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支配，在1904年日俄交战期间，占领旅大地区以后就开始了。设立军政署，派遣军政委员[1]，行政管理占领地区内的“关东州”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仅6天，沙俄联合德、法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之后，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沙俄强租旅顺、大连，并成立“关东州”，将旅顺、大连市区、金州区、普兰店市和瓦房店的一部分强行划入“关东州”内。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继续沿用“关东州”名称，统治旅大地区直到1945年战败。，殖民地教育也随之开启。日本军政下的教育事业定位为：为扶植日本帝国势力于满洲，并永保其牢固的支配地位，鼓励地方官绅在各地兴办学校、招聘日本教习、普及一般教育的同时教授日语，扩大日本的影响力[2]。根据这一定位，日本殖民当局从多方面对“关东州”逐步建立殖民教育制度。本文仅对1905年至1919年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在 “关东州”对中国人实施的殖民地教育方针做一探讨，从颁布教育法规、设立各种初等学校、招聘日本教员方面揭示日本对旅大地区进行奴化教育的史实。

一、各种教育法规的颁布

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为了在旅大地区对中国人子弟推行奴化教育政策，首先颁布一系列法规。早期颁布的有针对某一个学校的，如《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1905年5月“关东州”民政署下的大连军政署签发）；《旅顺学堂规则》（1905年）等。

（一）《有关支那人②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蔑称。教育》通牒

1905年4月12日，日本侵略军辽东守备军③辽东守备军司令部（1904.9.14—1905.5.19）日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之际，日本先后在已占领地区建立金州、青泥洼、复州、旅顺4个军政署。军政署，先是隶属于1904年6月20日设立的满洲军总司令部（7月14日司令部迁大连），后归辽东守备军司令部（1904年9月14日成立）统辖，司令部初设金州，同年11月6日迁大连。1905年5月19日，废止辽东守备军司令部，改称满洲军总兵站监部，旅顺、金州、大连3个军政署亦随之撤销。西宽次郎为第一任司令官。军政长官神尾光臣依据军司令的意图发给各地区军政委员的《有关支那人教育》通牒（辽东守备军副第2068号），是日本在满洲的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官发第一号令[3]117。主要内容为：在各城市设简易学堂；按条件每天授课4-5课时；授课内容按照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加授日语；经费由当地乡绅捐赠或公费；各学堂招聘日本教员[4]。在该通牒里虽然没有看到对日俄战争后教育的发展对日本统治满洲整体的影响，以及满洲的政治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方面的考虑，但是详实列举了当时日本在满洲实施的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5]，做为最早日本军对中国人实施的教育方针而被推行，也被研究日本在“满洲”教育问题的学者广为引用。

（二）《“关东州”公学堂规则》及各次修正

1906年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了《“关东州”公学堂规则》（关东民政署令第14号）。该规则的制定是由具有在台湾从事殖民地教育经验的旅顺学堂堂长中堂谦吉、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根据以“关东州”民政长官石塚英藏为首的台湾殖民地调来的官僚们的指示，把公学堂教育系统化的结果。蓝本出自1904年3月修订的《台湾公学堂规则》。《“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第一条规定：“公学堂是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实以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上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6]。对中国人教育三大基本方针：日语教育、德育教育、实用教育。其中日语教育是重中之重。民政长官石塚英藏在之后下达的《关东州公学堂教授要旨》里规定： “各教科目的讲授要相互关联补益，尤其是要灵活自在应用日语”，对汉语科目的讲授做了强调：“在讲授该科目时要时常明确其意义，有义务给熟悉日语学生用日语解释其意义”[3]119,希望能用日语讲授其他科目，体现了殖民当局对日语教育的彻底化思想。同时，对日语科目教育的定位为“培养正确了解他人的思想并能正确发表自己思想的能力”，强调日语不仅仅是会话等实用手段，也是需要注入日本精神、日本思想的[7]。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④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统治旅大地区，即“关东州”，于1905年9月设立天皇直属机构“关东州总督府”，本部位于辽阳，以防御俄国在北满洲的残余势力的军政为主要职责。1906年9月废除“关东州总督府”改组成立“关东州都督府”，总部移到旅顺，政务、军事等各职能分别接受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陆军教育总监等的监督。1919年废除“关东州都督府”，设“关东军”与“关东厅”，分别掌管守备和民政。都督大岛义昌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8]”

