意志而转移。

（一）自由裁量因素

1．贷款拨备计提的利润平滑动机

（1）对利润平滑动机存在性的检验

商业银行的高杠杆、高风险特点决定了其盈余往往波动较大，为保持业绩的稳定性，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利润平滑动机（Morgan，2000）。贷款拨备作为商业银行财务报表中一个较大的应计项，占银行拨备前税前利润的比重较大（Amhed等，1999），且由于其计量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是银行管理层利润平滑的天然工具。

管理层进行利润平滑的程度常常与当时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密切相关。1969～1976年期间，美国的银行法令要求银行在贷款损失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计算贷款拨备的最低值。准备金最低值由当年实际净核销额或者公式法决定。当管理层认为准备金最低值不充足时，可以增提，但增提的这部分准备金需计入营业费用，并且要在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Greenawalt和Sinkey，1988）。可见，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贷款拨备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较小。Scheiner（1981）对1969～1976年107个银行控股公司进行Spearman分析，发现仅23家存在利润平滑的现象。1976年修订后的法案规定，管理层可通过职业判断决定贷款拨备的计提，贷款拨备自由裁量空间加大。Greenawalt和Sinkey（1988）以1976～1984年106家大型银行为研究对象，并将贷款质量纳入考虑范围，发现银行法令改革后，银行利润平滑程度显著增加，而且与全国性银行相比，区域性银行表现更为突出。

近年来，Mohammad等（2010）、Bratten等（2012）以及DeBoskey和Jiang（2012）分别以1976年之后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各种样本为研究对象，也验证了银行存在利用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现象。

也有部分研究并不支持利润平滑假说（Wetmore和Brick，1994；Collins等，1995；Kim 和 Kross，1998；Ahmed等，1999；Laeven和 Majnoni，2002；Soedarmono等，2012）。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期间的差异，如Wetmore和Brick（1994）、Beatty等（1995）以及Ahmed等（1999）的样本期间，与所研究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阶段重叠率较高。在此期间，银行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债务危机，避免破产。并且，此时各大银行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常常备受关注，利润平滑动机和可行性一般较小。此外，研究样本（Wall和Koch，2000）、研究方法（Collins等，1995）以及纳入模型因素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同。

（2）不同背景下商业银行利润平滑的动机差异

第一，制度背景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影响。首先，投资者保护越好、会计信息披露要求越高、相关监管力度越强，则银行利用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的动机越弱（Ana和Francisco，2008）。其次，在崇尚个人主义、高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背景下，商业银行更倾向于通过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再次，会计制度的变迁、新的计量方法的出现，尤其是那些依赖于会计人员主观判断的计量方法，也会对贷款拨备的利润平滑动机产生影响。Bratten等（2012）发现银行会综合利用贷款拨备和证券投资收益进行利润平滑，但对这两种操作工具的依赖程度以及对两者的权衡取决于其对公允价值的应用程度。公允价值应用程度高的银行对贷款拨备的依赖程度低，利润平滑动机有所减弱。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拨备计提方法的税收中性① 所谓税收中性是指若仅对贷款的经济收益征税，即征税前后贷款资产价值不变，则征税活动不会影响银行的决策。问题。Sunley（2003）以美国的数据检验发现核销法在贷款损失税收减免上具有滞后性，而准备金法会加速税收减免，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核销法下损失确认滞后的缺陷。丁友刚和宋献中（2006）从税收中性原则出发，建立了贷款损失税收政策理论分析模型，探讨最优的拨备计提方法，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采用核销法有可能存在过度征税的倾向，一般准备金法相较于全部准备金法或核销法，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实际上，由于各国司法效率、核销政策与会计审计制度成熟程度不同，核销法、一般准备法与全部准备法都有可能最接近税收中性。

第三，银行经营状况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影响。Kanagaretnam等（2003）发现银行当前经营业绩好（坏）而预计经营业绩下滑（上升），管理层可能会通过贷款拨备平滑利润，尤其是在银行面临外部融资压力时。Kanagaretnam等（2004）发现价值被低估而拨备前税前利润（EBTP）高于行业中位数的银行利用贷款拨备进行收入平滑的动机最为强烈。

