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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绅平定宜州安化蛮之策

更新时间:2016-07-05

宋代,南丹蛮莫氏、安化(抚水)蛮蒙氏和环州蛮区氏等族群受宜州羁縻治理。其中安化蛮即为抚水蛮,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名,居抚水州(今广西宜州以北地区),《读史方舆纪要》云:“(抚水州)控扼蛮荒,为西陲之襟要。”[1]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改名为安化州,分上、中、下三州,有抚水、京水、多逢、古劳四县。其首领具蒙姓,居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居平地者种稻田、捕鱼,山居者以药箭射猎,鸟兽尽即他徙。安化州的生产力水平低,每月仰赖朝廷救济,据《岭外代答·边帅门》云:“宜之府库,月支南丹、安化诸洞钱米盐料有差”。由北宋以前的松散管理至宋初的“羁縻”之策,使得安化蛮族频繁扰边。宋仁宗年间大臣苏绅呈平叛奏疏,定岭南边陲之安虞。苏绅于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年), 赴京参加朝廷殿试,中进士,走入仕途,时年21岁。天禧三年至乾兴元年(1019-1022)任宜州军事推官,因比较了解宜州,且积累了丰富的经略经验,为他提出平定当地蛮人的方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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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以前中原王朝对宜州的治理

宜州,居于桂西西北,秦朝时归桂林郡管辖。最早在该地的行政建制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宜州设定州县。东汉后由于中原王朝政局不稳定,对西南边疆的经略无法照顾到,致使群蛮聚居在宜州地区,故而成为不服王化之地。到唐朝时,政治影响力又重新覆盖宜州地区。唐朝时也在宜州地区设立州县,据《旧唐书·地理志》云:“粤州下。土地与交州同。唐置粤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龙水郡。乾元元年,复为粤州。领县四,无户口数,亦无两京道里及四至州府也。龙水,州所治也。崖山、东玺、天河,皆与州同置。”[2]

公元907年,李唐王朝灭亡,中国历史又进入北方中原王朝政权几度更迭的五代十国时期。荆楚马氏和粤汉刘氏都曾将宜州地区占据。在《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中,“唐末为马氏所据,五代汉乾祐三年(950年)入于南汉。”[1]南汉政权取得宜州之后,即对宜州进行了裁撤省并建置,到了南汉乾和十年(952年)冬十二月,“省宜州之崖山、东玺二县。”[3]因此,南汉政权时期,宜州所辖有的地区仅剩龙水、天河两县。但是,此时马楚政权和南汉刘氏政权对宜州地区的控制依然松散,土著部落得以“自称刺史”。

二、宋初太祖、太宗、真宗对宜州安化蛮的治理

北宋初掌管岭南地区和征服南汉政权后,西南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才又“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4]宋初不断调整政区设置,亦有安抚地方土著势力之举措。

仁宗时期,由于西南和西北边患不断,有些大臣指出现有安抚政策的弊端,进而主张主动出击、积极拓边,其中以大臣苏绅的奏疏《经制安化叛蛮奏》最具代表性。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安化蛮率众寇宜州,大败官军,杀钤辖钤辖:宋代武官名,官高资深的称都钤辖,钤辖使和副都钤辖,官低资浅的称钤辖和副钤辖.张怀志等六人。针对安化蛮率众反叛,时任三司盐铁判官的苏绅因曾任宜州推官,对安化蛮的生存环境、文化特点有透彻了解,他上疏《经制安化叛蛮奏》,主张出兵讨伐安化蛮,内容如下: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51-1752.

由于重要的战略防御地位和诸多少数民族分布其间,宜州被纳入版图后,宋朝为了加强对此地的控制,不仅不断加强对宜州地区军事布防,而且还招安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众,以此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削弱各个部落的力量,对其进行分而治之。但原则上仍取“务在羁縻,不深治也”的方略。此外,宋初宋朝在岭南地区推行“安边弭兵”政策,也因在西南边陲与交趾战争的失败而产生了边疆危机感。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在宋对交趾的战争中,以失败告终,宋朝开始在岭南地区推行“安边弭兵”的政策,以缓和宋朝与交趾的关系[6]

宋初,朝廷曾主动派官员去招安数次寇边的抚水蛮部落。据载:“太宗雍熙中,抚水蛮数寇边境,掠取人户、畜产。诏书招安,补其酋蒙令地殿直殿直:是宋朝武散官名,奉职当是一种荣誉,可以参加官府的一些活动.,蒙令札奉职。”[7]关于“抚水蛮”记载,《宋会要辑稿·蕃夷五》有:

“安化州,旧抚水,天禧中改赐今名,在宜州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蓬,曰古劳。旧隶黔南。其首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民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其保据山险者,虽有畲田,收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它处,无羊、马、桑柘。地曰帚峒,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首所居。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善为药箭,中人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药解之即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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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得,原称抚水,天禧年间改称安化,在宜州南,唐属黔南道。首领姓蒙,下分有上、中、下三房。民人有区、廖、潘、吴四姓,以种植水稻和渔猎为生,善制药箭。从“得邕州药解之即活”知,他们与邕州地区也有着一定联系。“抚水蛮”族系分支多,较分散,互相之间无相互统属关系,是按实力的强弱来排位。宋朝虽已基本掌控宜州地区,但“抚水蛮”时而变乱扰边,时而臣服朝贡,宋廷回赐丰厚,往往是入贡物的好几倍,这是宋朝羁縻蛮夷的一种手段,如“保静之州蛮,利于岁贡回赐,颇觉驯服。”[8]甚至亦有因臣服于中原王朝宋而迁徙到桂州地区。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秋七月,抚水蛮至宜州向宋请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载“初,抚水蛮诸酋长一岁中凡五诣阙,输器甲,誓不犯边,既而侵轶如故。于是,蒙填诣宜州,自言乞入觐谢前过,宜州以闻,丁未,诏守臣谕蒙填,如尽还所掠民赀畜,乃从其请。”[8]1410宋真宗祥符六年(1013年),抚水蛮部落首领蒙但挈带领族人归附宋廷,徙于桂州;九年(1016年),因宜州知州董元己有安抚不力之失,抚水蛮故而再次寇边。官府派官员去招抚时,“群蛮拒命,侵掠不已”。虽如此情状,宋真宗依然期望以安抚之计来平定叛乱,“上犹蛮夷异类,攻剽常理,不足以剿绝”。大臣俞献可力主派兵武力解决,最终“宜州蛮人纳器甲凡五千数,愿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酋领蒙承贵请求改州县名,以固归顺之意。改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宁县”,此后一段时间后便向宋廷朝贡,不再扰边。

根据以上论述,朝廷在安化蛮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实施羁縻统治,叛乱时也是实行较为软化的安抚政策,赐予归顺的成员官衔或官田。分治也是中央政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手段之一,对叛乱的“蛮族”进行“分而治之”,将部分少数民族部落内迁,使少数民族势力削弱。但是,少数民族频繁袭扰,朝廷对地方官管理的不当也没有过多追究,反而主张进行大兵出击,这样的方法在短时期上有一定的效果,如宋时曾将“抚水蛮”部落迁入汉地者百余人,改州县名以示归顺。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去镇压反叛,宋廷也会使用“以夷制夷”的办法。由于部分官员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方法失当,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奖赏,也会反叛朝廷,以致安化蛮等各部数次寇边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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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仁宗时苏绅的平定安化蛮之策

苏绅(990-1046),原名庆民,字仪甫,北宋泉州同安人(今厦门同安区),历任宜州推官、大理寺丞,累官至礼部郎中。他博学多才,锐意进取,强邦靖夷,持政廉洁,勤勉之家。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并州、代州发生大地震,又因春天而春雷阵阵,仁宗见灾异屡现,下诏求直言。苏绅上书极言时事,他在奏疏的最后指出朝廷应该考虑:现在朝廷号令,是不是有不一致的地方;普通官员是不是有逾越法度,欺凌上级的;国家刑罚赏赐是不是有随意施加给下面人的,底层人是不是有打算僭越皇上的。如果不考虑这些,虽然祈祷于大小神祇,实在不是上帝意旨。苏绅借此向朝廷发出警示,要求检查政府的社会工作,此建议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此后的仁宗采纳他的平定安化蛮之策做了铺垫。

宋初,一方面宋太祖根据当时的行政需要,在岭南地区进行了两次规模比较大的裁撤州县设置,但对宜州的行政建制并没有较大的改动。李昌宪研究认为,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即宋太宗灭北汉时,宜州仍辖有龙水、天河县二县,以及都感场、富仁监[5]。另一方面,宋朝对于主动臣服的岭南少数民族,采取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形态的政策,并未实行郡县制度,而是继续实施唐朝的羁縻统治,普遍推行土官制。“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蛮夷传》三记载:

“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臣顷从事宜州,粗知蛮本末。安化地幅员数百里,持兵之众,不过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扰,非特恃其险绝,亦由往者守将失计,而国家姑息之太过也。向闻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蛮人骚动,朝廷兴兵讨伐。是时,唯安抚都监马玉勒兵深入,多杀所获。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蛮人畏服其名,至今言者犹惜之。使当时领兵者皆如玉,则蛮当殄灭,无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边,屠杀将吏,其损国威,无甚于此。朝廷倘不以此时加兵,则无以创艾将来,而震叠荒裔。彼六臣者,虽不善为驭,自致丧败,然衔冤负耻,当有以刷除。