之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经过三次修正。1908年8月，根据前一年3月公布的《关东州公学堂官制》进行了第一次修正。涉及关注儿童身体发育；增加唱歌图画为主课；男女分离教育；学制由三年变为两年等项目，基本遵照日本国内的《小学校令》。1915年3月关东都督府以第9号府令公布了第二次修正，确立了把蒙学堂·小学堂与公学堂教育相统一的方针；把六年一贯制的课程改为四年初等科两年高等科；高等科增设理科和地理；为中途退学者发行修业证书等。1923年3月关东厅令第13号发布了第三次修正。每一次修正，都体现出日本殖民当局为适应时局状况，不时调整对中国人的殖民教育方针。

日本政府为保护《马关条约》对日本的利益并扩大在华势力，奖励日本人移民中国，20世纪初日本在中国开设学校及派遣教员，1905年起开始大量招聘日本教员。

（三）《蒙学堂规则》

“关东州”内的公学堂主要设立在各城市内，为扩大日语、日本思想对管内广大农村区域的影响，关东都督府也在农村部设立了简易初等教育机构，旅顺管内的称小学堂，金州管内的称蒙学堂⑤小学堂、蒙学堂名称的区分，显示出当时的旅顺学堂长中堂谦吉、大连公学堂长浅井政次郎与公学堂南金书院院长心得（履行院长职责）岩间德也的教育理念的不同，前两者认为小学堂的教育相当于公学堂的初等课程教育，而后者认为在蒙学堂里应该是比较实用的实业教育或农业教育。[9]。该名称取自清政府1902年颁布的《钦定蒙学堂章程》及《钦定小学堂章程》。

[73][77][79]《中国驻缅甸使馆关于十年来中缅经济贸易关系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00603-01。

1909年2月，金州民政支署发布《蒙学堂规则》（支署长告谕），开始了日本在金州管内的蒙学堂设立准备。蒙学堂设立目的是规制当地原有的书房教育，振兴初等教育来逐步强化日本的影响力[10]。规则第一条：“蒙学堂是对支那儿童进行初等教育的地方。在蒙学堂要留意学生身体之发达、实以德育、教授日本语、并传授日常生活上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11]8与公学堂规则有所不同的是德育先于日语的排序，这是考虑到在基本接触不到日本人的农村地区如果以讲授日语为第一目标的话，意义不大却能招来民众的抵触情绪等因素所致。

（四）《关东州普通学堂规则》

1915年6月公布了《关东州普通学堂规则》（关东都督府令第17号）。把旅顺大连的小学堂及金州的蒙学堂统一改设为普通学堂。“小学堂”是清政府的初等教育机构名称，在辛亥革命后改为“小学校”。“关东州”当局既担心“小学堂”的旧式印象，又不想混同于为日本孩童开设的“小学校”⑥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学堂”是指中国人教育机构，“学校”是指日本人教育机构。，“普通学校”又与朝鲜总督府的初等教育机构重名，所以才有了“普通学堂”这一名称。

在学年时间、学期、休业日、毕业证·修了证的授予、修学年限、职员构成、经费负担、学费征收等条款照搬《蒙学堂规则》，有所不同是只是把授课天数规定为每年最少240天；学级人数由40人改为“40-60人”。因为是对农村地区中国人子弟的教育，所以在第一条里虽然没有了教授日语字样，但在第四条有关教授科目里还是把日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修身课程。

二、设立各种初等学校

日本在“关东州”对中国人的初等教育，初期是以台湾殖民地教育为蓝本，以同化教育为目标，但是随后逐渐转换教育方针，变成适应“关东州”租借地这一特殊情况，为抑制中国人的反抗，允许汉语课程的存在。初等教育机构也随之调整，逐步完善并系统化。