第四，银行类型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影响。Beatty等（2002）关于美国银行业的研究发现在面临盈余小幅下降的压力时，上市银行较非上市银行更倾向于计提相对较少的贷款拨备。陈超等（2015）发现，非上市银行的股权较为集中，信息不对称性较大，因此利润平滑的动机更大；相比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的现象更为明显；发行了债券且未到期的总量越多的银行以及还有未到期债券的非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有更为明显的利润平滑现象。

2．贷款拨备计提的资本管理动机

具体到我国，结论则有些不同。赵旭（2006）参考了Anandarajan（2005）的研究，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的决策效率整体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支持银行规模与贷款拨备非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王小稳（2010）则认为银行规模越大，为了保证稳健经营，相应计提的贷款拨备数额就会越多。这可能跟我国的金融体制和政策导向有关。

拨备和资本两者密切相关。在很多国家，贷款拨备本身就是资本金的组成部分。因此，贷款拨备的资本管理动机的存在或强弱，通常与当时当地的资本监管政策有关。

1990年之前，美国银行可将贷款拨备作为一级资本金，因此在该阶段，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金额与资本比率（Capital Ratio）呈负相关关系（Moyen，1990；Beatty等，1995），验证了资本管理动机假说。1990年之后，银行只能将有限的贷款拨备（不能超过风险权重资产的1．25%）作为二级资本金，对核心资本率的影响有限，银行利用贷款拨备进行资本管理的动机得到了抑制（Collins等，1995；Kim和Kross，1998）。同时，也有研究借由资本管理动机探讨贷款拨备是否应归为资本，Ng和Roychowdhury（2014）以2008～2010年美国破产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银行在经济上行期利用贷款拨备进行资本管理时，二级资本风险高，贷款拨备作为已发生损失的反映，将其归为二级资本会扩大风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推行也是此类研究的一个契机。Leventis等（2011）使用91个欧盟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IFRS自2000年实施以来，使用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的行为显著减少，但资本管理行为在IFRS实施前后均不显著，否定了贷款拨备计提的资本管理动机。

水墙是大型汽船航行的起点，从这一处起点开始，明尼进入了蜿蜒的河道。它探访了多处新的湿地和岛屿，更多的龟蛋在一个个夏季被它留在了新挖的巢穴里。不安分的灵魂总是把明尼带回到密西西比河中。虽然它努力抗争，并像其他鳄龟一样在春天奋力地朝上游移动，却又一次被交汇的春洪吞卷着强行南下。河水在崖壁间来回激荡，明尼就像激荡的河水一样奋力与命运抗争，但它用到脱力的腿最终还是服从了大河，于是它近乎欢欣地越过大坝和翼坝，以匆匆如流水般的速度掠过了一处又一处地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冒险……

总体而言，贷款拨备的资本管理动机确实存在，但可能因为各种监管、税收政策得到了抑制。贷款拨备并不是银行资本管理的唯一手段，银行可以通过增加权益、净收益等方式来规避资本监管，且不同工具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管理层可能结合其他应计性项目达到资本管理的目的（Collins等，1995）。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说明究竟在哪种具体环境中，哪种衡量变量、数据处理方式和参考标准比较科学合理。