臣观蛮情,所恃者地形险厄,据高临下,大军难以并进。然其壤土硗确,资蓄虚乏,刀耕火种,以为餱粮。其势可以缓图,不可以速取,可以计覆,不可以力争。今广东西教阅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军,皆贯涉险阻,又所习兵器与蛮人略同,请速发诣宜州策应,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转运使备数年军食,方秋冬之交,岚气已息,进军据其出路,转粟补卒,为旷日持久之计。伺得便利,即图深入,可以清荡巢穴,杜绝蹊径。纵使奔迸林莽,亦且坏其室庐,焚其积累,使进无钞略之获,退无攻守之备。然后谕以国恩,许以送款,而徙之内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种,异时足以拓外为屏蔽也。仍诏旁近诸蛮,谕以朝廷讨叛之意,毋得相为声援;如获首级,即优赏金帛。计若此出,则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灭。况广西溪峒、荆湖、川峡蛮落甚多,大抵好为骚动,因此一役,必皆震詟,可保数十年无俶扰之虞矣。”[9]2883-2884

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是有效治理民族地区的可行之策。但是若针对数次寇边的安化蛮乱,苏绅的上疏中所提及的镇压方法更为符合当时的现状,抚平安化蛮乱,不仅保障了西南边陲稳定,也使此次平叛成为北宋对广西边疆军事控制由薄弱至加强的分水岭。

唐宋时期,朝廷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也会采取“以夷制夷”之策。但因数次叛乱侵扰,宋朝对宜州地区的军事控制经历的变化,可以仁宗皇帝为界限,分为仁宗前的薄弱期、仁宗在位的强化期。仁宗继位后,对西南边人的治理由姑息“羁縻”逐渐改为以武力讨伐镇压为主,用以消弭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叛乱。苏绅在安化蛮乱时呈奏的《经制安化叛蛮奏》,无疑是符合当时实际要求的有效方策,很好地加强了西南地方州县的治理与军事防御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缓解了宋的西南地区边乱固疾。

虽然宋前期朝廷主要用“安边弭兵”政策来治理岭南地区边陲各族,但若边防形势有所变化,或地方官员因邀功胡为而引发少数民族内乱或叛乱等情形下,朝廷也会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宋朝真宗、仁宗时,西北边疆与南部边境接连发生武力冲突,官员陆续提出出击西夏和交趾的主张[9],宋廷处理边境问题相对较为慎重,如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秋七月,时值南丹州、交州内部发生叛乱,以及宜州“抚水蛮”的内附于宋,鉴于此状缘海安抚使邵华主张开边进取,向宋真宗进呈了邕州与交州水路图及宜州图经,而真宗“示以辅臣曰:‘交州瘴疠,宜州险绝,祖宗开疆广大,当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土地。如封略之内有叛乱者,则须为民除害尔。’”[9]1413从中看出真宗对拓边之举的慎重,不愿浪费兵力在‘无用’之地上,因此没有批准邵华的请求,而是继续实行前策来管理西南边陲蛮族部落。

四、结语

从以上史料可知,苏绅指明朝廷在“重北轻南”政策的影响下,“鲜复留意南方”,广西地区的军事守备力量严重不足,加上地方官员懦弱无能,守将失计,未能处理好与安化蛮人之间的关系,朝廷一味姑息奉行“羁縻”之策,所以才有“安化蛮”之侵扰频繁发生。苏绅提出以下征讨之策:缓图,计灭,不可力争;“加兵”征调广东西教阅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军队,増加防守力量;储备军粮,做旷日持久之计;扼制其出路;招安边民内迁;分而治之,勿以各蛮族相互支持;对获首级者优赏金帛;此法不仅可平定安化蛮、安定宜州,还有着震慑广西其他溪峒、荆湖和川峡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作用。史料中的“上嘉纳之”就能看出,宋仁宗非常满意苏绅的奏议。后派冯绅己守桂州经制之,蛮遂平。可知王朝策略在边疆形势及官员们推动下也需要做出积极调整。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零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5: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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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九.南汉二·中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 2010:857.

国内市场:据协会监测的23个省份数据显示,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周环比上涨为主。其中,河北、山西、辽宁、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甘肃8省区市价格上涨,涨幅在4.1-100元/吨;云南、新疆2省区市价格下跌,跌幅在23.3-45元/吨,其余省区价格持稳。

[4][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蛮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04.

[5]周振鹤.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55.

[6]汤佩津.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对交趾的政策[J].中国历史学会集刊,2006(38),75-118.

[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7:7769.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真宗·景德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式中,th为污水平均温度,℃;t1′为污水进口温度,℃;t1″为污水出口温度,℃;Reh为污水侧雷诺数;V1为污水流速,m/s;de为当量直径,m;vh为污水运动粘度,m/s;λh污水侧导热系数,W/m·K;Prh为污水侧普朗特数;Nu1为污水侧努塞尔系数;h1为污水侧换热系数,W/m2·K.

[9]方震华.从和戎到拓边—北宋中期对外政策的转折[J].新史学,2013,24(2),35-69.

马贝贝,蒋立文
《大连大学学报》 2018年第01期
《大连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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