（一）官立公学堂

官立公学堂是由“关东州”当局设立、经营并直接监管。学堂长全部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在“关东州”的第一所学校是1904年12月在金州军政署指导下金州十余名乡绅出资赞助于俄清学校旧址设立的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1906年9月该校由民办转为官办，校名改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正式移交给“关东州”民政署[13]。1905年6月大连公学堂，同年10月旅顺学堂开校[14]。之后，以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大连公学堂、旅顺学堂为样本，在重要地区均设置官立学堂，到1919年，相继设立三涧堡公学堂（1906年10月）、小平岛公学堂（1907年10月）、貔子窝公学堂（1907年10月）、普兰店公学堂（1909年7月）、旅顺师范学堂附属公学堂（1917年4月）[3]139，共8所。相比日本人寻常小学校的建校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二）普通学堂

日本在“关东州”施政以后，逐渐把当地唯一的教育机构——书房，纳入民政署长监管之下。当时，虽然公学堂和学生数量在逐渐增多，但却不及书房生的十分之一，公学堂及书房数量、学生数量对比如下表所示。金州民政支署长村上庸吉1910年1月发布《蒙学堂成立宗旨的告谕》：“我日本国在关东州守其土、治其民，必须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百姓。”1910年3月起，关东都督府在旅顺农村地区开设小学堂，最初设立的小学堂是由旅顺六会民务所设立的水师营小学堂营城子小学堂。同年4月在金州民政署管内华家屯会⑦会、村，是日本殖民统治时的行政单位。外十一会、5月在南山会外十会分别设立蒙学堂。4月在大连管内的大监岛、北泡子、大辛寨子设立小学堂。与公学堂的六年制不同，农村的小学堂和蒙学堂实行三年制，表面上是为日本殖民当局想在整个“关东州”内普及中国人初等普通教育，实质上是想切断农村地区传统的书房教育，让农村的中国人子弟也受日本思想的控制而设立的。

今年内，俄罗斯将出台一项今后20年的发展木材工业的新战略，将进一步增大对人造板业的推动力，包括有关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利益的条款。

表1“关东州”公学堂及书房数量、学生数量比1906年-1909年⑧关东都督府官房文书课.关东都督府统计书各年度。

书房数 书房生数 公学堂数 公学堂生数1906年 354 5579 4 176 1907年 561 11807 6 348 1908年 475 8581 6 680 1909年 624 8217 7 752

1915年关东都督府把小学堂及蒙学堂统合改名为普通学堂，定位为公学堂初等科教育，要确立“关东州”的殖民教育体系。把认可权由民政署长或支署长提升至关东都督，是为全面否认私立性质，统一“关东州”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制传统的书房教育。设立者是各地方“会”“村”，监督权握在民政署长或支署长手里，由各学堂长具体实施。虽然地处与日本人基本无接触的农村，但是对普通学堂仍然有教授日语的要求，日语教育的目的是“理解简单的文章，能办理日常用务”[3]170。

（三）书房

[1]关东都督府官方文书课《关东都督府施政志》［M］.1919：65.

普通学堂设立后“关东州”内公学堂、普通学堂、书房的数量及学生数量如表2所示，公学堂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学生数却稳中有增。1916年普通学堂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7所，学生数量也增加了5532人，但之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书房及学生数都逐步减少，而在1919年反日爱国的“五四运动”后有所增加。

表2“关东州”初等教育机构数及学生数1914年-1919年⑨关东都督府官房文书课.关东都督府统计书各年度

公学堂数 公学堂学生数 普通学堂数 普通学堂学生数 书房数 书房学生数1914年 7 1222 76 5804 76 1372 1915年 7 1039 77 7052 91 1857 1916年 7 1276 114 12584 52 866 1917年 7 1296 116 14412 47 882 1918年 8 1487 116 15002 48 975 1919年 8 1925 117 16329 83 1741