3．贷款拨备计提的信号传递动机

信号传递理论（Ross，1977）认为，针对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企业会通过适当的方式向市场中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因此，银行管理层有动机利用贷款拨备向市场传递有关银行经营稳健性、现金流动性、未来利润变动等的内部消息。19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在巨大的资金投入下，银行如果提取贷款损失准备，会使账面利润大幅下降。如果完全停止后续贷款，那么债务国家就只有彻底破产，而银行也将遭受巨额损失。可见银行想要资金回流，就必须继续提供贷款。在这种惯性的推动下，虽然到后期大多数银行已经知道债务国的情况在急剧恶化，但仍然继续放款，结果就是损失越来越大。直到1987年2月20日，巴西宣布延期支付670亿美元的贷款利息，各银行才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花旗银行于5月19日宣布为发展中国家贷款提取3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其后，一些大型银行都纷纷宣布大量提高贷款损失金水平，希望以此向市场传递出银行经营稳健的利好消息，树立有实力的形象，以取得公众的信任。学者们以此为契机，开始通过事件研究法来证实贷款拨备计提的信号传递作用。如，Madura和McDaniel（1989）研究了自1987年5月开始部分大型银行增加贷款拨备金的行为，发现市场对新增的贷款拨备金作出积极反应。Musumeci和Sinkey（1990）研究了1987年巴西宣告暂停支付债务、花旗银行增加30亿美元贷款拨备金这一事件，发现市场不仅对这一事件作出积极的反应，当其他银行跟随发布增加准备金消息时，股票回报率同样作出了积极反应，并且这一现象在资本薄弱的银行中更为明显。Elliott等（1991）则对比了1987年花旗银行计提30亿美元贷款拨备和波士顿银行核销2亿美元不良贷款的行为，发现了市场对贷款拨备的积极反应和对贷款核销的消极反应。之后，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了银行贷款拨备和股票收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Wahlen，1994；Beaver和Engel，1996；Liu等，1997）。

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信号传递动机还受到银行的类型、特点及其特定外部环境的影响。Liu和Ryan（1995；1997）发现，银行第四季度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高于前三个季度，管理层有推迟计提贷款拨备的倾向；银行的贷款规模越大、交易越频繁，可操纵空间就越大，管理层越可能增加贷款拨备以传递利好消息；另外，风险较高的银行倾向于在第四季度多计提贷款拨备以传递利好消息。Curcio和Hasan（2015）则研究发现，欧洲地区非欧盟国家更多地通过贷款拨备传递利好消息，但该现象在欧盟国家并不明显，原因可能是欧盟国家的银行公众信任度更高。Kanagaretnan等（2004）发现被市场低估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贷款拨备来释放未来盈利的信号。

另外，还有学者发现信号传递只有在一些特定数据处理方式下才成立，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改善提供了借鉴。比如，Beaver和Engel（1996）首先构建出估计非自由裁量贷款拨备的线性方程，然后分别检验市场对这两类贷款拨备的不同反应，发现非自由裁量贷款拨备与股价呈负相关关系，而自由裁量贷款拨备与股价呈正相关关系。Lobo和Yang（2001）发现银行个体情况会对检验结果造成影响，由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得到的平均信号系数显著大于由面板数据得到的结果。Kanagaretnam等（2004）的研究发现，只有加入利润平滑和信号传递的交叉变量时，信号传递效应才成立。

也有学者对信号传递假说持反对意见。比如，Ahmed等（1999）、Anandarajan 等（2003）、Anandarajan 等（2007）分别以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银行为例，均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信号传递假说。

总体而言，学者们大体上认同贷款拨备的信号传递假说，特别是当银行资产遭到破坏、银行受外界质疑时，计提贷款拨备通常会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利好消息。

再来苇湖小区时是一个月后，麦小秋匆忙打开阳台，她看见那些苇缨已经白了，像铺天盖地的白绸。而饶建的神色里却是一层沮丧，尽管被他竭力地掩藏着，还是丝丝缕缕渗露出来，平时吸烟并不厉害的饶建已经把烟缸里插满了烟头。后来他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败了，你知道那种职场的竞争么！他不比你经历的服装厂光明多少，只能更黑、更狂、更厉害！”

我国学者也有一些关于利润平滑、资本管理和信号传递这三大动机的实证研究，比如陈雯靓和吴溪（2014）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着通过计提贷款拨备平滑利润的行为，但2007年起施行的会计准则对这一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宋洪吉和李慧（2013）研究发现，当多计提的准备金可以计入附属资本时，银行存在通过减值准备进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迹象。整体来讲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来看都与国外已有研究大体类似，因此不再赘述。

