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源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孕育于民族传统文化，是特定民族有机体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够为本民族多数成员所认同且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民族有机体的核心和精华，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激励、教化、凝聚和整合等作用。面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成员所面临的多元思想文化冲击的现实困境，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需求，在厘清民族精神的基本涵义基础上，分别从“整体”和“个体”两个角度探讨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因，对新时期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社会实践的升华和外部文化潜移过程中提炼民族精神，通过教育涵化提升民族素质，实现民族精神在民族整体和成员个体层面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增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素质和文化选择能力是十分必要的研究尝试。

一、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二维视角

民族精神是自民族诞生以来，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精华。伴随着民族的成长和发展，民族精神也经历着由传统到现时的发展过程，面临着承继历史并实践创新的发展诉求。可以说，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深层依据和主体形态，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和稳定发展的源泉。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开放，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势必带来民族精神的变化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选择与新的先进文化元素的融合这一发展角度审视和研究民族精神，提炼和宏扬民族精神。在明确“民族精神”研究基点的前提下，进一步确定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立论视角。有学者指出，民族精神是全民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即“民族精神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又是内化于个人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中的‘精神细胞’。[1]”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应是一个特定民族整体和民族成员个体两个维度交互实践的复杂的动态过程，故而有必要分别从民族精神的“整体维”和“个体维”两个视角分别探讨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因。

二、“整体维”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因

如前所述，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精华，因此它的形成和发展势必是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正如“希腊神话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得力于经济力的、力量的、技术的聚合力；而中国和希伯莱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则得力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2]，但是综合审视不同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基本动因不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累、民族社会存在基础的支撑和外在环境的冲突融合三个主要方面的综合作用。

（一）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孕育出民族精神气韵

我国学者张岱年在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是由一定的民族文化创造出来的”观点[3]。这里提到的“一定的民族文化”应主要指向该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既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又“纵深规定着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4]，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孕育出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气韵。对于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孕育而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而言，便是“孕育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尤其得益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从而为中华民族成员广泛认同，能够“维系和推动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主导精神”[5]。再如，韩国历史上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儒教也因此成为了韩国传统民族精神的动力，不仅通过传统社会形成了当时社会成员的意识结构，而且体现出韩国传统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还孕育出韩国现当代的重礼、重德、重纲常伦理的“家族式”民族精神。

（二）社会存在基础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动因

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孕育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更依赖于民族成员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如斯大林曾经指出，“形成社会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6]我们认为，社会存在基础作为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1.共同的地域、血缘关系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生物性基础

梁启超是我国最早论述民族精神的学者。1912年，他在《庸言》上发表了《国性篇》，以“国性”这一概念系统阐述了民族精神的形成问题，指出“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耳而合，群交之渐靡，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而这在“不知不识”之间便能深入人心的无形信条便源自于“国性”，即民族精神[7]。显然，梁启超先生认为民族精神形成最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人们拥有共同生活的地域和血缘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拥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思想交流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起独特的民族精神。可以说，共同的地域、血缘关系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生物性基础，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先天条件。正如，中华民族精神在原始社会便初显雏形正是源自于当时我国境内两河流域的河姆渡居民和半坡居民按照血缘关系建立起的氏族、部落甚至部落联盟的生活方式。

大区域范围路网评价方面，基于严重拥堵比例的方法较基于行程时间比的方法对高峰道路拥堵变化更敏感，其原因是重点刻画了道路出行拥堵所占的比例[11-13]，而行程时间比的方法则计算了全部样本，属于均值类方法，评价范围越大，平滑的效果越明显. 图1对比了基于两种模型计算北京市中心城区周一和周五工作日的交通指数，严重拥堵里程比例方法更体现出周一早高峰通勤拥堵以及周五晚高峰交通拥堵特性. 在评价大范围路网区域时，应优先选用严重拥堵里程比例方法.