日俄战争时期，正值清末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学校教育近代化运动高涨时期，旧有的教育意识与建设近代学校意向一争高下。日本侵略者瞅准时机认为着眼学校教育就是侵占中国最有效的手段[12],大肆在军事占领区内监管办学。日本在旅大地区推行殖民教育政策时，关东都督府最初倾注力量的是初等教育。“关东州”内的中国人初等教育机构分为官立公学堂、公立普通学堂、私立书房三种形式。

三、招聘日本教员

（2）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的集聚特征。在2000年 “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 “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指导下，东部地区一些传统制造业开始逐步撤离，并转移到资源丰富、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早一步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

团场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积极报道活动，总结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好事例，做到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网站上有页，让广大群众了解活动的意义，知道活动的内容，看到活动的效果，选树一批典型，在全团传播正能量，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典型涌现出来，形成人人充当民族团结模范的良好局面,切实让团场不同民族的领导、干部群众涌出鱼水相依、休戚与共的深情厚谊，形成共同进步、共同学习、共同帮助、共同致富、全心全意维护好民族团结的氛围。

最先认为应该在“满洲”进行殖民教育的是当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川上操六、儿玉源太郎、福岛安正等人。川上在日俄战争后提出“大量接收他们的学生，进行保护熏陶，再派我方有力的将校教育整备他们的军队”。东亚同文书院的根津一曾在“关东州”各地考察，想在东北地区建立东亚同文书院分院。他们对教员的选用极力劝说要聘用日本人。在前述的《有关支那人教育》通牒中，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神尾光臣对学堂所聘教师有所指示：“教授科目遵照奏定学堂章程取舍折衷可加日语一科……聘用教师当然应该是日本人[3]118”。在日本人设立的学校里，不仅要求强力推行日语教育，而且要在修身、历史等科目中也要灌输“日本中心”主义，不仅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还要同祝“教育敕语⑩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发布的明确了教育基本方针的近代日本教学的最高指示，1948年6月废止。”颁布纪念日，达到思想同化的目的[16]。为达到这些目的，教育活动基本要靠日本教师来主导完成。而且，日本从俄国人手中“租借”旅大地区时，“关东州”内没有教师培养机构，日本殖民当局在开设公学堂以后学校教员基本都是聘用在日本国内从事过教职工作的教员，或是为推行台湾的日语教育模式而从台湾调来的日本教师，另有一部分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毕业生。之后颁布的《“关东州”公学堂规则》、《“关东州”普通学堂规则》都要求学堂长由日本人担任。除各公学堂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外，教员的半数以上也都是日本人[17]。日本施政初期时设立的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大连公学堂和旅顺学堂的堂长分别由岩间德也、浅井政次郎和中堂谦吉担任。三人的共同点是有教员经验、精通汉语。前者在故乡日本秋田当过教员，后两人在教员讲习所里接受过为中国人授课的师范教育，并有在台湾公学校任教的经历。

四、结语

[3]嶋田道弥.满洲教育史［M］.大连:文教社，1935.

参考文献：

在公学堂、普通学堂设立以前，“关东州”内有大约600间书房，约一万名学童[15]。随着公学堂、普通学堂的增加，书房数量急剧减少，1917年末降到最低点只剩47间。尽管如此，“关东州”当局认为书房的设备、教育有悖于“关东州”施政精神，要逐渐废止，并于1909年2月公布了《书房监管规定》，对书房的开设、教授科目增加日语、教师资格、设备等做了严格规定[11]8，使得传统的书房教育也成为日本对中国人子弟实施殖民教育的机构。

[2]小林英夫.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满州军政史［M］.日本：ゆまに书房，1999：5.

王老师：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课间与学生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说汉语也存在不少语法毛病，简直没法愉快地聊天了。

[6]关东州教育史 第三辑［Z］.75.