（二）非自由裁量因素

1．银行规模

通常来说，规模较大的银行的信贷评级机制较为完善，拥有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因此能对未来市场前景进行更好的预测，并有能力根据对商业周期的预测动态调整其贷款拨备的计提。

在上述评估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科学证据的不确定性、以患者为中心评估和患者报告结局(供医师能更好地量化器械对患者健康的影响并帮助患者做出更知情的决定)、疾病的特征(诊断治疗的情况、临床表现、对患者的影响、是否对症治疗、既往病史等)、患者观点(考虑到疾病或病状的严重程度、长期慢性疾病情况、是否存在替代方案等因素，不同患者对所识别风险的容忍度是不同的，患者可能为了获得收益而做出风险是否可接受的决定)[27]、替代的治疗或诊断方案情况、风险缓解措施、上市后真实世界数据、解决未满足医疗需求的新技术。

Anandarajan等（2005）以西班牙银行业为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贷款拨备决策具有一定的非效率性，即银行贷款拨备的数额与理论计算得出的最优数额（在这个数额下，银行可以获得最大的盈利能力和最佳资本）通常有所偏差，银行规模越大，其贷款拨备计提的非效率性越低，效率损失越少。Fonseca和Gonzalez（2008）则指出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大，其抵御风险尤其是财务风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因此银行会相应减少贷款拨备的计提。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S)检验,用百分数(%)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随着对肺癌研究的逐渐深入，继表皮生长因子之后，ALK基因被认为是肺癌的又一主要驱动基因，其中肺腺癌ALK阳性率为2%～7%。随着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快速发展，对于肺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其中ALK抑制剂克唑替尼在肺腺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患者的治疗中疗效明显[1]。本文探究肺腺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ALK)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观察采用克唑替尼治疗的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2．税收政策

(1)“胶西北三大断裂赋矿深度和矿体规模对称成矿”的找矿新思路已在水旺庄矿区成功验证。继续在更多的区域加以应用，有望取得更多找矿成果。

不同的税收政策将会影响贷款拨备计提的决策，若银行计提的贷款拨备能在税前扣除，则银行有动机多计提准备金以达到避税的目的。美国的税收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Anandarajan，2005）。1947年10月8日，美国收入法（Revenue Act）要求银行设立贷款准备金账户， 而且银行所计提的贷款拨备可全额税前扣除。这很可能使得商业银行出于避税的目的而多计提贷款拨备。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税收改革法对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拨备设置了比例限制，超额贷款拨备只能从税后收入中计提，该法案的实施逐渐削弱了税收优惠（李宇嘉和陆军，2007）。1986年美国进行了税制改革，规定总资产超过5亿美元的银行不享受在税前免税计提贷款拨备的待遇，实际免税额仅限于其报告期内实际核销的贷款额；总资产小于5亿美元或有问题贷款占资本总额75%以上的银行才能免税计提贷款拨备（李宇嘉和陆军，2007），进一步有效控制大银行基于税收激励计提贷款拨备的行为（Walter，1991）。

第二，宏观经济环境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影响贷款拨备的利润平滑动机。一般来说，经济上行期，银行的利润较高，管理层倾向于增加贷款拨备的数额，以便为未来发展留出余地；反之，经济下行期，银行的利润较低，管理层则倾向于减少贷款拨备（Liu和Ryan，2003）。Agarwal等（2007）对日本1985～1999年三个经济阶段的78家银行进行研究，发现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停滞期、萧条期三个时期均结合证券收益和贷款拨备进行了利润平滑，但该情况在后两个时期减弱，原因是在这两个时期，银行面临大量的不良贷款以及投资回报的下降，为保证拨备率以及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其利用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受到限制。具体到实现手段，Liu和Ryan（1995；2003）观察到银行更多的是通过不良贷款的核销和恢复来进行利润平滑，另外比起异质性贷款（Heterogeneous Loan），银行更喜欢对同质性贷款（Homogeneous Loan）进行操纵。