2.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变革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是，关系民族发展的具有历史性意义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即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具有历史转折性的重大事件。正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创新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之一。此外，201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的重大突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大会上概括了四个“特别”的中华民族载人航天精神，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12]。如果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能够激发并创造新的民族精神内涵，那么一些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在给予民族成员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必定会激发民族精神的高涨。如中华民族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形成了“凝聚人心、克敌制胜”的抗击非典精神等。再如，日本作为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民族，在地震、火山和台风等恶劣的自然环境压力下，也形成了以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和集团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3.重大事件的激发是民族精神发展创新的应激性因素

灾难和困苦对于意志薄弱者来说可能是毁灭，但也可能成为激发人们斗志的力量源泉。对于民族有机体而言，一些重大的事件或事故可能会使民族消亡，民族精神衰退，同时也可能成为激发民族精神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一是，关系民族危亡的事件。有学者指出，“因为世界存在强权政治，存在侵略与被侵略，存在压迫与被压迫，世界上就会存在两种人，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10]当一个民族遭到压迫时，他要么选择在压迫中消亡，要么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之路，从而重拾民族认同感，重新定位民族价值取向，实现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创新。中华民族便是近代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凝结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救亡图存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对于韩国来说亦是如此，针对日本二战期间所推行的“民族抹杀”政策，韩国开始着手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恢复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为核心的新的生活秩序，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张扬。为此，韩国不仅专门设立东亚学术研究院，主要负责整理和研究韩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而且成立专门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旨在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将“韩国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今天的视点上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其结果还原于民族文化的底力上”[11]。可见，作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的民族，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激励着他们研究民族精神、提炼民族精神和发展民族精神，并且将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学者指出，“人的思想观念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联系，是随着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思想意识离不开他所处的具体环境。”[8]因此，社会制度以及在该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存在才是影响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最深刻的因素，而寓于社会制度之中的经济体制则是最根本的保障性基础。正如，儒学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儒家经典正是以封建社会血缘宗法制度和中国古代自然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凝结出的思想精华。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逐渐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新经济因素的融入，使中华民族传统的礼法制度日渐衰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衰微，中华民族精神的“元气”不振，究其原因正是封建专制政治的长期统治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碰撞下封建制度的动摇。直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制度逐渐确立并不断完善，再次统一和凝聚起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意志，在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探索过程中逐渐激发和调动起了中华民族成员的精神力量，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时代性内涵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精神整体的发展、创新与升华。正如列宁所言，“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9]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多数民族成员，激发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具有巨大的作用。

长跑比赛结束后，班主任汪老师决定开一个主题班会，让张海涛发表胜利感言。没想到张海涛红着脸走上了讲台：“其实我主要是凭借‘田忌赛马’的技巧，战胜了那些比我强大的运动员。”

[2]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208.

[6]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36-437.

一是利用长江流域灌溉试验站网，依托长江流域农村水利协作网，联合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开展农业灌溉基础数据监测采集，加强农业节水减排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研究，探索集成优化节水减排技术组合，完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标准体系，为灌溉制度制定、灌溉预报、农业高效用水管理、现代化灌区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对流域涌现出的节水灌溉新技术、新工艺、科学灌溉制度等进行总结提炼，因地制宜地推广实用农业节水新技术。三是加强农业节水新技术的培训，提高基层水利技术人员的节水意识和节水灌溉管理水平，让节水优先的理念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众所周知，民族精神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由全体民族成员共同创造，为全体民族成员所共有。但是，在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有机体中部分优秀分子在带领人们创造和发展民族精神，在整理、提炼和升华民族精神中担当着重要的主体性角色。这里我们所说的民族优秀分子既可指个体，又可指优秀组织或团体。譬如，美国独立至内战期间开启的“西进运动”在带来西部大发展的同时，语言文化上的混乱也日益突显出来。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针对这一现象，于1828年编著了《美国英文大词典》，突出了美国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特色，对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13]。与韦伯斯特作为民族优秀分子个体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相较，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便带领中国人民投身到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组织的形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开拓者和创新者，是推动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形成，中华民族精神整体全面发展的主体。实践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逐渐升华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抗拒外侮等精神风貌，创造性地提炼出新时期的抗洪救灾、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和载人航天等民族精神。