王祥打定主意，借着酒劲跟老道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道初时还出言挽留，但是看王祥去意已决，也没有要为难他的意思。王祥还不放心，怕最后还会牵连到自己。为了撇清关系，便提出要和老道立下字据，声明自己以10万的价格把玉器转让给了老道，这批玉器与自己再无瓜葛。

据统计，除却敦煌出土的幡画、佛像等文物，不计中国国内的非汉文敦煌文献，全世界的敦煌文献总计约在65000号，其中汉文文献58000号，非汉文敦煌文献约为7000号[1]。国内散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分布数量为：北京297件（包括国图藏291件）、上海10件、天津6件、浙江6件、甘肃6759件、台湾14件，共计7092件[6]。但这并不是敦煌藏文文献的确切数量，相关研究者指出：自1920年以后，留在敦煌的敦煌藏文写经，最少有3000卷左右的卷轴本和2000多张梵夹页流失，虽然在近百年来陆续面世，但目前所见卷轴本不过400卷，而梵夹页基本上只有十数页，所以继续搜集这批敦煌写卷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8]。

殖民地教育从制度上看是少数的支配民族（侵略者）对多数的异民族进行统治的比较容易的一种手段，结果就是越受教育民族的主体性就越容易被剥夺[18]。日本占领旅大后就开始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并通过灌输日语、日本文化达到对“关东州”地区的“文装武备”⑪“满铁”第一代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统治“满洲”的口号。有过台湾总督府初任民政长官、满铁初任总裁、外务大臣、内务大臣等经历的后藤，把包括教育设备在内的殖民地政策的间接设备称为“文装武备”，与“军装武备”相对应，与文化侵略、文装的侵略同义，是“举王道之旗行霸术”。控制。军政统治初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现实还是与日本“大义名分”上向中国提供近代化教育模式相左，也并没有提供超过中国近代教育程度的“近代教育”，于是不得不依靠军事力量来抵挡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抗。因此，在军政时期以军事管理机构（表面是文职官员实际受军管）发布教育相关的规则条例，以军事力量辅助开设教育机构，任用日本教员讲授日语相关课程，达到从思想上向中国人灌输“皇国臣民”意识，泯灭旅大地区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反抗思想的目的。

[4]竹中宪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1［M］.日本：柏书房，2000：166.

[5]平野健一郎.满洲的日本教育政策［J］.亚洲研究，1968－ 1969（3）:24-52.

法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成人教育的国家之一，尤其是二战以后，法国成人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由国家、学校、公司及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成人教育体系。法国成人教育在行政管理、资助体系、实施机构、培训方式及国际合作方面均有自己的独特经验。

[7]石刚.殖民地支配と日本語［M］.日本三元社，1993：45.

[8]宋艳秋.日本对旅大地区中国人的奴化教育［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1）：125-126.

GAS评分、ZBI评分、PDQ-8评分:利用大体评定量表、Zarit照顾负担量表、PD患者生活质量问卷统计。

[9]关东州厅内务部学务课.関東州の教育［M］.1941：16.

[10]竹中宪一.満州における教育の基礎的研究1［M］.日本：柏书房，2000：276.

[11]关东都督府官房文书课.关东都督府法规提要，1909：8.收于满洲[J]满洲国教育资料集成第三卷.

[12]槻木瑞生.「満洲」における近代教育の展開と満鉄の教育，刊于阿部洋编 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M］.日本：第一書房，1983：169－198.

[13]李延坤.“关东州”的殖民文化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2（2）：123-129.

[14]关东局.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M］.东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1936:195.

[15]平野健一郎.满洲的日本教育政策［J］.亚洲研究，1968－1969（3）:24-52.

[16]槻木瑞生.岩間徳也と「満洲」の中国人教育，［J］.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88（3）：115-128.

[17]阿部洋.旧満州のおける日本の教育事業と教育権回収運動、刊于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M］.日本：第一書房，1983：131-167.

李勇军(通信作者) 男，1979年生于陕西西安.现为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卫星光通信与网络，空间微波光子技术.

[18]磯田一雄.日本の植民地教育における教師と子供［Z］.共同研究「戦後50年の日本社会の変動の総合的研究」の 研 究 報 告，1995：27－61 http://www.seijo.ac.jp/graduate/gslit/orig/journal/communication/pdf/scom-11-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