三、贷款拨备的亲周期性及其缓解

（一）贷款拨备计提的亲周期性特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会计准则中有关贷款损失会计处理的准则是《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美国主要相关会计准则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5号——或有事项会计》（SFAS 5）以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14号——债权人贷款减值的会计处理》（SFAS 114）。这几份准则的共同之处就是只允许对“已发生损失”进行确认或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又叫“已发生损失模型”，即贷款拨备的计提需要客观减值迹象的触发；而对于尚未有迹象的“预期损失”，无论根据经验判断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都不能确认为减值损失。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后顾式（Backward-looking）”的计提方法限制了银行贷款拨备的充分提取，其在确认时点上的滞后导致贷款信用周期早期计提的准备金无法吸收经济下行时期产生的信用损失，表现出明显的“亲周期效应”（Bouvatier和Lepetit，2012）。具体来说，在经济上行期，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较低，减值迹象尚未显露，因此银行计提的贷款拨备较少，利润增多，从而导致其进一步扩大信贷，经济持续繁荣；而在经济下行期，之前经济上升时期发放贷款的信用风险集中显现，损失计提激增，银行业绩持续大幅下滑，进而引起信贷紧缩，加剧经济衰退，延缓经济复苏。

国际上已有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效应的存在。Laeven和Majnoni（2003）利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1988～199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经济状况和收入情况较好时，银行延缓计提贷款拨备，贷款拨备与贷款增速和GDP增速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Cavallo和Majnoni（2002）利用G10、非G10共36个国家1988～1999的数据研究发现，G10国家银行的贷款拨备与拨备前利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贷款拨备具有前瞻性；非G10国家在经济上升期计提不充分，经济衰退时不得不弥补未充分计提的准备，贷款拨备呈现出明显的亲周期性。还有研究对GDP的增长率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Bikker和Hu（2002）以OECD中的26个国家为样本，发现GDP增长率为-2%以下、0～2%时的贷款拨备，比GDP增长率大于2%时分别高出2倍和2/3。Bikker和Metzemakers（2005）则发现GDP 增速高于3%时的拨备比率比增速低于3%时的拨备比率减少了60%以上。

也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对于亲周期性的影响。比如，Pain（2003）研究了英国1978～2003年的数据，发现对于商业银行来说，GDP增速低、实际利率水平高和前期总贷款增速高，则贷款拨备水平高。Soedarmono等（2012）则利用亚洲的数据发现，市场竞争越激烈、收益/资本比率越高、法制越好，会抑制贷款拨备的亲周期效应，并且，大型银行非自由裁量贷款拨备（NDLLP）会加剧信贷周期性波动，小银行受经济波动影响小，其贷款拨备不具有亲周期性。

总体来说，后顾式贷款拨备的计提具有亲周期性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反过来导致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Bouvatier和Lepetit，2008；2015）。

（二）缓解贷款拨备计提亲周期性的研究

1.1调查对象:于2016年6月到9月,对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地区年龄40岁以上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1473人完成了血浆HCY水平测定。其中男626人、女832人,男性平均年龄为63.15±9.14岁,女性平均年龄为63.85±8.50岁。

贷款拨备计提的亲周期效应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经济萧条期的信贷进一步紧缩，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因此，银行界人士、会计准则制定者、银行监管机构和许多学者纷纷开始探索如何缓解亲周期性。

1．动态拨备制度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西班牙一度因为受影响较小而吸引了全球的眼光。大家普遍认为其动态拨备制度起到了缓冲作用。西班牙自2000年正式实施动态拨备制度，该制度正是西班牙应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货币危机中展现的贷款拨备亲周期性的解决方案。所谓动态拨备，是指在坚持贷款应使用历史成本计量的基础上，通过对预期损失进行“前瞻式”的估计，动态地对贷款计提准备金，以使准备金计提不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同方向波动。该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在经济景气阶段多计提贷款拨备，以便为经济下行期的损失提供缓冲，从而实现逆周期提取拨备。