（三）“文化潜移”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助力。

“文化潜移”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是指“由于社会的接触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两个或多个社会发生直接而持续的接触时，也就开始了文化潜移过程”[14]，而文化的潜移会使相互接触的两个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其中必然包括社会价值系统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来自于民族有机体之外的其他文化主体的“文化潜移”是对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助力，而这里所说的“潜移”包括民族有机体主动选择的潜移过程，还包括因外在文化环境压力民族有机体被动适应的潜移过程。20世纪初，“五四运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彼此结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也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形成了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创新等新的民族精神内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和发展便是在文化冲击下，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优秀民族成员主动选择文化潜移的结果。再如，日本的民族精神，尤其是民族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便多来自于主动从文化交流中所汲取的能量。历史上，日本曾经历了“唐化”—“欧化”—“美化”三次较大的域外文化学习：隋唐时派使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平假名，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明治维新时派人出使欧洲，向英国学习富强之道，向德国学习强兵之术，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战后，日本全盘学习美国，发展科技，开展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日本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为民族精神的发展创新增添了时代活力。除了民族有机体主动选择的文化潜移之外，外在文化环境压力下民族有机体被动适应的文化潜移也同样是民族精神创新发展的助力。正如，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打破了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发展的局限，而开始向世界范围拓展，在加深了我国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必然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竞争、创新等文化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潜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当中，不断与中华民族精神在冲突和碰撞中实现融合与发展。

三、教育到自我教育——“个体维”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社会存在基础的决定性影响与外在“文化潜移”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整体维”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那么“个体维”民族精神的形成则必须在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观等精神气质的教育环节完成，当个体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判断能力之后，才能通过自我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和文化践行的自我教育过程实现个体民族精神的发展自觉。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须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显然，在“个体维”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教育是帮助个体形成对民族精神的初步认知，帮助个体形成自我价值选择、判断和文化践行能力，实现个体民族精神由自发向自觉转化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并试图找寻出有助于个体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教育创新之路。

[8]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2007:96.

个体民族精神的培育是一种价值教育，教育效果受到受教育者的态度、立场和情感等主观因素影响，因此学者们十分重视对民族精神接受问题的探讨，并认为“强调教育内容中个体道德的相对性、教育途径和方式的间接性和实践性，以及教育对象的自主性和教育场域的全面性”[15]的隐性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关于隐性教育外延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四个维度：包括场景载体、活动载体、行为载体、网络载体和心理咨询载体在内的“五形态论”[16]，涵盖专业学科教学、学生管理工作、学生服务工作、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四类型论”[17]，由隐性课程、文化传统和环境情境构成的“三形式论”[15]131-137和以实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为目的，在学科教学过程中融入道德教育因素的学科德育。在个体民族精神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我国主要从环境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宣传载体和学生管理服务载体等层面着手，常常忽略具体学科对民族精神培育的应有作用，具体表现在传统课堂教学重书本知识的原样传授，忽略对教材内容深加工而缺乏对民族精神的渗透，尤其缺乏对民族精神人文化性的探讨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挖掘。

2．3 2007－2011年西城区协助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以下称新筛中心）追访情况 5年中北京市新筛中心仅10%的可疑病例需要区级层面协助追访，其中PKU可疑异常4例，CH可疑异常31例，追访后复诊率分别为83．87%和50．00%。见表2。