从理论上说，动态拨备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具有前瞻性，能够较好地缓解贷款拨备的亲周期效应，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展开。Mann和Michael（2002）从会计的角度举例演示新旧拨备制度下损益账户的变动情况，发现动态拨备有助于减少银行利润的过度波动，熨平贷款拨备的周期波动行为，并提示实施动态拨备制度必须建立在完善有效的信息数据基础上。Balla和Mckenna（2009）则假设美国运用动态拨备制度计提拨备，对这一方法进行数据模拟，发现动态拨备制度最为关键的是能调节拨备计提的时点，并称如果美国引入该制度，可以显著减少银行在危机爆发后对贷款拨备计提的需要，使银行的周期性波动更为平缓。Fillat和Montoriol（2010）也运用类似的方法得出结论，如果在经济繁荣阶段使用动态拨备制度计提贷款拨备，美国银行将具备较充分的贷款拨备去消化和弥补经济下滑时可能发生的贷款减值损失，那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美国银行都不再需要政府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 Support）。但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广泛，即使立即按照动态拨备制度提取贷款拨备，也难以弥补在金融危机中发生的贷款损失。所以，银行必须增加准备计提或请求政府援助以保持金融体系稳健。Alicia和Santiago（2008）、Saurina（2009）、Jim é nez等（2012）均运用西班牙银行的数据验证了动态拨备具有逆周期调节的作用。

对于动态拨备制度（方法）的集中讨论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IASB在2009年提出了与之前“已发生损失模型”相对应的“预期损失模型”，该模型取代动态拨备方法，成为了新的热点。

2．预期损失模型

尽管国际上很多学者肯定了动态拨备的正面作用，但IASB并不同意推广动态拨备制度。IASB认为这种方法是在运用历史数据“设定”准备金水平，而非利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损失，据此计提的损失准备金不能真实地反映资产负债表日资产的经济特征，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正如时任IASB主席戴维·特威迪所说，新的资本储备要在利润报告之后拨出，而不要预先针对特定资产（例如那些有可能蒙受损失的贷款）在资产负债表上建立储备。IASB在2009年11月发布了《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提出了预期损失模型的概念。

（2）降低了运行成本。改造后，行车仅做检修用，行车电耗减少了；使用洗水去洗涤带式过滤机滤布既可节约用水，也可防止系统内水量膨胀；碱液喷淋淋洗工艺按气量130000Nm3/h、酸雾初始浓度400mg/m3、排放浓度浓度40mg/m3，年消耗NaOH （100%）300t，约为 96 万元。电除雾工艺按同等含酸雾废气条件，电除雾捕收酸雾产生的废酸按全部采用石灰中和方式处理，年需消耗石灰433t，费用约为15万元。综合比较，电除雾工艺每年运行费用要较碱液喷淋淋洗工艺节约80万元。

例1.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克难攻坚，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实步伐。

也有一些学者对预期损失模型持谨慎态度，认为其可能会在一些方面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比如Kunz和Staehle（2016）实验研究发现，当贷款质量改善时，预期损失模型妨碍了投资者及时识别银行估值的增加，而已发生损失模型则没有导致误判。

针对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国外学者大多在肯定其逆周期调节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议。比如Harris等（2013）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指标——预期信贷损失率（The Expected Rate of Credit Losses），该指标是由已发生信用损失率、不良贷款率、贷款收益率、短期贷款率、房地产贷款占比、消费贷款占比等信用相关的自变量构成的线性组合。他们实证检验表明，该指标可充当评估贷款信贷风险和盈利能力的一个标准。这类实证结果给准则制定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即如果要将现有的已发生损失模型变革为预期损失模型，则应当要求银行采用相对客观的方法估计预期信用损失，并加强相关的披露要求。也有研究通过检验延迟确认预期损失的经济后果来间接肯定预期损失模型，比如Beatty（2011）证明了较少的延迟确认预期损失可以缓解资本紧缩效应，从而影响银行未来的借款意愿。

四、贷款拨备与信贷行为

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贷款拨备计提是否具有亲周期性以及热衷于建立前瞻性拨备制度，其原因在于这种微观的会计计提行为很可能通过一定的渠道传导至整个金融系统，从而影响宏观经济，银行信贷就是这个重要的渠道。

基于已发生损失模型，银行会在不同程度上延迟确认损失，较少延迟确认预期损失的银行在萧条时期的放贷量下降幅度小于其他银行，资本紧缩效应较为不明显（Beatty等，2011）。也有一些学者并不支持资本紧缩理论（Bikker和Hu，2002；Pain，2003），他们认为贷款拨备并未通过资本渠道加剧信贷周期的波动，信贷的亲周期效应可能是供给因素或者贷款拨备政策和一系列宏观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如前所述，银行后顾式贷款拨备计提的亲周期行为可能会传导至信贷市场，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放贷政策本身实际上就呈现出亲周期的特征（Asea和Blomberg，1998；Laeven和Majnoni，2003；Lown和Morgan，2006），后顾式的贷款拨备只是加剧了这一效应。有关贷款拨备加剧银行信贷行为亲周期效应的理论解释，学术界普遍认可资本紧缩理论（Capital Crunch Theory）（Bernanke和Lown，1991），即经济萧条时期，银行利润下滑，贷款拨备不足以弥补信贷损失，银行不得不动用资本来核销部分损失，导致其资本减少，而此时银行的放贷量对资本约束尤其敏感，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要求，不得不紧缩信贷，信贷供给随经济周期更加剧烈地波动（Jordan等，2002；Bouvatier和Lepeti，2008）。

国内关于贷款拨备对信贷行为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较为一致，基本赞同资本紧缩理论，认为贷款拨备加剧了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性。如，李宇嘉等（2007）分别比较北欧三个国家及日本银行业危机前后数据，发现样本银行在危机前的经济扩张时期计提贷款拨备不充分，致使危机发生后贷款拨备不足以弥补贷款损失，最终侵蚀银行资本，信贷进一步紧缩；袁鲲和王娇（2014）以15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Dif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研究贷款拨备计提对银行信贷亲周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信贷增速与非自由裁量贷款拨备负向相关，意味着非自由裁量贷款拨备对信贷行为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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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贷款拨备与银行风险

对银行来说，所谓负债就是客户在银行的存款，资产则是银行发放的贷款。银行通过引入负债（即存款），再将其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有需要的客户，获得贷款利息。很显然，这种经营方式下，银行会有很高的杠杆率。因此，银行的股东更愿意冒险（Bushman，2014）。但是，监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降低银行破产的可能性，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就必须对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以便银行可以在最大化自身价值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找到平衡。

贷款拨备的计提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复杂的、多重的。Bushman和Williams（2012）提出，除了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监管指标之外，市场约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银行的高风险行为。市场约束与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一起，并称为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市场约束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健全程度。只有建立健全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各市场参与者才可能正确估计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清偿能力。贷款拨备作为一个能直接影响利润的会计科目，无疑是银行需要披露的重要信息。因此，改变贷款拨备的计提方法会影响银行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而影响市场对银行高风险行为约束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这就是近年来有关贷款拨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研究的基本逻辑。

由于计提方法中的预期损失模型在多数国家都尚未正式实施，因此，贷款拨备计提方法变革的样本数据较难得到，贷款拨备与银行风险关系的相关研究也较少，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Bushman和Williams（2012）、Bushman和Williams（2015）。

由于无法直接对比已发生损失模型与预期损失模型，Bushman和Williams（2012）收集了27个国家贷款拨备计提的数据，用各个国家计提模型的前瞻性程度（本期贷款拨备与下期不良贷款变动的相关系数）作为因变量，解决了数据的可得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预期损失模型确实能够缓和贷款拨备的亲周期性，降低银行风险；但也会使会计信息变得更加不透明，从而损害了市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功能。