从民族精神的人文性来看，李宗桂先生认为，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人文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所秉承的“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贯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均表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或言中华民族的精神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内核[18]。从另一视角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则必然彰显特定民族精神意蕴。对于哲学而言，它产生于特定的民族环境下，受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条件与民族社会交往实践情况等的影响，同时其总体特征又体现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 、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19]。譬如，中国哲学侧重于伦理和政治，而西方哲学多重视科学和思维；中国艺术以写意为主，而西方艺术多倡写实，其中的差别与相应学科的民族性差异不无关联。而社会科学从本质上来讲，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是其存在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科学发展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生长点，以及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和制高点就是民族性。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具有国度和民族的本质属性。”[20]综上可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是培育和宏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在个体维度生成和发展自觉性的学理性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民族精神教育功能已受到重视。譬如，美国不仅倡导将民族精神教育与学科教育结合进行渗透性隐性教育，而且很多高校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课堂教学的载体作用，开设历史、地理和公民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向学生渗透美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还将政治、教育、心理和文化人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道德教育相结合，从跨学科的视角开拓德育新视角，也为美国民族精神的教育融入了更加科学化的因素[11]53-59。此外，韩国专门成立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旨在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实现韩国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现实视界的整合，成为了韩国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对于我国来说，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中国历来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倡导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求善和求美精神，相比之下因缺乏近代实验科学的底蕴使中国对真的追求未及善和美的纯粹或更具中国特色。可见，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底蕴的民族，进一步挖掘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内涵和教育内容，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及其文化的载体作用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更具理论的创造性和实践的适切性。

图1.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动态简图

四、结论

如前所述，民族精神是特定民族有机体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够为本民族多数成员所认同且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民族有机体的核心和精华，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激励、教化、凝聚和整合等作用。从整体维的角度来看，民族精神是在特定的地缘和血缘基础上自然萌发，再经过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本民族成员的社会实践推动以及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民族整体的精神意蕴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一则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使民族成员个体受到民族精神的鼓舞、激励与统合，再则需要通过全体民族成员在实践中丰富和拓展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在对整体维的民族精神进行宣传和教育时，便开启了个体维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必须经历由教育到自我教育的历程，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人类对于他的民族精神和本质，对于他和这种精神的原始统一，必须获得一种自觉[21]。换言之，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动态过程。

然而，在这个由“传统文化孕育——社会实践推动+外在文化潜移”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三个环节在不同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从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正如朝鲜和韩国，他们拥有同一地缘和血缘，也有共同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在他们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分化时，民族精神的内涵便会呈现出较大差别。同样的，相似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未必会带来相似的民族精神，正如民主意识、自由、平等和严谨的价值观念成为了现代德国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反观现代德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可以发现，自从普法战争胜利之后建立起了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虽然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体系上与众多西方国家有很高的相似性，但民族精神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却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德国社会在二战之后致力于营造的民主、自由、严谨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氛围。显然，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实践过程，须在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开展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外在文化精华以实现民族精神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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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是大型体育赛事运作成功的外部保证。2011年第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得到了贵州省政府与贵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与运动会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基本都是“特殊事情，特殊对待，优先办理”，政府的积极支持是大型体育赛事运作成功的主要原因。2010年四川成都“IDSF世界杯标准舞暨中国成都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的赛事组织中，四川省政府与成都市政府不仅在筹备时期就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拨款作为赛事筹备的运作经费，并且主要的市政府领导也在赛组委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方面，就生动地诠释了“政府搭台，部门主导，商企唱戏，共谋发展”。

4.民族优秀分子的积极作用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主体动因

1)当NH(q)>Q*时，收益表达式为(36)，对公式(36)分别求q，α，β三者的一、二阶导数，求解最优的订货量以及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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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处于收缩状态时（见图1a），扭簧作用下4杆机构处于内收状态，活动窗扇重叠与固定窗扇内侧，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对活动扇页及联动机构的冲击。此时车窗净开度不为2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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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车销售+自充电模式。该模式是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将电池和裸车一起销售。该模式下能源供应商建立基础充电设施，由车主自行充电和维护电池，这种模式主要是“白天开车，晚上充电”。在这种情况下有几点弊端，首先，当电动汽车普及到一定程度时，大家都集中在下午下班或者晚上充电，这时供电压力很大，对城市基础用电容易产生不好的影响。其次，当车主自行充电时，很难对电池进行保养，电池使用效率大大降低，本来每组电池可以使用500次，变为可能使用200次就不能使用了。这导致电动汽车的使用价格明显高于传统汽车，并且还没有传统汽车方便，使得市场竞争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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