Bushman和Williams（2015）则研究了延迟预期损失确认（DELR，Delayed Expected Loss Recognition）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作者将银行需要考虑的风险分为三个维度：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风险（Stock Market Liquidity Risk）、银行的个体风险（Downside Tail Risk of Individual Banks）以及银行的外溢风险（Codependence of Downside Tail Risk among Banks）。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延迟确认预期损失意味着更高的银行个体风险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因为延迟确认预期损失影响了未来的资本充足率、降低了银行的信息透明度，同时，银行的个体风险将蔓延至整个银行系统，带来较高的外溢风险（系统风险）。

由于宗教信仰的影响，印度南部大部分城市都食素，个别地区甚至全民食素。印度南部城市的素食料理较之北部更为传统，以米饭作为主食。素食料理以辛辣为主，香料与食用色素的添加较多，尤其是咖喱的使用量大频次多，口味偏重。在烹煮方式上重油重盐，多以糊状形式蘸食，具有浓厚的印度传统特色。早餐的选择上印度南部地区在南部地区倾向于印度薄饼卷、油炸甜甜圈和南印酸豆浓汤等。

戴德明等（2016）参考了以上两篇文献，研究了贷款拨备在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中的作用，以及盈余管理行为对这种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拨备能够有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在当期贷款质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越多，其未来一期的个体风险和外溢风险就越低，因为贷款拨备有早期预警和资本缓冲的作用。盈余管理行为则削弱了贷款拨备的风险应对能力，商业银行受盈余管理行为影响而未足额提取的准备金越多，其未来一期的个体风险和外溢风险就越高。

六、未来研究展望

众多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银行贷款拨备的影响因素、亲周期性特征、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其中仍有一些关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她与孩子外出，并不指导方向，总是默默跟随其后，观察，聆听，不受注意地保护他们，由他们活泼奔跑，做一切感兴趣的事情。他指责她对孩子的态度太过纵容和自由散漫，认为应该讲求规则。她说，真正的规则是人内心的信念。他们只能在实践中具备信念，而不是所谓的该往东还是该往西，该洗手还是该睡觉的规则。人要先把自己弄脏，弄痛，知道失望和伤害是什么，才会知道什么是真实。也许。说这样的话，也显示出一种理所当然的轻率。过程的复杂性总是会超过人的经验，但她依旧具备一种信心。

首先，虽然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较为完善，但作为银行财务报表的主要应计项之一，贷款拨备的计提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除了本文所提的三大动机、银行规模和税收政策外，还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贷款规模、财务风险水平、内部控制水平、监管政策的导向等。这些因素或是直接影响贷款拨备的计提，或是间接影响贷款拨备的计提动机，有的甚至与贷款拨备的计提互为因果，如三大动机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也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更为清晰的验证和阐释。

其次，关于预期损失模型的实证研究较少，原因主要是该模型在多数国家都尚未正式推广使用，缺乏相关的样本数据。该模型诞生的背景主要是为了缓解原有模型亲周期性的影响，但关于其有效性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规范层面。相信随着该方法的广泛应用，比较实施前后银行治理各方面变化的研究会有更充分的数据支持。

再次，有关贷款拨备与银行风险这一系列的研究提醒我们，虽然国际社会目前十分重视缓解已发生损失模型的亲周期效应，正大力推行更为前瞻的预期损失模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贷款拨备计提方法变化的其他可能经济后果，正如一些研究所述，亲周期性的缓解也许会以银行信息透明度（Bushman和Williams，2012）、银行稳定性（Bushman，2016）的降低为代价。会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多方权衡，审慎决策。

最后，不仅是在学术界，政策制定者与实务工作者对此话题也十分关心。特别是有关贷款拨备已发生损失模型亲周期性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引起了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也多次征求各方意见，有学者还提出，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破解贷款拨备的计量难题。这些变革需要理论工作者、实务工作者和监管机构的共同研究、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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